周启来，孙鹏程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巴赫金边界思想渊源探究

周启来，孙鹏程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巴赫金的边界思想与康德的二元思维模式、索绪尔的二元区分思想有着内在关联。康德、索绪尔的二元对立区分思想给巴赫金留下深刻的思想烙印，然而，巴赫金却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找打破区分、实现沟通的可能性，探求多元共存。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对边界问题的独特认识，正是建立在批判与发展康德和索绪尔的二元区分思想的基础上的。同时，作为边缘人的巴赫金所特有的边缘处境以及宗教信仰，都共同塑造了巴赫金的边界思想。

巴赫金；边界思想；康德；索绪尔；边缘人；宗教信仰

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等人认为：“一个推动巴赫金全部思考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差异？‘差异’是现代哲学思想的首要问题，德里达的‘差延’只是晚近以来显赫的例子之一。使巴赫金在这一传统中卓然而立的是他将各项差异理解为一种并存关系。”[1]17巴赫金对“差异”的追寻、探讨和理解也直接决定着其在民间文化思想中对待边界①就俄文“граница”一词的翻译在中俄语境中是否存在差异问题, 笔者曾向《巴赫金全集》主要的翻译者、著名的巴赫金专家白春仁教授及主编钱中文先生进行了请教. 白教授认为: 俄语中边界边缘义有多种表述, 但巴赫金常用一词, 即граница, 通译“边界”, 用时或强调“非中心”, 义近汉语之“边缘”; 或强调两物之区别, 如不同民族文化以边界区分, 文学与哲学也以边界区分, 文化边界之外已属非文化、野蛮、无序. 事物之变化往往起于边界, 故巴氏认为“边界”是个重要范畴. 钱中文先生认为, 巴赫金著作里不少地方使用“界限”、“边界”、“边缘”、“边沿”, 甚至“界线”, 大体源于俄语граница (复数границы)一词, 上述中译除“界线”外, 其他几个译法都可使用. 本课题在论述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的边界问题时, 不得不根据语境需要, 分别使用“边界”和“边缘”. 在论述权力视域下的边界问题时, 会更多地使用“边缘”一词, 以突出文化权力下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的界线问题在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的特殊意义. 在论述怪诞文化视域下的边界问题时, 会更多地使用“边界”一词, 以突出边界变相在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论述民间语言视域下的边界问题时, 会同时使用“边界”与“边缘”这两个意解.的态度。差异是界线和边界存在的前提，反过来，边界又彰显着差异性。那么，巴赫金是怎样看待其民间文化思想中一系列的“差异”问题的呢？他关于边界问题的思想渊源在哪里？康德、索绪尔的二元对立区分思想对其思想的形成有何影响？边界问题在巴赫金的民间文化思想中有何特殊性？它与以往的区分模式有何不同？这些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从康德、索绪尔到巴赫金

在巴赫金的学术生涯中，康德和索绪尔对其影响是多面且深远的。巴赫金的边界思想就是在批判继承康德、索绪尔区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康德的二元思维模式

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领军人物，从1781年起，康德在10年里先后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哲学著作，它们分别阐述了康德的认识论思想、伦理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构成了“真”、“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了“批判时期”。“批判哲学的基本要点，即把思维和存在、科学和信仰、认识和实践通过不可知论而绝对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以相互隔绝的形式使双方避免摩擦和冲突，来达到调和双方矛盾的结果。”[2]确实，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感觉不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的论说，这就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以相互隔绝的形式来达到调和双方矛盾的结果实际上是对矛盾的悬置，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调和。“康德极力解决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便越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挖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用自我意识、感觉去解决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问题，认为统一的关键是用主体的自我意识去反思客体的本质，解决主客体统一的根本机制在于主体的统觉能力。然而，康德又在人们面前竖立起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自在之物，提出人们只能认识世界的现象，无法达到世界本身（自在之物）。其中现象不反映自在之物的任何性质，使现象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无法沟通的巨石和鸿沟。”[3]康德的二元思维模式，其根源在于康德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现象界是可以认识的，这就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问题；而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只是人们信仰的对象，诸如自由、上帝、灵魂不死等，但是物自体的这种道德信仰必须在现象界实现，因而康德又在《判断力批判》中将两者的鸿沟给与沟通。所以康德二元思维的根源在于他对世界的二重划分，而他的这种将世界二分法也与他对当时经验派和理性派论争的思考分不开的。

（二）索绪尔的二元区分思想

作为语言学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的索绪尔，颠覆了先前的那种“有关个别性言语行为的语言学”[4]的研究范式。这种颠覆直接体现在索绪尔对语言系统的差异性把握上。对差异性的分析与探讨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诸多语言二元对立区分模式得以建立的前提。这种二元区分直接体现在索绪尔对宏观与微观语言学的研究上。索绪尔将语言学划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对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又分为两个向度，即言语的语言学和语言的语言学。他从历史语言学（即演化语言学）与共识语言学（即静态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的语言学，又从内破与外破的角度来研究语音；他从物质实体与抽象实体角度来研究语法，又从不变性与可变性的角度来研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等等。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从差异角度论述了共时语言单位的价值形成问题。索绪尔说：“如果价值的概念只是由它与语言中其它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构成，那么对它的物质部分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它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5]语言单位的意义直接体现在语言要素的差别上，没有差别就不会产生对立，没有差别和对立，语言单位之间就无法实现区分。只有单位之间有了差别，人们才会有分辨的余地，也只有这样，语言才能表现出一些细致入微的思想，负载着迥异的信息。所以，差异性、区分性使语言单位相互对立而存在。因此，语言边界就在语言单位的对立和差别中竖立了起来，边界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这种区分对价值形成所具有的作用上。索绪尔认为对立和差别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对立和差别本身只是使价值得以形成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语言单位都有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个性与价值。人们通常通过个性、特征来识别、区分不同的事物。可以看出，处于边界地带的二元或多元的差异体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性，表达着不同的意义，都具有价值。

索绪尔把二元区分的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到语言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变革，二元的区分模式的意义也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索绪尔多次不厌其烦地使用二元对立偶分方法，不仅说明他对这种方法十分纯熟，而且说明他对这种方法十分钟情和热爱；说明他在自觉地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来为自己的论证服务。索绪尔的二元对立偶分法，是继黑格尔之后的辩证法的又一高峰，对后世诸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6]索绪尔二元区分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些思想在巴赫金的学术著作中也时有闪现，巴赫金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其深化了。

（三）巴赫金的边界思想

巴赫金对康德思想的痴迷从童年开始，他从小就懂德语，“稍大一些，十二、三岁时，我已开始看严肃的古典哲学了，其中康德我很早就知道。很早就开始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7]409成年时，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中首先讲的就是康德学说，巴赫金承认自己是个入迷的康德主义者[7]479-480。1924年，他还在列宁格勒放肆地以康德主义者的面目去作哲学报告，这也是导致巴赫金日后被发配到异乡的原因之一。1929年，国家政治安全局以巴赫金曾经不合法地讲授康德这种唯心主义性质的课程为由将他拘捕。可以说，康德的思想对巴赫金的影响是重大的，康德思想中深厚的二元对立区分模式深深地影响也启发着巴赫金。作为巴赫金重要理论之一的复调理论就直接将二元论推进到了多元论。对话是复调理论的精髓，对话中的多声部体现着多元的思想。

巴赫金深入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论主张。巴赫金突破了索绪尔对语言所做的共时的静态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不受历史影响的语言是没有的，语言总是产生在一定的语境中。巴赫金对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进行分析，指出人的思想是通过符号来呈现的，而符号的功能则是为了人们的交往。巴赫金认为索绪尔对所指和能指的区分也是偏颇的，所指与能指只能用来说明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所指与能指的功能并不是永不变化的，尤其是当词在不同语境中变化的时候。

从逻辑上讲，康德和索绪尔的思想中都设立了二元对立的区分模式。巴赫金的边界思想表现出了不同于上述传统区分模式的新的对立关系。这种新的对立关系时常被学者们所忽视，致使有些学者认为：巴赫金有意地颠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他又不知不觉陷入了主流与边缘这种新的二元对立之中。学者们忽视了巴赫金设立二元区分模式的意义，多将目光放在“划界”上，忽略了巴赫金对待边界的态度。“在探讨这些二元性时，巴赫金首先强调的不是处于人类经验中的那些对立的二分性，而是使这些二分法沟通的各种策略。”[1]112所以，划界这一形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既定的界线及破界的策略。巴赫金不是注重划界，而是重在破界。在巴赫金的文化理论中，“界”是历史地存在着的，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存在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揭露和颠覆。巴赫金所坚守的民间立场为论证这一问题提供了肥沃而深厚的土壤。主流与边缘的划分首先暗示了文化存在的多样性问题，同时也暗示了文化的不平等问题。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外围，作为人类极其重要的生存样态的边缘文化有必要从主流文化所造就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解除被压抑、被钳制的状态，争得自身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天平上，巴赫金明确地将自己的文化立场转移到民间这个文化基点上，他重视边界，强调边缘，批判官方文化，揭示原有的文化秩序的不合理性。他努力犁平文化鸿沟，但不是简单地去调和，而是清除不合理的文化权力，即官方文化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样文化的共存、对话、交流。巴赫金之所以特别青睐民间文化，其原因就在于他明确认识到：处在边缘的民间文化也处在权力的边缘，正是在这里，文化多样性和自由沟通、融合才成为可能，文化才真正具有生机活力，它预示着文化的未来。

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的边界问题不是静止的。巴赫金强调界线的两重性，他始终在寻求一种两极易位，他跨越了一极独白与两极对立，“巴赫金提出的难题之一是，既要避免从包罗万象的‘一’出发进行思维，同时又要避免一切事物化为一连串的二元对立。不要辩证法的非此/既彼，而要对话主义的既/又。”[1]14巴赫金在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中寻求具有活力的文化模式，他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变“二元对立”为“二元共生”或“多元共生”，也就是在承认事物间的矛盾性、对立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他强调边界、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改变中心与边缘的传统关系，实现文化间的对话，实现文化多元共存。

二、巴赫金作为“边缘人”的边界意识

巴赫金边界思想的形成与巴赫金的边缘身份、民间立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巴赫金总是用外位视角来审视人和文化，这也彰显出了巴赫金迥异的边缘人品格。边缘人的呐喊使那些处于中心的体现着权威性的抽象规则暗淡无光，巴赫金对边缘的维护与钟爱也是对任何权威中心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能的抗拒。

巴赫金一生历经了被逮捕和流放、战争、饥饿、病痛、强制性集体化、肃反等一系列让人不寒而栗的事件，可谓命运多舛。1929年底，巴赫金被改判流放到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库斯坦奈，从此，他失去了与学术中心对话的机会。虽然处在文化、学术边缘长达三十余年，但这并没能阻止这位真正的思想家追求真理的脚步。在当时苏联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巴赫金这种边缘处境，使他成为俄国政治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中一个十足的边缘人，而由此形成的边缘性文化品格与思维却深深地蔓延在巴赫金的思想中。

巴赫金在论述拉伯雷时指出了边缘文化的非中心、非主流特征。巴赫金的边缘人身份影响了他文化研究中的民间立场，而这种民间立场又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边界问题的研讨基调。巴赫金在民间和民间节日的广场上，找到了人的相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在那里，理性确立的边界被颠覆，思想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生命的感性生存原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边界成为了民众狂欢的居所、自由的象征。对边缘文化的关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自由精神，都使巴赫金边界思想呈现出亲民性的价值取向。

在谈论拉伯雷与巴赫金的共同之处时，美国学者霍奎斯特认为：“早期文艺复兴与俄国革命都是关键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新旧交替的时代。它们都在自己时代的人们心中引发了一种对激进变化的强烈意识，都是时间序列中的一次断裂。因而，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们不管愿意与否，都被置于历史的浪涛中。”[1]384拉伯雷和巴赫金所处的时代，都是激烈动荡的时代，社会变革过程中都伴随着不稳定因素。个人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与历史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时代的变化和断裂，使处于时代中的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舞台与看席、演员与观众界线的打破，在其各自的时代，都是促使两位作者醉心于消弭一切界线的重要的原因。他们都迷恋于各种因素非同寻常的结合、混同、交融，而这些因素在其它时代或正统的评论家看来，是彼此排斥的。”[1]384新旧交替时代是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解纲、重组之际，从而为两位作者提供了消弭种种界线的动因和机缘。“巴赫金提出他的反意识形态，不是通过正面批评斯大林主义，而毋宁是通过与之对话。”[1]397巴赫金的民间文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出了社会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是指向前苏联官方的。巴赫金通过对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间的等级对立的阐释，揭示出权力在建构两种时间秩序（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和两种空间秩序（庙堂与广场）中的作用的真相。在巴赫金那里，边缘文化成为他阐释种种文化权力、展开文化批判的立足点。狂欢节身体界线的模糊使民间成了反抗压制的堡垒，巴赫金将斯大林统治下形成的“颠倒等级制”的现象运用到了对民间文化的阐释之中，但与斯大林强调等级结构不同，巴赫金似乎在宣扬一种普遍的民主化，主张给予卑微弱小者权力，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平等。对文化的边界问题的重视及对文化边界特征的描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巴赫金对压抑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形式。

三、巴赫金的宗教信仰与边界思想

巴赫金出生于东正教教民的家庭，他在童年便受到俄国东正教的教育，而他自己也是基督教徒身份。“早在1918年，他就在涅维尔的一个公开大会上参与了热烈的公开讨论，并对宗教作正面的辩护。”[8]浓重的宗教生活氛围，让巴赫金的理论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色彩。“在巴赫金看来，宗教思想不是狭隘的学问。他拒绝将宗教与其他所有问题割裂开来，特别是那些同语言、社会及自我的本质相关的问题……使巴赫金卓然而立的不是他关于基督人格的理论，而是他用这些观念更新了神学之外的领域。”[1]110巴赫金把他的宗教思想融入到了社会学、文学、文化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当中，扩展了这些学科研究的领域。“神学不可回避的二元性（人/上帝，精神/物质）经由符号/所指的二元性而处于语言的核心。”[1]111将神学这种二元性引入语言的研究领域中，词就超出了纯粹的物质性，拥有了另一层次的意义，词也具有了二元性的用法。“巴赫金的神学还植根于这样一种基督教传统：尊崇现在、人性以及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传统无法理解保罗主义对此时此地的轻视，这是一种对身体的厌弃。事实上，历史存在的直接性以及对物质的关注，这两方面长久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关键。巴赫金的这些宗教思想也深深地反映在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中，尤其是影响着他的民间文化思想中边界问题的形成及其特征。笔者认为，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一系列的二元思维模式与巴赫金的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表现出的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身体与精神等一系列的二元思维的确立，与其立足于边缘，站在民间立场上阐释民间文化是分不开的，这也使巴赫金的民间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亲民性”，这一点与东正教的精神是一致的。

从宗教思想入手来探讨巴赫金民间文化思想中身体的边界问题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基督神学思想往往是肯定精神而贬低身体，但东正教思想却对身体有独特的看法。“东正教礼拜还有一个特点应当特别注意，这就是它的宇宙主义。东正教礼拜不仅面向人的灵魂，而且面向全部受造物，这种礼拜也使全部受造物得到圣化。”[9]169巴赫金在论述怪诞身体的时候，人的边界不断地弥散扩张（即人体器官向它的自然范围之外的扩大），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世界物质变成潜在的感官，变成人体，从而使怪诞人体的边界变得模糊了。“然而，人是肉身化的灵魂，是宇宙存在物；在人身上生活着宇宙，宇宙同人一起圣化，”[9]170在东正教教义中，与基督的精神一起复活的还有基督的人性的肉体，也就是说肉体也可以成为永恒，这与历史上只强调精神原则而忽视肉体原则的基督教之间有着实质区别。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巴赫金关注身体的神圣性也表现出对基督神圣躯体（神成肉身）的迷醉。对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来说，基督具有神人同体性，从这个方面讲，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身体界线问题的描述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东正教思想为巴赫金的民间文化思想打下了明显的烙印，“不难看到巴赫金是怎样憎恶空洞的、形而上的世界观以及是怎样拥护狂欢节感官哲学的，这远不是巴赫金与基督教的疏离，而恰恰就是从宗教的某些方面而引发的，这些方面提供了连接思想与肉体、词与行为的强有力的模式。”[10]

巴赫金的边界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品格。从边界视角来审视文化，有益于对文化作出整体的概括与描述，也有利于拓宽我们的思维空间，这更显示了其边界思想渊源探究的意义。

[1]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崔奎斯特. 米哈伊尔·巴赫金[M]. 语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 杨祖陶.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40.

[3] 曹兴, 姜丽萍. 两极理性: 德国人的哲学智慧[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66.

[4]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16.

[5]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明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64.

[6] 刘富华, 孙维张.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151-152.

[7]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 顾业铃,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8] 孔金, 孔金娜. 巴赫金传[M]. 张杰, 万海松,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60-61.

[9]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 教会学说概要[M]. 徐凤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0] Coates R. Christianity in Bakhti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4.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Bakhtin’s Thought of Boundary

ZHOU Qilai, SUN Peng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Bakhtin’s thought of boundary has internal relevance with Kant’s d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 and Saussure’s dualistic thought of distinction. Kant’s and Saussure’s thought of dualism left a deep imprint on Bakhtin, however, Bakhtin took this as the start point, look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distinction and achieving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seek for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Bakhtin’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boundary in his thought of folk culture was just built on the critique and development of Kant’s and Saussure’s thought of dualism. Moreover, the marginal situation, which was peculiar to Bakhtin who was as a marginal man, together with his religious beliefs, shaped his thought of boundary.

Bakhtin; Thought of Boundary; Kant; Saussure; Marginal Man; Religious Belief

(编辑：付昌玲)

B089

A

1674-3555(2011)06-006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6.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1-04-21

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YK2009086)

周启来(1981- )，男，吉林德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