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回归真实的中国政治世界
——评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杨志军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中华帝制留给近代社会的遗产丰富而迷离,1949年之后的新时期留给当代中国的启示却是动力十足。进入21世纪,在“经济繁荣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突显期”共存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回归到真实的中国政治世界,从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以及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四个层次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如何治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未来道路,审慎乐观地探寻中国政治的成功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学习、研究及实践运用和检验价值。

帝制遗产;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挑战;政治转型

“治理中国”是一个集理念、过程和目标三者并重的概念。作为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观察家(China-w atchers)之一,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其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从缕析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入手,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历程,最后着眼于当下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提出颇富创见的转型目标及策略。全书试图回归到真实的中国政治世界,期冀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此展开详细述评。

一、如何理解真正的中国政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专制时代的中国一直都在“历史周期律”中摇摆循环,改革时代的中国则是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国专制王朝政治的最大特征就是皇帝作为官方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国家统治的最高权威,不受任何正式的法令规章制度的约束。其间充斥着皇帝与政府官僚机构、内廷与外朝、忠臣与奸臣等紧张关系,同样也充满了政治权术、军事阴谋、官僚堕落和社会动荡。这种制度始终无法解决具有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强势领导者和寻求提升自身特权并要求确保稳定和繁荣的强势行政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无法摆脱农民起义的厄运。李侃如将大多数朝代衰落的因素总结为:内部腐败、政府机构纪律松弛、社会动乱四处蔓延、意识形态锐气消沉、皇亲国戚势力膨胀、软弱无能的皇帝继位、军人相对文官的地位上升,凡此种种,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挑战者迟早会聚集起充分的力量来推翻朝廷。而后可能经过几年或是几十年的内乱与空位时期,他们将建立自己的王朝[1](p.23)。这些病症是如此的顽固,以致于它们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感染着每个相似的历史时代。

然须知,封建专制或封建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我们熟知熟用的连带词,却是不可同意而语。萧公权先生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和近代国家”,同时,又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思想划分为四个时期: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和成熟时期。他认为,封建与专制两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封建天下为合法之分割,专制天下为绝对之一统而已”。专制天下时期政治思想主要趋势有三:(1)儒家思想由拥护封建制度一变而拥护专制政体,成为二千年中之正统学派。(2)儒家势盛,而法墨同归失败。(3)儒道二家随社会之治乱,互为消长[2](p.9)。因此,断不可以专制天下的眼光来盖棺定论封建天下之孔子,切不可将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变成大一统、家天下、皇帝专制制度随行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恰恰是历朝历代常见的景象。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黄仁宇则从大历史观的角度作了技术性的考察。他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 ich)。其意为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之所以如此,盖因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货币化和数目字管理[3](p.264)。到了近代社会,新旧理念并存,新旧力量角逐,新旧体系不能融合,上层机构与下层民众严重脱节,革命情怀迷袅于中华大地,根本无力形成制度性的经济和法治管理方式。直到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面包”的中间层次才真正孕育和逐渐形成。

李侃如在书中从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层次来剥解中国政治的演变轨迹,沿着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主轴,执着于追求中国政治的真实面目,试图揭开治理中国的道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中国具有超大社会规模、国家内部管理活动的极端复杂性以及传统文化和历史感的厚重三大要素,任何一个达致有效的决策活动在执行过程中都将深深地掣肘于传统惯性和现代性的张力,中国政治在经过历朝历代不同时期的特征分析后,还是要回归到现代政治分析的框架来重新进行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当代政治活动都将成为历史,历史与政治具有天然的联姻关系。政治时代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政治手段来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都不能离开创造性的政治活动。因此,正如书中所言,“如果中国想要保持稳定和保持在它所寻求的上升的经济轨道上,那么,坚定不移的政治改革努力就是必须的。政治改革问题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走势如何,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1](p.342)。

二、清朝帝制的没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清王朝正式结束于1912年2月12日,这也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结束。综观历史,只有清朝的衰落带来了彻底的革命。对于衰落的原因可以做这样的直观理解:“这样前所未有的结局由两个因素共同造成:一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造成王朝衰落的传统因素如孱弱的皇帝继位、普遍的腐败、频仍的水灾和地方暴动一直存在并占了上风,结果导致了清廷的虚弱;二是工业化的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它使中国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需求和由此导致的种种危机。”[1](p.21)另外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推导性的解释是:“中国官员觉察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于是做出自认为尚能应付的最低限度的回应,而后便遭遇到两种困难:一是他们的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了新的问题;二是这些措施不足以应对最初的挑战。整个问题滚雪球似地从外围发展到核心,最终撼动了王朝及王朝体制自身。”[1](p.24)

不管做何解释,清朝帝制的没落应该归结为四个字:内忧外患。清王朝恰是在勃兴时期出现和珅式的腐败,晚清时期大规模的卖官鬻爵用以筹措资金虽为李鸿章用作正途却做了歪解,皇帝的孱弱肇始于咸丰皇帝听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暴毙于承德避暑山庄。民众在无法抗御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动荡面前,最好的选择除了默默承受,就是揭竿而起。19世纪中期出现过四次大的起义,它们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捻军起义(1853-1868),西南回教起义(1855-1873),西北回民起义(1862-1878)。”[1](p.22)尽管每次起义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特征,影响力和规模也不等,但加总起来已经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在外忧方面,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甲午海战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都像火钳一样深深的烙在当权者和国民心中。尤其是日本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远比西方此前对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震撼中国。中国文人和官员将其满腔怨愤直指清朝统治者,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政治精英开始奋起,挑战清朝统治和整个制度,本已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终于没能坚持多久,在革命之势燎原、体制内力量分崩离析的困境中彻底坠落。在此过程中,不论是革命者还是效忠清朝的人,都在不顾一切地希望实现所有中国人共有的目标:使中国在西方和日益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时代富强起来。

随后,在种种难以厘清的不同势力和派系中,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两大政党主导了中国政治舞台。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迅速走上历史前台,开始了从崛起到夺权的曲折道路。我党在复杂而又广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先后经历了六个阶段:(1)工人运动(1921-1923);(2)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1924-1927);(3)转向农村(1929-1934);(4)战略性撤退(1934-1935);(5)延安时期(1935-1947);(6)解放战争(1947-1949)。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共同反抗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各种方式总是会在关键时候取得成功。正如李侃如所说的,“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号召,无论他们号召的群体是什么,也无论政治运动在哪里发生,他们都是成功的”[1](p.60)。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机智地运用政治动员来支持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入侵和内部严重的腐败与派系斗争。

总之,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了一种证明自己是唯一可以取代国民党统治的方法,这种证明的办法造就了党的伟大特性。例如毛泽东自从遵义会议之后就在党内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党牢牢掌控了革命的核心力量——军队;延安时期根据地治理的一系列经验在建国时期继续发展并被珍藏在党的意识中。更为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经历使得领导层确信,意志与战略的正确结合可以战胜看似不可克服的客观困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探寻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强国的历程。李侃如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工作划分为六个阶段:(1)1949-1956年,经济和政治恢复以及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2)1956-1957年,否定与反思苏联模式。(3)1958-1961年,“大跃进”。(4)1962-1965年,恢复与精英分歧加剧。(5)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6)1970-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1](p.96)。

建国伊始,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创建政治制度,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进行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主要做法是通过“运动治国”的理念发起一连串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在短期内大幅改变了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例如,始于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受益并在农村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结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削弱了城市的社会力量;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经济。

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政府工作的重心迫切需要转移到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细节上来,国家需要一整套精密、高效和讲求纪律的政府管理体制来与之相适应,但随后的历史并没有遵循这样的方向前进。农民出身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爆发,1958年,大跃进一触即发。“大跃进”背后的基本理念是:通过整个社会在几年的集中时间里付出超常的努力,中国就能够跨越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理念是基于如下想法: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通过组织和努力,就能把他们的劳动转化为资本[1](p.114)。事实上,这种广泛动员群众的战略在本质上更适合于党和军队的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去实施,与正常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和宗旨背道而驰。大跃进运动没有维持多久,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激进行为和虚报产量蔚然成风,整个体制在一种无节制的动员和近似乌托邦式的狂热报告中运转失控,结果中国农村陷入了大饥荒,终致酿成全国性的悲剧。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承担了责任,但仍认为成绩与缺点是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的关系,而刘少奇则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为彭德怀说话[4](pp.166-167)。从大跃进灾难中党内领导者得出了两种不同教训: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一劳永逸地显示出中国不能再用群众政治运动来实现国家目标。因为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荒野时期党制定的那套推行政策的原始方法已不再适用;另一种观点仍然认为群众运动在带来价值观变革方面有重要作用。后一种观点的偏执发展最终导致十年“文革”浩劫。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倡导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旗帜下,坚持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战略,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倡导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平均主义,从而得以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局势此起彼伏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了一个形象强大的国家。然而,治理与革命是相互对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种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环境中才能最有效地运行。很简单的道理是,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稳定有序和优秀的行政机构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

痛定思痛,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改革开放时期的总体趋势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孤立主义转变为要求参与国际市场并将其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供应与外国投资结合在一起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央计划体制让位于指导性计划,这种指导性计划反过来又日益服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分配。这一时期的基本经验有两条:第一,政党具有在不彻底改变既有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引入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的能力,在以试错方式引入变通性制度安排并形成新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扬弃旧制度。具体的变通方式有:重新定义政策概念边界;调整制度安排的组合结构;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打政策的擦边球等。第二,将市场、人口、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等因素结合起来看,李侃如的解释是:当被以市场为导向的某些改革措施所加剧的庞大的人口压力,与将数量可观的决策权下放给基层的做法结合在一起,已经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后面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1](p.254)。

但是,中国的治理改革一方面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了变化。例如,政府的经济改革序列为:农业→财政制度→对外贸易与投资→计划体系→价格机制→金融银行系统。这些改革措施交互作用,相互影响,下放了政治权力,实现了信息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获得了由市场决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动力所必需的价格和竞争,充分利用了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加强并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方式。另一方面,一些尚未或者无法改变的体制却仍然存在并深刻影响着现政权,例如,改革前的党政结构在国家机构所有层次上的复制致使产生了一个不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纵向和横向权力的极其复杂的矩阵结构。这种矩阵结构混乱的根源是“职责同构”,形式表现为“条块关系(分割)”[5],面临着潜在的严重问题。

四、重大挑战与政治转型

中华帝制留给近代社会的遗产丰富而迷离,1949年之后的新时期留给当代中国的启示却是动力十足。进入21世纪,在“经济繁荣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共存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上,追求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战略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在改革时代领导人引领和构筑改革要得到官员和民众的“特定性支持”与“散布性支持”[6](p.322),就不得不采取分权化的战略决定和措施。但是,这种分权化的经济刺激战略至少造成了下列三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官员们对经济决策拥有的巨大权力为寻租性的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二是强调本地经济增长最大化成为“政治锦标赛体制”的重要表现,导致中央协调地方性的特殊优惠政策安排难度加大,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成为一种现实窘境;三是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停滞状态,“软预算约束”成为学界担忧和政府无法破解的难题。“这种状况正在产生一种恶性循环:珍贵的资本被存入银行系统,银行却把大量资本分配给运营最差的经济部门,而更有活力的部门却渴望得到信贷。”[1](p.275)

在环境影响方面,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环境质量的下降。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所披露的一系列数据资料足以显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说,现在中国面临着比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可比阶段上更加广泛的环境恶化问题。因此,对于“如果现在不注意环境问题,未来中国将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悲观论调绝不是危言耸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水资源短缺和空气污染是环境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除了将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外,还修建“自长城以来民用工程最伟大的功绩”——南水北调工程来解决。但是,改革并未将体制改变到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把环保议题提上国家议程的程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上的紧密联系依然制约着对环境问题的有力应对。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改革以前,“社会”更多的是国家行动的目标,而较少成为影响国家的思想和动机的源泉。改革时代,国家无力再为民众提供统一的道德指南;地方政府拥有了极大的灵活自主权,在政策执行问题上可以自行其是,政府间存在“共谋行为”;在政治平等问题上,精英结盟日益成为社会现实,财富不均和精英集团的内部通婚大量存在。因此,下述三个问题较为严峻:第一,未来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遵循何种路径如何演变?“弱政府—强社会”抑或“强政府—强社会”哪种更具可能性,更有优势?第二,在社会中将产生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农民工是否一定会成为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融合的替代形式?第三,中国社会能否培育出一种与“小康社会”保持一致的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这种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应该怎样建构?

不仅如此,中央与地方在放权和稳定关系的博弈过程中所达成的“全国性的政治契约”已经使经济成就成了评判地方党政官员表现的重要标准,乡镇和县级以及市级官员具有高度的企业家精神,但是缺乏“共同愿景”。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2003年“非典”的传播暴露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如今农民、农民工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频繁流动更是在农村健康问题与城市的健康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潜在的危险联系,一旦遇有大型疫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及舆论恐慌等因素的阈值将难以承受。另外,三个主要的地区政治问题——新疆、西藏和台湾,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也是严肃的跨国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前两者已经在近两年已先后爆发危机,充分显示了国内边疆政治稳定问题的严肃性和紧迫性。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将是未来的重头戏,“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文简称ECFA)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尚不得而知。

面对未来,种种不确定性几乎囊括了所有既已存在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也包含了上述分析的因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信: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按照他提出的著名“历史终结论”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而且民主化转型一旦发生也很难逆转[7]。这个“一定水平”,福山最初给出的是4000美元,后来又以1992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为基准设定了6000美元的数值。对于“转型阀值”的确切数值当然还有争议,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除去少数石油输出国之外)全部都是所谓“自由民主政体”。如果以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作为福山理论之有效性最为明确、最具经验可测性的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是否失灵是福山的问题,那么我们关切的关键问题则是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上的辉煌成就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完美和一致的解释,威权主义似乎与民主转型一道成为了解释后发国家政治形态的最有效方式。王绍光在考察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后,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呓的时候了。”[8](p.99)笔者认为,相比于威权主义,有限民主,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登堂入室,对政治转型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会更有意义。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必将是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竞争性选举、多党政治及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自由和谐、平等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能够发展出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

李侃如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给予客观的评价。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中国想要保持稳定和保持在它所寻求的上升的经济轨道上,那么坚定的政治改革努力就是必须的”[1](p.342),意识到“中国领导人现在看到了其社会的日益活跃和分化。他们的基本应对措施是对党的结构和政治程序做出调整,以理解社会和经济需求,并对它们做出有效的反应”[1](p.340)。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中国特色”,认为中国不可能设定激进的改革目标,并对一个成功的转型体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阐释[1](p.352-356)。最后,李侃如做了谨慎的乐观分析,用“势如骑虎”来形容目前的形势,认为“光明的前景可以使中国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设性角色,巩固它的地位,并结束其长期的伤痛,恢复它在19世纪的衰落中所失去的尊严。但是各种极其不利的潜在结果也是可能的。总之,这只老虎尚未被驯服”[1](p.356)。

五、该书特色与值得商榷之处

(一)总体看来,该书具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1.语言生动流畅。毫无疑问,李侃如的思维方式应该是美国式的,翻译的文本也是英文,并且其讲授对象是美国的大学生。但是,我们从书中丝毫读不到晦涩难懂或者脱离我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生硬语言,在每章的导言和结论部分尤能感受文字的魅力和翻译的功底。

2.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全书共有十一章,由四部分组成,历史跨度为清朝、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四部分内容俨然一幅了解中国政治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环环相扣,层次分明,几乎每一章都能看到作者精心编排的印记,尤其是第四章和第六章表现得最为明显。

3.简练清爽的宏大叙事。本书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纵向讲的是历史,但实质上分析的是中国政治。一般来看,这样的著作很难摆脱繁琐的史实堆积和干瘪政治术语的充斥,但《治理中国》做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

4.立场客观公允,某些观点具有前瞻性。全书基于历史事实、公开资料和国别知识,自始至终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偏激的观点,作为一个国外学者能对中国问题做到立场中立实属难能可贵。另外,李侃如带着忧思的情绪和负责任的心态,提出的诸如“有选择的现代化论者”、“反传统的现代化论者”以及“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等概念均具有创新性。

(二)《治理中国》至少在以下方面值得探讨

1.书名“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全书的内容?很显然,作者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与考察中国政治,更多的寄希望于通过当代中国的改革行动塑造历史,影响未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清王朝在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一大批改革派大臣也曾殚心竭虑地为挽救大清衰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在后期也进行了“百日维新”的变法行动(书中对此只字未提);民国初年,一批军阀也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寻求自治,曾尝试进行改革并推动工业发展;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一直都在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行动。正如书中序言所说,“变的越多,留存越多”,历史是高度浓缩的政治,今时今日的改革行动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往昔的印迹。如果按照从革命到改革的治理逻辑,全书需要使用更为合理的结构安排。

2.全书从第五章开始,占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详尽地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全方位的治理实践,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分析框架,试图达到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出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心理暗示和预期目的。但事实上,作者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明显不够,在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提炼方面随意性较强。例如,在谈到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时,李侃如认为中国目前“发展了一种‘谈判经济’,而不是一种市场经济”[1](p.272)。“谈判经济”固然是一个不错的名词,但是这样的论断从何而来?其演变是否具有阶段性?影响又如何?又如,在第十章谈到了许多人争辩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人是否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更怕乱”[1](p.306),随后又引用索林格(Dorothy J.Solinger)和李静君(Lee Ching Kwan)的研究给出了正反例证。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文化差别中的经验主义是一个很值得去深究的问题,作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没有做出自己的解读。再如,在谈到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扮演的角色时,李侃如做了“五种角色”[1](p.339)的武断总结,要继续追问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扮演这些交错的角色?迄今为止,有没有一种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央与地方之间所形成的多层次政治体制,其活力、多样性和腐败是如何产生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全书的其他章节中也有体现,但是并不影响这本著作成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的经典之一。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国家民主现代化进程中,尤其需要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移译李侃如的这本著作,或许能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政治和公共行政研究的“身份危机”,促使新生代的学界同仁借用邻壁之光,加足马力,下沉研究重心,以实事求是和严谨开放的心态,以敢于担当和锐意进取的精神,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学和规律性问题。从而为在21世纪中期成功地建构起一个独特的、极富生命力的、稳定与和平的体制,完成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复兴之愿做出应有的贡献。

[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赵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责任编辑: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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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7168(2011)02-0034-06

2010-05-05

杨志军(1983-),男,汉族,湖北荆州人,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行政管理系助教。

10.3969/j.issn.1008-7168.2011.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