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跃

我国古代列女教子考论
——以西南地区为例的考察

王志跃

由于我国古代各地列女所受教育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对某一地区列女教子的情况进行考察,即可以小见大,从而管窥我国古代所有列女的教子情形。探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环境、内容、方法和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列女教子时,在教育环境上将出外就傅和在家学习相结合,在教育内容上有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和行为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严慈并举、教以勤奋以及言传身教等。但也存在闭门课子、教育职业狭窄等不足。

古代;列女;教子;西南地区

关于我国古代列女教子已有部分研究成果,〔1〕但尚未见从区域角度来论述列女①本文所述列女与正史、地方志等文献的记载相一致,即不仅有殉节烈女,还包括义女、孝女、才女及大量的守节抚孤女子。教子的。虽然我国古代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由于古代各地列女所受教育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对某一地区列女教子的情况进行考察,即可以小见大,从而管窥我国古代所有列女的教子情形。以下我们就结合古代西南地区列女的教子实际,来了解一下我国古代列女是如何教子的。

一、教育环境

教育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列女在教育环境的选择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在家教育。封建社会的所谓贤妻良母大多足不出户,列女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不少列女是在家教育自己后代的。如夔州府万民化妻谭氏,“年十七守节,闭户课子,戚属少见其面”〔2〕。而直隶嘉定州王孟易妻向氏则“凿洞双溪之侧,延师教子”〔3〕,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家教。其中,楚雄府谢泰来妻金氏的做法尤值得称道,史载其“设家塾以教宗党子弟之贫者”〔4〕。金氏的做法既有扶贫性质,也体现了其宽广的人文关怀。

其二,出外就傅。古人常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此一谬论导致了不少列女文化水平较低,无法独自完成教子重任,因此让儿子出外就傅,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必由之路。平越府罗登联妻唐氏,“二子长,即令就傅读书”〔5〕,镇远府杨圣言妻李氏,家虽贫苦,也不惜钗钏,使其子“就傅读书”〔6〕,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其三,内外结合。即在家教育与出外就傅相结合。这一点,与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些相似。不过,因为经济发展所限,古人的做法与今则有所不同。如平越府毛鹏东妻李氏,其子邺八岁, “遣就外傅,夜则课之机旁,成诵乃止”〔7〕。蒙化府徐奋翼妻陈氏教育儿子,“昼则令出就外傅,夜则篝灯课读”〔8〕。

其四,特定环境。为了更好地教育后代,列女会选择特殊的环境对儿子进行教育。施秉县郑天锡妻郭氏即是这方面的榜样。郭氏父亲升官后,想接其去享受,郭氏曰:“儿识渐开,习见富贵则骄侈,素知艰难则励志。”〔9〕由此可见,郭氏认为艰难的环境有利于锻炼孩子的意志。而直隶潼川州罗廷臣妻赵氏则 “课二子于宗祠”〔10〕,希望孩子能够学习祖辈。后二子“俱得食饩宫墙”,也证明了其法确实有效。

上述事实表明,列女根据各自的情况对其子的教育环境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尽管环境只是学习的外因,但列女们对其也是充分利用、高度重视的。

二、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体现时代的特点和国家的导向。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一点。其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道德教育。谯国夫人冼氏即是以封建道德中的忠孝来教育子孙的。《隋书》载其每岁时大会,皆陈皇帝及皇后所赐之物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11〕而钟士雄母蒋氏为了使其子忠心朝廷,则曰:“汝若背徳忘义,我当自杀于汝前。”〔12〕冼氏和蒋氏虽生逢乱世,但均深明大义,能够从国家大局出发教育后代,实属难能可贵。

二是职业教育。隋唐以来,科举制日益深入人心。“学而优则仕”〔13〕,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列女虽深处闺房,亦谙熟此理。因此,列女们多教子业儒,如曲靖府李元静妻杨氏、元江府王诤妻黄氏、临安府顾王纪妻刘氏①参见《云南通志》卷22。……其中,还确有不少通过业儒而为官者,如贵阳府徐资妻陈氏,“教其子节登第,历官巡抚”〔14〕,直隶资州马泰阶妻萧氏,“教子彦卿,后官知府”〔15〕,全州人蒋季选妻唐氏,“训子献奇成名,仕新兴州知州”〔16〕,等等。不过,也有教子务农或从事其他行业者,如全州人唐希章妻胡氏,即“课子力农”〔17〕,而蒋徳宣妻刘氏,则 “教子元克继医学”〔18〕。但相对而言,从事儒学的人较多,这与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和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命题范围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是行为教育。列女对后代的行为教育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从政行为。直隶叙永厅周登顺妻张氏,在其子任湖广承天司理时,“常勖以宽慎,有所平反则喜”〔19〕。宋朝状元陈尧叟母冯氏,得知其子“不行仁政化民,特专一卒之技”时,怒“击以杖”〔20〕。二、日常行为。包括坐立、行走、起居、饮食等。如戴绶妻黄氏,“教二子坐立必端,言语必信”〔21〕,而孟云龙妻张氏,则 “教子读书、饮食、起居,皆有礼法”〔22〕。无论使子仁政化民,还是教子动必以礼,其实都是在贯彻封建思想与行为教育。

由上不难发现,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内容基本上是与封建思想相吻合的,是在协助统治者开展教化。这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君主大力鼓励和表彰列女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所有列女教子的共性。

三、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而具体到个人则可能影响其一生。古代列女不少是在抚孤,因此其在教育子孙时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的教育方法。

1.严慈运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列女在严慈的运用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子以严。颜之推即认为父母应当严肃地对待儿童教育,树立威严,严加督训,“使为则为,使止则止”〔23〕。“幼儿无识无知,经常以大人的呵责与赞许、告诫与奖劝为行为可否的依据。”〔24〕所以,从理论上讲对懵懂无知的小孩进行严格要求是有必要的。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列女对孩子的严表现各异。如贵阳府何子澄妾丘氏,对待儿子的严是 “不少假以颜色”〔25〕,而直隶嘉定州冷逢泰妻叶氏,在儿子违礼时则 “遂鞭其背”〔26〕。二是严慈并举。即既要树立自己的威严,又要适时地表现出对孩子的慈爱,将威严与慈爱有机结合。成都府刘友谅妻任氏抚孤,就“慈严兼至”〔27〕,安顺府张恪妻章氏教其子,也“慈而能严”〔28〕。值得一提的是临桂人陈氏,因其教子“宽严适中”〔29〕。三是教子以慈。这是颜之推、司马光等古代家教名家所极力反对的。古谚也认为 “慈母败子”〔30〕。然而,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列女教子以慈,却并未 “败子”。如宁远府刘之琦妻彭氏,“慈育教子”〔31〕,后 “名列胶庠”,思南府冉乔枚妻王氏,“慈教有方”〔32〕,其子也成了郡庠生。因此,严教、慈教和严慈并举,究竟何者为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2.教之以勤。就古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来说,主要以记忆为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因此,若能勤奋不辍,是极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列女在学问上可能多数并无什么造诣,但在教育后代勤奋方面则有不少妙方。一是深夜伴读。如平乐吴家妇章氏,“课五龄之孤,夜分诵读不辍”〔33〕,庠生唐东升妻蒋氏则更甚,因蒋氏“延师训子,课读常达旦”〔34〕。二是和熊教子。《新唐书》载,柳仲郢母韩氏善训子,“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咽以助勤”〔35〕。广西列女梁允珩妻李氏、徐葵妻邓氏②参见《广西通志》卷88。,也曾采用类似柳仲郢母的方法来使其子勤奋读书。三是长期督促。如直隶潼川州王继绪妻李氏,教育儿子,“篝灯课读,寒暑无间”〔36〕,而直隶绵州刘扬俊妻罗氏,则教育子孙长达“三十余年”〔37〕。

3.言传身教。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8〕可见,古人早已发现了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西南巨儒”遵义人郑珍之母黎三姑曾教导子孙曰:“人虽贫,礼不可不富;礼不富,是谓真贫。”〔39〕郑母之言,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广西才女孝宗之母纪淑妃在与其子挥泪告别时提醒道:“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40〕孝宗遵母之言而行,遂使皇上悲喜泣下,次日即“颁诏天下”,从而使孝宗顺利脱离危险。以致孝宗登基之后,仍十分怀念其母,派人四处打听其家人下落。

4.哭泣教子。列女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要上奉公婆,下抚幼子,且要独立支撑家庭的经济重担,其所承受的极大痛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因此,列女们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有所作为。如庠生李良正妻杨氏,“尝痛哭流涕,望子成才”〔41〕。而其他列女在自己的 “独苗”嬉戏时,也难掩伤心的泪水。平越府胡学纯妻田氏即是如此,其子本裕稍嬉戏,“氏即怒詈,涕泗交横”〔42〕。不过,史籍所载哭泣教子的做法也屡屡奏效。石阡府朱祖熹妻何氏,教子习儒,“恐其不专,常啼泣训诫之”,后其子 “学成,食饩于庠”〔43〕。又,临桂人梁万钟妻彭氏,训迪有道,常泣谓儿子宗晋曰:“梁氏四世单传,吾不即死者,以汝故也。汝其勉之。”〔44〕后,宗晋领癸酉乡荐。鹤庆府李时若妻李氏教子则颇具地方特色,“子富春甫二岁,氏矢志守贞,纺绩教子,春有不率,辄啮其臂,泣曰:‘尔父偃蹇以殁。尔若此,我何面目见尔父于地下?’春悔泣,遂肆力于学。”〔45〕哭泣教子属于以情驭教,但在今日很难推广。

5.其他方法。如亲授、鼓励、伴读等。亲授需要列女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大词人苏轼之母程夫人“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46〕。而眉州著名学者虞集之母杨氏,则是曾负责过皇家最高学府的大学士杨文仲的女儿。杨氏无书仍能口授“《集》、《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47〕等,其文化功底自非常人可比。不过,鼓励、伴读对实施者自身素质没有太多要求。梧州守元春女张氏,教育其子, “督之甚力,时时语以父死国事,勖其励志”〔48〕。而生员邓一洪妻朱氏伴读则饶有趣味,《广西通志》载其“中夜篝灯,命二子曰:‘余绩尔读,余几缕,尔弟兄几行,课不中程,不得息。’”〔49〕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的教子方法可谓丰富多样。其中,有的可能继承自前代,如和熊教子,有的则可能是列女自创,或是当地风俗使然,如咬臂泣教。但无一例外,均在我国古代列女教子的文化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四、教育结果

列女教子的结果除了受教育方法影响外,还受教育目的的影响。因列女各自所处的家庭、经济、地位等条件不同,决定了其教育目的也有所差异。但就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的教育目的来看,主要存在三种情况。

首先,抚子袭职。这类列女多数是军人或土官家属。前者,如黄平州李清妻彭氏,夫为右所千户。其夫卒后,氏遗腹生子俊,“抚之以袭夫职”〔50〕。后者,如蒙化府左纲妻张氏,夫任土知府。张氏生子琳、瑛不久,夫殁。张氏励志守节抚孤,“二子相继承袭”〔51〕。两则事例均表明教育结果与教育目的息息相关。

其次,达成夫志。达成夫志包括继承夫志和完成夫志。桐梓县贡生黄以素妻傅氏所言“吾从夫死无益,不如教子以继夫志”〔52〕,就是继承夫志的表现。而大理府杨一鹤妻段氏“守节教子”〔53〕,则是为了完成夫志。

最后,其他原因。蒋焕璧妻曹氏,“持家训子”〔54〕,是为了完成婆婆向氏遗志。举人张五衡女张氏教子成名,则是以免愧对父亲张五衡,这从张氏所言“汝祖早逝,汝父复夭,吾辛苦半生,今得汝成立,可以对汝祖父于地下矣。”〔55〕不难窥知。当然,也有列女自己望子成才者。如蒋彦宷妻雷氏,“因遗孤幼穉,强留一息,辛苦督课,赖以有成”〔56〕。

在上述教育目的以及列女丰富的教育方法指导下,列女教子的结果也颇为显著,足可称道。以下我们择要对列女的教子结果予以述说。

(一)成名为官。在列女的教导下为官者颇多。如安顺府牟嘉禾妻邵氏,“训二子,俱登仕籍”〔57〕,安南县陶汝龙妻萧氏,教子九苞,“历官州牧”〔58〕,直隶嘉定州太学生李颖妻陈氏,“教子吉登进士,官大理评事”〔59〕……值得赞扬的是,这些列女的儿子们在为官后仍能恪遵母教。姚安府王经子鸣凤,后官县令,“清节自持”〔60〕,人们便以为是母教使然,而黄聪子正甫,“任嵩明州同知,廉能有声”〔61〕,大家也认为是其母“贤训所致”。因此,我们说为官者母教的效果,不仅使个人受益,而且也是在为国家和社会造福。

(二)业儒于学。即从事儒学的人 (本节特指业儒尚未为官者)。应该说,从事儒学是绝大多数列女为儿子所做出的选择。这从其教育结果也可以看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略举数例。如思南府管玉音妻赵氏,“课子成立,为郡庠生”〔62〕,黄绍逊妻萧氏,“抚训孤子焕,游泮”〔63〕,余庆县欧阳坤妻邹氏,“抚孤子铭读书,为诸生”〔64〕。此外,有些列女之子还不止一人业儒,如吴君辅妻张氏,所“教二子让、谦俱为诸生”〔65〕,吴让妻武氏 “教三子皆游庠”〔66〕,而邹士昌妻冷氏,则是 “教子继圣、延圣、近圣、绍圣兄弟四人,俱以文行显”〔67〕,简直可以与义方教子的名家窦燕山相媲美了。

(三)务农或其他。自然,列女之子不可能人人业儒。因为,从事儒学除了列女自身不断督促、教导外,还需要列女之子喜欢学习,以及其他条件。前文我们已经提及了从事农业和医学的列女之子。此不赘述。在西南地区列女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了不少抚子成立或教子成立的文字,但并未提及其职业。即便列女之子从事农业的记载,也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在重视功名利禄的大趋势下,人们更看重那些为家族取得荣誉、为祖辈光耀门楣的人。而经商或从事别的行业,史官则多不愿记载。但平心而论,当时社会上必然也有其他行业,而列女之子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也是列女教子的结果之一,尽管史籍鲜有介绍。

综上可知,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结果以为官和业儒为主。当然,也有部分从事农业和其他行业者。但史官出于各种原因,对列女这方面的教育结果没能给予如实记录,使得我们对列女在其他职业上所作出的贡献很难评价。

结论

通过对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环境、内容、方法和结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列女教子有值得今人借鉴之处,如,在教育环境上将出外就傅和在家学习相结合,在教育内容上进行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和行为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教以勤奋以及言传身教,等等。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闭门课子、教育职业狭窄等。闭门课子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礼教对列女的约束造成的,教育职业狭窄则是封建社会独尊儒术和重视科举功名的时代风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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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9〕〔14〕〔21〕〔22〕〔25〕〔28〕〔32〕〔42〕〔43〕〔50〕〔52〕〔57〕〔58〕〔62〕〔64〕〔65〕〔66〕〔67〕鄂尔泰.贵州通志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50,152,152,131,113,150,150,149,150,153,151,153,125,147, 120,144,132,126,145,14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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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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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8

王志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化史及礼制史研究。天津 3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