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效钢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 南昌 330008）

最近上网查自己的资料，看到九江学院学报（哲社版）刊发的《〈庐山典籍史〉误解〈史记〉一则》[1]（以下简称一则），情有所感，心有所动，故遣笔作答，以就教于方家，也与一则商榷。

1 司马迁从南面登上庐山，史有所证，理有所据，事有所依。

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登临庐山，并在《史记·河渠书第七》中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这虽然是寥寥的十个字，却至少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庐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此发端，庐山文化也结束了它的积淀时期而进入新的文字和文献时代。

第二,司马迁不加任何解释，以一种直截了当、脱口而出、习以为常的语气直呼庐山其名。说明当时庐山并不是处于 “养在深闺人不识”的位置，“庐山”已经是当时普通常用的社会习语。

第三,司马迁特意指出他是从南面登山的。这说明庐山当时已有了比较方便和固定的登山道路。交通条件在庐山的具备，其意义与“车同轨”的意义一样重大，这表明庐山的古代游历活动已经形成的规模和达到的水平，也标志着庐山已走出蛮荒之境和蒙昧时代。

第四,司马迁登庐山，是为了考察大禹治水的历史遗迹。这首先说明在汉初甚或在汉以前，在人们登庐山的动机中，已经具备非常清醒的文化历史意识，同时也有着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特别是司马迁以太史令继任者的身份，来到庐山探寻禹迹，观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也体现了庐山在当时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