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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紫色》看沃克对传统男性霸权气质的颠覆与理想男性形象的重构

2011-03-18陈洪富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年5期
关键词:索菲娅父权制沃克

陈洪富

(福建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建福州 350108)

一、引言

《紫色》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思·沃克的代表作,曾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依然是人们关注和乐于讨论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体现的妇女主义思想、女性意识的觉醒等主题被论者广泛讨论,以某某先生为代表的父权家长制亦被大加挞伐。然而反观男性视角,以某某先生、哈泼等人为代表的众多男性人物其实也是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牺牲品。小说一开始,男性人物高高在上,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可以随意主宰女性。随着故事发展,西莉的女性意思逐步觉醒,最后“娜拉出走”,以某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支配性气质因被妻子抛弃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和彻底颠覆。其实,他们和黑人女性一样,都是种族歧视和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值得人们同情。本文从传统上主流社会一贯对男性气质的高扬与对女性气质扭曲与贬抑入手,结合R.W.康奈尔的“男性气质论”进行分析,探讨艾丽思·沃克如何通过独特的创作手法,在《紫色》中颠覆西方传统的男性支配性气质,重构她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

二、传统的男性气质概念

何谓男性气质?要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人类历史上,男性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此外,男性气质也不是连贯一致的。传统上提到男性气质,人们总是会联想起“健壮”、“威武”、“阳刚”等字眼,综合了这些特质的男性英雄形象在历史上无数文化中成为理想的男性典范。从身体构造来看,男人的身体似乎使他们特别能够适应种种艰苦的环境,这种特征符合了人们对男女间差异的一个常见的文化隐喻:男人是钢,女人是水。在热门书籍《性别与性质》中,奥地利作家奥托·威宁格尔(Otto Weininger)运用生理学和心理学阐述说:“女性从来都不真挚的,因为她们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本质。”(布劳迪,2007: 460)和男性不同的是,她们既缺乏理性又缺乏道德,除了当作“男性表达和凸显他的性能力的工具”之外,她们一无是处(同上)。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在回顾西欧妇女史时曾评论道:“没有人会写一部有关 ‘男性历史’的书籍,因为‘女性’才是反常的历史范畴,而对男性则没有必要去特意解释。”(同上: 5)

R.W.康奈尔对各种不同定义进行了归纳,主要有四种:(1)本质主义的定义,如弗洛伊德曾把主动性与男性气质相提并论,并与被动的女性气质相比较。因此,一些作家把男性气质归纳为:爱冒险、有责任感、无责任感、富有攻击性、宙斯一样的能量……(2)实证主义的定义:男人实际上是什么。(3)规范性的定义:男人应该是什么。(4)符号学视角的定义:男性气质是一个无标记概念(unmarked concept),处于符合权威的位置。“阴茎是男性气质的首要标志,女性气质的符号定义就是无阴茎。”(康奈尔,2003:93-96)康奈尔认为,上述定义方法都存在着问题,甚至重大缺陷。他认为,性别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人们应该关注两性的各种过程和关系,正是在这些过程和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过着不同性别的生活。男性气质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他将男性气质的几种关系归结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与边缘性四种。其中,支配性气质就是被父权制文化所称颂的男性气质,可以定义为“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同上: 106)。

《紫色》小说中以某某先生和哈泼为代表的众多男性人物,依承了这种支配性气质的男性传统思想,自认为对女性拥有着主宰性的地位。女性作为“他者”被排挤到了边缘的位置,如西莉的继父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奸依然年幼的她,对她厌腻之后,转手把她嫁给了某某先生。当某某先生第一次来看西莉,决定是否娶她为妻,以便照顾他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西莉则胆怯地站在门口台阶附近,顺着继父的要求转着身子,任由某某先生上下打量。这种男性“俯视”的目光和继父的为所欲为揭示了父权制社会中男性至上的地位,男性可以支配、主宰着女性的命运。然而,男性的这种霸权(hegemonic)气质随着小说中一个又一个“娜拉”的出走迈向独立而被彻底消解了,女性通过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不懈地斗争,脱离边缘地位,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三、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

西方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预设一个“终极能指”,由此出发设定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其中的前一项对后一项占统治地位,作为意义自明的纯粹工具来维护思想的一致和纯洁(朱刚,2007: 302)。在父权制文化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是男性(支配性或者霸权气质)相对于女性(的屈从)。用邱枫博士的话说,男女二元对立“对男性和女性双方从生活领域到意识形态上进行看不见的令人窒息的规训”,在体制内形成,并随着历史而建构(邱枫,2007:18)。因此,男性中心主义通过二元论将男性中心主义特权化,更确切地说,是将“男性之物”(以阴茎为象征)特权化,将“女性之物”边缘化了(高桥哲哉,2001: 69),以此确立男性支配性地位,膨胀支配性意识。然而,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处于优势话语对立面的东西往往更有意义,作为‘他者’往往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周春,2007: 60)。艾丽思·沃克基于她的妇女主义思想,出于对黑人妇女权利平等的诉求,在小说《紫色》中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手法,如通过对人物名字的编排、男性人物前后地位产生的巨变和心理的巨大落差等复合手段对男性支配性气质进行了解构和颠覆。

小说首先对受批判的男性负面人物姓名作了刻意处理,采用无姓名的手段,统称为某某先生或用第三人称he来指代。这种陌生化的手法凸显了沃克对这些人物的批判态度。因为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并不是个空洞的能指。从法律角度来看,“姓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使自然人特定化。自然人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是通过其姓名相互区别。特定的姓名,代表着特定的自然人主体。其二,姓名是自然人维持其人格独立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彼此之间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存在的前提,包含了自然人生存所必需的人格利益”(刘静,2001: 5)。

小说中父权家长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西莉的丈夫,从出场到结束基本上都是以某某先生来称呼。在他眼里妻子西莉是个“他者”,甚至是“它者”, 不能算为“人”。妹妹凯特劝说他该给西莉买几件衣服时,他看看西莉,“好像在看粪土,它还需要衣服?”①(p.18)某某先生用了“it”一词来指称妻子,显然是把她看成了自己廉价的一件物品,无需任何爱护。某某先生对女性的占有与支配意识通过“it”一词完全暴露了出来。西莉里外操持,做牛做马,善待某某先生的四个孩子,却逃脱不了某某先生的暴力殴打、施虐。某某先生偷走了聂蒂写给姐姐西莉所有的信,致使姐妹二人远隔天涯失去联系数十年。某某先生对待西莉的种种恶行,代表了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霸权行径,成为小说中批判的焦点。小说大结局时,某某先生才获得实名阿尔伯特(Albert),但他已经经历了从男性至上的霸权支配性思想到尊重西莉,和她平等相处的蜕变过程。

小说其他负面人物,如始终代表着父权家长权威的阿尔伯特父亲、拒绝将女儿嫁给哈泼的索菲娅的父亲等人,沃克一直使用某某先生来称呼他们,拒绝给他们以实名。沃克就是以这种方式将父权制里高高在上的人物位置与他们的无名形成了强烈对比。小说中还有一位以某某先生无姓名出场但很快就获得实名的人物是传教士塞缪尔,他基本上以正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沃克对他的几个批判因素:如因为塞缪尔怕惹事,没有答应代聂蒂去看她的姐姐,至此,姐妹俩断绝了音讯,虽然尊重女性,但对女性的感情欠缺感受力,致使妻子对聂蒂一直怀疑,郁郁而终。

无名象征着自然人主体的缺失、人格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艾丽思·沃克通过姓名手段宣判了父权家长制思想人物的人格缺失和主体缺失,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phallocentrism)。

其次,沃克还通过这些男性人物从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地位到“娜拉”出走,被女性抛弃的地位跌落来颠覆传统的父权家长制。如果说易卜生的娜拉出走仅仅是对“他者”地位的反叛与挑战的话,沃克的“娜拉”出走产生的影响则是彻底的、革命性的,实现了对“他者”或者说“第二性”的超越。

首先被“娜拉”抛弃致使男性支配性气质遭遇危机的是哈泼,前后有两位女人离他而去,索菲娅和玛丽·阿格纽斯。因受父亲某某先生的影响,哈泼一心想着怎样让索菲娅对他也服服帖帖。他殴打索菲娅,却被比他强壮的索菲娅打得鼻青脸肿,他的每一次努力最终都以惨败告终。索菲娅真心爱哈泼,为了他,宁可被父亲扫地出门,但她绝不容许哈泼揍她,骑在她头上作威作福,她坚决抗争哈泼的压迫,“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得跟我兄弟打,得跟我的堂兄弟、叔伯们打……可从来没想到我在自己的家里还得打架……上帝知道我是真心爱他,可我会揍死他的,如果他想揍我的话”(p.33),这几句铿锵有力,果敢坚定,一方面,暴露了男性霸权制对女性暴力欺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男性霸权制遭遇的坚强抵抗。索菲娅和哈泼生了五个孩子之后,发现哈泼已经深陷于父权制思想的牢笼,“他一心想的就是要我听话,他并不要老婆,他要的是条狗”(p.52)。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获得平等独立,索菲娅失望地离开了哈泼,演绎了第一出的“娜拉”出走。沃克通过索菲亚的榜样,为黑人妇女树立起了一面抗争的旗帜。

第二个遭受“娜拉”抛弃的则是某某先生本人,他也同样遭遇了两次“娜拉”出走。先是他深爱的莎格,后就是被他一贯看不起并踩在脚下的西莉。然而给他致命性打击的不是被莎格抛弃,而是西莉的出走。莎格是一个敢爱敢恨也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女人,她蔑视父权制度下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拒绝传统的女性角色。她的这种自信独立的个性已不是某某先生所能支配控制的,因此,当莎格从他对待西莉的冷酷无情中看穿了他的男性本质后移情别恋,某某先生只能愤怒和无奈。但后来西莉也摆脱他的控制,毅然出走,则使他的男性支配性气质彻底崩溃了。某某先生绝对没有料到,一向被认为最丑陋、最顺从,任由他打骂的西莉不仅敢回嘴,而且在他要动手揍她时大胆无惧地与他对抗令他震惊。某某先生的男性自尊受到了极度的挫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莉摆脱了他的控制,他的男性霸权思想的宏伟建筑随着西莉出走而坍塌了。

如果说索菲娅的出走对西莉等人有示范效应的话,西莉的出走则会激励着千万黑人妇女走向独立。因为强者的自立往往可期,而像西莉这种被男人踩在脚下,任意蹂躏的女人的自立更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力,激励着其他黑人女性起来打破“沉重的沉默”(massive silence)(Smith,2000: 132),与父权制霸权思想进行斗争。

沃克对父权制的批判与颠覆还体现在父权制对男性自身的压制上。某某先生的父亲是父权制的最高代表,拥有绝对的权威,但正因为他的权威致使某某先生变得软弱,无法反抗父亲的命令,也因此娶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莎格,只能屈从父亲的旨意娶了安妮·茱莉亚。父亲拒绝某某先生娶莎格的原因是莎格未婚先有了孩子,是个贱坯,莎格争辩说孩子是某某先生的,他的回答是:“我们怎么知道呢?”(p.95)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哈泼带着怀孕的索菲娅来见某某先生时,某某先生对索菲娅怀的是否是哈泼的孩子也表示怀疑,也说了一句:“他怎么知道呢?”(p.26)某某先生和他的父亲对相同问题的相同反应体现了他们父权制思想的一脉相承。而哈泼对于某某先生对索菲娅的轻侮与贬视保持沉默,不能反抗,与某某先生在面对他父亲轻侮贬低莎格时不能反抗如出一辙。子辈的软弱标示着父权家长制对男性自身精神的压制和心灵的戕害,也标示着父权制的权威在走向衰退。从某某先生的父亲到某某先生再到哈泼,沃克揭示了男性在父权制思想的压制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结局,从而将男性支配性的气质轻松地解构了。

四、理想男性气质的建构

鼓励黑人妇女抗争不是沃克的最终目的,追求和谐生存才是她的理想(陈洪,2009:273)。沃克不是一个纯粹的男性霸权思想的拆卸工,她不提倡分离主义(separatism)的观点,她强调要热爱所有的人,包括男性和其他女性,她是一个传统上的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因此,她在解构的同时又建构了心目中理想的男性气质,意在寻求男女平等的途径。正如她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对妇女主义 (womanism)所定义的其中一点:“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Walker,1984: xi)

沃克通过对某某先生和哈泼的心理“改造”以及对索菲娅的姐夫杰克和亚当等正面人物的描写,塑造了理想的男性气质形象:双性同体(androgyny),即达成两性气质和谐的男性,如某某先生和哈泼;能够理解、体贴女性,敢于承担责任,话不多,却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女性的男性,如亚当和杰克。

沃克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如莎格、索菲娅等,还将具有顽固父权制思想的某某先生和哈泼这对父子改造成了双性同体的形象,而后者更具有解构男女二元对立,颠覆男性支配性气质的意义。某某先生在西莉出走以后,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从震惊到恼怒再到反思,心理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男性霸权思想的错误,开始了双性同体的演变:他开始喜欢收集贝壳并且乐意和西莉一道做针线活了。收集贝壳和做针线活通常被认为是专属女性的活动,而现在成了他的爱好,隐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某某先生开始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女性了,因为欣赏贝壳需要有一颗沉静温和的心,而要建立和谐友好、平等、互敬互爱的男女关系,也必需具备这些品质,而不是用暴力迫使女人陷于沉默;阿尔伯特愿意做针线活说明他已经摆脱了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观念,愿意跟女人平起平坐分担她们的劳动。阿尔伯特的这一转变消除了他与女人的距离,也走进了女人的世界,达成了两性气质的和谐,从而获得西莉的谅解。西莉开始亲热地称呼他“阿尔伯特”,并感到“他好像是唯一能了解我感情的人”(p.203)。阿尔伯特的儿子哈泼在小说中则被描写成一个具有十足女人味的男人形象,天生具有女性气质,长了一张“有点像女人的脸”(p.23),他比索菲娅“更爱管家里那一大堆事儿,他爱烧菜,洗刷和干干屋里的杂事”(p.48),在索菲娅失望离去时,“哈泼抱起娃娃,摸摸尿布……给她换了尿布……他用换下来的干尿布擦擦眼睛”(p.55)。哈泼这一女性化的形象刻画,置于父权制语境中,构成了一种滑稽的戏剧性效果,使男性霸权的形象荡然无存。经过生活打磨的哈泼,最终自觉摒弃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变成一个懂得爱情、尊重女性、热爱生活,努力改变现状的男人,完成了沃克对他双性同体的塑造,也赢回了索菲娅的爱情。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对双性同体作了具体表述。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伍尔夫,1989:120)男女两性精神合作,平等和谐地生活正是沃克小说中追求的理想境界。

除了将某某先生和哈泼改造成“双性同体”的男性形象外,沃克还正面塑造了理想的男性人物形象,如亚当和杰克。亚当是西莉的儿子,出生不久即被西莉的继父送给了自己没有生育的传教士萨缪尔夫妇,并随养父母在非洲传教地奥林卡村长大。虽然奥林卡和美国一样,男性霸权思想盛行,但在开明仁慈的继父萨缪尔和姨妈聂蒂的关爱下健康成长,屏除了男性父权制思想的影响。他长相英俊,高高的个子,宽厚的肩膀,嗓音低沉,略带沉思,会写诗,还爱唱歌,不歧视女性,很喜欢孩子,“只要半个小时,就能跟任何孩子打成一片。他还爱开玩笑,会唱歌,会逗乐,还会很多游戏,他有最灿烂的笑容——他还有一口结实的、非洲式的好牙”(p.181)。沃克将一个不论在外表长相还是内在心灵都完美健康的男性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爱上当地土著姑娘泰希以后,为了消除她的自卑心理,亚当自己也像她一样去纹了脸,并向泰希保证,“他只爱她一人……不管她在美国经历什么样的遭遇,他一定跟她同生死共患难”(p.221)。显然,亚当这样一个纯洁活泼、有爱心、有教养、尊重女性、有决断力并敢于承担责任的男人成了沃克小说中具备最理想男性气质的人物形象,是沃克对未来黑人男性形象的期待。小说另一个阳光型的人物是杰克,他曾应征入伍当兵,身材高大,心地善良,话不多,疼爱孩子,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女性,“尊重他的妻子奥德莎和奥德莎高头大马似的姐妹,不管她想干什么,他都在场帮忙,可从来不多说话”(p.165)。杰克还善解人意,感情细腻,西莉说:“我记得他有一次碰了我一下,他的手指头好像长着眼睛。他好像对我浑身上下都很了解,其实他只不过拍拍我靠近肩膀的胳膊。”(ibid.)杰克具备了传统男性“健壮”、“威武”、“阳刚”的气质,但不欠缺柔情细腻的一面。小说虽然对杰克着墨不多,但在小说众多男性人物形象中,他和亚当一样都成为沃克小说中理想的男性典范。

这些理想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男性霸权思想盛行的社会里是有重大意义的,它消解了男性霸权主义的思想,使男性支配性气质陷于危机,但沃克没有将男性气质等同于女性气质,或者说去性别化,因为男性角色的转变仍需要其身体的重新表现。R.W.康奈尔(2003:325)认为,“男权制文化的各种因素不仅能重新组合,而且可以以新的方式发展起来”,沃克正是期待这种“重新组合”来建构男女平等的理想的生活关系模式。

五、结语

从骑在“高头大马”上处于支配性霸权地位的男性形象到双性同体平和的男性形象,某某先生和哈泼经历了从蛹到蝶的蜕变,他们长期孜孜追求的男性支配性气质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心理煎熬值得人们同情。沃克在他们的蜕变中通过多种手段解构了父权家长制的思想,使传统的男性支配性气质崩溃,同时建构了理想的男性人物形象。在解构父权家长制的过程中,沃克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理念:黑人女性的最终解放,除了取决于对白人奴役制度的反抗成果,也取决于对黑人男性霸权的反抗成果。黑人女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女性群体的团结,共同抗争,才能摆脱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连锁共时性压迫 (interlocking simultaneous oppression)(周春,2007:28)。然而,沃克的这种颠覆性显示出些许矫枉过正,遭到了黑人男性批评家的攻击。他们认为,沃克丑化、侮辱、矮化了黑人男性形象,瓦解了黑人内部的团结,迎合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世界的猎奇心理 (王琼,2007:37)。但不管怎样,沃克对颠覆父权家长制,唤醒女性意识,获取男女平等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用“响鼓重槌”的手段或许正是她的策略,正如,弗洛拉(Christina Froula)指出的:“《紫色》推翻了父权文化秩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Malson et al.,1989: 155)

注释:

① 文中引用原著部分参考了陶洁翻译的《紫颜色》,江苏译林出版社,1998。

[1]Froula, C.The Daughter’s Seduction: Sexual Violence and Literary History[A].In M.R.Malson et al.(eds.) Feminist Practice in Practice and Process[C].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155.

[2]Smith, B.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A].In W.Napir(ed.)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C].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132.

[3]Walker, A.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M].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4.xi.

[4]Walker, A.The Color Purple[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

[5]爱丽丝·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江苏:译林出版社,1998.

[6]陈洪富.非洲情结与文化多远——流散的艾丽思·沃克[J].外国语言文学, 2009,(4):269-273.

[7]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8]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M].王欣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9.

[9]康奈尔, R.W.男性气质[M].柳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3-106, 325.

[10]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M].杨述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460.

[11]刘静.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损害赔偿[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5.

[12]邱枫.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J].外国文学,2007,(1):18.

[13]王琼.黑皮肤的女力士参孙[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8):37.

[14]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8.

[1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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