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炎,于智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象思维的路径

王永炎,于智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象思维是中医主要的思维方式，其思维路径大体经过观天地以察象，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据象以辨证，据证而施治等几个步骤，最终实现据“象”而“思”，“依思惟道理而生智慧”的根本目的。象思维具有原创优势，是中医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倘能将形象、具象、抽象系统整合，有利于推动证候规范研究，朝向构建统一的医药学迈步。

象思维；路径；中医

象思维是中国的主要思维方式，由象与思维构成。据“象”而“思”，“立象以尽意”，“依思惟道理而生智慧”是其根本目的。路径是个体在时空间活动的连续轨迹，作为一种思维活动，象思维亦有路径可循。

1 观天地以察象

象寓形象、现象、表象、征象、图像之意，由此引申为天象、地象、拟象、卦象等诸多内涵。甲骨文以“长鼻巨齿为其特征”；《说文解字》曰：“象，南越大兽，长鼻牙。”[1]这是理解象思维的关键。此种描述表明：象思维以把握事物现象的典型特征为基本思维要素，同时还要考虑地域性差异，亦即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立象以尽意”会有所差异。这是象思维需要把握的。

汉字是象思维的产物。许慎《说文解字·序》认为，古人造字，受“鸟兽蹄迒（hánɡ）之迹之可相别异”的启发而“初造书契”，人类自此告别了“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八卦”也是象思维的结果。《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

象思维首要是重在“察象”。《周易·系辞下》曰：“象者，像也。”[1]强调“立象”先求其形似，但又不拘泥于“形与象”。此“象”，可有象有形，也可无象无形。有象有形者，取自然之形；无象无形者，取自然之理。表现虽异，实则殊途同归。明·龚贤《乙辉编》所谓：“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3]实则表达了这种“取象”、“立象”的方法。即前者取万物的“法象”；后者取自然的“图像”。唐·张怀瓘《书议》曰：“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4]因之可知象、意、理等有形、无形者，皆可取象。三国·钟繇《笔法》所谓：“见万象皆类之。”[5]意蕴诸此。

2 立象以尽意

“借物言志”，“寄物托情”，书法、绘画等，本质上也是象思维的体现，其目的仍然是“立象以尽意”。

唐·张怀瓘《六体书论》曰：“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4]书法之所以为高层次的中国艺术，盖由于“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裁成，随便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6]，不过是“借书法，言志尽意”（《六体书论》）。元·杜本《论书》有言：“夫兵无常势，字无常体。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倘悟其变，则纵横皆有意象矣！”[7]

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重视节气变化，因而对天地之“象”的观测仔细而精确，是象思维的较早运用者。对24节气的归纳，一些民间农耕谚语的总结，无不是象思维的集中体现。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毕竟“掌握季节，不违农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齐民要术》所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呈贡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8]因而可知农谚无论是对种植季节的把握、年景预测以及灾害预防，都以观天地之“象”为依据，“立象以尽意”的。

古有“非务农则不能明医”之论，实际上是在表明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医生应该像农夫、农妇学习，像爱护幼苗一样关爱患者的性命生机；二是医生应该向农民学习，参天彻地，不违农时。医生应该有此种精神和素养，以此体察患者之象，特别是证候疾病之象，以把握最佳治疗时机。

象思维也是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无论是对中药性能的把握，还是对脏腑之象、经络之象、舌象、脉象、证象、病象乃至于“医者意也”意象的观察揣摩，都以象思维贯穿其中而发挥主要作用。王叔和《脉经·序》指出：“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9]此言“百病”、“证候”，实在是对“声色”等外在表象的一种提炼归纳，同时也展示中医学是一门以证候为主要辨识对象的医学。

3 得意而忘象

象思维有其路径，依着一定的程序与步骤层层递进，有序进行。始则借助于外在物象，求得内在的意义；最终又不执着、不拘泥于具体的物象甚至跳出“象”的本身，去探寻并获得真正的事理精髓。

“圣人立象以尽意”是象思维的目的。有些事理只可心领神会，不可言传身教。唐·张怀瓘《六体书论》曰：“其趣之幽深，情之比兴，可以默识，不可言宣。”[10]意与此同。

《庄子·外物》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1]是象思维的深化。如果说“取象比类”，“以象尽意”还带有明显的“象”的痕迹的话，那么，抛开具体事物的本身，以全新思维进行意义的探讨，则体现了思维的递进。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2]“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13]因之可知“立象”是为了“得意”、“尽意”。此“意”指普遍的看法、观点或规律，具有主观“意向性”，因而具有“主观性”、“随意性”与“开放性”，不等同于特定之显现形式。“立象”后必有所“忘”，然后才有所“得”。

“立象”，先求其形似，“尽意”时求其神似，最终达到“形与神俱”，“得意忘形”、“得神忘象”终至“大象无形”，这是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缘为最伟大恢宏、崇高淡定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外表格局而表现为“气象万千”的面貌场景。明·项穆《书法雅言》曰：“初学条理，心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14]此之谓也。

4 依象而思虑

象思维之“思维”与现代逻辑学、认知科学之“思维”和而不同。现代所谓思维指思想，或指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思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形式。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常指逻辑思维。

而于佛学则表述为“思惟”，其以“对境审虑而引起心、心所造之精神作用”为“思”，以“思虑推度，思考真实之道理为思惟”，以“依思惟道理而生智慧”为最终目的，此论与象思维意同。

“象思维”以形象观察为开端，以“尽意悟道”为终点，强调“心智”作用，即《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知，不思则不得，此天之所与我者”[15]之言。象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本源。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从象思维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可为例证。象思维之“象”可以无固定形象，无明确态势，不必定性，也不必定量，依《周易·系辞下》“唯变所适”[2]为原则，体现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5 据象以辨证

中医的证候包括症状和体征。症状和体征就是“象”，对诸多“象”的提炼概括就构成系统而完整的证候。要言之，症是外部表现，是一种现象；征是即将出现的问题预兆，是一种征象；候是规律，是一种法象；证是对以上诸多“象”的概括归纳，是一种可资察证的意象。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实际上是在强调象思维当“唯变所适”，依“思维道理而生智慧”，进而“立象以尽意”。这是中医以证候研究为创新突破口的原因，也是以辨证论治为最鲜明特色的根本。

鉴于证候是中医把握疾病基本规律的重要手段，晚近有关证候研究方兴未艾。回顾所用研究方法，量表学、统计学、应用数学、临床流行病调查等多种综合分析方法；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系统生物学等微观前沿方法被吸收引用。数字医学与信息网络技术的渗透融合，为研究者创造条件对证候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探索，也从不同的侧面逼近证候的实质，加深人们的认识。但对中医临床科研工作者而言，海量数据犹如汪洋大海，而临床证治研究渴求的则是维护生命的淡水！

中医学现代理念与思维方法决定人们所采取的技术手段，证候研究离不开中医学临床思维方法。证候与象思维都是中医的原创，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不溯本求原，不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汲取源头活水，就不可能运用创造性思维展开证候与方剂、疾病相关性的理论基础研究。

“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病症结合，方证相应”的临床诊疗路径与模式，其核心与根本仍然是象思维。从“象”开端贯穿一体，体现了差异性竞争。由于理论框架的不同，东西方思维方式也不同。西方以工业文明为背景，使用拼音文字，重视逻辑思维，而后落实到哲学科学；东方长期的农耕文明，使用象形文字，重视形象思维，引导哲学科学，则以“象”为核心。论其发展，象思维当是我们错位竞争的优势所在。这在分析还原方法仍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象思维是中医错位竞争的优势特色，证候及证候病机研究则是诠释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

“以象为素”之“象”，是一种现象、表象、征象乃至整体的印象。《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谓以“眼、耳、鼻、舌、身、意”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属于“象”，是取象、立象的范畴，这是一种“物质实在”，人可以感知；“素”是因素、元素与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基本素材，是具有根本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它表达的仍然是一种“物质实在”，它虽然在“象”的层面上有所深化，但仍是“象”的阐发，同时它又是向“候”的过渡，表明思维层次的递进。“素”还有质朴、不加掩饰的含义。《道德经》以“见素抱朴”为治国三策（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思寡欲）之一，实则蕴观天、彻地、识人之妙法，外表生动具象，内在质朴无华，外以察其“象”，内以识其“质”，亦为象思维的具体体现。

“以素为候”之“候”是观察、守望，是对“象”、“素”的深入观测，以寻找其本质与规律。“候”虽动态变化，但有周期性的循环规律。《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16]是指天地的运行规律，这是一种“关系实在”。从象、素向候的转化过渡，体现了思维从对“物”、“象”的关注，转向对“关系”与“关联性”的关注过程，这是思维的升华。

“以候为证”之“证”是告知、告发，还为凭据、依据、证据。深义当为参悟、证悟。从思维的角度理解，表达了这样一个过程：人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感知事物的“色、声、香、味、触、法”，此为察象；以象为素，见素抱朴，外观其象，内察其质，此为立象；察象、立象，寻找规律，立象以尽意，此为意象；参悟、证悟意象以明理悟道，此为法象。《周易·系辞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2]此以法象喻天地自然规律。

佛学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是还是水”比喻参禅的三种境界。虽言参禅，但于参禅、观象中证悟事理与佛理之真谛，达到洞察世事后的返璞归真而明心立德养性。以象思维为主体的辨证论治、形神一体、整体医学、治病求本、以意为之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明白自家的本心，才能明心见性。能否洞彻玄机之理的关键在于此，象思维的核心在于此，辨证论治的水平高低在于此，“心悟者上达之机，言传者下学之要”的根本在于此。

6 象思维与创新

据载，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20世纪6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西方出现的问题还要回到西方的传统根源上寻求解决。同理，中国尤其是中医要想解决自己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回到自己思想文化的源头寻求解决。中医证候的研究也当如此。象思维是中医症状学与证候学研究的基础，证候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与手段，都不能离开、更不能抛弃象思维。这种思维对诊断疾病、评估病情、临证治疗、判断预后意义重大。在“崇尚国故，追思前贤，传承发扬”的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医学研究应该置身于大科学、大文化的背景之下，以适应大环境，体现大卫生，突出弘扬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坚持我主人随，以创新为先导，重视领军人才的培养，抓住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实实在在做好工作。中医学的发展创新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及自然科学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彰显科学与人文并重，科技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技导航的重要理念。

形象思维为原创。具象思维体现主体客体意象结合的操作程序，抽象思维的推理判断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共识。笔者期待将形象、具象、抽象系统整合，推动证候规范研究，朝向构建统一的医药学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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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way of Xiang-thinking

WANG Yong-yan,YU Zhi-min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Xiang(image)-thinking was a main thinking wa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pproaximately,the pathway of xiang-thinking included:observing the sky and earth to explore the Xiang,explaining the meaning through Xiang,obtaining the meaning and missing the Xiang,thinking based on the Xiang,differentiating symptoms and signs based on the Xiang,giving treatment based on the syndrome,etc.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basic aim of thinking based on the Xiang and obtaining wisdom according to the thinking.The Xiang-thinking had a creating advantage and was the forerunner of innovation on his own in TCM and the holding of continuing development.If completing the systemic integrating of the image,concrete image and abstract image it will be helpful to push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syndrome conformity and can stride forward for constructing unifying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Xang-thinking;pathwa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王永炎（1938－），男，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1962年9月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在附属东直门医院工作，历任内科助教、住院医师、讲师、主治医师、内科副主任、医务处主任、常务副院长、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1983年12月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学位委员会主席、脑病研究室主任，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副校长、校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12月调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科协第六届常委，现为全国科技名词委五届常委，中国科协第七届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4年获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从事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学研究近50年，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药防治中风病与脑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先后主持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合作项目，国家973、863和国家“七五”至“十五”攻关课题20余项；通过对缺血性中风系统临床观察，总结了证候演变、辨证治疗、调摄护理的规律，针对中风病急性期痰热证、痰热腑实证而设计、研究的化痰通腑汤与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疗法，提高了显效率，减轻了病残程度；1990年以来受聘为中医内科学术带头人，深入系统进行了中风、痴呆临床和基础研究，在病因调查、证候规律、治疗方案、疗效评价及新药研制各方面都有创新性工作，提高了中医脑病防治水平，被评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在中医药标准化研究方面，主持了《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中医病案书写规范》和《中医内科常见病证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等标准化建设工作，组织起草制定了标准化文件，对推动中医药学术进步有一定作用，还主持制定了中风病辨证量表与中医诊疗标准，已被推广试行，1983年主持的《中医病案书写规范》，又于1992年和1999年两次组织了修订；1999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的中医药基础研究，提出了以方剂组分配伍研制现代复方中药的新模式，搭建了3种公共技术平台，项目验收时发表论文512篇，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96篇，研制了10余种现代中成药，在中药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学术影响；自1986年以来，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5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求是基金会“中医药现代化杰出科技成就奖”，先后作为第一主编出版《临床中医内科学》、《今日中医临床丛书》等12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已培养医学博士51名，出站博士后15名，在站博士后8名，其中2名博士荣获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

R2-01

A

1672-1519(2011)01-0001-04

于智敏。

2010-12-02）

·名医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