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江 魏中林

论晚清志士之诗*

宁夏江 魏中林

晚清初期的经世派、中后期的维新派以及后期的革命派是相对集中的三个志士群体。从这三个志士群体留下的诗作看，他们有着激昂慷慨的用世之心，渴望挽救民族危机，但却屡遭清朝统治者的排斥、压制甚至迫害。他们的诗歌是愤激发奋之作，具有强烈的济时经世特征。这些志士之诗中的主流思想，从一个侧面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动员作用。

晚清;志士之诗;近代诗风;反帝反封建;思想动员

一

满清王朝延亘到道、咸之世由盛而衰，外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士人“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①。“这种新变可分为流向不同而影响于近代诗史的两股诗潮。大致而言，一则为取径于宋人的‘学人之诗’，一则为倡导‘志士之诗’的爱国诗潮。”②就时代风气来说，志士之诗更能代表晚清诗坛发展的方向，并贯穿着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历程的始终。

若深入考察，志士之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明确主体身份的最早可以上溯到屈原的《离骚》:

(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③

屈原尽心致力于楚国的富强，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于是“发愤以抒情”④，将其“劳苦倦极”、“疾痛惨怛”的内心情绪一发为诗。屈原以后，凡在社会乱离或朝代崩摧的时代背景下，都会出现仁人志士抒发其忧国悯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慨之情的著名诗篇。刘琨、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人的诗歌都是典型的志士之诗;建安时期的诗人、安史之乱时期的诗人、北宋末的南渡诗人、宋末元初时的诗人乃至清初明朝遗民诗人中，均有不少翘首高歌者，从而汇成了特定时代的志士诗人群体。

历代仁人志士的著名诗作，均产生于大同小异的时代背景中——“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⑤;他们“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观万物之理，备四时之气，其心未尝一日忘天下而其身不能信于用也，其情未尝一日忤天下而其遇不能安而处也，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⑥。由此可见，历代志士之诗均为愤激发奋之作，充分体现出“物不平则鸣”的特点。

晚清之世，大清政府懦弱无能，西方列强嚣张跋扈，国土惨遭蹂躏，人们罹乱悲苦。面对这种喧嚣乱离、风云突变的时代，广大仁人志士与民胞之心被强烈激发出来，皆欲济时救危，挽狂澜于未倒。从鸦片战争起到民国政府建立这一历史阶段考察，早期的经世派、中后期的维新派以及后期的革命派是晚清仁人志士相对集中的三个政治性群体。他们“睹海宇之骚然，伤公私之耗竭，亲见覆军杀将之惨，民生流离斩艾剥割之状”⑦，“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⑧;他们心忧天下，欲以身报国，挽狂澜于未倒，却报国无门，屡遭统治者的排斥、压制甚至迫害。他们所学未施，乃尽发诸吟咏”，故“其诗之烦冤沈痛，必数倍于畴昔”(《孔宥函诗叙》)。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赫赫天朝上国的根基遭到外敌的猛烈冲击而动摇。当此之时，“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他们“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希望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去决策幄幕，出谋划策，杀敌立功，却无法得到一试身手的机会。统治者嫉才弃才，“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⑨;他们空负报国之志，却只能“以其穷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张亨甫传》)。

维新志士所遭受的摧残恰如黄遵宪所言:“五洲变法都流血，先累维新案尽翻。”残存者“尽瘁国情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自励》)。面对国民沉疴之深重，保守势力之顽固，他们慨叹空负韬略，壮志难酬:“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读陆放翁集》);“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黄遵宪《支离》)。

革命志士则更是遭到了满清政府的惨酷镇压。对于统治者的淫威，他们抗争到底，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⑩，表现出大义凛然、为国献身的精神——“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章太炎《狱中赠邹容》)。他们的诗歌实是“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均以寄悲愤”⑪而创作出来的。

二

晚清志士面对内忧外患交相侵逼的时局，不屑于“春夜伤心坐画屏”⑫。他们中的一些人时常“相对新亭空洒泪”(孙义钧《读史杂感》)，无奈地悲叹现实，徒然嗟老悲穷，另一些人则积极地应对时局，敢为天下先，欲为天下师，以医国手自期，“抵掌当世务，时时摩蒯缑”(黄遵宪《题樵野太运甓斋话别图》)，“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⑬。他们“少负经世志”(《清史稿·管同传》)，“初志岂诗人”⑭，认为作诗并不是遣兴消愁，而是赋予诗歌实际的功能。诗歌成为他们抒写文韬武略、抒发救国图强之志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他们的诗歌诗具有明显的济时经世特征。

(一)道、咸时期以经世派为主体的爱国志士的诗作，大多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研讨漕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凡不关时局、不谈海氛之诗都被搁在一边。他们围绕着如何消除烟灾、如何打击侵略者，把救危之术、制敌之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大经世志士从战略战术上提出了许多克敌制胜之法，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民力足用，只要善于作长期筹划，必定能打败几小撮侵略者。下面这首诗可作突出代表:

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古人重召募，乡团良足倚。剿抚协机宜，猖獗胡至此?我朝况全盛，幅员二万里。岛夷至么麽，沧海眇稊米。庙堂肯用兵，终当扫糠秕。(朱琦《感事》)

侵略者长于火器，必须避敌所长，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躲开炮火，短兵相接——

溃乱知何因，猥云炮猛利。我思炮所施，岂在肘腋地。先登苟共争，短兵杂相继。谁能十步内，轰击不自避。下吴想开平，竹端布交系。炮来随低昂，破之固有计。(陆嵩《感事》)

敌军长于水战，我方要尽力避免水上作战，诱其登陆，围而歼之;也可采用突袭战，用火攻法烧毁敌舰，“敢抛水棚舍飞舻，百里往还胜可图。空炮悬樯方弃远，包原背陉合摧枯。青塘韦粲沈渊易，赤壁周瑜纵火无?”(孙义钧《读史杂感》)“出水鲸鲵困，登山虎豹雄。用长先诱敌，得势乃论功”(黄燮清《闻浙抚督师海上》);“我苟聚精锐，仓卒乘三更，上流复纵火，巨舰焚纵横，何难尽厥类，歼戮空城埛”(陆嵩《有闻贼中事者诗以答之》)。

经世志士看到满清军队相比于外国侵略军在武备技术上存在着巨大反差，认为要挽救颓败之势，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选派人员，学习外国:“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魏源《寰海十章》其一)满清海防纰漏百出、重海防而轻河防，他们认为必须海防河防兼重，才能改变不利的战局——

滃州绝地海天涯，不与前朝版籍偕。那用敌人归郓邑，更分兵力守珠崖。金汤分踞三方垒，斧钺森严十二牌。但识守江贤守海，何虞骚浙更骚淮。(魏源《秋兴后十首》其四)

(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维新志士认识到“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的洋务路线并不能解除民族危难，中国单纯停留在器物层面与列强争胜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在“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必须通过维新变法，革除中国落后的思想文化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制度，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真正达到振衰起颓的目的，“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梁启超《自励》)。他们“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其眼光超越了“师夷长技”而进入了“师夷体制”的阶段，希望从思想精神上对国民加以改造，以求实现民族的复兴:“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⑮他更进一步要求政治上必须废除封建制度，走西方民主化道路，“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⑯按黄遵宪的主张，新的中国在文化上不能只囿于传统的国学，必须引进西学:“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上述思想诚可谓是“志士发愤，咸欲纵观欧、亚大势，考其政教代兴之机，富强竞争之界”(沈惟贤《万国演义序》)。

(三)“百日维新”的失败，宣示了变法改良难以挽神州于陆沉。血的教训、西方思想文化的滋养以及种族意识很快催生出一批满清专制政府的掘墓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化，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基于满清政府完全沦落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奴仆和看家狗，封建制度已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最大的障碍，于是果断揭橥了推翻满州贵族专制统治和推翻君主制度的时代主题。

新一代革命派认为，在满州贵族专制与高压的统治之下，救国之路不能仅靠文争，必须依靠武斗。即必须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满州贵族腐朽反动的统治。“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秋瑾《宝刀歌》)⑰;“仗剑纵横摧虏骑，不教荆棘没铜驼”(吴玉章《一九○四年留学日本时自题像片诗》)⑱。他们创作出的诗歌中频频出现的“剑”、“刀”等武器，这就是武装斗争的标志。革命派志士还认为，必须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否则打倒了满州贵族的统治，封建专制势力又会抬头:“铙歌慷慨奏平湖，全局终怜一著输。犹有亡臣嘘烬焰，无端妖谶侈当涂。画兰思肖宁殊族?附莽扬雄信贱儒。”⑲只有反清与反封建双管齐下，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革命派诗人还认为，要在封建壁垒中创建新式国家，就不要怕流血牺牲:“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熊朝霖《绝命诗》);“文明有例购以血，愿戴我头试汝刀……作人牛马不如死，漓淋血灌自由苗”(高旭《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罗福星《绝命词》);“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杨振鸿《述怀》)⑳。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者欲完全瓜分中国的野心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世无平权只强权”，“公理不恃恃赤铁”(秋瑾《剑歌》)。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必须明白“世界和平赖武装”(秋瑾《宝刀歌》)，“除却干将与莫邪，世界伊谁开黑暗”(秋瑾《剑歌》)。

三

晚清志士“抱经济之才，熟谙武备诸事。诗文乃其余技，顾英思伟论，时时见于篇章，盖其蕴蓄者宏，不肯以文人自域”(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正因为他们不以文人身份自矜自持，而将诗歌作为表达经世之志和经世之策的工具，所以当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妨碍了他们发挥诗歌“言志”功能的时候，他们敢于“离经叛道”，对传统的诗规进行变通。他们面对急剧变幻的时代，“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㉑，其诗作的确能够“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敢于大胆革新而标举近代的诗风。这种近代诗风，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疾呼痛詈。近代满清帝国如同一座根基腐败的大厦，“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而要唤醒这些酣睡的人们，不论是含蕴蕴藉、怨而不怒的醇雅之作，还是小骂大帮忙的怨刺之作，都无法适应实际需要。仁人志士“明悉事理，指陈利弊，将救世觉民之为急，故于古今成败得失邪正是非之际，往复留连，疾呼痛詈，犹恐疲癃聋聩之夫藐然而不一听”㉒。他们的诗歌对中国社会的黑暗与症结有深刻的反思力和穿透力，故其暴露与批判才有如此力度和深度，能撄人之心而豁其耳目，“具有战斗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较之不痛不痒的程式化的诗文来说，光辉得多”㉓。

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派诗歌以犀利而尖刻的语言，讽刺了公卿大员:他们或养尊处优，故作悠雅，“当世有谁娴将略，诸公自合享承平”(张仪祖《咏史十首》);或惊慌失措，软弱无能，“见说张皇须坐镇，未妨宰相似棉花”(张仪祖《咏史十首》);或屈膝投降，廉耻丧尽，“如何金瓯全盛日，却类金缯岁币谋”(张维屏《三元里》)。甲午战争失败后，广大维新志士怒斥李鸿章消极防守:“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黄遵宪《感事三首》);痛詈慈禧太后擅权误国:“妲己倾有商，褒姒灭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祸亦因由”(刘光第《杂诗》);“天鸡不能雄，牝鸡代为鸣”(丘逢甲《杂诗三首》)。革命志士的诗歌则更进一步，是“跳踉搏跃”，“震以雷霆之声”，“叫咷恣言，发其惭恚”(章太炎《革命军序》)，“多叫嚣亢厉之音”㉔，“相与衡盱时局，狂歌痛哭，拨剑起舞，而欲有所为”(陈去病《高柳两君子传》)㉕。

(二)不事雕琢。晚清仁人志士并不是不具备诗人的才气，只是时代丧乱，变故相寻，他们没有从容锤炼润饰章句的宽闲条件。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震得国势颓危的环境中，他们无法两耳不闻窗外事而醉心于纯艺术的美梦中。他们不可能像以前诗人那样“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往往是应时急需，开炉即锻。他们关切的是经世济用，抵御外患，救国安民，反帝反封，而不痴迷于诗歌本身的艺术雕琢，所以其诗作往往是称心而发，肆口而成。当然，他们的一些诗歌显得匆忙、率易、肤浅，难免嚣肆粗粝，比较粗糙。在思想内容方面，缺少幽邃的思考，反复的探求。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其果可解也耶，抑不可解也耶，姑笔诸书，以俟夫后之解之者。”(贝青乔《〈咄咄吟〉自序》)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的不少诗作缺少精细的打磨，砂粒毛刺，可剔之处较多;但是他们的诗歌因激情发自肺腑而淋漓酣畅，恻恻动人，具有强大的思想感染力，起到了为推翻满清政府而鼓与呼的动员作用。

(三)平易通俗。带有贵族特征的古典诗歌基本是文人士子的欣赏对象，这些诗向来以雅正自居，即使偶尔吸取民歌等俗文学的养料，也只是作为点缀而附庸风雅。晚清志士欲以诗歌唤起广大民众，于是把诗歌写得通俗易懂，“欲为平易近人诗”(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提出“我手写我口”(黄遵宪《杂感》)，“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秋瑾《〈精卫石〉序》)。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通俗浅易的趋向。如邹容担心他的《革命军》“语过浅露”而请章太炎为之润色，章太炎却认为《革命军》的特色正在于它的明白如话。除了创作格律不那么严格、形式较为自由、篇幅容量灵动性大的古体诗，他们还创作浅显通俗、形式活泼的准新体诗，大都“疏于格律”，“选韵尤宽”。特别是通过报章向普通民众进行宣传的诗歌，更是以俗语出之，直白了然。他们诗歌通俗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章太炎《革命军序》)，以便更好地唤醒民众，号召民众。

革命派志士的诗作确如马克思所言，“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㉖。诗歌成为革命派志士声气相求最惯用的“舌和笔”。由于他们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与封建制度和满洲贵族彻底决裂，所以大多是仗剑慷慨而歌。他们的诗歌同经世志士和维新志士的相比，情感越加亢奋激烈，绝少雍容舒缓的文人化气息，敢于冲破一切言禁，批判的锋芒愈加犀利泼辣，更能体现出晚清志士之诗的革命特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晚清经世派、维新派，特别是革命派志士的诗作，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诗作中彰显出的主流思想和艺术风格，对辛亥革命的爆发，毫无疑问起到了强有力的前期思想动员作用。

注释

①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31、9页。②张炯等:《中华文学通史》(第5卷)，华艺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③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第626页。④朱熹:《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69页。⑤黄宗羲:《南雷文定》(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⑥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3)，福州孔庆衢清同治丁卯本。⑦鲁一同:《通甫类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⑧姚莹:《东溟文后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9页。⑨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0页。⑩赵声:《赠吴樾》，华南师院中文系编《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中华书局，1978 年，第39 页。⑪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⑫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7页。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页。⑭贝青乔:《半行庵诗存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⑮舒芜:《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38页。⑯蒋智由:《卢骚》，钱仲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第1卷)，上海书店，1991年，第 876页。⑰秋瑾著，郭长海、郭君编:《秋瑾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⑱吴玉章:《吴玉章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⑲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135、131页。㉑叶燮:《已畦集》(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83页。㉒彭士望:《与魏冰叔书》，《耻躬堂诗文合钞》(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052)，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4页。㉓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6页。㉔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㉕胡朴安主编《南社丛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6页。

I207

A

1003—0751(2011)03—0211—04

2011—03—20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晚清学人之诗研究》(09YJC751060)的阶段性成果。

宁夏江，男，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韶关 512000)。

魏中林，男，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