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批判性特征探微

2011-02-20徐刚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1年4期

徐刚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批判性特征探微

徐刚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实现其理论创新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和时代发展的变迁,同时也离不开批判性地主观改造和主体适应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一部批判史,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批判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批判性

理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突破性的思维活动,它得以进行的思想基础是创新主体应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现首先在于创造实现这一创新的条件。这个条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和时代发展的变迁,但也离不开批判性地主观改造和主体适应的实践活动。概言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P10)。

每次阅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七个版本的序言时,总会联想到《宣言》中所强调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理论随着时代的变化“都会有不同的写法”。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284);“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P681)列宁援引恩格斯说过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叙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创新性和实践性特征,认为“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3](P278)时代性、实践性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价值和地位可见一斑,这里无意赘述。本文主要叙述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在主观上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

一

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吸收、创新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既包括具有根本意义的直接“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也包括思维和理论的批判,后者既包括对一切旧思潮、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首先表现为它的社会批判和反教条主义的创新思维,因此,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旧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来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早年就充分表达了他“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4](P414)的创新思想,并在致卢格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当时许多自命不凡的“改革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批判。他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4](P416)。“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4](P416)“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4](P416)可见,马克思准备对旧世界、旧思潮进行彻底的、深刻的、无所畏惧的批判。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即是他们对各种人类优秀成果批判性地继承的产物。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3](P309),具体来讲,“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3](P309-310)同时,这个学说创立的过程也是一部对过去历史和社会思想进行总结的批判与斗争史,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了其批判性特征,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5](P347)

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19世纪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到了一起,科学思维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使与之相伴的劳资对立倾向加剧,这些方法的注入和现实的思考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的来源,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批判地继承、改造和发展所有这些成果,比以往更彻底地运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把握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即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6](P10)。在这里,理性不仅仅体现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也应该理解为世界和历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反思、批判、扬弃、超越去认识世界和历史的统合思维。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人类的解放事业,并为之建构了一幅理想图景,他们从事的诸如宗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发展道路批判等均是为了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不仅是战斗的一生,也是批判的一生。从他们青年时期激进地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到对商品与资本的批判进而对私有制的批判,再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的批判性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特征。这种批判性的特征在对批判对象的批判中得到体现与运用。一般认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然而,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指导地位后,就不断遭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肢解、攻击甚至歪曲、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3](P1)。“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杜林。……到上一世纪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3](P1-2)①另外,笔者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著作题目中就含有批判的字样,如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导言、序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还有一些没有出现批判字样但却深刻表达了批判、论战性质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反杜林论》等。

此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及其战友同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世纪中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斗争。”[7]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也是一部纷争不断、较量激烈的发展史,如“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独秀、王明等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斗争,继后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20世纪最后20年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7]这种较量与斗争仍将继续,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如毛泽东所言,“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8](P231)。

二

自我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特品质,这一品质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旧思潮的批判是彻底的。纵观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史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批判也是彻底、无情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同对于别人的理论一样,都要服从真理和客观现实的要求。这种自我批判的彻底性,来源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来源于对历史变迁的理性反思,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理论自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从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品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和批判性特征的基本途径,这从分析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关于《共产党宣言》序言。《宣言》所叙述的逻辑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均应该得到新的变化和理解。但出于尊重历史文本的需要,这个历史文件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9](P249),其使命被置于《宣言》的七个序言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首先指出,25年来《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某些地方可以作一些修改,如“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9](P248-249)。这里主要讲的是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了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二月革命到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总结。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9](P249)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打碎的是怎样的国家机器呢?“显然,如果这里指的是摧毁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就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修改……所以,这里的论述只能是针对无产阶级建设怎样的政体而言的。”[10]事实上 ,从《宣言》发表到 1870 年代 ,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无产阶级国家雏形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权建设问题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了新的内容。这篇序言与时俱进地指出了这一思想的实践性特征,其意义完全适合于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的评价,该思想体现了作者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11](P1)。另外,从方法论,或者说批判的角度来说,1872年的序言提出这一思想,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贯性、一致性得到体现,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的理论品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勇气和批判思维。

同时,在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宣言》“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9](P249)就前者来说,《宣言》只对1847年以前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对此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与斗争则只能由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写作的文本来完成,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如巴枯宁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等)、国家社会主义(如拉萨尔主义)、工团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英国的改良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等。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精力就是对巴枯宁主义的批判,使国际免于破裂。随着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大,在187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了对杜林的批判,这一重任是由恩格斯来承担的,他也不得不放弃了正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针对1875年初德国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大会的纲领草案中泛滥的拉萨尔主义,马克思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给予有力的驳斥。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还将目光投往了东方落后国家,尤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但在俄国公社问题上与民粹派出现了异议和争执,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后者来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进步意识和负责任的自我批判精神,《宣言》中主要进行批判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的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在欧洲革命之后渐渐式微,对当时新出现的党派进行批判成为共产党人新的使命,这些党派如英国的工联、巴枯宁建立的无政府组织——国际社会主义。

第二,关于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成于1850年,主要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如不断革命、工农联盟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过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估计过高,曾在一段时期内期待革命力量不久就会到来,但随着19世纪中后期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在危机中死亡,反而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也有了新的变化。对此,恩格斯在其最后一篇文献中也进行了自我反思,正如伯恩施坦所指出:“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12](P163)恩格斯自己这样坦诚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P510)对于这种斗争方法即“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2](P517)过时的原因,恩格斯也做出了解释:工业革命仍具有较大的扩展能力,“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2](P512);同时,工业革命到处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起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愈益激烈,而与日俱增的无产阶级大军都不能依靠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P513);此外,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有利于军队而不是民间战士,由此恩格斯反问道:“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2](P521)因此,“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2](P521),新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方式在公社和普法战争之后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是普选权的使用,在恩格斯看来,它是一种合法手段对不合法和颠覆手段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超越。19世纪后期的世界历史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证明和解释,围绕着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旋律。

三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和理论武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特征,赋予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丑恶形态和虚假理论进行揭露与斗争的职能,给予了它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论证的责任,其中也必然要求彻底地、毫不留情地批判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实践的需要。然而,“一般说来,对他人的理论的批判是容易做到彻底和无情的,那么自我批判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一种考验,一种对理论的性质和理论家的自觉性的考验。因为理论的自我批判比承受外来的批判更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于它把自我批判始终看作自我发展的环节。”[13]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表现出了理论家的自信和自觉。他们不仅彻底、无情地对19世纪的优秀成果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也对他们自身做出了严肃、认真地自我批判,这种理论自觉和彻底的自我批判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

批判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要求。认识到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品质。黑格尔曾指出了方法对于理念的重要性,认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4](P427)巴甫洛夫则认为:“研究的严肃性如何,就完全依赖于方法,依赖于行动方式”[15](P16);“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15](P18)。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一原则应该至少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整体与个别相统一、批判继承与超越创新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时代不断在发展、变化,作为精髓和核心的方法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正如卢卡奇所言:“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收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收马克思研究的成果。他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6](P21)悉尼·胡克甚至将方法作为马克思学说的线索,指出马克思学说如果离开了“所据以提出的方法,以及它们所由此产生的历史关系来考察它们的话,那么,它们倒确实是显得相互矛盾的”[17](P57)。他进一步强调:“在仅仅对孤立的原文作拘泥于形式的分析中,是找不到一种学说的全部含意的。这种含意是从把这些原文同那些为它们所反对的立场和观点联系起来的考察中获得的。”[17](P57)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中进行的,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今天仍然有益。如同一位学者评价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时指出的:“马克思当年所能掌握的材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的,但他的方法比后来那些认为全世界都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人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18](P400-401)这种评价同样适合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和理解。另外,这种方法论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批判意识和创新思维的要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理论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已被证明。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7]梅荣政,荣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原则[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王建民.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思想研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德]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