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民信仰整合作用的经验研究

2011-01-10张凤荣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1年4期

张凤荣王晶

关于中国农民信仰整合作用的经验研究

张凤荣王晶

从信仰的社会文化视角出发,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在转型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在社会控制、人格塑造、道德约束和精神关怀等方面发挥着社会整合作用功能。信仰方式与社会整合作用的典型相关分析模型表明,通过舆论宣传加强政治信仰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宗教信仰则可以起到精神关怀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应加强宗教管理,避免陷入宗教信仰误区。

转型时期;农民;信仰;整合作用

对信仰作用的探索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不仅因为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主导因素,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体信仰的树立与化导作用”。“一个人应该有明确的理想追求……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健康的主体信仰”[1]。正如埃利亚斯指出,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经验和解释世界,而信仰就是这些经验和解释方式的产物。信仰具有多元性,不同信仰作用的机制是不同的,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和特有的精神现象,人类的信仰世界是开放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价值追求、对终极关怀的不同寻求,会导致人们的信仰多种多样和五花八门。

农民信仰的产生主要来自两种因素的作用:一是来自于外因的作用,即因天灾、疾病、挫折、困难等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产生的信仰心理需求;二是来自于内因的需要,即农民出于内心的需求而主动从生活体验中出发,经过深思之后所选择的信仰。前一种信仰呈现的是“信仰的理性”,即“先信仰后认识”,此阶段的农民信仰多处于感性阶段,农民需要的信仰多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定与坚强,这种信仰的动机有时含有不同程度的实用主义;后一种信仰呈现的是“理性的信仰”,即“先理解后信仰”,体现了农民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这种信仰一旦形成,是内化了的、稳固的,不易动摇和不易受外界干扰的坚定信仰[2]。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信仰问题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信仰,“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3]。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农民信仰的变迁轨迹,生活在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农民拥有过不同的信仰,有的体现为“信仰的理性”,有的则体现为“理性的信仰”,这两方面此消彼长、相互冲突和融合。

一、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的特点

信仰是一个“中性”概念,有崇高和庸俗、科学和迷信、理性和非理性之分。从信仰表现出的形态分,可把信仰分为理性信仰(科学信仰)与非理性信仰,具象信仰与抽象信仰;从信仰表现出的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又可分为个人性信仰与社会理想性信仰;从信仰的文化特征上分,又可分为宗教信仰、道德信仰、政治信仰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又可把信仰划分为无产阶级信仰与资产阶级信仰等。本研究主要从信仰的社会文化视角出发,通过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呈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在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特征。

(一)宗教信仰方面。宗教是人类精神意识信仰状态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宗教信仰是人类信仰文化中最为普遍、最为大众化的一种信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宗教与信仰是同义词,一般人所谓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宗教信仰。作为一种超世俗、神圣化并且大众化的信仰体系,宗教信仰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非凡性,最根本的意义是表达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终极性与非凡性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形式的本质区别。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具有神圣色彩的信仰都可能是宗教信仰。涂尔干与贝格尔把人类对宗教的信仰理解为一种社会性机能的反映,即人类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这只是它的表层,其深层根源乃是人类存在了意义的表征。蒂利希从文化神学的角度把人类的宗教信仰解释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和根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剧烈的变革,导致中国部分农民精神信仰嬗变,在我国农村兴起了“宗教热”,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利益群体[5]。迅速兴起的农民信教热潮具有宗教与经济同步发展,信教人员“四多”(老龄信徒多、女性多、文化程度低者多、身患疾病者多)、邪教组织混迹其中、教种信仰的西教东热、宗教世俗化、易于与宗教混淆的世俗迷信复萌等特点[6]。根据在泰县的调查统计,信教的农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7%左右,偶然信教的农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8%,半信半疑的农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8.5%,而更多的人自认为不信教。在信教者中,约80%的农民信仰佛教,还有一些人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佛教在泰县影响最大,时间也较长,以至于许多农民认为佛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在信教的农民当中,约65%以上是50岁以上的农民,且女性偏多,有些年轻人受周围人的影响,也跟着烧香拜佛。很多不信教的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宗教信仰的环境里,往往有一种宗教潜意识,一旦有什么特殊原因,便可促使这部分人由无宗教信仰者变成宗教信仰者。

(二)政治信仰方面。政治信仰既是一种信仰的文化形态(政治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信仰的意识形态类型(把政治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从信仰的文化学意义上,政治信仰指涉的是为了某种政治理想而对某种政治理念、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信仰。在一般的政治哲学理论文本或话语里,政治信仰又称之为政治理想,具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所属,人们的政治信仰也不一样。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政治信仰在性质上主要有三种: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条式理解的传统政治信仰观念,这种信仰已经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明确,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7](P25-38);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8]。

政治信仰本质上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一方面反映政治生活的现状;另一方面体现政治信仰中的政治情感、要求和愿望,一般总是与特定群体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的。因此,关注政治信仰的变革,合理地确立政治信仰,对于维护政治统治、发展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近二十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农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活动形态,而且使其从传统的同质文化走向了多元的、相互冲突的异质文化,从相对稳定、有序的生活方式走向了多变、无序的生活方式[10]。长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已内化到农民内心精神世界之中,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统计,大约有85%左右的农民是认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不认同的农民中,有10%左右明确表示不信仰共产主义和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示不信仰的大约有5%左右;还有4%～8%的农民处于迷惘状态,没有想法和态度。这是公开表态的观点,而在实际内心世界中可能要比统计的更具真实性。当个案访谈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所问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思想、理论,只要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他们都欢迎。他们比较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稳定和贫富平均,但也反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他们能够认同改革开放政策,但又不满意现实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不满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甚至有少数人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致富有想法。当问及社会主义信仰时,部分农民认为,现在都啥年代了,再提社会主义信仰有点离谱,不合时宜。

二、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的整合作用

社会整合有几个层次:一是通过社会组织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二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定、规范、行为准则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三是通过社会舆论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这里所讲述的社会整合着重指后两种形式的整合,即通过观念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以及行为规范的实行而进行社会整合[11]。信仰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它不仅体现出特有的人生关怀,而且也体现出对世界的关怀。这种关怀便是通过人生和世界的“怎样”之类的追问与解答来实现的。正是这样关怀,使信仰走出了纯粹的精神空间而成为一种精神动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社会控制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信仰对社会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它的意识形态特征反映出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仰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就把信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看待。

1.信仰对社会的控制主要是一种文化控制。正是由于文化,把我们塑造成为一种社会的动物,按社会的法则来生活。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对社会的控制最主要的形式便是宗教。宗教伦理使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规范化;宗教信条使人类能够形成一种精神关怀,使人能支配命运,克服人生的苦恼,规范着人类的行为。相信赏罚分明的神圣者及来日审判的恐惧,使那些不懂文明的野蛮人也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对法的信仰、对道德的信仰、对某种权威的信仰,都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没有信仰,便没有精神控制;离开了信仰,再完备的法律与制度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2.信仰的社会控制还表现为一种理想牵导的控制。作为一种靠理想牵导的社会控制,信仰的突出特征是由于理想内化到个人心理意识深层结构中而带来的自主自律性,而这种自主自律则是协调和处理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过程,亦即协调和处理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目标、社会客观需要通过与个体人的精神追求的有机统一而实现社会的有机运转。当个人信仰与社会理想一致、社会理想内化为个人信仰的情况下,社会就会处于良性运转之中;反之,社会则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

(二)人格塑造功能

信仰对人格的塑造,一方面通过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影响人格。作为一种精神机制的信仰,与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信仰宗教的人,会以神秘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信仰马克思主义,则会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维思考问题,而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形成了一种思考模式,也培养了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事方式,形成了一定的人格。另一方面,信仰对人格的塑造还表现为对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趣味、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等的模型上,从而影响人格的形成。古往今来,大凡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把人生追求的某种信仰,当做人生的一个重要品格特征。

(三)道德约束功能

道德被视为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和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2](P1195)。当我们称社会为“道德的社会”时,实质上是公众都乐于并自觉遵守行为规范;当我们称某人“有道德”时,也是指他能自觉到道德义务并恪守行为规范。孔子说要“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曾指出:“对人生和人性的信仰,相信人生之有意义,相信人性之善;对于良心和道德法律的信仰,相信道德法律的效准、权威和尊严。又如相信德福终可合一,相信善人终可战胜恶人,相信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等,均属道德信仰。”[13](P92)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靠的就是道德约束的维系。对一般老百姓而言,德性常被概括为孝、忠、信、礼、义,以及德福合一的观念,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德性被看做个体获得福祉的前提。

(四)精神关怀功能

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信仰正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命的终极关怀机制,无论是道德信仰还是宗教信仰,无论是政治信仰还是科学信仰,都会给予人生最根本的关怀,解答诸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何在”、“怎样生存”这类形而上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正是这种终极关怀,使人的精神有了一种稳定感,不仅可使人的精神得到安顿,还可使人能够具有足够的勇气来承领价值虚无所带来的精神漂泊和放逐,成为人流浪荒原之所心中的一片绿洲。正是这种终极关怀,使人能够面对各种碎裂的异化的非人态的东西对人的考验,而信心百倍、一往无前地奔向理想的王国。对此,美国著名宗教学家斯特伦曾说:“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于永恒实体的笼罩之中。这种信仰的行为不仅使人精力充沛,而且使人获得一种信念,即人们可以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由此,人们把自己的生活转向最高的精神目标。无论生活中风行什么,他或她都全感到充满力量、觉悟与安宁,并且高高兴兴地为他人服务。”[14](P59)

三、中国农民信仰整合作用的经验研究法

根据上面的分析,转型时期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会对农民的社会控制、人格塑造、道德约束和精神关怀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分析来了解。在对中国农民信仰调查数据库进行分析时,将信仰(包括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作为一组变量,整合作用(包括社会控制、人格塑造、道德约束和精神关怀)作为另一组变量[15],信仰变量包含两个层面,而整合作用变量包含四个层面,对于这样的多变量组相关问题适宜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典型相关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可以充分地利用一组变量连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信息[16](P307-328)。对信仰与信仰作用两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整体检验和维度递减检验呈现统计显著性(p=.000),说明两个变量组之间存在典型相关关系,产生两个典型相关系数(ρ1=0.864,p1=.000;ρ2=0.35,p2=.000),主要是第一个典型相关系数ρ1起作用。图1为根据运算结果建立的典型相关分析模型。

1.信仰对社会整合作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典型变量上,解释力为52.032%。在第一对典型变量(U1,V1)上,主要是政治信仰(负荷为1.00)影响社会整合作用中的社会控制(负荷为0.997)。因而,在第一对典型因素分析里,通过控制农民政治信仰变量而影响社会控制变量,由于其负荷的值均为正数,可见政治信仰愈强烈,其社会控制作用愈强。

图1 信仰与其作用的典型相关分析径路图

2.信仰对社会整合作用的第二对典型变量,解释力亦可达到47.968%。在第二对典型变量(U2,V2)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负荷为-0.979)影响社会整合作用中的精神关怀(负荷为-0.866)。因而,在第二对典型因素分析里,通过控制农民宗教信仰,而影响精神关怀变量,由于其负荷的值均为负数,可见宗教信仰愈弱,其精神关怀作用愈小。

四、小结与建议

(一)两种典型的农民信仰对社会整合作用有不同的影响。政治信仰有助于整合社会控制功能,而宗教信仰对精神关怀功能产生作用。

(二)通过舆论宣传等信仰社会化方式可以引导农民树立正面的、积极的政治信仰,维护农村稳定。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反映出,正面的舆论宣传在农民信仰建设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胡锦涛指出,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重要导向作用。农民政治信仰的建立主要来自舆论宣传,典型相关分析表明农村的稳定是可以通过外部引导性信仰达到规范的目的。

(三)加强农村宗教管理,可以避免陷入盲目崇拜的宗教信仰误区。上述分析显示,宗教信仰与精神关怀存在密切关系,同为负向。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应该对农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健康引导,使农村宗教信仰活动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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