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新的话题：“睁了眼看”以后，会不会看？

我们还是从鲁迅的一篇文章说起。题目叫《夜颂》，文章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接着，就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在白天，人是穿着衣服，戴着面具的。比如说，我现在站在大家面前，就戴了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面具。也就是说，我的言行自觉、不自觉地就要受到某种限制，对我自己就有所遮蔽，你在课堂上看见的我，和在我家里看见的我，是不完全一样的；你在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的我，和黑夜中的我，也是不一样的；到了晚上，特别是一人独处的时候，把衣服脱下，面具也拿下了，这时，就露出了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自我。——我想再补充一句：这还不够，因为还有皮肤，皮肤也是一种掩饰，只有连皮肤也撕开，露出血淋淋的筋骨，那才是血淋淋的真实。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那里有血淋淋的真实。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面对的。

鲁迅的这一描述，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白日，就意味着掩饰、遮蔽；只有黑夜，才有真实。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爱夜的人”：“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白天，社会一片光明，但是，在光明之下正“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鲁迅连用两个比喻：“人肉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这提醒我们：中国“吃人肉的筵宴”里的人肉缸上面有着金盖，吃人肉的鬼魅脸上是涂着雪花膏的。因此，不是你一睁开眼睛，就能一眼看出的。这就有了一个识别的问题，去掉伪饰的问题：能不能看到白日背后的大黑暗，能不能透过种种装饰、层层遮蔽，看到真实，这需要眼力，需要智慧。鲁迅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板书：要有看夜的眼睛）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睁了眼之后，还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我们来具体考察：鲁迅是如何看的？他练出了怎样一双会看夜的眼睛？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读鲁迅作品，不仅要了解他的独特见解，更要了解唯他所独有的看世界的方法。在我看来，鲁迅看世界的方法，有四个特点。

一、往深处看，仔细看，看出隐蔽的内情（板书）

鲁迅说过，我看事情太仔细，我对中国人的内情看得太清楚。一个看得太仔细，一个看得太清楚，这大概就是鲁迅看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他喜欢往深处看，希望看出内情，他要关注的，他要在文章里揭示的，是人最隐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人自己也未必自觉的，即所谓无意识的隐蔽心理。因此，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鲁迅却能一眼看出背后的内在问题，揭示出来，就让大家大吃一惊。

举几个例子。

鲁迅有一篇奇文，题目就很怪：《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的“国骂”，每个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开场合骂，私下的暗骂也是有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样的趣闻：“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鲁迅说，这里的“国骂”，“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全民都这样骂，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认真地想过：这样的“国骂”意味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更不要说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人们忽略之处，正是鲁迅所要深究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要“论”。“论”什么呢？论国骂的背后隐藏着的国民心理，以及造成这种国民心理的社会原因。于是，鲁迅就作了“国骂始于何时何代”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是非鲁迅所莫为的，现在的学者不屑于做，也想不到要做。但鲁迅认真地做了，而且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

他发现，“他妈的”这种国骂大概始于晋代，因为那个时代强调“门第”，即所谓“出身”。人的地位价值不是取决于你的主观的努力，也不是决定于你的才能，而是决定于你的出身。出身于大家族，就可以当大官，这就是“依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犹存：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仗势欺人，就是仗着自己父母、祖宗的势力欺人。当一个人受到仗势欺人的人的欺负时，他心里就有股怨气，特想反抗，但是又不敢反抗，那怎么办呢？于是就走一条“曲线反抗”的路：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我就诅咒你的父母、祖宗，骂一声“他妈的”，出一口恶气，心理就平衡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但却是靠骂脏话来泄愤，是一种被扭曲的，甚至可以说是卑劣的反抗。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他妈的”一骂，心理便满足了，就忘记了一切屈辱，“闭了眼睛”，天下也就太平了。

你们看，鲁迅对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国骂”看得多细、多深，他看出了内情：一个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一个是中国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而且鲁迅说：“中国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不知道同学们读了鲁迅的这样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什么感觉？至少以后再有意无意地口出“国骂”，就会有某种反省和警戒吧？鲁迅这双“会看夜的眼睛”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们中国社会制度的毛病，我们国民心理的弱点，看得实在太透了。

这里还有一例。许多人都喜欢看京剧，尤其喜欢看男扮女装的戏，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无非是人们的欣赏兴趣和习惯而已。但鲁迅却要往深处看，要追问这背后隐蔽的心理。于是，他发现，同是欣赏，男观众和女观众欣赏的重点不一样：同是“男人（男演员）扮女人（女角色）”，男人（男观众）看见“扮女人”，女人（女观众）看见“男人扮”。（参看鲁迅：《论照相之类》）

这又是一个十分独到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它所揭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禁欲主义桎梏下所形成的变态性心理：在封闭的社会里，剧场就是一个男女间交往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看“男人扮女人”的戏来满足被压抑的性欲。而这样的男人扮女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也正好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所以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从很普通的看戏，鲁迅却看出了如此深的“内情”：不仅是民族的心理变态，还有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并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却被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自然难以被接受，直到今天这点还被中国的京剧迷们视为鲁迅“全盘否定京剧和中国传统”的“罪证”。面对这样的误读和隔膜，我们也只有感叹而已。

鲁迅还有一篇分析张献忠杀人心理的文章《晨凉漫记》，我们的选本里有一个摘要。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喜欢杀人的是张献忠，鲁迅从他反对滥杀无辜的立场出发，自然有尖锐的批评，这和毛泽东视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立场，是有很大不同的。鲁迅最不能容忍的，是张献忠见人就杀，“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很多人都把张献忠的杀人，归结为他性格的凶残，鲁迅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肤浅之论，而要深究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于是，他发现，张献忠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胡乱杀人，而是有所节制的，因为那时他和李自成争夺天下的时候，胜负未定，他还有可能当皇帝，就不能把老百姓斩尽杀绝。直到李自成在北京坐稳了天下，张献忠知道大势已去，就开始乱杀人了，心想反正这天下不是我的，就要通过杀人来泄愤，“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因此，在这样一种失败的没落的心理下的疯狂杀人，“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或许还有破落家庭的子女），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收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处在没落地位的阶级，个人和国家，常常会有疯狂的报复和破坏，看起来好象很猖狂，内心却是很虚弱的。同学们可以以此来观察许多国内国际现象，这样可以明白许多事情的真相与内情的。

但这些隐蔽的心理，都是人们（特别是当事人）所不去想，不敢想；更不说出来，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鲁迅却一语道破，让人很尴尬，很不舒服，于是就说鲁迅“毒”，有一双“毒眼”：实际就是“会看夜的眼睛”；更有一只“毒笔”：不过是写出了被遮蔽的黑暗的真相和内情。

二、换一个角度看（板书）

鲁迅还有一类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别人已经议论过，而且也很有道理。但是鲁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提出了另一种非常独到的见解。

我们读本就选了这样一篇：《〈杀错了人〉异议》。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也是新闻记者，叫曹聚仁，写了一篇《杀错了人》，谴责袁世凯不应该杀革命者，特别是不应该杀年轻的革命者。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你要杀，就杀那些中年人，年轻人你别杀。这里有一个道理：在五四时期，有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年轻人必然胜过老年人。所以钱玄同有一句名言：“人到四十该枪毙。”人活到四十岁的时候就该枪毙，像我这样的六十多岁的人就不知道该枪毙多少回了，在座的诸位可以活着，而我却该死了。这是五四时期的很典型的极端进化论。曹聚仁就是顺着这样的观点说的，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大多数人都这么看，而且也不无道理。但鲁迅却提出“异议”，这也是鲁迅的特点：他从大家普遍认同的也是可以成立的观点中，总能看出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会对问题产生更深入的认识。鲁迅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杀革命党人，正是由他的反革命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他反革命本质的暴露，不过是“显了本相”，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问题是年轻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假革命”的表象所迷惑，对他心存幻想，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革命家了”，这回一看到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就惊呼“杀错了人”。在鲁迅看来，真正错了的是“革命者受了骗”，相信袁世凯不会杀革命党人，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警惕。鲁迅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这样的“异议”，就不局限于对袁世凯杀革命者的谴责，而是从中总括出应吸取的历史教训，这就深刻多了。至于曹聚仁文章中“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鲁迅自然也有“异议”，但他说自己早已是“中年以上”，为避嫌疑，也就不多说了。

鲁迅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倒提》。也是对看似合理的观点，换一个角度看，就提出了“异议”。大家知道，在过去上海、北京都有外国“租界”，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当时的法租界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不许虐待动物，以后如果将鸡鸭倒提着在街上走，就要罚款。结果引发了一些中国人的抗议，说你们如此优待动物，却“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这样的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看起来自有它的合理性。但鲁迅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你们抗议外国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其实正是暴露了你们在潜在心理上，希望外国人给予中国人同鸡鸭一样的地位和待遇。这不仅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更是在乞求“恩赐”。鲁迅因此提出，与其“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不如自争自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鲁迅这样换一个角度看，就形成了一种有深度的思考，却很难为满足于表面的、惯常的思维的一般人所理解。当时就有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写文章批评鲁迅，说他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我们今天来看这类思维、这类文章，开始也会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它对我们的惯性思维形成了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和说服力。

这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许多事情，许多问题，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新的思考空间。特别是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可以打开全新的思路。

三、正面文章反面看（板书）

鲁迅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教给他的。鲁迅多次谈到中国是一个会“做戏”的民族：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在后台这么做，在前台又那么做。中国更是一个“文字游戏国”，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都不那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鲁迅说，年轻人如果不知底细，轻信表面文章，那就会上当，有时连性命也会送掉。

鲁迅因此提倡“正面文章反面看”。他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推背图”的思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事情。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会有毛骨耸然的感觉。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时（1933年）中国正面临日本军队入侵的危险，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自然成为一个关键。这时候，报上登了两条消息：“（日本外交官）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XX（官员）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把这两条新闻合起来，从反面去看，“可就太骇人了”：原来日本当局正在派人来华招降，而中国政府也有意“与日本直接交涉”，放弃“抵抗”。

用这样的方法去读报纸上的宣传文字，确实可以看出许多被遮蔽的东西。鲁迅还谈到这样的经验：“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他举例说，“我们平时，是决不会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伙食小心的议论”，听到这样的议论，不但决不可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卫生家”，却要从反面看，认定他平时是不讲卫生的。鲁迅因此写了一篇奇文：《由中国女人之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理由就是他在《论语》中大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自然是给孔夫子（也是给孔夫子的吹捧者）开了一个玩笑，但确实提供了一种看文章和报纸的方法。特别是那些“瞒和骗”的宣传，是可以从他宣传什么，反过来看出实际生活中缺失什么的。比如，如果一个时期，报纸上突然大讲某个地区如何稳定团结，那就一定是这个地区的稳定团结出了问题。但鲁迅又提醒说，善于瞒和骗的报纸宣传，也不会处处都说谎话，它也要夹杂着真实的记载，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才有欺骗性，因此，也不能处处都“正面文章反面看”，那也是会把自己搞糊涂的。如何把握，这就得靠各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了。

鲁迅自己则依据这样的“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思维方法，对他所生活的纵横捭阖的现实政治和变幻莫测的险恶人心，作出了许多极为犀利的判断。例如——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小杂感》）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一类的不看。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四自号为‘愤世主’‘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名字》）

鲁迅的这些话，就像是给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警示：这些自作“正人君子”状，自作狂态怪状，自作多情，自作谦虚状，自作救世姿态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打开书籍报刊和网站，几乎比比皆是。这时我们非用“会看夜的眼睛”来认真辨别不可的。

四、看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板书）

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的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鲁迅还说：“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 grotesk（按：德语：古怪、荒诞之意）”。从人们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和揭示“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这也需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比如说吧，走到大街上，随处可以看见人们在挤着，推着，撞着，爬着，踢着，冲着——报纸上也经常报导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新闻”，但人们似乎也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今天鲁迅却要引导我们仔细地看，而且要深深地想，这一看一想，就穿透到更深层面，发现了内在的荒诞和残酷，这些街头小景里的社会现象，就成了某种社会痼疾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这一组杂文。

我们来看读本里选的这一篇《推》。文章从报上的一条社会新闻说起：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从电车上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一个穷苦的报童的死，谁也不注意，但以弱者、幼者为本位的鲁迅，这事却非同小可，让他十分震惊。他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报道说那位客人穿着长衫，那么，他大概属于“上等人”。鲁迅立刻联想起在上海马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是“洋大人”，一是“上等华人”，于是，又产生了一系列“推”的联想——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在这里，鲁迅从“这一个”报童的跌死，联想到他“这一类”女人孩子的被践踏而死，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和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推和踏”成了一个象征，它所揭示的，是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上等华人”对“下等华人”，尤其是对“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的践踏和残害。鲁迅由此产生了“从死尸上走过”的幻觉：他又发现了“吃人肉的筵宴”。

谁也不注意，“几乎无事”的街头小景，就这样，在鲁迅“看夜的眼睛”的烛照下，显出了它内含的大问题、大悲剧。

还有这街头变把戏——现在街头不大见到了，但在鲁迅那个时代，以及我小时候，大概就是上一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吧，这样的变把戏是每天都要见到的。鲁迅描写的就是这样一场街头变戏法：先是猴子“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然后，“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子来”，又“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吆喝了一阵，收够了钱，就结束表演，走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

请注意：从表面上看，鲁迅是在客观地描述，也就是指引着我们看，但敏感的同学也许会感觉到鲁迅似乎在揭示背后的什么东西，文章结束了，鲁迅突然宣布：我“写错了题目”，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们才注意到文章标题居然是《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鲁迅是要我们通过看街头小景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猛一听，这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现代中国历史中这样的“变戏法”难道还少吗？也真的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就是今天，也还在继续上演啊。于是，你会心地笑了，笑完了，又有一丝悲凉：现代史就是这样的悲喜剧啊。

这样，鲁迅也改变了我们的“看”。我们每天在上学的途中，都要经过大街小巷，看到各种街头小景，但都熟视无睹，不加留意。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鲁迅教给我们的“看夜的眼睛”，重新去看一看，想一想？相信我们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看出许多“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

鲁迅还教会我们如何看报纸。每天报纸上都有许多新闻，不会看的人，扫一眼就过去了；会看、会想的人，就能看出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这就是鲁迅在《“滑稽”例解》（此文选入了读本）里所说的：“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看所谓正经事，但要想一想。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哪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去不去想，我们因为懒于观察和思考失去了读报的许多乐趣。但也还有一个会不会看，会不会想的问题。就拿鲁迅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我们可以感到这样的反攻有些滑稽，但似乎说不清楚。我们看看鲁迅怎么说：“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味道是甜的了”——读到这里，是不能不失声一笑的。

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论语》杂志上选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杉令：“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真像鲁迅所说，这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只要稍微一想，就会忍俊不禁的。

但鲁迅仍然认为这或许过于奇诡。在他看来，滑稽却不如平淡，唯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说：“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鲁迅还有一类特殊的文章，叫“立此存照”，就是把报纸上的文章或标题原封不动地抄下来，而不加评论。但这么一抄，就好像聚光灯一照，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注意，一注意看，一仔细想，就发现了许多让你又想笑又想哭的人间悲剧和喜剧。譬如读本所选的这一篇《双十怀古》。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自然要做纪念，鲁迅就把这一天报纸上的新闻标题照录下来：“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棣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砚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粗粗一看，这都是凌乱的新闻，无足可观，但细细一想，就颇可回味。比如刚宣布“叛逆削平”，“蒋主席凯旋参与盛典”，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紧接着的“枪决共犯”、“土匪洗劫”、“海盗骚扰”，却露出了“天下并不太平”的真相，两相对照，就把蒋主席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显得滑稽可笑了。还有，堂堂国家大庆，却要靠京剧演员（程砚秋）、运动员（蒋丽霞）来撑门面，岂不荒唐？再说，“取缔赤足”又算什么名堂，还要大肆宣传，是不能不让人哑然失笑的。再往深处想，那“枪决共犯”、“匪祸惨酷”的背后，又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间惨剧！你不免会去想：同一时刻，同一块土地上，所谓“举国欢腾”之下，正有人哀哀饮泣；什么“可欣可贺”，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竟至于如此地不相通，你难道不会感到一丝悲凉袭上心头？鲁迅完全无意于在对生活的漫画化中去寻找悲剧感和喜剧感，而只是把生活的原样保留下来，这中间就蕴涵着悲剧和喜剧的默默渗透。它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会忽略的地步，这就是“几乎无事的悲剧与喜剧”，要发现它，就必须有一双会看夜的眼睛。

同学们以后再读报纸，打量自己的日常生活，会不会有一种新的眼光？

注释：

①该文是钱理群教授为中学开设的鲁迅专题讲座中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