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春凤(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中学)

在历史上，郑庄公算得上一个政治高手，毛泽东也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郑庄公的“厉害”体现在他有政治野心与手腕。他对当时的周天子既战又和，对其他诸侯国采取怂恿、离间等手段，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称霸一方。

对外，郑庄公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智谋与决断，那对内呢?对他的亲人——母亲和弟弟，他是怎么做的呢?在打败图谋夺位的母弟联合军队后，他将弟弟驱逐出境，将母亲软禁于城颍，并发誓到死不相见(“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不久就后悔了，通过颍考叔而掘地及泉，继而与母亲相见。他这一行为，到底是真孝还是伪装呢?许多学者为此展开了讨论。

一种认为是政治手段，因其为公众人物，且封建社会以孝为先，孝道即大道，作为君王，应做封建道德的楷模，以此获得民心和拥戴。因此，即使母亲做了是非不分、偏袒不公的行为，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让家族在世人眼中更体面一些，他“继而悔之”。

这一做法常被人讥为自欺欺人，一来要与母亲和好，以孝子面目示人，二来因为天子一言九鼎，他要对自己发过的誓言负责，于是在颍考叔的点拨下，玩起了文字花样。他是说过：“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换过来说，只要到了“黄泉”，就可以相见，全然不顾此黄泉非彼黄泉，可不是自欺欺人吗?他和母亲两人，一个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一个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嘴里说着乐融融，乐洩洩，却分明有无法掩饰的尴尬与虚伪，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实在是一出拙劣的表演。因而有人据此认为，《左传》此篇实际是充满讽刺意味的，作者对这样一场宫廷斗争看似喜剧的结果，进行了近似滑稽的描述。故事末尾的一句“遂为母子如初”，也被许多人玩味。“如初”即跟原来一样，表面看来就是讲母子二人和好如初，但仔细思考才发现另有深意。文章开头即：“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什么是“初”?这就是“初”：姜氏厌恶庄公，而庄公呢?他能对母亲的厌恶没有感觉吗?因此，许多人认为这个“如初”入木三分，讽刺到极点却含而不露。

另外，结合郑庄公这个人物的性格及平时所作所为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君王。当母亲为弟弟请求封地“制”这个地方时，他态度坚决却措辞委婉：“制，严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后来把另一个城市“京”封给了共叔段，任其成为“京城大叔”，任其贪得无厌地扩张，引起臣民们的公愤，劝他采取措施。他却说：“姜氏欲之，焉辟害?”说母亲之命难违，一副孝子模样，内心应该是“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其后又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一个“待”字，写出了他阴险的心态，对母亲、弟弟的不义行为恨之入骨却不露声色、任其发展，目的是让其“自毙”，不能不算狠毒。直到最后，母亲与弟弟里应外合要攻郑夺位，他说(应该是咬牙切齿的吧)：“可矣(攻打)。”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将共叔段打得落花流水，逃亡他国。

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郑庄公应该是在铲除了心腹大患后，冷静下来思考，发现自己把话说得太绝了，因此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是作为封建君王，作为老百姓心目中“仁义与正义”的化身，却众叛亲离，还与母亲决裂，恐怕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因此，在旁人的点拨下，挖隧道与母亲相认并赋诗表达心情，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因此是一场政治秀。

这样来解读，较一般理解的母子“和好如初”的确深刻，也让人意兴盎然，回味悠长。但这是不是最好的解读呢?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呢?我们也可以来商榷。

“知人”即了解作者。《左传》相传是左丘明解说史书《春秋》的一部著作，但也有人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即作者不可考。那这条线索岂不是断了?其实不尽然。《左传》是解释经书《春秋》的，而《春秋》为孔子所修订，因而《左传》里应该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蛛丝马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以下独立于故事情节之外的议论段：“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按《左传》此段意思，《春秋》言简意赅，以微言显大义，用短短六个字就把事件交待清楚了，而且将褒贬评价隐含其中。“伯”即老大，这里讽刺郑老大没有尽到兄长的义务，不仅没有教育和引导好弟弟，反而纵容其反叛;既说“伯”，却又不言弟，而说“段”，是在批评共叔段做得不义不悌，不像弟弟;将兄弟之间的战争，说成两个君王之间的“克”，是表明共叔段有夺位之野心。

应该说，《左传》准确地阐释了《春秋》。在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中，礼治和孝道是重点与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求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要求做到“入则孝，出则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儒家思想看来，郑庄公前期对弟弟的纵容是典型的成人之恶，不是儒家思想提倡的所为;《论语》中又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弟弟做出了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后，做兄长的没有耿直地指出，却暗地里筹备、算计，设计好圈套等弟弟钻进来，更不是君子所为了。弟弟不孝悌，兄长也不仁爱，因此均应受到批评。因而，《春秋》以“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微言来示大义，《左传》则具体入微地阐释。

这一观点在文章结尾有更好的引申：“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将颍考叔这个看似与整个故事关系不大的人物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何在?颍考叔为了宣扬“孝道”，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动郑庄公，帮他解围，赴宴时自己舍不得吃肉，要留着给母亲带回去，在《左传》作者看来，这种孝道实在可嘉，最难得的是，他将庄公感动了，因此作者用《诗经》中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来赞扬他，也是号召君子们向他学习。

纵观全文，在叙述郑伯打败共叔段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余，作者插入了两段议论，看似与故事无关，却与“大义”有关，即体现了《春秋》与《左传》的立场与观点，君子要“仁”“孝”，行为要符合礼制。

再来说“论世”，即说说当时的社会背景。

周宗室已经衰微，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相互争霸，君臣之义已名存实亡，父子兄弟之间为争权夺利也早已置亲情与礼义于不顾，这在郑庄公身上有集中体现。在那种“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积极入世的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企图通过宣扬儒家的“仁”和“孝”来恢复礼制，达到天下太平。即使在那个风起云涌、战争频仍的年代，这种声音与各诸侯争权夺利的野心比起来显得十分微弱和无力，孔子也遭到各种冷遇，但他十分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思想。除了到处宣扬游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便是书籍。据查，《春秋》中此类“微言大义”有很多，此种手法也被称为“春秋笔法”。而《左传》中假托“君子”之名而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的篇章也比比皆是，《左传》作者通过这一部分议论，将儒家的价值观渗透到对史书的解说中去。

因此，结合写作意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作者对郑庄公后悔的举动没有嘲讽之意，而更愿意相信孝道与仁义的约束力量，用现在的话来说，郑庄公的行为，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流露了未泯的良知。这也是《左传》作者及儒家代表们愿意看到和愿意相信的。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庄公在发誓之后“悔之”，修了一座高大的土台，思念母亲时，即向城颍方向眺望，后人称其为“望母台”，可见其心之真诚;另外，颍考叔去见他时，故意留食物给母亲，以此触动庄公，庄公在此情形下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此言也应看做是庄公的肺腑之言，是人性与真情的流露。至于挖隧道相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此策，可以自圆其说。明知会为人所讥笑，但比之母子情义，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当然，这也体现了庄公是一个十分注重“礼”的人，他的确是按照封建社会对“君王”的标准来做事的，只不过在涉及王位利益的时候，他做不到兼顾，只能“舍鱼而取熊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