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彬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海淀 100048 )

纵观比较教育研究的演变，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循环往回、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比较教育从朱利安(M.A.Jullien)时代单纯地借鉴外国教育经验，重视事实与观察转向萨德勒(M.E.Sadler)、康德尔(I.L.Kandel)、汉斯(N.Hans)所倡导的比较教育的历史文化研究，重视对教育问题的解释与分析；六十年代后比较教育研究全面接受结构功能主义，定量分析方法受到青睐，基本放弃了对历史、文化或社会因素的探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文化研究在新的背景与内涵上正逐渐勃兴。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经历曲折的探索之后，再次回归以文化研究为特征的定性研究。[1]当前，比较教育进入了跨文化研究时代。为了应对提高我国教育质量的紧迫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在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不能忽视与自己民族文化对话。康德尔被誉为美国“比较教育之父”，以他为代表所倡导的西方比较教育文化研究一方面为新时代的文化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他所主张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了世界比较教育跨文化研究，也与当今世界异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他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隘，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这就阻碍了比较教育文化比较范围的扩展。他只强调民族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忽视了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