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礼

·读史札记·

从历史视阈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

高正礼

自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成果颇丰。尽管如此，从历史视阈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仍值得探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1914年7月，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共同创立的。因此，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创立的观点和学说构成的理论体系。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等创立，并为其后各个时代、民族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知识分子等继承发展的科学观点和学说构成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论著所说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从世界范围来看，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苏联、东欧和越南、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本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又把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成果，如斯大林主义、胡志明思想、卡斯特罗思想，等等。此外，笔者认为，它还应包括当今欧美等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流派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今时代特征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反映本国、本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合理思想和理念。

正因马克思主义自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到今天的近百年时间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 (如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呈现的阶段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需求不同;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译介等状况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等选择、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等)，作为客体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内涵、外延、主要论点等都是不断变化的。如民主革命时期，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列宁主义所占比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斯大林主义的成分所占比重更高。改革开放之初，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占据重要地位。邓小平当时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与自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过去很长时期内不被重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资源被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有必要作两点说明。

一是关于斯大林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文献、绝大多数论著和教材等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时，都不再提“斯大林主义”，这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历史实际。在中共历史上，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到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指导思想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包括斯大林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明确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号召党员“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后，毛泽东带领中共领导人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斯大林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二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不乏一些反映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生产等发展规律的思想观点，可供我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参考。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和历史依据具有全球视野，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借鉴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其历史依据不仅吸取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而且吸取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教训。③中宣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第10页。高正礼:《科学发展观的全球视野》，《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这些发展理念和经验教训，其中有些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概括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辞书对“主体”的解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即大部分;二是指相对于“客体”的处于支配、能动地位的人和组织等。从“主体”的第二层含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有些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④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解释时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从这一解释中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

长期以来，众多论著和教材等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定义的时候都省略了主体，但从内容上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论著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来讲，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但又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的主体 (辞书界定的第一层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还包括其他个人、政党、团体和国际组织等，共产国际、俄 (联)共 (布)及其部分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党外先进知识分子、人民团体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当然，有学者提出:“如果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不管是从‘旁观者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歪打正着的层面搜索，都非胡适莫属。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却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机，虽非他本人所愿。”①彭继红、何为:《“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即认为胡适等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认定，既不能仅仅从文字表述上看，也不能作过多的推论。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自己的学说只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条，“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9页。。胡适在五四时期是否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是，胡适当年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是公认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头功记在一个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身上，令人费解。

就此，笔者认为，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首先要看其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其次要看是否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国内来看，个人最早意识到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早期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还在中共创立之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③《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④《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胡适、戴季陶等人虽然也曾谈论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大多数时间内，他们不是把二者结合，而是反对在中国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经典作家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说过各国无产阶级要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运用自己的学说，但是，他们并不是就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而提出的。所以，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算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列宁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国革命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等思想武器，而且亲自研究并指导过中国革命，如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创立共产党;在1922年1月远东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革命等。因此，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从中共创立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等，都曾对中国革命作出过探索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这期间中共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尽管共产国际等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照搬俄国革命模式的问题，失误很明显，但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并不都是照搬，如关于国共两党必须实行“党内合作”、北伐战争的作战方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和性质的判断等都结合了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共产国际这些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不容否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组织部分。

另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等，都在各自领域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一。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绝大多数论著表达为“具体化”、“转化”，或者说“运用”、“应用”等。毛泽东曾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页。这无疑表达的是“化”的彻底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然而，有学者认为，“‘应用’不等于‘化’…… ‘应用’充其量是为理论的变化提供条件，但不能等同于变化”，“这里所说的‘化’不仅仅是个‘作风’和‘气派’的问题，或者说它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的结合、化合。像化学反应一样。生成的是与参与反应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完全相同的新的存在，这些因素在化合过程中都发生了性质的改变。”②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笔者认为，有些范畴、原理和规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可以通用和说理的，有些是不能通用和说理的。如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两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这在数学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在政治学上完全可以说明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解释为“化学过程”，并认为参与化合的各要素都发生了质变。这一解读是欠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中国化，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但是，这里所说的“质变”、“飞跃”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是理论结果的积累而言的，不是就马克思主义自身性质而言的。相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的“脉”，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品质和精神实质、奋斗目标等都被继承了，没有原则变化，更不能说发生了质变。“化”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和表达形式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不宜解读为“质变”的“化学过程”。

另外，不仅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用“应用”、“运用”等词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历史上早年的李大钊、李达、张太雷，后来的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和艾思奇等也都是这样表达的。③参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参考》，红旗出版社，2007年，第324—325页。“应用”、“运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机械地搬用、简单地套用;一种是结合实际地具体应用、创造性运用。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众多指导等属于前者。鲁迅曾批评左翼文化界部分作家也曾犯这一错误，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④《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属于后者。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艾思奇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和“加以发展”的问题①《艾思奇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1、553页。。因此，“应用”、“运用”和形式转变虽不能等同于“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用”、“运用”，不是简单“套用”、“搬用”，而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并提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内在地包含着发展和创新，当然是“化”的过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 “应用”、 “运用”、“转化”、“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等都是从各自的视角表达了“化”的含义和要求。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学术界也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即民族化。

一些论著和教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在内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形式上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④参见罗正楷:《毛泽东思想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王良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这种截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表述，具有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优点，但是又容易使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仅仅理解为形式上的中国化。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不仅包括用中国的语言、中国老百姓习惯的表达方式和文化载体等阐述马克思主义，而且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本意是务实、求真的学风，毛泽东用它来概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将之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古文献中的“星星之火”，“星火燎原”等多为贬义词，比喻事物微小、小事酿成大祸，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使之成为褒义词，比喻新生事物由小而大，必将发展壮大起来;《论语》中的“小康”，还只是一种长远、抽象的目标，不乏空想成分，而邓小平将之丰富为党和人民奋斗的近期的、具体的目标，等等。这些既是用中国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不能仅仅理解为表述形式、表达方式上的中国化或民族化，它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创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

五、关于中国经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个分支。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等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是二者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西文化差异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实现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系的开放性、特质的实践性，以及人类认识活动和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等等，共同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经过总结、概括，必然上升为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

如前述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民族化”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它自强不息、爱国忧民、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等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性等具有一致性，这为二者的结合奠定了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又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不竭动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必然被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其特点之一是多脉传承，而不是独脉单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视阈立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支流。不从这一视阈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化误解为马克思主义被“儒化”、被歪曲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儒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歪曲化，就是典型的例证。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脉相承，自成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不是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就被马克思主义化了呢?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到近现代就汇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条支流呢?笔者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逐步确立了指导地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道、佛等融合发展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实现对儒、道、佛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异彩纷呈、丰富多元的局面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巍然不动，但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和阶级阶层关系的嬗变，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需求和消费方式等日趋多元化，当今的中华文化仍是一元指导下的多元并存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说它吸取、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不能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被马克思主义化，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全部被中国化一样。

综上所述，从历史视阈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客体，“化”的内涵，“中国化”、“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化”的关系等都需要作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本文作者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芜湖 241000)

(责任编辑 王爱云)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10YJA710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