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艳青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

贺艳青

本文利用近年来解密的美国情报档案，梳理和分析美国情报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评估，试图概括出美国情报界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的主要认识，并将这些认识与目前我们所认识到的史实进行对比，讨论美国情报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分析这些情报评估对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美国情报评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运动;社会治理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情报部门 (统称美国情报界)对华情报逐渐进入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新解密一批关于中国的情报及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资料①这批档案资料的一部分被翻译和整理，形成了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在此前后，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情报档案进行了许多学术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外关系史方面②如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从同盟的建立到破裂》，《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牛。关于美国情报对大勇:《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沈志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 (1958—1959年)》，冷战中国网，2005年9月29日;《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和预测》，《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何妍:《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第九卷《中苏关系》导论;郭洁: 《国际共运与中苏关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 《历史教学》2009年第16期;王朝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王晓云:《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识与反应 (1958—1963)》，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此外在2007、2008、2009年东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还有若干学位论文涉及美国对华情报评估。中国国内政治状况的认识与评估，国内学者还较少有人进行研究①沈志华、杨奎松主编: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沈志华撰写的第一编的导语和张民军编写的第三编导语，都涉及美国情报对中国国内政治情况的认识、评估与预测，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至1976年。。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情报解密档案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社会情况的认识与评估②本文所利用的美国情报档案主要是来自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的情报主要由“情报和研究署”(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下属的“情报研究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完成的，以“情报报告”系列 (Intelligence Report，文件编号为IR)为主;另外还有个别由国务院远东研究中心的提供。主要来源于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发行的微缩胶片《战略情报局暨国务院情报研究报告》的第九部分《1950—1961年的中国和印度补编》 (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Part IX，China and India:1950—1961 Supplement．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部分来自《解密文献参考系统》 (DD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 Group．)。中央情报局的文献主要包括情报评估、报告、信函以及备忘录等等，其中以国家情报评估 (NIE，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 (SNIE，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最为重要。因为，它们由中央情报局向高级决策部门提交，但参与评估的不仅有中央情报局，往往还有国务院、海陆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部门，并最终取得了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赞同，由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与文件定稿。因此，这些文件应该被看做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精英集体研究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治理，以及为了巩固政权和改造中国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 (包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及其效果。本文考察的时间段和选取的情报档案主要集中在1950年至1953年。

一、美国情报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社会治理情况的分析与判断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华情报的总体情况

1949年之后，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南方的节节败退，美国政府反复思考美国是如何“丢掉”了中国。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中国所搜集的情报主要是关于中共在大陆的军事成功、国民党在台湾的命运、国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中苏结盟问题等等，而关于中国国内问题的美国情报目前并不多见。

另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不接触的态度，中美关系对立，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直接情报来源日益减少，尤其是在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被彻底切断。有学者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华情报来源主要有:第一类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种公开媒体的信息，如报刊杂志、广播媒体等，这是美国情报机关在冷战期间了解中国的主要情报来源;第二类是那些赴中国旅行或访问的外国人士带回的有关中国大陆局势的信息;第三类是来自香港等地的中国大陆逃亡者的报告;第四类就是从其他渠道得来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如西藏叛乱分子在1961年对中国边防军的一次袭击中曾缴获了一批军内文件，而中情局对1960年“信阳事件”的分析就是依据这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密文件撰写而成的③张民军:《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第三编》导语。。另外，美国驻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如香港)的使领馆也是其情报的来源之一。

1951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情报中明确指出了当时对中国国内情报的缺陷:“由于中国地域宽广而且情况复杂，加之过去两年内从中国得到的情报日益减少”，“目前的情报来源已经只能凭近期从中国离开的个人 (中国人或外国人)提供，而这些人有强烈的反共产党的倾向”，“绝大多数信息主要是来自华东、华南和西南部的‘新解放区’”④May 14，1951，Current Public Opinion in Communist China，OIR Report No．5532，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Far East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情报界加强了对中国国内情形的了解、评估和预测，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评价体系。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情报界对华情报主要集中在朝鲜战场以及与此相关的领域。然而，对中国的国内状况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判断也是其情报及评估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对中共社会治理能力的总体判断

总的来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对中国社会实行了有效的控制。早在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制定的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文件NSC48/1中，就肯定地说:“可以断定，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有能力统治中国”①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虽然在朝鲜战争进行过程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因为要负担朝鲜战争，所以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和民意的变化。它们认为中共为了支援前线，增加了税收和对社会的控制，“这些措施造成了一些民众的不满和怨恨。但这种情绪无法影响这个政权的稳固性。这个政权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因此使得它能够把这些不满和怨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镇压措施限制了敌对行动，削弱了反抗的精神。②May 14，1951，Current Public Opinion in Communist China，OIR Report No．5532，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Far East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到1951年年底，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研究中国内部状况的报告中进一步说明:“显然，中共迄今已能够支持他们在朝鲜的战争活动而不必使中国遭受诸如铁路运输崩溃、朝鲜前线兵力短缺、游击活动增加或城市的反共暴乱等严重后果，(我们)可以确切地断言战争再进行一年也不会遭致这样的后果。”③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OIR Report No．5672．Dec．28，1951．4 p．SECRET．Declassified Feb．14，1978．Report．DEPARTMENT OF STATE．SECRET．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391700

美国情报界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支持的原因。它们认为对中共政权最热情的支持来自于中共党员、军人、青年人和一些官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前途同这一政权的未来绑在了一起”。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于政权的好感和支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大约15年的无序状态，建立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的政权;(2)复兴的希望;(3)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参与感;(4)共产党政府的公务员普遍比较诚实和勤奋;(5)由于国内的成就和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提升，中国民众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民族自豪感。”④May 14，1951，Current Public Opinion in Communist China，OIR Report No．5532，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Far East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三)对中共实现社会管理的组织和方法的分析

有论著指出:“国家统一的完成，虽然使得新政权在知识精英的眼中显得大为名正言顺，但要想巩固政治上的统治，就需要进行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就需要与长期以来支配中国社会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展开面对面的较量。”也就是说，“政府就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⑤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渠道，获得中国国内信息，他们对于中共实现社会管理和控制的特点与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实现社会控制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控制”，它们认为中共政权已经清除了地主阶级以及数以千计的商人、专业人士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势力影响，在军队之外组建了广泛的安全和警察部队，并建立一套遍及各地的治安委员会体系。①June 3，1954，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IE 13 －5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101—118．二是宣传灌输，美国情报界指出:中共建立起了一套精细的灌输体系，包括一个大规模高度协调的宣传机构的运转。“共产党人竭力向人民灌输一种进入‘新中国’的感受，并且通过对中国军事和外交成就的夸大宣传，激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②June 3，1954，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IE 13 －5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101—118．美国国务院远东备忘录认为，中共的“文化教育委员会来指导和控制宣传活动，该委员会的成员在政务院也任职，因此确保了宣传活动将反映政权的基本政策。文化教育委员会协调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科学院的行动，并通过这些部门对教育、文艺、科学上的正统派与信息的传播实施绝对控制”。③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pp．0093—0096．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美国情报对于新中国政权的评价有很大的歪曲和夸大的成分，但它对新政权的判断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尽管美国并不乐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政权的稳固，但其情报界无法否认大多数中国民众欢欣鼓舞欢迎中共新政权的情形。中国人民满怀的希望，正如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式上所宣布的:“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④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9月21日)。另外，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诸如“治安委员会”等机构的观察是比较独到的，对于中共宣传体系所起作用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

二、美国情报界对中共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发动的政治运动的认识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就开始了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如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对国内的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和镇压等等。费正清等人认为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共对于社会的改造还是比较和缓的，社会工作的侧重点在于安抚民众，恢复经济，而1950年下半年，侧重点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相配合，中共的社会计划被强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政权也比早期更加深入彻底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⑤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73页。。中国在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的同时，国内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中国社会从城市到农村都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动员。在民众被充分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土地改革运动加速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两大运动互相呼应，互相影响，分别对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涤荡。⑥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被并称为新中国初期三大运动。在此前后，针对知识分子思想的不统一，中共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中共发动了“三反”运动;针对不法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五反”运动。美国情报界对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共的社会改造运动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对于这些运动及其成效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一)中共发动政治运动的最终目的

中共为什么要在朝鲜战争期间全面发动群众?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认为，中共是迫于朝鲜战争期间国内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加强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包括许多对中共政权的热情支持者)，对于中苏关系以及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目的充满了疑虑。①Effects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port．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P SECRET．Issue Date:Jul 10，1951．Date Declassified:Jun 23，1981．Unsanitized．Complete．7 page(s)．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447968所以中共政权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巩固对国家的控制。通过采取镇压反革命行动，中共加强了它的公共安全体系、强化和扩张了它的军事机构，增加了对人民团体的人事控制。②Effects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port．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P SECRET．Issue Date:Jul 10，1951．Date Declassified:Jun 23，1981．Unsanitized．Complete．7 page(s)．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447968

美国情报界认为朝鲜战争期间中共先后推行的几大政治运动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高度控制。美国情报界认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大力推进是因为“朝鲜的后勤供应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因此需要限制农村消费。而兵源的需求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在东北地区尤其如此。从这两方面来看，共产党对于农村地区的控制不得不强化”。另外，中共要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复兴和增强国力”计划，就必须加强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因此加速农村土地改革的实现是其中一个基本的要素。在土地改革进行的同时，中共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 (针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这个节约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形成了一套三位一体的政策，这三个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反应能力的国家机器，并且使大众思想变得容易诱导”。③March 5，1952，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Intelligence Report No．5833，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二)中共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主题

美国情报界认为，反美、仇美是中共发动所有政治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在1953年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发表的一份题为《共产党中国的仇美运动》的情报报告中，把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发动的宣传运动归为10类，分别是(1)镇压反革命运动; (2)爱国公约运动;(3)为朝鲜战争购买飞机大炮的捐献运动;(4)救济帮助军属运动; (5)大生产运动;(6)“三反”运动; (7) “五反”运动; (8)思想改造运动;(9)宗教改革运动;(10)反细菌战运动。该情报认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有仇美、反美的主题。“虽然每个运动都有其自身基本的目标，但是它们也都同时指责‘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是法西斯侵略者’。”比如，在镇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国民党“反动派”，必须予以消灭;在抗美援朝的宣传中，“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朝鲜与中国大陆实行难以言表的暴行，为了打败美国侵略者，全体中国人民都要“对朝鲜战争予以物质的、道德的与金钱上的支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宣传“政府与官场的浪费、腐败与官僚作风是从前与美国剥削者结交的遗产，必须予以铲除”，“中国商人与其他受资产阶级玷污的团体由于与美国资本家的长期联系正在腐蚀与剥削中国人民，必须予以管制，赋予他们正确的阶级观”。④January 15，1953，The Hate America Campaign in Communist China，IR No．6156，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pp．0815—0827，0829，0836，0839—084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三)对中共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推行的政治运动的具体分析

美国情报界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的各次政治运动都进行了具体分析，甚至对一些运动的过程和方法都有详细的了解。比如，在1952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研究所的一份情报专门介绍了系列运动中的“批斗会”的细节和技巧①April 21，1952，The“Struggle Meeting”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1． O．S．S．/StateDepartmentIntelligenceand Research ReportsIX China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 ReelI， pp．0742—0745，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在当时的情报报告中，这些细节可能比较能吸引阅读者的眼球，并逐渐形成他们对共产党中国的认识。然而，在今天看来，更值得思考的是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与评估对中共社会改造运动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

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美国情报界并不把它看成一个单一的运动，而是把它看成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有反美运动的总和，并把它划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期间，中共通过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将反美活动陡然升级;而1952年2月以后，伴随着对反细菌战的宣传，抗美援朝活动已经从反美变成了仇美②January 15，1953，The Hate America Campaign in Communist China，IR No．6156，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pp．0815—0827，0829，0836，0839—084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这样的阶段划分完全是站在敌对立场的，它可以体现出美国情报界以及美国人对于中国“反细菌战宣传”的极大反感。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美国情报界并没有专门的分析与评估，只是在评估中共政权统治手段时涉及了这一运动。美国情报界认为该运动开始于1950年7月，“北平发布了一项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中共从肉体上清除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类似法律的认可”，“1951年2月21日，北平用大喇叭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正式开始了消灭首要‘反革命分子’的历时五个月的运动”。他们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并没有在1951年10月结束，“在1951年10月与11月，共产党要求实施更严格的行政管制，准备对那些自由职业者、商界与政界人士发动全面进攻……1952年到1953年期间，共产党逐渐巩固了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并把‘反革命’的定义逐渐扩大，除了积极支持政权及其政策之外，其他所有的行为都被定义为‘反革命’”。③May 14，1954，Totalitarianism 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9．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pp．0093—0096．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对于中共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美国情报界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中国农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地少人多，长久性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要依靠农业技术的革新以及对农村人口增长的控制。而自孙中山以来，中国所有的政党几乎都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农产品分配不公，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就是要改变农村的分配制度。“事实上，早期中共发动的反对土地‘剥削’的运动在华北自耕农中比在华南的佃农中更受欢迎。”④November 8，1951，The Objectives of Land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 ，IR No．5713，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也就是说，华南的佃农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和“受剥削”的程度并不比华北自耕农高，农民生活的压力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分配制度。第二，它认为土地改革对于中共而言，从来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斗争手段。中共的目标“最先是获得政权，接下来是巩固政权，最后是重组中国社会以适应共产主义政权”。因此，在中共获得政权时期，他们的农村政策主要是充分利用农民的不满来获得农民的支持。⑤November 8，1951，The Objectives of Land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 ，IR No．5713，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随着土改在全国的完成，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除外，中共领导人又对土地革命的下一阶段——前集体型的农业组织的形成给予更多的关注。在1952年间，中共不断强调在更长久的基础上组建互助组，这包括共享工具、牲畜和劳力。随后，把几个互助组合并为“生产队”的趋势在上升……①February 4，1953，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1952，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IR Report No．6143．Feb．4，1953．4 p．RESTRICTED．Declassified Feb．17，1978．Report．DEPARTMENT OF STATE．RESTRICTED．Issue Date:Feb 4，1953．Date Declassified:Feb 17，1978．Sanitized．Incomplete．4 page(s)．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391712．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衡量土地革命运动是否成功，主要看它对中国农村实现了何种程度的控制。中共土地改革的目标不单单是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一些处于劣势的农民，而且是要让所有农民接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迫使农村人口参加许多由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通过这些方式，中共希望农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于国家体系。②November 8，1951，The Objectives of Land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 ，IR No．5713，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对于在朝鲜战争期间思想改造运动，美国情报界认为，“这一运动的目标主要是知识分子，但也包括全党、整个政府以及全体大众在里面”。而思想改造的目的在于“消除对于‘保家卫国’的反对意见、促进为复兴所作的牺牲，扼制人们对于侵害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不满”。不过，美国情报界也肯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作用，认为它“统一了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增强了共产党政权对民众的权威”。“后方群众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支援对敌斗争，共产党政权系统地强化了他们在经济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控制。”③March 6，1952，The Chinese Communist Domestic Program for 1952，OFFICEOF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IR No．5834，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美国情报界把“三反” “五反”运动看做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共改造社会计划的“最后的主要步骤”，其目的是“摧毁之前中国社会的基础”，在中国建设一个“新社会”④March 12，1952，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DEPARTMENTOFSTATE， IR No．??MF2510407—0728，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XG0122。。之所以对“三反”、“五反”运动有如此评价，是因为美国情报界并不认为这两个几乎同时进行的运动只是一场反腐败斗争，而是通过清理共产党的统治机构，将一些组织机构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清除，使中共“加强对人民与资源的更强有力控制”;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打击，给资产阶级一次严重警告，并且乘机扩展“对经济活动正式垄断的机会”。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已经不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本家。⑤March 12，1952，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DEPARTMENTOFSTATE， IR No．??MF2510407—0728，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XG0122。随后的一份情报进一步指出了“五反”运动在“削弱私营商业阶层以及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中国城市经济的控制方面有着更重要的影响。此外，它允许政府开辟另外的税收渠道，而这些税收证明对平衡预算和满足朝鲜战争的开支非常有用”。⑥February 4，1953，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1952，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OIR Report No．6143．Feb．4，1953．4 p．RESTRICTED．Declassified Feb．17，1978．Report．DEPARTMENT OF STATE．RESTRICTED．Issue Date:Feb 4，1953．Date Declassified:Feb 17，1978．Sanitized．Incomplete．4 page(s)．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Mich．: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391712．所以“三反”、“五反”运动为中国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打下了基础，中国社会从此进入另一个阶段。

(四)中共系列政治运动的效果

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到1954年的时候，美国情报界已经认为中共对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行了控制。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的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控制体系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一元化的领导机构，中共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省、县、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第二，中共控制着90多个群众组织大概2亿多成员;第三，中共通过党组织体系来执行决策;第四，警察、军队、民兵和“治安委员会”等组成了一个检查、监督和威压的结构;第五，中共有一个劝导体系，“一个广泛而高度协调的宣传机关”①May 14，1954，Totalitarianism 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9．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pp．0093—0096．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然而，在美国情报界看来，中共政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不仅仅要实现政治控制或完成行政任务，而且还要“执行一项改变传统社会价值观和制度并创建一个全新社会的庞大计划”②May 14，1954，Totalitarianism 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9．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pp．0093—0096．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虽然美国情报界的情报分析，认为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逐渐增多，但是，在对共产党政权未来的预测中，美国情报界认为短期内中共必然会牢牢控制政权。关于中共政权的走势，1954年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在本评估期内 (指到1957年为止——笔者注)，中共政权不会大大地改变主要的社会风俗习惯，也不会在减少文盲方面走得太远。我们认为，虽然中共政权仍将获得某些人的支持而面对另一些人的敌视，但大多数人将继续被动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怎样，因为政府控制机构的效率可能得到改善，中共政权对人民施加监管的程度或许将加深。最后，我们认为，领导阶层将继续对有可能严重削弱其指引和控制中国的能力的个人分歧加以清除。”③June 3，1954，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IE 13 －5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101—118．在中国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美国情报界认为“1954年6月，共产党中国的几项政治变动④这些变动包括:(1)6月14日颁布的新宪法;(2)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选;(3)6月19日颁布命令，废除1949年年底和1950年年初建立起来的大行政区，简化了省级管理模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正逐步朝一个更加长远、稳固的政府框架转化，并且加强了对地方政府事务的集中管理。”⑤July 28，1954，Current Governmental Chances in Communist China，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IR No．6625，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 Reel II，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三、美国情报的特点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影响

(一)有关中共社会控制与政治运动的情报及评估的特点

笔者认为，美国情报界对华情报的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的情报人员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中共的分析比较刻薄。由于许多情报都是由逃离中国的人员提供的，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带有明显的反对新生政权的政治倾向。因此，美国情报有把中共妖魔化的倾向。⑥October 27，1953，“Under Communism … A Man…Stops Being A Man”，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5，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 Reel II，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

巩固政权，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动员，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坚持的执政途径。而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社会动员与社会改造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社会资源，而控制社会资源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和掌控人民的生活。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共完全是负面的形象。此外，美国情报界对中国人民社会思想的分析也比较扭曲，认为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完全是通过“高压”和“宣传”两条途径，而完全忽略了中国人民自身的思考能力与选择能力，也无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对中共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的作用。

在具体分析社会改造运动时，美国情报界也出现了误差。比如美国情报界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是前国民党官员、早期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军人、地主、知识分子、有海外关系 (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人以及游击队员”①May 14，1954，Totalitarianism 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9．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pp．0093—0096．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这一判断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实际上，镇反运动清理了一批地痞、流氓、恶霸，稳定了社会环境，维护了社会生活。此外，这一判断也与中共当时的指示不符。毛泽东在部署镇反运动时明确指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92—193页。其中， “社会上的反革命”主要指社会上公开的土匪 (匪首和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这一判断还与该运动的实际结果不符，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即运动的第一阶段，全国共处决反革命罪犯约50余万人，其中，匪首、惯匪占44．6%，恶霸占34．2%，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7．7%，特务、地下军头子占 13．5%③罗瑞卿在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公安部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 (1951年8月3日)，转引自李格: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9期。。

又如，美国情报界认为思想改造运动是针对中国全体大众的。然而，据中共现有历史文献，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中共发动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的主要是“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运动结果也能说明这一运动的针对性，因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学习”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这些情报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因素比较突出，但也有比较尊重客观事实的一面。美国情报界密切关注中国的情况，利用可以得到的情报资料，对中国政治运动的分析比较细致和具体。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政权的建立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认为中国民众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境遇十分悲惨。但是，也客观地承认了中共在建国初期受到民众欢迎、很快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诸如教育等方面，美国国务院远东情报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教育政策的首要原则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第二，共产党要求教育是为了全体人民……”⑥April 15，1953，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Far Eastern Note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No．3，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X China and India 1950—1961 Supplement，Reel I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客观地承认了中国教育的全民性。虽然在朝鲜战场上激战犹酣，但美国情报界客观分析了中共在国内的宣传和动员，认为中共的统治仍然是稳固的。从中国后来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美国情报界对于中共政治运动的效果和政权走向的分析和预测基本上是准确的。

此外，美国情报界还利用可以得到的情报，对中共发动的历次社会改造运动都进行了分析，甚至对中共这些运动的程序和方法也有很多了解和分析。在美中隔绝的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可能主要来源于这些情报部门的情报与分析。

(二)美国情报分析与评估对外交政策的可能影响

美国的情报分析与评估对美国外交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首先需要了解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美国外交决策拥有庞大的系统，涉及的机构包括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国会具有外交立法权，比如批准对外条约等，同时对外交活动具有监督权、调查权、赞同权。当然，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外事经费的拨款权。诸上权利决定了国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决策层，它是总统与高级安全智囊团、最重要的内阁成员探讨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常设机构。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及国家安全事务特殊助理等。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形成的文件，是反映美国对外政策真实走向的最权威资料。美国对外政策，当然也包括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为基准。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形成，相当程度依据情报机构所提供的错综复杂的信息资料。国务院是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执行机构，也可以称之为专职的外交机构。在国务院内，主管对华政策的有国务卿、副国务卿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然，美国驻各国使馆及领事馆也是国务院的一部分，他们的职能之一是向国务院提供包括中国在内的情报信息，这些信息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

由此可见，美国情报分析与评估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如何，要看情报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程序的数量和质量。在美国不同总统任期内，对情报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内，中情局大致都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份政策文件准备相应的国家情报评估作为其情报支持。从肯尼迪到尼克松的总统任内，由于决策体制的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要求的情报评估报告的年度数量有较大的下降;到里根任内，又有较大的上升。①Richelson，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p．303．由此可见，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也就是在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情报研究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当时的许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国家情报评估或者国家特别情报评估，据此我们可以得知进入外交决策者视野中的主要情报评估。

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修改了原来所制定的远东冷战政策，也就是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文件NSC48/2—— 《美国在亚洲的立场》。NSC48/2并没有完全排除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而且明确表明:“美国对共产党中国比对苏联所采取的姿态更充满敌意、政策更严厉，是不合适的。”该文件还表示: “美国应该继续避免向中国的任何非共产党力量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②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48/2．Dec．30，1949．7 p．TOP SECRET．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 2010． Document Number:CK3100353717．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半年多以后，1951年5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了它的亚洲政策，其中指出“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目前应该:a．通过当前的联合国行动，对中国在朝鲜的军队施以重创，继续努力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b．通过可行方法，加强努力发展非共产党的领导并影响中国领导人和民众，使他们反对当前的北平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笔者注)政权，并且改变该政权的方向或者干脆取代它。c．在中国境外和境内都培育和支持反共产党的中国势力，以此发展和扩大对北平政权控制的反抗，尤其是在华南地区。d．激化北平政权和莫斯科政权之间的矛盾，并通过所有可行途径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③NSC48/4．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System．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365872．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一文件所罗列的参考文件中，就有一份美国国家情报评估NIE10。NIE10主要评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中共政权同苏联的关系以及它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可能行动。NIE10认为针对共产党中国的弱点，美国可以采取下列行动:“第一，支持反对派武装，即使这些武装在目前情况下无法推翻中共政权，但是可以削弱中共在其他方面行动的力量;第二，使用国民党军队……虽然国民党是否可以动员大陆民众并且有效阻止游击队伍还存在疑问，但是至少国民党可以组织起目前中共政权的反对派……第三，采取经济战和有限的军事行动;第四，继续在朝鲜的联合国行动。”①Stability of Communist regim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U．S．S．R．and non-Communist world establishment．Report．WHITE HOUSE．SECRET．Issue Date:Jan 17，1951．Date Declassified:Dec 10，1981．Unsanitized．Complete．6 page(s)．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2010．Document Number:CK3100168237．

因此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主要原因当然是在朝鲜同中国的迎头相撞、直接敌对，然而对于中共国内社会控制状况的分析和评估也是形成这种政策的一个原因。美国情报界一方面认为中共政权目前已经取得了稳定的统治，但又错误地认为，这种统治使内部逐渐滋生不满情绪。从此以后，美国制定了敌对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不承认中国，尽量不同中国接触;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政策全面遏制中国，力图使中共政权倒台;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盟友保护义务。

为了巩固胜利的成果、确保执政地位，也为了使中国朝着中共的理想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共利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经验，在全国先后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运动，彻底震动了这个古老帝国，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方法，也加强了中共自身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在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之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学者还是普通民众，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段历史。而对于这段历史的一个影像 (而且是在当时的敌国——美国眼中的影像)，也就是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对华情报与分析，今天我们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后的我们可以站在更高处，尽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来客观看待这些情报分析与评估，而且也可以通过它们从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段历史。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080)

(责任编辑 高远戎)

Analyses and Assessments by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 the CPC’s Social Contro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He Yanqing

Making use of the U．S．intelligence files declassified over recent years，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assessments by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 the CPC’s social contro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and tries to generalize their main views on the movements launched in China during the Korean War，including the movement of land reform，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the movement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the movement of ideological remolding of intellectuals，the movement against the“three evils”and he movement against the“five evils．”Then we will compare these views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known to us，discuss the main features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finally analyz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assessments on the American China policy．

D651．3;D83/87．3

A

1003－3815(2011)－03－00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