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伯英

《罗坊会议决议》述论

蒋伯英

《罗坊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和“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作出正确而乐观的估量，这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激进主张有根本区别;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矛盾与其反共联盟的必然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在战略上作出了正确的部署。《罗坊会议决议》否定“单纯轻装袭击”的游击路线，重申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根据地思想，这与10月30日罗坊紧急会议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原则，都是红军由游击战向正规战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罗坊会议决议》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左”倾错误的偏向，在“反富农”和“反AB团”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罗坊会议决议》;毛泽东;李立三“左”倾错误;诱敌深入

1930年10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在江西新余县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会议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罗坊会议决议》)。

这次会议之所以特别重要和引人关注，是因为其召开时机和肩负的使命不寻常。会议召开之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实践中走向破产，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实行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是红一方面军由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的转折点;又是敌人以10万重兵开始向红一方面军实施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期;而且，正是根据地内部所谓富农问题与“AB团”反革命阴谋亟待处置的重要关头。

这次会议及其决议已经过去80年，但是学术界对这个决议的评价依然存在不同见解。本文对于会议召开的背景与过程不再赘述，着重就决议内容试作论析。

一、对形势作出正确分析及其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分歧

党的工作路线与指导方针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形势的估量。毛泽东对于形势的估量，从1929年3月由井冈山转战到达闽西长汀以后，一直比较乐观，采取的行动方针也都比较激进。这表现在1929年3月20日长汀前委扩大会议、同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给中央的信、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以至到《罗坊会议决议》，毛泽东对于全国特别是江西全省形势的估量，都相当乐观，并且断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多次作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决定。

从文字表述的一般层面来看，李立三“左”倾错误，对形势的判断及其口号，在某些词句上同毛泽东似有些许相同。比较典型的是李立三主持下在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那些激进言词:“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提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而其实施这一总方针的策略总路线是以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为依托，“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9、122、128页。。

但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以及提出争取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形势的判断上与李立三有着根本的区别。

区别之一，是关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先决条件不同，也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乡村为中心的分歧。李立三是把这一大好形势的判断首先立足于城市斗争的发动，他在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革命高潮到来“主要的条件是政治上经济上有全国领导的意义的地方”，而据他的观察，“这一首先爆发革命高潮之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并且武断地声称:“乡村虽已到了革命高潮而城市未到，仍不能说是高潮”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03、102页。。而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直到罗坊会议，一直认为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前提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在1930年上半年，毛泽东鲜明地坚持中国革命必须以乡村为中心，指出只有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 “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5页。。《罗坊会议决议》还是坚持了这一主张，指出吉安城市的夺取，“农村中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④《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87页。，表现了与李立三的原则分歧。

区别之二，李立三是把中国革命高潮到来建立在全国革命平衡地发展的判断之上。李立三虽然有时也承认农村革命形势发展比城市更快，但却依然不顾事实地作出结论:“革命今天形势的问题——革命发展趋势上是平衡的发展，乡村城市同样是在发展，而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强调全国统治阶级崩溃加速，革命已经成熟复兴，“最明显的是工农兵红军走向平衡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显示了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01、138页。。这些主张清楚地表明了李立三无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强令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同李立三的判断完全不同，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一。按照这一理论及对形势的判断，从1929年3月开始，毛泽东一直把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作为这一阶段的奋斗目标，而并没有把争取除江西以外的其他“几省”首先胜利作为近期斗争目标。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在许多文献与报告中，都反复分析和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认为江西全省革命势力的发展，比任何别的省都有希望实现革命的首先胜利。

在《罗坊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又再次作了这样的分析，指出:“江西的胜利，自然决不能离开全国革命高潮，不过在江西本身来说，这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罗坊会议决议》列举了至少五个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江西有60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特别是吉安的夺取，汇合了全省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而江西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大多破坏干净，而且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威迫之下，更促进其动摇崩溃”①《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5页。。

毫无疑问，《罗坊会议决议》的这一分析是客观而正确的。历史证明，1930年秋季的中国，没有哪一个省具备江西这样的革命形势，更没有哪一个省存在实现争取全省革命胜利的前途。毛泽东之“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与李立三的“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两个口号，虽然只是几个字的不同，却反映了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是不平衡与平衡发展，以及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原则分歧。就如李立三在1930年6月15日对毛泽东的指责:“你们提出打南昌与中央指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立场，完全不同。”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39页。所以不难认定，《罗坊会议决议》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结论，表明了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否定。

二、对于军阀混战与反革命势力作出正确估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因不同利益而支持的各派国民党新军阀。而各派军阀的联合或者分裂，总是直接关系着革命势力的消长。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毛泽东确立了对于军阀分裂或联合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但必须以建立坚实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前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即各派军阀联合起来向红军发动进攻之时，“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而应集中兵力强固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58页。。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直至罗坊会议，都坚持着这样的理论原则与军事战略。

众所周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及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决策进攻南昌、长沙，正是国民党统治发生严重分裂导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百万大军中原大战之时。而到罗坊会议召开时，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混战已告结束，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重又集结起来，开始向中央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正因为此，《罗坊会议决议》用两个部分的篇幅 (全文共九个部分)，专门论述军阀混战的形势以及应对方略。

《罗坊会议决议》认为，蒋冯阎混战的实质，乃是其各自帝国主义后台英、日、美之间的一场战争。这次大战以蒋介石获胜一统中原暂告结束之后，蒋介石一方面放出和平空气，声称赦免政治犯，召集“国民会议”，颁布“约法宪法”，装扮成一幅天下太平的虚伪假象，而其统治集团内部利益争夺的矛盾并未消除;另一方面，蒋介石调动大军入赣，镇压革命。

对于这场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结束的原因，罗坊会议认为与红军进攻长沙和占领吉安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红军的这一行动，促进了革命势力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其结果“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同时认为支持各派军阀的美、英、日三国也都默契一致，取得暂时的妥协，“组织一个由蒋系领导，即美国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④《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89—191页。。

罗坊会议的这一估量，不能说全部正确，因为蒋冯阎混战的结束，有其更深层的内部矛盾协调一致的需求，还有其各派实力消长的因素，而其团结一致共同剿共，只是混战结束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不过《罗坊会议决议》指出的对于军阀混战的认识，在中共党内存在有两种不正确的估量，应当引起重视。

第一种不正确的估量，是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会议认为这是一种非阶级的空洞乐观的错误认识，“这是因为不了解阶级的矛盾超过统治阶级自相矛盾时，统治阶级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暂时抛弃自身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革命”。第二种不正确估量，“就是以为敌人的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①《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2页。

事实上，对于这场大规模军阀混战，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其发展动向，并且早在罗坊会议之前的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就已经作出两种判断:一方面是“最近的将来的军阀战争，必有一场残酷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各派军阀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尚未结束之前，继续并扩大我们的胜利，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冲破和消灭有可能到来的“反革命的联合进攻”。②《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70页。

两相比较，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与6天以后的《罗坊会议决议》，对军阀混战走向的分析上是一致的，只是罗坊会议召开之时，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入赣“剿共”的形势已经更加明朗，所以《罗坊会议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革命到了要消灭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之理?”在当前“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形势紧迫的时刻，只有克服悲观畏敌情绪，“正确的指出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新的战争的酝酿与革命势力之猛进，与悲观观念斗争，是实行阶级决战争取一省胜利的前提工作”。③《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2—193页。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虽然在这个时候尚未确认敌人联合进攻已经迫在眼前，但已经准确地作出了上述判断，因此《罗坊会议决议》对于军阀混战结束之后党和红军任务的部署，即必须做好应对敌人发起新的进攻的准备，实际上也就是发出了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动员令。

三、对“轻装袭击”的否定与红军的战略原则

《罗坊会议决议》专门有一个部分论述红军战略战术。这个部分的标题是“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争取一省政权是指毛泽东以及红4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一贯坚持的夺取南昌，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的既定目标。那么，要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关于《罗坊会议决议》这一部分内容的要义，以往一些论著多指出是总结攻打长沙、吉安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不完全是。关于第二次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毛泽东在9月17日给中央报告中列举了三点，一为“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二为“群众条件不具备”，三为“技术条件不具备”④《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32页。。而在《罗坊会议决议》这一部分中，主要是以两次攻打长沙的得失和占领吉安的成功为例，批评和否定了被称为“轻装袭击”的战略路线。

何谓“轻装袭击”，或“单纯的轻装袭击”?《罗坊会议决议》特别注明:“这里所讲的袭击，是指争取一省的战略路线，不是反对军事战术上的袭击”。《罗坊会议决议》强调，为了达到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主要表现为不能正确估量军阀混战以及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不注意争取群众”和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力量”，在战术上“仍专门使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从而在表面上看来是“坚决进攻的‘左’倾路线”，实际上却是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极端的右倾路线”。而这一错误的“轻装袭击”导致第一次攻占长沙而不能坚持，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而在此之后一举攻占吉安，其胜利的主要原因正是“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罗坊会议决议》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①《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3、194页。

以上引述决议中表述的词语，对于“单纯轻装袭击”的否定，正是重申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否定，强调红军必须以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战略原则。这显然是对李立三以城市为中心与缺乏群众基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否定。同时还可以联系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他在信中批评了那种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与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而“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流寇主义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3页。。

除此以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那就是红军在由汀州向南昌、长沙的作战时期，已经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也就是毛泽东论述的中国国内战争第一个战略转变，即“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毛泽东所说的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0页。

与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相比较，《罗坊会议决议》之否定“单纯轻装袭击”，正是既批评“沉溺于游击性”的游击主义倾向，也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实施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过程中克服困难的重要一环。

四、红军军事战略与“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确立

关于红军军事战略，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9页。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是在克服了很大困难之后完成的。罗坊会议确立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正是这一战略转折的标志之一。这一方针确立的时间，是1930年10月30日。这一点已被历史文献记载所确认。

但是有一个疑问，10月30日确立“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会议，是10月25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的继续，还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的另外一个“紧急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有关当事人回忆和论著有不同的说法。权威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和2006年版《朱德年谱》 (新编本)，也有不同记述，分别在“10月25日—26日”条目、“10月30日”条目下写作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紧急会议”和“紧急联席会议”。看来对于这一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订与研究。“诱敌深入”这一重要战略方针虽然没有写入《罗坊会议决议》，但这并不影响对于罗坊会议关于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评价。

按照毛泽东的战争理论，红军的游击战起始于1927年秋天，但因毫无经验，在最初阶段几乎都失败了，直到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产生出来了。这一原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游击战争，一直延续到1930年6月汀州会议之前，获得极大成功，初步创建了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中央苏区。

在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的4个月，国内政治形势与战争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党内关于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红军的行动与作战方式也因为主客观因素而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开始了由游击战向正规战，也就是运动战的转变。因此，创造一种适应这一战略转变的作战方针，历史地落到了罗坊会议上。这一方针，就是“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

当然，10月26日通过的《罗坊会议决议》还没有提出这一原则，但却已经明确了在不同主客观条件下战略或者战术原则的不同运用:“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①《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4页。而在4天之后的10月30日，由于获知“敌人对罗坊进攻了”，主客观形势骤然发生变化，于是“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方针”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3、254页。，从而完成了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开始了由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的转变。

应当指出的是，“诱敌深入”这一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罗坊会议只是完成这一过程的转折点。早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游击战争原则“十六字诀”，已经包含了诱敌深入的基本要素，正如萧克所说:朱毛红军创造的“十六字诀”，是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一块基石。红军在井冈山虽然尚未提出“诱敌深入”方针，但在实际斗争中采取“先退后进，示敌以弱，选择有利阵地打击敌人”的“内线作战方式”③萧克: 《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68页。，创造了不少成功的战例，例如三打永新之前的龙源口之战即是一例。1929年5月至6月朱毛红军三打闽西龙岩城，取而不占诱敌深入直至歼敌陈国辉一个旅，也是一个范例。

正是有了这些成功的实践，朱毛红军在1929年夏到1930年初，把这一经验加以总结，初步提出了“诱敌深入”方针并向中央作了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一)》所列红军游击战术共14条，其中第六、十、十四条战术，提出在“不明敌情”或者强敌跟追等情况下，可以采取“绝不应战，千万撤退数十里”;或脱离敌人“引诱敌人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或“选择一个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767—768页。。这些战术，已经显现了“诱敌深入”方针的作战原则。而在1929年7月在上杭蛟洋召开红4军前委会议讨论击破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时，明确提出了“决定准备群众诱敌入赤色区击破一面”的作战计划;1930年2月，红4军前委在吉水附近为打破敌唐云山旅之进攻，再一次提出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而后将其消灭的计划。⑤熊寿祺: 《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过程，1930年10月30日当红军再次面临强敌进逼的形势时，毛泽东在罗坊紧急会议重提“诱敌深入”方针，并于11月1日为执行这一方针而下达《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一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诱敌深入”是适合于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此后则是指导红军正规战和运动战的战略原则。显然，这一方针的形成，是红军历三年经验之积累，在由游击战向正规战或运动战转变的重要关头提出的作战原则。所以毛泽东指出，这一原则是在“十六字诀”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五、《罗坊会议决议》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左”倾错误

毫无疑问，罗坊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尚未得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示与正式文件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实际情况，经过十分艰苦的说服教育，坚决抵制并克服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军事方针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原则，对于击破敌人第一次“围剿”和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罗坊会议的决策者不了解李立三“左”倾错误正在被中央纠正的情况，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罗坊会议及其决议未能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羁绊，在对形势判断、土地政策、肃反问题等方面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1．在关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方面，《罗坊会议决议》延续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倾向，过高估计革命主观力量，认为“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主要城市的夺取”以及全国各主要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与农村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因此“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①《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87页。。显然，这样的估量脱离了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的事实。

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方面，决议同样只是按照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口号，过分夸大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人革命运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而得出“世界革命正在怒潮澎湃的开展起来”的结论，断言这一形势“将要转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争”②《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88页。。

2．在关于土地革命政策与阶级路线方面，罗坊会议未能摆脱所谓“反富农路线”的“左”倾偏向。《罗坊会议决议》强调了反富农斗争的必要性，提出“农村斗争一开始不仅猛烈的进攻地主阶级，同时即须从平分土地不完租债反抗富农对贫苦工农民一切剥削压迫，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对富农的阶级反抗”，由此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坚定革命基础;同时又断言“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全部改造。基于这一“左”倾的指导方针，《罗坊会议决议》要求在农村中开展反富农斗争，号召彻底平分土地，“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甚至提出“洗刷富农及一切怠工动摇分子”，“洗刷城市乡村支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③《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7、199页。

3．在关于苏区肃反方面确立了错误的方针，导致所谓反“AB团”斗争的严重冤假错案。《罗坊会议决议》共九个部分，最后三个部分都对肃反工作特别是所谓“AB团”反革命组织的清查作出决定，可见会议对这项工作极为关注。这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红一方面军与江西全省特别是赣西、赣南党的工作路线与任务作出各项规定，其中关于肃清反革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罗坊会议决议》要求“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紧反对一切改良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特别是要加紧反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反革命组织，彻底地揭露他们的罪恶，肃清其影响，认为这一斗争“成为阶级决战时打破敌人缓和革命的阴谋严重的政治任务”④《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6页。。会议还对江西，特别是赣西、赣南党的组织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估量，认为赣西南的党团组织、政权机关乃至红军队伍中都充满着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因此提出了“改选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甚至要求“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改组派”，要求各地不让一个富农、AB团反革命分子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按照这样的分析与判断，罗坊会议指示各地党和苏维埃采取果断措施，“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⑤《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9、200、201页。

对于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对阶级队伍的错误分析，必然导致决策的错误。《罗坊会议决议》存在的上述种种错误，正是反映了罗坊会议的决策者尚未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羁绊。尽管有些言论只是照搬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空洞口号，但关于“反富农”和“反AB团”的错误决策，却对后来中央苏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 王爱云)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Luofang Conference

Jiang Boying

The Resolution of Luofang Conference made correct and optimistic predictions of the forthcoming high tid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et out the goal to strive for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first in Jiangxi Province，which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Li Lisan’s“Leftist”radical ideas．It also passed a sound judgment on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new Kuomintang warlords and their inevitabl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and therefore drew up a correct strategic plan．Furthermore，the resolution repudiated the guerrilla practice of“lightly equipped attack”and reiterated Mao Zedong’s mass line and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revolutionary bases．Besides，the conference put forth the principle of“luring the enemy in deep”．All these marked the strategic transition of the Red Army from the guerrilla warfare to regular warfare．However，the resolutions was also tinged with the“leftist”tendency and made the wrong decisions on the issues of rich peasants and the Anti-Bolshevik League．

K263．4

A

1003－3815(2011)－01－00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