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新

从冷漠到投入:冀东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朱德新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环境封闭等因素，导致冀东农民具有冷漠的政治倾向。以日军的入侵为契机，以中共艰难的动员为“催化剂”，抗战时期冀东农民的政治态度实现了从冷漠到踊跃参与的转变。他们积极参与反抗日伪政权统治，掩护抗日干部脱险，加入各种社团，全力支持抗日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抗日军队弱小与日伪军事力量强大的冀东特殊环境中，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夺取冀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抗战时期;冀东农民;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冀东①冀东是指河北省东部地区，旧制包括遵化、丰润、昌黎等22个县和唐山矿区、秦皇岛港。它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平津，东临山海关，是华北通向东北的桥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冀东境内的北宁铁路、开滦煤矿和塘沽、秦皇岛两大海港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农民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冷漠到投入的演变轨迹。这种转变既是抗日根据地创建以及夺取冀东抗战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而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作用。目前，史学界虽对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研究②主要研究成果有:翁有为:《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鸿石:《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孙苹:《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政治参与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陈莉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但缺少对其在抗战前政治态度的探讨以及参与行为演变过程的比较分析。就本文涉及的主题来看，冀东农民在抗战前后为何有从冷漠到投入这种性质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作用、特点以及带来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探讨的问题。

一、封闭环境:导致抗战前的政治冷漠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外学者有关论述很多，但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影响较大。亨廷顿认为，“个人所处的群体环境，对于决定他参与的范围和性质，通常也比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征更为重要”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冀东农民所处的群体环境是分散在大小不等的平原或山地、各自孤立且内部相对松散的村落。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冀东农民的经济生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这种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男子耕作，妇女佐之，老者守户，幼者畜牧，小女携篮采桑，回家自织。绝大部分人在多数时间里，一般不超出自己经营的土地范围，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亦在本乡集镇销售。③据有的老人回忆，即使在集镇大街上传递和接收的信息也不多，因为1932年才开始有收音机，人们称其为“电匣子”，觉得很新鲜。1992年5月25日在北京南至秦皇岛的309次列车上访问原冀东抗日村政权干部孟吉辅、佟玉柱老人的记录。农民每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农民的其他活动，如完粮纳税、人际纠纷、社交往来等，亦以本村庄为主要场地，就连婚姻关系亦大多数在本村范围。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由于“人口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 “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这就出现了“村落社会和平静穆犹如一潭死水，大多数农民对离家门30里地以外的事大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国家大事”的现象⑤1992年5月25日在北京南至秦皇岛的309次列车上访问原冀东抗日村政权干部孟吉辅、佟玉柱老人的记录。。上述群体环境，决定了冀东农民政治参与的观念和性质。

第一，屈从命运，逆来顺受。“福来则归功于天，祸至则诿之以命”是农民的处世哲学。他们认为地富剥削是“天经地义”，对现实生活“呈麻痹状态”⑥1992年10月委托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李永春代访资料。。既有浓厚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利与我何有哉”的传统心理，又有“皇帝与总统不分”、“谁做皇帝都照样交粮纳税”等“安于命运”的模糊观念。农民们诚望天下太平，自己“宁为治世犬，不做乱世民”。从而以超常的毅力忍受官府与土豪劣绅的欺诈剥削，借此换取乡村的宁静。这种情形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麻木的习惯”，即“出于绝对的漠然或者无力认识行动的可选择过程”⑦〔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等译: 《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第二，回避官员，忌打官司。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欺骗，农民文化知识贫乏以及处于饥寒交迫的封闭环境等因素，致使农民产生避官、畏官现象。农民即使偶然遇到官员，也抱着“乡下佬见太爷，多磕头少说话”的态度。同时，一些乡间公正士绅担心招致怨尤，不愿参与基层政治，导致土豪劣绅霸占职位，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对官员更是避而远之。千百年来，农民将打官司的经验归结为: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这是因为农民们深知除打官司要消耗大笔费用之外，还认为社会上官官相护，官富相护，到头来败诉的仍是穷人;加之“一朝经官，十辈子结冤”，无论和谁打官司，对从不介入政治的农民而言，都会将双方矛盾公开与激化，与对方结仇，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为避免打官司，农民们遵循“东家长，西家短，人家的事情你别管”的原则，对一切事务都不去过问。即使有任何想法，也要“紧睁眼，慢开口，话到舌前留半句”。

第三，固守成规，封建保守。农民们身处僵化的空间和凝固的时间内，祖辈移交的经验便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唯一的信息来源，世世代代就是凭此来处理一切事务的。笔者在调查中得知，尽管一些村庄也有乡规民约，大意是交粮纳税，济贫防匪，邻里相助，积德为最。此约不议论不通知，虽然贴出来，但“基本无人看”①1991年10月29日在昌黎县西沙河乡访问原中共晋察冀分局十三地委驻昌黎地下工作人员苏振寰老人的记录。。关于农民的政治行为，有的冀东农村老人回忆道: “他们只知道杀人偿命，完粮纳税”②1991年10月18日在迁西县白庙子村访问谷世荣老人的记录。。由此可见，冀东农民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习惯，村落社会的秩序正是依靠这些传统信念、伦理思想以及长辈们的威望调节和维护的。例如，农村倘有吵嘴扯皮之事，当事人把对方一拉吼道:走，找同族或街坊中某某大爷或大伯评理去。而这些长辈们连骂带讲理地“一阵轰，便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③1991年10月14日在遵化县西三里乡小刘庄村访问刘欢老人的记录。在关于各级官吏产生的途径方面，农民们认为，任何官吏均为“真命天子”所委派，至少在“县里打开册子有红名”，对这些人不能采取选或改选的方式，否则有违皇帝旨意，更是大逆不道④1991年10月25日晚在丰润县城关访问曹兆荣老人的记录。。

上述状况⑤由于无法找到抗战前有关冀东农民政治参与的报刊和档案文献记载，笔者主要利用1991年至1992年两次赴冀东农村调查采访的口述资料。犹如恩格斯在1894年写成的《法德农民问题》中所揭示的:“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5页。

二、中共动员:从冷漠往参与方向转变

1933年初，中日军队在长城关隘激战的枪声划破相对沉寂的冀东天空，给农民带来极大的震惊。尤其是日军入关后的烧杀抢掠，使离乡背井的村民感觉到了与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大相径庭的困惑，这种无法接受的现实逼使冀东农民武装组织即“山大王”奋起保“家”。例如盘踞在遵化、兴隆一带以“天下第一团，富人都献钱”为行动纲领的“山大王”杨二，原兴隆县黄花川民团团总孙永勤领导的“天下第一军”，都将其“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改为“打日本，保家乡”的目标。孙永勤还将其武装组织改称为“民众军”，向日军发动攻击，被家乡父老誉为“及时雨宋江”。

对包括上述农民武装在内的华北各种民众武装组织 (红枪会、天门会、联庄会等)的行为，刘少奇在1938年作过总结。他认为，这些农民武装组织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无论是日伪军还是其他军队等，谁去骚扰掠夺，他们就反对谁。刘少奇强调，他们的政治立场中立，要将其引导到抗日道路上打游击，为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作艰苦奋斗，牺牲自己，那是不容易的。⑦刘少奇: 《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解放》1938年第43—44期合刊。

为改变处于政治冷漠状态中的农民，冀东共产党组织采取了“唤醒民众”、“发动民众”的社会动员策略。冀东的共产党员大多以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向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有些则装扮成小商贩，以串乡售货的方式，大量发展“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会员。1934年5月，中共京东特委成员王平陆来到孙永勤“民众军”的驻地，向他宣传中共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并建议他把“民众军”改称为“民众抗日救国军”。孙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恳求京东共产党组织早日派人前来指导工作。他高兴地称赞增加“抗日救国”四个字“方向明，旗帜新”⑧《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6页。。在此期间，杨二等也在中共的帮助下，将“保卫家乡”的地方性农民抗日武装整编成统一的“民众抗日救国军”。

冀东共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动员农民参与的初步成效，其标志是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 (亦称起义)的发生。这是中共在敌后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伟大壮举。1938年7月，随着八路军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在冀东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农村中青壮年大部分手持棍棒、梭镖随呼或尾追其后，争相参加“便衣队”。据此次大暴动的领导人李运昌回忆:遍地都是赶来参军的群众，歌声、笑声、口号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真令人激动!①《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1辑，第37—82、42—43页。农民踊跃参与，很快组成20万人的抗日队伍，并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摧毁了除铁路沿线以外的所有日伪政权，占领了兴隆、昌平、蓟县等9座县城以及所有重要集镇;并将唐山至昌黎的100多公里铁路截成数段，迫使北宁铁路中断行车半个月之久。但遗憾的是，大暴动在坚持两个多月后失败。

列宁在分析俄国农民特点时指出，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到了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急剧遭到破坏的时候，“农民很自然地表现出由一边倒向另一边”， “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的特点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冀东的情况与此类似。大暴动失败后，日伪强化编10户为甲，编10甲为保，然后联保成乡的保甲制度;采取1人或1家“为匪、窝匪与通匪，则1甲内之住民必连带施以惩罚”的“连坐”方法，实施人身管制;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和宣传，全方位强化对冀东农村的控制，给农民带来思想上的混乱③参见拙文:《本土色彩掩盖殖民统治——沦陷时期日本对冀东农村的控制》， 《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农民们虽然不与日伪同流合污，但抗日情绪明显低落，政治参与热情立即回到抗战前的冷漠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自称为革命者的精英，如果不去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那么，他不是自取失败就是在隐瞒他的真实目的”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177页。。因此，冀东共产党组织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秘密深入村户，开展了更深入的社会动员。据李运昌回忆，除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促进农民提高思想觉悟之外，还实行了“隐蔽开辟”的方法，即“开始是几个人带着少量武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跳到敌占区。工作时一方面利用我们干部好作风的影响，另一方面打特务，除土匪，改造坏人二流子，以这些具体活动争取最广泛阶层的社会同情，为工作创造最好的条件”⑤中共丰润县委党史研究室1961年在北戴河访问李运昌记录，原件存该室数据第10卷。。在西部盘山，大小几十股土匪借抗日之名四处敲诈勒索，为当地农民所痛恨。共产党根据农民的意愿，带领八路军首先整顿当地武装，对作恶多端的土匪蒋德萃、白老八之流予以镇压，“这件事大得人心，使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起来”。在中部丰玉遵地区，也是从消灭土匪和“白面儿鬼” (即吸毒者)入手，安定社会秩序，得到群众拥护的。在东部丰滦迁地区，八路军首先消灭了以借抗日之名胡作非为的高奎武部队，接着进行锄奸灭匪，处决了破坏抗日的恶霸地主侯老七，铲除惯匪郭满等，为民除了大害。所以，有的村庄连夜“唱影” (即唐山皮影戏)来表达对八路军的感激。八路军在上述地区站住脚后，便着手开辟更为隐蔽的活动区，并逐步把日伪农村基层政权改造成公开应付日伪、暗中支持抗日力量的“两面政权”，进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革命势力扩展到敌人统治森严的占领区”⑥《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07—108页。。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随之被调动起来。

亨廷顿对各种参与模式进行比较后认为，以阶级取向动员为基础来寻求穷人支持的政党，“为了克服穷人参与的障碍，必须做出更明确且更有意义的努力”⑦〔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133页。。冀东共产党组织对农民参与的动员与亨廷顿的分析大致吻合。抗战爆发后，中共明确将“发动民众”列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页。。冀东共产党组织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按照冀东实际“做出更明确且更有意义的努力”，即将农民的具体利益与对敌斗争相结合，通过武力手段为民除害，使农民切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获得农民拥护，并在此基础上依靠农民通过政治参与释放出来的创造力，支持中共及抗日军队的对敌斗争。

三、付诸实践:抗战时期产生巨大效能

经过中共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冀东农民改变了抗战前政治冷漠的状态，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产生出巨大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效能，使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参与反抗日伪政权统治的活动。例如丰润县潘家峪、滦县潘家戴庄的农民拒绝向日伪缴纳粮款和物资，并将日伪警察分驻所为建立保甲制度而发放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等毁弃，宁死不做日伪的“良民”。农民反抗和抵制日伪统治的行为遭到日军血腥屠杀的报复。1941年1月25日、1942年12月5日，日军以搜查八路军为借口，纠集重兵包围这两个村庄，村民们面对日军的枪口毫不屈服，拒绝透露任何有关八路军及其机关、物资隐藏地点的信息。日军在这两个村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分别杀害手无寸铁的村民1237人、1280人，烧毁房屋1100间、1030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正如李运昌等八路军领导人所指出的:冀东广大人民群众，“如宁可牺牲全村人性命也不肯向敌人屈服，也不肯暴露我军机密的潘家峪人民”以及与其他为革命捐躯的冀东英烈一样，“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将同我们的革命事业一起，千秋万代永世长存”①《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24页。。

第二，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抗日政权的干部脱险。国外有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将“与政府官员或政党领袖联系”看做是政治参与的“过渡活动”等级②〔美〕安东尼·M．奥勒姆著，董云虎等译:《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而冒着生命危险或用生命作代价去换取抗日政权干部人员的安全，应可算做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因为农民在这方面的活动，对抗日政治秩序的连续性和巩固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窥冀东中部的白峪村一例便可见全斑。日军包围该村搜查抗日政权的干部，村民均遭毒打，以被打死十几人的代价换取被包围在人群中的抗日区政权干部毅然、石更等人的安全。村民们说:“抗日干部的脑袋在裤腰带上掖着，为老百姓打鬼子除汉奸，咱们就要豁出命来保护他们。”事隔40多年后，抗日战争岁月多次遇险后生还的这些干部仍然感慨万千，他们深情地说:“离开群众，我们一步也不能行动，不能生存。我们地方干部活动在群众之中，对这一点感受尤深”。正是在广大群众这堵铜墙铁壁的掩护下，抗日斗争才得以坚持。“这种革命情谊，胜过母子之情，手足之谊，是我们毕生也不能忘怀的”。③《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213—216页。

第三，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经过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和抗日战争硝烟的洗礼，农民们提高了政治觉悟，普遍关心时事，密切关注抗日斗争势态的发展，并且“提高了政治意识，不明白的立即打听”④《一九四四年第四专区丰滦联合县村政权改选经过情形登记表》，丰润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对八路军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有的农民称其为“祖国人”⑤1984年11月27日，田益廷等人访问抗战时期“潘家戴庄大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姚福的妻子 (惨案发生时31岁)。她回忆:惨案发生的当天早上，她父亲招呼她们快起来，说“祖国人来了”。“我爸没有说是八路军，而说成祖国人。我们都起来了，几个祖国人就进到我妈的房里”。转引自田益廷等:《潘家戴庄惨案》，左禄主编: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50—251页。。1944年，丰滦抗日联合县政府在区长联席会议纪要中指出，在“环境紧张的地区 (如二区、四区)，农民多倾向咱们，农民天天‘跑返’ (即敌人来农民走，敌人走农民返——笔者注)，对部队与政权干部非常拥护与欢迎”⑥《第四专区丰滦县区长联席会议记录》 (1944年)，丰润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农民们还痛恨汉奸，自动担任防特锄奸任务，看到“政权掌握在旧办公人手里即要求改选”⑦《一九四四年第四专区丰滦联合县村政权改选经过情形登记表》，丰润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农民用票选、豆选、碗选等方式，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把那些真正为民谋利益，忠诚抗日事业的积极分子选拔进入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

第四，踊跃参加各类社团组织。农民们响应冀东共产党组织关于“要报效国家，不给敌人办事”①中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于1981年12月25日访问李运昌记录，该室数据第10卷。的号召，自动参加了诸如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报国会、儿童团之类的抗日群众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当日军进村时，这些组织的农民有的又摇身变成日伪保甲体系内“反共自卫团”属下的成员，以敷衍应付日伪。抗日群众团体的政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择其年龄最小的儿童团来看，都有浓厚的参与意识。少年儿童们站岗、放哨、送信，给抗日部队当向导等，许多英勇少年为国捐躯。当时在冀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记者的管桦所写的小说《小英雄雨来》，正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

第五，全力支持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抗战期间的冀东农民突破了此前保卫家乡的局限，将抗日、保家与祖国的命运相结合，自觉投身到保卫祖国的斗争，展现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以坚持滦东抗日斗争的八路军第12团为例，1942年，它开到滦东时仅1300人，1年后消耗了900人，但由于群众踊跃参军，部队始终处于超编状态，到抗战结束时仍超过1800人。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仅遵化县就有3144人先后参加抗日队伍，其中1985人光荣牺牲。②《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124—131页。八路军将士不仅是冀东农民子弟兵，而且在物资上也全依赖农村。李运昌等冀东八路军领导人对此均有赞词，认为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人民觉悟很高，抗日政权在财政上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不折不扣，不用费力，应时供给③《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3辑，第113页。。除钱粮外，农民还为八路军提供服装，许多村庄每月都要组织几十名妇女为八路军赶制衣服鞋袜，仅1940年，遵化县的妇女就做鞋39万双，军衣、军被8．5万套④《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54页。。

冀东农民的上述参与对抗日战争起到了重大支持作用，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井门满明少佐对此也不得不承认:“敌人 (指抗日军队——笔者注)以民众为丛林，潜伏其中进行抗战。”⑤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0页。冀东日酋冈村宁次也看出: “八路军的势力表面上似乎看来平静，实际上一揭开表皮就露出红色的实质”⑥转引自《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383页。。

四、参与行为:战争环境呈现多重特征

抗战时期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在抗战前政治冷漠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展开的。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在血与火特殊条件下启蒙和养成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既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战争环境的烙印，又与和平时期的政治参与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外力推动下的被动参与。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体系中，政治参与内容不仅包括自动参与，而且包括受动员而产生的参与⑦〔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5—7页。。从冀东农民由冷漠到投入的政治参与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迫使其发生这种性质变化的契机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催化剂”则是中共的引导。很显然，倘若离开中共的组织、动员和引导，仅靠冀东农民自身的努力是无法实现这种界限超越的。

第二，与从冷漠到投入的转变过程相对应，冀东农民的参与行动也经历了从抗战前的“保家”到抗战爆发后“保国”的升华过程。古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前述日军入关后冀东农民多次武装反抗，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样，目的仍是为了“保家”而战。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共的动员和引导，冀东农民武装组织实现了从“保家”到“保国”的转变。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这种转变体现出一种个人对国家的认同趋向于超过其他方面的忠诚，具有“公民权的概念”，超越了社会阶层和社区群体之间的界限，从而为大众性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48页。。

第三，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在敌强我弱的特殊环境中开展的，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抗战爆发后，为确保冀东这一日军“华北兵站基地”的“心脏”和通往“满洲国”“咽喉要道”战略地位的畅通无阻，日本一直在此投入重兵。与日伪军事力量相比，抗日武装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地位。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仅存武装3000余人，经浴血奋战，到1941年春才开辟出初具规模的根据地，主力部队扩充至4000余人，县区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但此时日军约2万人，伪军约7万至8万人。八路军在1941年反“扫荡”中又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几乎全又变成游击区。②《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08页。在这样一种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农村环境中，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作依托，抗日战争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抗日武装力量只能浮游于各地，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对冀东中共及其军队的抗日战争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仍有抗战前政治冷漠思想迷雾的笼罩。对于身处封闭环境并且长期受封建专制体制束缚下的农民，要求其在战争环境中的政治参与言行“一刀切”式地全朝正确方向发展也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动还存在不少错误现象:一是对民主概念的认识存在误解。在1944年丰滦抗日联合县的一次区务会议上，有的区干部反映，一些农民把自己不愿干的事当成讲民主，有些农民不去挖沟，自认为此乃讲民主。如果一定要他们去，他们便说受到抗日干部的压迫，也就是抗日干部不讲民主。③《第四专区丰滦县二区区务会议记录》 (1944年11月1日)，丰润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二是对政治仍持不介入态度。对于参加选举等方面的政治活动，部分农民存在着“谁吃公粮谁负责”，“不吃公粮就不办事，凡事与我无关系”的言行④《第四专区丰滦县二区区务会议记录》 (1944年11月1日)，丰润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三是还有“认命”的思想。一些佃户以为自己的地租被减免是“命好”，上级的“恩赐”。另一部分农民则不敢接受地租被减免的现实，对此诚惶诚恐，有退租现象，导致“明减暗不减”的后果。⑤昌黎县抗日政府: 《一九四五年工作的检讨与今后方向》，昌黎县档案馆藏，永字第1号卷宗。

但就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形势来看，抗战前农民政治冷漠和一盘散沙的状态已成为历史，政治参与的奇葩已在日伪重点统治的地区盛开，并实现了量与质的飞跃，农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品尝了当家做主的滋味，由此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并转化成克服困难战胜入侵者的巨大物质力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卷入一场规模巨大、伤亡惨重的战争时，会导致政治参与水平显著提高⑥〔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57页。。通过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冀东农民不仅用自身宽厚的肩膀支撑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开展，而且使自己的家乡热土成为抗战后期共产党和八路军先机挺进东北的基地。

今天，我国已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代，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冀东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对于改善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通过运用一切手段，充分调动9亿农民类似抗战时期潜在的无法估量的参与积极性与创造性，踊跃开展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本文作者 澳门理工学院客座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责任编辑 王爱云)

From Indifference to Enthusiasm: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Peasants in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Bases of Eastern Hebei Province

Zhu Dexi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the peasants in the eastern Hebei Province were indifferent to politics due to the closed environment．However，the invasion of Japanese army and the mobiliz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changed their political attitude．The peasants were no longer apathetic about politics，but actively get themselves involved in many kind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such as opposition to the rule of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s，prote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cadres，joining different kinds of associations，and support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Under the special conditions in eastern Hebei Province with weaker anti-Japanese forces vs．stronger Japanese and puppet army，the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Japanese bases and winning the victor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eastern Hebei Province．

D231;K265．1

A

1003－3815(2011)－01－0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