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婕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反思与超越：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张婕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具有全球化、多元化、混杂性、包容性、学科化特征。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与文学、女性主义与环境、女性主义与科学、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等。而且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不断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方向，包括对女性角色对立多元化的研究、对女性身份定位复杂性的研究、对女性地位处境变幻性的研究等。

当代；女性主义；社会性别

纵观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并不是由几条定义或几个概念简单堆砌而成的固定不变的学说，相反，它是一个连续发展并不断加以完善和丰富的社会性术语。基于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对女性主义及其影响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梳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价值，也将推动女性自身及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

一、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特征

（一）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全球化特征

毋庸置疑，妇女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日趋重要。随着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理念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对女性境遇的考察与反思已成为各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外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女性意识和女权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建立，即妇女应该拥有个人财产，可以离婚、继承金钱和土地、获得收入和表达自己的意见。该价值观体系包含了两性平等，而非社会性别的互补性。它强调了妇女不受家庭暴力和歧视的权利，享有生育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领域，在私人生活中有自主权；按自我意志行事——自己感兴趣的、理性的，而非宗教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它强调妇女与男性在机会上的均等。

（二）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多元化特征

妇女自身存在、发展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特点，使得学者们对女性问题的研究视角日益宽广。女性“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群体，也是一个阶级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年龄共同体、区域共同体、职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性倾向共同体”〔1〕2等，这些类别特征，使得对妇女问题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个别层面、个别领域的微观探索，也不能停留在宏观上的综合性研究而浅尝辄止。女性主义研究的多元性，体现在不同流派学者对其核心主题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对不同主题本身的深度讨论上，且后者无关乎学术流派，亦无关乎是否为女性主义者，这一多元性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共融特质。

（三）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混杂性特征

从父权制理论到资本主义文化再到当今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理论，从女性主义文化再现到知识生产再到社会习俗等，当代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研究及其成果表现出较浓的混杂性。此外，学者们的研究立场、方法、目标也千差万别，“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的，也有站在男权主义立场上的；有具有较高社会性别敏感度的，也有处于社会性别盲点之中的；有反性别本质主义的，也有坚持和倡导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图提炼本土经验和知识的，也有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有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也有将某一文化类型‘一以蔽之’地套用的”。〔1〕3

（四）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包容性特征

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其在当代社会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渗透已不可忽略。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为女性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开放性决定了其理论的包容性。美国文化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就曾指出，“女性主义具有包容性，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意义的理论，是为了人人、惠及人人的理论”。〔2〕妇女作为社会性别化的主体，其生活受到多重等级关系中自己所处位置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社会性别与其他形式的统治联系起来，那么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势必会趋向包容、开放。

（五）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学科化特征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随着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的长足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在国内外社会日渐学科化、体制化。从妇女学在美国高校的发展历史来看，截至2009年，已有“692所大学设有本科专业的妇女学系或中心，有51所大学可授予妇女学的硕士学位，15所大学在培养妇女学的博士”。〔3〕就我国而言，虽然女性学科的体系化进展缓慢，对妇女学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也随处可见，但妇女学者们仍在不断努力。反观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诸如“妇女研究中心”的机构与日俱增，这将大大推动我国女性课题研究和女性维权工作，并将直接推动我国高校的妇女学教学实践和高校课程内容改革。

二、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内容

（一）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社会性别”是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既是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又是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心内容。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一种角度，更是一种重要的分层系统；任何社会中的这种分层都可通过社会生产过程加以解释。〔4〕

然而，社会性别的界定不是封闭固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研究角度探讨社会性别，所得出的结论是各异的。有学者强调“两性差异”，也有学者强调“地位”与“角色”，还有学者强调两性关系。综观女性主义理论关于社会性别的界定，普遍认为：生物差异并不是造成两性角色及行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和文化因素是造成男女角色和行为差异的原因；社会对妇女角色和行为的预期往往是对妇女生物性别规定角色的延伸；人们现有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因而是可以改变的。〔5〕郑新蓉和杜芳琴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一书中，则对社会性别概念的范畴和模式做了概括，具体为：强调性差异的社会性别观；强调“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别观。〔6〕不难看出，社会性别涉及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主体身份的历史构成。

在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上，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公共政策中出现的社会性别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学者李慧英在《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我国社会政策中与性别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探究其原因、思考其对策。对于如何使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日益凸显，李慧英给出了影响政策制定的13个因素，包括男女两性的需求、民众的参与、政治决策结构、政治承诺、政策/计划、资源、承担责任机构、程序、人员的培训与发展、方法、项目的实施、调查研究、理论建构等。〔7〕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外女性地位给予了一定关注，例如林卡和唐林就曾系统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对于北欧女性地位变迁的作用。

（二）女性主义与文学

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面临的困惑与压力也层出不穷、趋于复杂。学者们将女性在新困境中对自我追求的执著和对生命的细腻体验作为创作主题。对女性文化的研究，不是为了向男性宣战，也不是单纯地反对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写作”，而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感知女性（同时也包括男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被塑造、被虚构、被复制、被异化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的“第二性”。

对“女性写作”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加以理解。学界普遍认为，纯粹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以埃莱娜·西苏、露丝·依瑞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多娃为代表人物，认为女性写作不应受传统思想和写作方式的束缚，只需关注女性自身，蔑视经典文学的各种法规和社会道德理念，把极端的女性经验当作创作核心。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最典型的描述，即为西苏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国内学者韩贺南、张健在《新编女性学》中指出，“广义的女性写作是指女性作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性别意识感受、呈现和认识更具真实的女性人生，用有差异的声音梳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女性作家写作的独特价值”。〔8〕

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多向传播和文化价值趋于多元化。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伴随着我国进入消费时代，女性主义写作出现了新的困境。中国社科院田美莲研究员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悖论》一文中将女性写作的“困窘”概括为：（1）理论的先验性与悖论性存在。（2）女性自身经验在场性与分裂性的存在。（3）现实性与审美个性。这种困境在学界普遍存在，如王红旗在《难在道“女人”之所未能道》中指出“因为女性解放理论的西方化、功利化，只是明确了‘从哪里’解放出来，而没有指向往‘哪里去’。”学者徐坤也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充满了困惑和不确定，“一方面，它必须要颠覆和破开，建立自己的理论平台”；另一方面，“它又时刻想校正自己，达到跟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和解，因而自身总处于悖论中”。

学者们普遍认为制约我国女性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1）女性文学研究与当下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沟通问题。（2）女性写作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3）女性文学研究中两性对话的缺失。

（三）女性主义与环境

社会总是在矛盾中辩证地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内部矛盾和弊端，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与日俱增，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首次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毁灭》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学界普遍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论断概括为：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对自然的压迫；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密切相联；对西方现代科学观持批判态度。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界定，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一文中阐述到：（1）从哲学认识论上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由人类身体特点决定的或者说躯体性的唯物主义。它的首要目标是颠覆将男性置于女性和自然之上的传统认知。（2）从政治立场说，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批判和经济社会批判。（3）从绿色变革的视角说，生态女性主义自称是历史的政治代理人。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有着众多理论流派。诸如自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激进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等。国内外学者们普遍将这些流派分支划归为两大类：一是自然生态女性主义；二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生态学的三分法”，如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写到的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9〕

当今社会出现生态问题，看似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现了问题，学者胡筝就曾指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就是“人类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10〕因此，研究生态女性主义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四）女性主义与科学

西方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审视已深入到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科学女性主义者及研究成果，如桑德拉·哈丁的《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等；伊夫琳·福克斯·凯勒的《性别与科学》、《对有机体的情感》等。在我国，对女性主义与科学的研究还略显薄弱，章梅芳、刘兵编写的《性别与科学读本》、董美珍的《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等较有代表性。当前，学界对女性主义与科学之研究普遍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科学中妇女的历史，旨在寻找以往科学史中被忽略的女性，肯定她们所作出的贡献。（2）科学中妇女的现状。（3）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旨在揭示科学实验和理论对女性本质的错误规定。（4）女性气质的科学，探究女性和男性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探究女性视角和经验对科学研究的影响。（5）女性主义科学理论，探讨社会性别意识是否影响科学的方法和理论。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理论以性别作为批判工具来检验科学如何排斥女性，揭示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女性主义者们强调科学与文化共同演进，而文化镶嵌于受性别、种族、阶级影响的社会中。

（五）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西方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多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女性问题或国际关系议题作性别分析，如安·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性主义观点》中用性别视角分析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观点，展示了不同女性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不同看法。再如《有女人的世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一书中，作者佩特曼试图通过女性主义对国家关系的重新建构，使人们突破传统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拓宽国家关系研究的视域。国内既有把性别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的相关论文，也有专门介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的文章，但大多偏重笼统地引进与评介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且大多以论文形式为主，缺少相关专著。由于女性主义思潮本身流派众多，所以对国际关系的观察与理解也各不相同。学界对其划分的标准一般依据政治取向和认识论基础。在周绍雪所著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书中，采用了后一个划分标准，具体分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

三、当代女性主义研究新方向

（一）对女性角色对立多元化的研究

女性主义诞生之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研究都假设每个人有一个生理性别、一种性征和社会性别，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一致的、稳定的。“生理性别”被分化为男性和女性；性征被分化为同性恋和异性恋；社会性别被两极化为男人和女人。然而，这些研究变量和角色冲突并非一成不变，当代学者们更倾向于冲破不同的种族、宗教、社会阶级、职业等条件的限制来比较男人和女人。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教授在《女权主义的四个层次》一文中指出，很多人说的两性关系，仅仅是从生理结构、生物学上来区别，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层次，是从性别上主张女性权利。这种性别上的女性主义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攀比型，一个是颠倒型。〔11〕邓晓芒教授所说的攀比型即我们一直说的那种最直观的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颠倒型则以女性为标准，强调女性生来就比男性强。不难看出，传统的女性主义将性别角色冲突诱因简单化，有非此即彼的局限。当代女性主义研究正在突破这一限制，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开始较多地考虑在角色对立中拿谁与谁来进行比较。

（二）对女性身份定位复杂性的研究

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难题在于，任何个体都有多重身份，因此很难组成一些同质的对照组。正如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在《没有边界的女性主义》一书中所说的：“在全球经济当中，妇女是工人、母亲或者消费者，但我们同时也是所有这些身份。全球化的话语之中，对于女性的单数和统一的归类限定了那些关于经验、能动性和斗争的观念。虽然，在这种话语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相对新的女性形象——人权工作者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者、革命斗士和公司官员——但在虚假的、夸大的、受伤害的形象和被赋权的妇女形象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否定对方的。”

（三）对女性地位处境变幻性的研究

由于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每位女性都有不同的角色定位。然而，在其所拥有的所有身份中不可能都有相同的地位价值标准，一些地位可能是具有优势的，一些可能是居于劣势的。学者埃弗里特·休斯将这种情形定义为“地位的两难困境”。在这种两难困境中，一种优势地位可以改变另一种劣势地位，当然劣势地位也会削弱优势地位。此外，在一个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地位及职业地位等方面相近的团体中，这些特点对于每个个体的影响也不必然相同。处于弱势群体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意识地认同其群体特质中有价值的方面，也有可能会走向反面不予重视。总之，由于当代女性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不可能预测那些属于不同性别、社会阶级、家庭地位、种族、性取向群体中成员们的具体立场，这是研究的难点所在。

〔1〕董美珍.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荒林.中国女性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1.

〔3〕冯芃芃，郑岩芳.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2.

〔4〕方刚，罗蔚.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9.

〔5〕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42-44.

〔6〕郑新蓉，杜芳琴.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5-16.

〔7〕〔美〕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3.

〔8〕韩贺南，张健.新编女性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256.

〔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43-148.

〔10〕胡筝.生态文化：生态实践与生态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0.

〔11〕邓晓芒.女权主义的四个层次〔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4）.

C913.68

E

1009-1203（2011）06-0122-04

2011-09-26

张婕（1986-），女，山西太原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梁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