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苗

（济宁医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人际冲突的困境突围
——基于恕道价值认同

王汉苗

（济宁医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当前人际关系出现了诸多紧张与对立，文章认为，恕道的缺失是诸多原因中的重要一环，重建人们的恕道价值认同，将恕道作为“终身行之”的最低道德原则，才有可能使人际关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从恕道价值认同的可行路径看，类意识的存在是恕道的可行之基，制度建设是恕道的第一道屏障，而个体的内在自觉则是恕道的最后保障。恕道本身蕴含的核心因素“如心”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使然，在重塑恕道价值认同中，从传统文化恕道中寻找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则是走出人际冲突困境的重要一步。

人际冲突；恕道；类意识；制度

在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与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可是，国人的幸福指数并未与经济发展同比增长，诸多不仁不义的现象伴随着价值的多元化与道德定位的缺失而产生，致使人们的人际关系紧张与对立频发。人们不仅追问，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恕道观念的缺失，则是人际冲突的根源所在，因此，重建恕道价值认同，是走出人际冲突困境的关键。

一、恕道渊源及其现代价值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恕道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尚书》、《诗经》、《易》、《春秋》、《逸周书》等先秦典籍中，已有与恕道思想密切相关的“宽”、“宥”、“让”、“容”的记载，但掺杂于述事与人物的对话中，未形成一种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只是视其为修身或德治必须遵循的一项伦理而已。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立足于乱世，孜孜以求救世之方。他认为，礼崩乐坏，源于社会上层仁爱之心的缺失，因而一针见血地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慨。他指出，重建礼乐文明，必须使“仁”重回人心。他从三代文化有关宽、宥、让、恕等伦理出发，找到了成仁之方——恕，并将之进行了理论的提升与发展，视其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而尽己之谓“忠”，推己即为“恕”的忠恕之道，为统治者设计了处理好人际关系、调试社会矛盾的方法，以维护父权制时期家国同构的有序性。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荀子都对恕道进行了发展，《大学》所谓“挈矩之道”，突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己”二维关系，将恕道扩充到“所恶于上，勿以使下；所恶于下，勿以事上”的三维关系中。为恕道思想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行性；孟子的性善论、四心说、仁政等思想，都是在力求寻找实施恕道的人性根据及政治支撑。

先秦墨家的兼爱、道家“以百姓心为心”、不扰民、“报怨以德”的善治追求、法家“非其所欲，勿施于人”的主张，都为恕道思想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然而，汉代以后儒学制度化的发展，为维护专制主义的要求，强调君主臣民的等级结构，不断抬高“忠”的地位，“恕”渐渐成为附庸。近代以来两次大的文化革命，在促进人们思想变革的同时也使传统文化从人们心底连根拔起，而新儒家的崛起，在倡导儒学的不朽价值的同时，将遮掩在恕道上的阴霾一层层剥开。

一直坚持中国文化早熟观点的梁漱溟先生，对恕道的提倡是与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民主结合起来的。他认为，在中国，虽然民主要求不曾被提出，民主制度不曾形成，但是，民主作为一种精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却并不难看见。他将民主的精神概括为五点，第一点即是“我承认我，同时亦承认旁人。我有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旁人亦有他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所有这些，我都要顾及，不能抹杀，不能排斥之、灭绝之。”〔1〕251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生活中自有其民主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即其第一点精神之表现。”〔1〕253

冯友兰先生指出，“忠恕一方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面是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2〕他认为，在传统儒学那里，忠恕是实行诸德中最重要的德——“仁”的方法，这是圣人贤人所向往和追求的，而忠恕更应该成为普通人接人待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是非道德的，但它必须合乎人情。

现代新儒家对恕道的阐述与倡导，促使人们对恕道有了更新的认识，使恕道在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风雨艰程后，在冲突困扰与文明进步并行的当代社会仍熠熠生辉。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演讲时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应该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更多是对人自身、对人际关系的思考，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从恕道开始。因此，重建人们对恕道的价值认同，应成为突围当前人际关系困境的首选伦理。

二、恕道价值认同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近年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不和谐因素也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因恕道缺失引发的令亲者痛的现象不时出现，如亲情淡薄、诚信缺失等问题，使以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人，越发成为情感的空守者与物质的奴隶。要走出困境，走向和谐，需要使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多种要素统筹发展，要从心做起，使“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在人们心中重新点燃。因为，恕道本身蕴含的核心因素“如心”，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使然，因此，通过一些措施重塑恕道是可能的。

（一）类意识是恕道的可行之基

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关键在于价值认同的缺失。中国人原有的以儒学规范行为的价值认同，在社会不断变革与发展中丧失，旧有的道德体系崩溃，新道德体系尚未形成，价值观的多元化使人们生活在道德迷失中，不知自己存在的真正目的，没有了超越性的情感寄托，仅剩下对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感观物欲、个性解放的追求及工具理性的运用，致使重塑恕道困难重重。可喜的是，两千余年来，儒学“润物细无声”，作为其重要思想的恕道已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机愈发彰显出其永久的魅力，如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无不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众志成城”的气魄，这一切，皆来源于人们心中推己及人的恕道情怀。

其实，作为一种类的存在，人总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即“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的推广，不正是本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吗？可见，作为社会性群居个体的人，都有着共同的生理、心理、精神、情感等需要，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而恕道所彰显的正是人类内在的良知与理性，其永久的可行之基，就在于人类的类意识。在待人接物上，以恕道价值共识为依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理应是每个人自觉坚守的心态。其实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其他文化都有很多类似恕道的论述，正说明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类意识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儒家恕道本于天道、人情之思，更具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有效途径引导人们形成一种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以促进恕道的践行，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解决当前人际关系困境所必须的。

（二）制度公正是恕道的首道屏障

制度公正是恕道正常运转的首道屏障，这不仅包括完备的制度本身，还指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人们渴望优美的环境，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整体有所改善，局部仍在恶化；人们总在追求真善美，但践踏良知、祸国殃民等事却屡禁不止，这除了缺乏恕道，制度不公也难辞其咎。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我们现行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对践踏恕道的行为惩罚不严、对履行恕道实施真善美的事迹激励不深，制度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人不施恕道获取利益提供了便利。因此，为真正实施恕道，探索合理的制度设置与执行程序是大势所趋。以规范伦理来强化人们之责任并监督执行，以唤起人们的理性与良知，既迫切，又必要。一方面，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对一些关涉环境、食品等企业或个人不行恕道的情况加强监督，使之无法肆无忌惮，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应加大法律惩罚力度，通过立法和政策颁布的形式强制人们遵守恕道。因此，以制度化的手段推动恕道尽快实施，是短期内快速解决恕道不施引发社会矛盾的方法。这是因为，恕道虽然美好，但没有典章制度的保障，很难走进备受利益驱动的当代人心里。只有对有悖于恕道者毫不姑息手软，既抵消其不行恕道的既得利益，又要让其付出惨重代价，人们才会慢慢地由迫于外在的约束到习惯，最终使恕道成为内在的自觉，成为人类社会人人遵守的文明行为。

当然，制度的约束必不可少，但不是万能的。不可否认，人们都知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道理，但“为什么都‘知道’，却都‘做不到’？”〔4〕可见，恕道大行其道，必将更依赖于“慎独”工夫。因此，自觉培植一颗宽容、仁慈的道德心，才是恕道的最后保障。在任何社会，人际产生的冲突和摩擦都是可以避免的。减少冲突，降低社会摩擦成本，既是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的任务，更是道德建设的目的。

（三）个体的内在自觉是恕道的最后保障

恕道作为人类历史凝结的稳定生存方式，是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结果，是人自由存在的内在需求，也是人之为人的外在表现，它理应融入人的心里并构成内在的行为模式，从心灵深处制约和影响个体的生存方式。

那么，如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共有的精神家园，使恕道成为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以改变恕道不行的尴尬？这当然不能低估恕道教化在唤醒人们的理性与良知方面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在我们对当下国人伦理心态进行调查时发现，18%的人认可“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11%的人认为说不准，71%的人不认可这种看法。可见，在利益面前，专心为己而不顾及他人者为数不少。要改善上述情况，重建人们对恕道的价值认同，使人们对忠恕思想有正确的认识并认同它，并在人际交往中遵循且付诸实施，最终实现在人们内心对忠恕之道的坚守与执著，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由学校到社会、由个人到家庭、由城市到乡村，在社会各个角落进行一次恕道教育，迫在眉睫。在恕道教育中，从娃娃抓起至关重要，几千年前，古人已认识到在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孩提时代，进行伦理教育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培养，对形成个人人格、安定社会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一种好的道德行为，只有在社会成员了解它、认可它之后，才会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因而，恕道教化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让人们了解并接受它。在此基础上，社会也要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报纸、网络、电视、图书、社区等，要加大恕道思想的宣传，通过一定的制度建设，大力表彰推行恕道的行为和人物，并利用道德评价手段对践踏恕道的行为进行批评，从而减少恕道不实施的现象，提升恕道的社会影响。如中央电视台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评选活动，通过媒体将道德的感召力及对人们良心的拷问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涤荡内心自私、激活恕道种子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恕道教化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鼓励方法及措施，在社会上形成恕道价值认同，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俗，以“恕道舆论引领人”，那么，人际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必将弱化，情感性关系必将加强。

恕道思想是中华传统伦理的精华，是达到一切善的基础，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托，是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根基，两千多年来维系并支撑着个人、家庭、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如今，社会转型促成了人们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对恕道的价值认同在弱化。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人正面临着现代文明难以解决的五大冲突与五大危机，出路在哪里？徐复观先生曾经说过，人类的能力，只能顺着已走的路去联结未来的路，等于数学是要靠着若干已知数去求未知数一样。人类不会有穷途末路，但迷了路的人是会感到穷途末路的。处于迷失路的当代人，必须回首曾经走过的路，去寻找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实现一种价值认同，而以“尽己”、“推己”为核心的儒家恕道思想正是实现上述价值认同的心理基础。

总之，恕道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本性，是人人能行的，它对于所有人来说，只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因实施恕道而面临个人利益受损的痛苦抉择，但是，以恕润身，自觉践履恕道，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必然，也是当下人际关系的困境突围。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台北：里仁书局，1982.

〔2〕冯友兰.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4〕墨哲兰.“金规则”之“罪已诏”〔J〕.读书，1999（10）.

G03

A

1009-1203（2011）06-0116-03

2011-10-08

王汉苗（1976-），女，山东日照人，济宁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产业。

责任编辑 李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