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始见于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在提到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他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6月16日，他再次指出：在党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邓小平的谈话以“成熟”与否为标准，已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起始标志、主要成员、领导核心与存在时间作了明确的说明。本文将循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梳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

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单纯是一个组织概念，更是一个“成熟度”的概念

关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概念的界定，人们往往多从组织上考察和认识，根据邓小平的有关阐述，笔者认为，还是以“成熟度”的标准界定为宜。

（一）党的成熟是一个渐进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表明党尚未成熟，亦未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自1921年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党尚处于幼年时期，亦未形成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时期党还未能深入认识和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也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大革命失败后，党虽然逐渐总结了右倾错误的教训，但其后的几届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能解决党在“幼年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盲目听从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意见。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深入的了解，其在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存在着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邓小平所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就是对此而言的。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就组织状况而言，虽然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断变换更替，但都没有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没有主持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路线，因而没有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反而屡遭挫折。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共走向成熟的标志

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给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来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和各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为了扭转革命方向，挽救党和革命事业，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着重解决了党面临的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决定表明，毛泽东是以当时党急迫解决的军事指挥的角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是军事斗争，这是全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形成。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是党内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的结果。毛泽东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张闻天、周恩来当时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努力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处于领导集团中的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同志共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们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深刻认识和团结一致进行的斗争，初步奠定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趋于核心地位，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人已经形成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领导集体，博古也表现出顾全大局的精神。从“成熟度”的角度考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具雏形。

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精英群体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历程中，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思想交锋、人格比较、道路选择的最终结果。其形成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阶段”，其主要标志为：

1.遵义会议以后，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始走上正确轨道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下，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重要努力，最终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正处于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成功地领导全党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彻底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开创了新的局面并取得显著成就。军事斗争方面，党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白区工作方面，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重建与加强华北各地党组织，党在白区的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党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各阶层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恢复了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高层之间的联系，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等努力贯彻党的方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以此为转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呈现出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制定了按照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

2.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开始集体出现，特别是毛泽东处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作为成熟的领导者开始发挥实际领导作用

（1）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军事领导方面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7日，改组后的中革军委组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军事领导方面基本形成。

（2）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在国内形势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成功地领导全党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已走向成熟并发挥实际领导作用。

（3）共同抵制并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7年11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会上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其言行在党内造成一定影响，并在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中引起了混乱。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12月会议上毛泽东就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在此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阐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经过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也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时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就不要再争当领袖了。这为确立毛泽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扫除了障碍，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它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在党内得到充分认可，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

（4）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从抵制并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来，虽然党中央在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纠正“左”、右倾错误倾向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这表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创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是党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也都在革命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如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报告》、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任弼时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等著作。这些著作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从各方面为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和成熟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二）第二阶段，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以中共七大为标志，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阶段”，其特点有三：

1.从法理上明确了领袖的核心地位，其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虽然得以抵制和纠正，但中共领导层未做组织调整，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仍然在领导岗位上。同时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的贡献与领导才能，得到毛泽东和党内不少同志的认可和赞赏，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上评价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等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

在这种形势下，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担任宣传和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样便从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作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同时，刘少奇和任弼时第一次进入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这就从法理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核心地位，刘少奇、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

2.延安整风促进了党的成熟，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和稳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虽然批判并纠正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系统地从思想上彻底清理这些错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自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这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和稳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成熟。延安整风期间，全党上下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总结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对在全党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而推进了党全面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2）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经过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经过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全面的阐述，全党已经一致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风运动使“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3）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双重目的。

3.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得到了全党的确认

毛泽东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卓越建树，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树起了伟大的旗帜，也使全党推举出了自己公认的领袖。刘少奇指出，“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毛泽东“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页。。周恩来也在演说中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刘少奇、周恩来对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评价，代表了全党对毛泽东这位党的领袖的信赖和拥护。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构成与地位也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在整风运动进行到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党的七大作进一步准备。全会决定由毛、朱、刘、任、周5人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是一次继一年前中央机构调整后更为重大而深刻的组织变动，把书记处的职位（由3人）和政治局的职位（由12人）合变为5人，实质上是新旧中央机构的更替。它一方面是主持筹备中共七大的临时机构，一方面是党的全面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六届七中全会一直延续到中共七大前夕，长达11个月，这种工作方式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崭新的领导格局。

其间，作为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五人主席团，团结协作，完成了中共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领导集体的新的书记处，宣告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及其领导地位得到全党的确认。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发展成熟并被全党所确认的过程表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实践中经受了严峻考验而形成的，是在同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进行激烈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其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正确领导的伟大成就而赢得全党公认的。

（三）第三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以中共八大为标志，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巩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即投入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五六十年代，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有一定变化。早在194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不幸病逝，陈云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陈云、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实了新生力量，标志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巩固和壮大。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一时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三个特点：一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考验，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确立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八大政治路线，不仅凝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凝聚了全党的智慧；二是八大前后，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全党的团结空前加强；三是中央领导集体经过补充完善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除朱德外，毛泽东是一个梯次，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一个梯次，陈云、邓小平、林彪是一个梯次。

（四）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受影响阶段和不正常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出现很大变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大多数遭到政治迫害，其中刘少奇被打倒、惨遭迫害含冤逝世；朱德、陈云受到冲击“靠边站”，不能发挥作用；邓小平先是被打倒，随后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很快又遭到批判；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最终出逃身亡；只有周恩来苦撑危局，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非常时期，其特征是领袖犯了严重错误，中共八大强调的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当然，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领袖地位，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成员力挽狂澜，努力补救，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路线的错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仍然维持和发挥作用。

以上概要地阐述了以毛泽东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及领袖学的角度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领袖群体。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列宁是通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同样，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没有善于领导革命的领袖群体，革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这已被党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第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成熟的，其形成和成熟是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列宁曾经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列宁的论述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产生的科学总结，是符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实际的。关于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地位的确立，周恩来曾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页。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发展，就是在党的历史潮流中沙里淘金的结果。

第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到成熟与党从幼年到成熟和领导地位巩固的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1921年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党尚处于“幼年时期”，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成熟，其具体体现是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成功地贯彻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指引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开始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抗日战争后期即以中共七大为标志正式形成并达到成熟。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考验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更加巩固和成熟。这里涉及到领袖人物与政党的关系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由此可以说明，党的成熟和领导地位的巩固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成熟是同步实现的，这是合乎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第四，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发展的重要法宝。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期间，从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到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从延安整风促进党全面走向成熟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及战胜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都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结果。这一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研究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中共八大确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仅凝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全党的团结空前加强。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由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进程中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发展的历史作用

根据邓小平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有关界定，笔者对他们在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梳理。

毛泽东作为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正确方向。大革命失败后，他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他领导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实践中创造性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超凡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开始，那么，毛泽东就是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灵魂”。毛泽东从1943年3月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直到1976年逝世前任中共中央主席，始终是党的最高领袖。

周恩来作为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于毛泽东在1926年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曾经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他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在长征初期，他作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一员，同“左”倾错误领导集体发生分歧并最终决裂，坚决支持并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2）在遵义会议上，他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走上党和红军的直接领导岗位，促进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3）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战斗在国统区，并成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又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八大、九大、十大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大、十大为中央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去世27年间一直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与协调能力，善于团结大多数，善于把中央的总体工作思路变为具体现实，是毛泽东的有力助手。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存在的41年历史上，刘少奇有23年（1943—1966）在党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与主张，并揭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白区工作的错误。由于他长期领导党的白区斗争，被毛泽东称为“白区路线的代表”。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到1943年3月，伴随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逐步确立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刘少奇为此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重要论著，深刻论述、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中共七大后当选五大书记之一。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曾经主持过中央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的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二、三届人大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央领导分为一、二线后，实际主持一线的日常工作。

朱德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具有崇高威望和杰出军事才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早年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并与毛泽东一道指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在长征中，朱德对红军摆脱“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对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在西北大会师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指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首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届人大至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九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的军事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任弼时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及领导者的素养与风范而著称。1938年3月，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受到了斯大林的关注，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了中共的情况，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后，即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随后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担任中央秘书长。中共七大召开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位列其中，为五大书记中最年轻者。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被誉为“革命的骆驼”。遗憾的是，任弼时1950年早逝，未能躬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不久，陈云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宣传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对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积极参与清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任弼时逝世后，陈云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陈云长期领导经济领域工作并卓有建树。此外他在党的建设、文化事业、思想方法等方面，也都有建树和贡献。陈云不但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后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邓小平早在1927年秋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至1930年，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根据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长征途中再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率部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与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荐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时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邓小平曾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力进行“整顿”。经过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练，邓小平不但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从历史上看，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1年1月，张闻天从苏联学习回国，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犯过“左”的错误，又很快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积极纠正“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他与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使毛泽东成为中央常委，为遵义会议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在遵义会议后长达八年的“洛毛体制”中，张闻天始终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充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他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处事民主，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确立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林彪作为著名的军事家，精于运筹，多谋善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部作为红军主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与罗荣桓等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功勋，在1955年获元帅军衔，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

以上是笔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每个成员对领导集体形成作用的论述。通过这些阐述笔者有以下两点思考：

其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密切配合的领袖群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观点，“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一群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列宁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③《列宁选集》第1卷，第401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每个领袖人物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斗争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他们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配合，珠联璧合，是在党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代精英的最佳排列组合。

其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核心犹如群星拱月的关系。邓小平说道：“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172页。邓小平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的关系。通过以上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各有建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建立了卓越功勋，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发展，分别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四、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历史上存在了40多年，影响巨大，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党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旧中国长期战乱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的基本统一，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100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雪洗百余年来蒙受的屈辱，实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第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防止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最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一切和平进步事业。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刘少奇提出，要按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必须立足国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让人民致富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四，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在于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初创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继续充实和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毛泽东则是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也凝聚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许多领导人的智慧。

第五，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的27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门类大大加强，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这一时期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面只是列举了主要几点，其他还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体系，加强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等等，这些不再展开论述。当然，毋庸讳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功绩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