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 庆

一、卡拉OK、东亚伦理与现代性自我认同

汉学家贝淡宁认为东亚人的卡拉OK娱乐是对儒家礼乐教化传统的现代继承[1]（P95、P97）。这种来自“他者”的判断可以给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个别样的观察视野。《礼记·乐记》云：“乐者异文合爱者也。”无论古今中外，音乐都能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情感的直接交流达成共识。然而，一种约定俗成的现代观念似乎把这种“音乐”之“乐”单纯等同于“娱乐”之“乐”，“合爱”的社会功能则被淡化了。现代生活被切割为“娱乐”与“工作”两截，晚上去卡拉OK的人们更多寻求的是对白昼高压状态的“放空”。如果有人在唱歌时依然保持平日的严肃，人们会嘲笑他“放不开”。于是，“放开”、“减压”、“娱乐”渐渐成了“乐”表面上的唯一功能。

即使如此，卡拉OK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合爱”的文化功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传统的东亚儒家伦理建立在义理（礼）与人情（乐）两大始基之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这些古老的理念排空，白昼的现代生活被技术理性与科层制管理模式约束着，人类的自然情感得不到有效的抒发；于是，夜晚的“娱乐”反而是对自然情感的回归，在“放空”的过程里，人们悬置了白昼生活的精神重负，沉浸到人伦关系的脉脉温情之中。此外，东亚人看似对公共事务（福利、治安乃至参与政治）十分冷漠，但实际上“在这种缺乏公共责任感的另一面却是强有力的私人相助的传统，它远比西方任何情况下的意义都更强烈。……仁爱的精神——且经常是非常博大的仁爱精神——存在于东亚，但却往往只针对自己的家族或邻里，而不是泛泛于整个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