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宏伟

“还存在一种危险，这就是把法律总是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而不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在这种意义上的原因。”

——伯尔曼〔1〕(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409。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至今，对它的争议和诟病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经历了2005年的重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对其适用作出了数个司法解释，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学术界要求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变换立法思路等呼声依然此起彼伏。特别是公司法一些强制性规范被规避的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司法被“架空”的不争事实(虽然难有精确的数量统计)，加之理论解释的主流方法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约，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公司法改革路径的思考，比如: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移植抑或内生?如果进一步聚合焦点，则问题的核心是法律应当适应投资者，还是投资者应当遵守法律?进而，这一问题也和下述理论相关:公司的属性为何?公司法的属性又为何?如何正确认知和对待商人〔2〕因本文主要涉及公司法，而非一般的商事制度，因此文中的“商人”限指公司投资者。在公司法变迁中的角色?回答应然的问题，必须从实然的状态出发，如果离开基本的现实，则逻辑的演绎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错误。对于商人在公司法变迁中的角色的回答，不仅要探寻其历史演变的逻辑，而且必须回到公司法如何定位、公司法立法博弈的格局如何等等原始的起点上来，在其中探寻商人角色演化的必然性;必须回到我国公司法创制和改革的路径约束上来，在其中寻找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