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化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接
——哈姆雷特与昆丁的个体悲剧结构比较

崔 化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莎士比亚与福克纳创作的时代与国度各不相同,他们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与《喧哗与骚动》的主人公哈姆雷特与昆丁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背景中,但作为在相似动荡社会背景、基督教环境中生存的人文主义知识青年,二者在置身相似的社会现实时,却跨越时空,在秩序观、延宕特质、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死亡观等层面演绎出了相反相承的生命基调和价值取向,使得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呈现出了一定的对位结构。

哈姆雷特;昆丁;秩序观;基督教;俄狄浦斯情结;死亡观

莎士比亚和福克纳分别是英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们都以特有的方式在各自作品中捕捉到了关于人类生命价值追寻的永恒之处。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与莎士比亚的创作渊源也非同一般,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书名即出典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主人公麦克白的经典独白：“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1]在作品《押沙龙,押沙龙!》以及《麦克白》中,也可看到其古希腊以及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影响①关于《喧哗与骚动》与《麦克白》的互文性关系,国内多有论述：曾艳兵教授在“《押沙龙,押沙龙!》：从冒险的叙述到叙述的冒险”(《名作欣赏》,2009.04)一文认为：福克纳的隐喻主要涉及旧约全书、希腊神话与戏剧、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麦尔维尔、康拉德等。饶晓红教授在“昆丁：麦克白人生箴言的全面演绎——《喧哗与骚动》的互文性解读”(《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06)论述中也有详细解读,她认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不仅取名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著名台词,而且文本与该台词有互文性关系。。就连福克纳本人也经常以莎士比亚为标杆,多次表达莎士比亚之于自己的影响：“我就像拜访老朋友一样,经常要看看这些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我有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一天到晚带在身上”,“我们渴望做得和莎士比亚一样好。”②转引自王秀梅在“弟子未必不如师——福克纳对莎士比亚的借鉴”(山东外语教学,2003.03)一文中的引述观点。参见 Gw ynn,Frederick L.,and Joseph L.Blotner,eds.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57-1958.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P.67.)以及Faulkner William.Light in August.(New York：Vintage,1972.P.276.)等论文及小说文本内容。此外,很多文学评论家也乐于将二者进行类比。美国著名作家、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兰·泰特视其为“美国的莎士比亚”。《喧哗与骚动》译者李文俊先生在译序中也多次提及福克纳创作的“莎士比亚气质”：“……作为恶人的典型,其鲜明饱满,达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经典式恶人(如埃古、麦克白夫人)的地步……他的作品在深刻性与精神气质上,有与《圣经·旧约》、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相通之处。……被认为是一个表现了‘时代精神’的重要作家……”[2]。这种创作思想的继承性和叙事的互文性使得二者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此外,关于两位名家,尤其是代表作《哈姆雷特》和《喧哗与骚动》的研究,一如中国的“红学”,在国内外可谓异彩纷呈,甚至关于两位作家及两部经典作品的研究评述也成就了国内外众多一流文学评论大师及专家学者。整体来看,关于两位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留给后人的思考空间看似已较为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他们的研究可以进入博物馆。一方面我们可以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和支点对其进行当下视域的研究,找到经典之于当代的联结;同时也可以在新语境中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本文属于后者,将两位伟大作家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与《喧哗与骚动》进行比较研究,并以其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和昆丁——两位极具时代精神的知识青年的悲剧结构分析为切入点,探究二者在精神空间的可对话之处,重新审视两位作家在作品中的人文探索,进而反思其对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启示。

一、主动与被动——新旧秩序对接转折的相似性与“秩序观”的对立性

《哈姆雷特》剧情发生在中世纪的北欧丹麦,虽然剧中故事源自9世纪,但影射了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当时的英国社会正处在封建制度摇摇欲坠、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大转折时期。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正与封建专制思想在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之中。进步思想和社会的腐朽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进步知识青年的思想里早已播下了民主自由的人文主义种子。《喧嚣与骚动》所置身的美国社会也同样处于巨大变革所引发的思想激荡的时代背景之中。南北战争改变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北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影响不仅摧毁了南方种植园经济,更瓦解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整个南方社会弥漫着沉重的失落感,成为一片精神荒原。福克纳以之为故事背景创作了《喧嚣与骚动》,对社会秩序重构、生命的价值以及传统南方伦理和道德走向进行了探究。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和昆丁所置身社会背景的动荡转折性特点十分相似。两部作品故事都发生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转折更替、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瓦解与重构时期。激烈对抗的新旧社会力量以及家族内部矛盾给哈姆雷特和昆丁带来了极度的压抑和扭曲。具体而言,二者不仅要处理个人或者家族遭遇变故所引发的恩爱情仇,还不同程度地担负着重整乾坤、恢复社会秩序的重任。在与这一双重困境的抗争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体特性、伦理道德观念、抗争社会秩序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阐发的悲剧意义结构自然也就具有很多相似或对位的可比之处。而这种对位性又主要表现为二者对各自所置身社会环境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个体对所置身社会呈现出了不同的“秩序观”。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详细描叙了哈姆雷特面对社会突变时的内心状态：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一幕五场)

……“我心情如此沉重,直觉得大地这一幅大好的框架是伸到茫茫大海里的一座荒凉的山岬,天空这一顶极好的帐幕,你们看,这一片罩在头顶上的豪华的苍穹,这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房顶,啊,我觉得也无非是一大堆结聚在一起的乌烟瘴气。”(二幕二场)[3]

这两段描写中,“时代脱节了”、“要重新整好”、“真糟”、“沉重”、“荒凉”、“乌烟瘴气”等字眼生动反映了哈姆雷特当时的心绪以及社会秩序观。哈姆雷特要完成重整乾坤的神圣使命,又深感自己无法胜任,且又不愿意同恶势力妥协。这种矛盾心理使他陷入了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分裂之中。社会秩序的失序与人心秩序的失范在历史中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个体心性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与其说是哈姆雷特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哈姆雷特在任务降临初始并非完全是个抗争社会的革命者,而是个亟待确认生命价值的思想者。老国王鬼魂在要求哈姆雷特承担复仇的任务时并没有先征求他的意见,哈姆雷特在外力的突入下被迫把恢复秩序当作了属己的责任。这一任务落在了善于沉思生命意义的哈姆雷特身上,便产生了“重整乾坤”与“探寻生命价值”之间的相互抗争。“莎士比亚把秩序和混乱的冲突看作是国家民族生存状况的基本方面,……哈姆雷特要在一个脱了节的时代里力挽狂澜,用死亡来唤醒人们对秩序的重新确认。”[4]80-81死亡的抗争方式看似有力,但这一极端的选择却也难掩被动与无奈的心绪。当然无法否认,哈姆雷特虽然在承担重整秩序时表现出了极度的被动,但却因此使自身的进步人文主义精神获得了被激发和践行的机会。A.C.布拉德雷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可以这样来概括：个人这一部分对之显得束手无策的那个整体或秩序,好像是被一种趋求完美的热情(人文主义精神,引者注)激发起来。”[4]79的确如此,使命一旦确认之后,哈姆雷特的趋求完美且带有浓郁人文主义气息的秩序观又激发了他重整秩序的革命热情。于被动之中显革命激情,这对于哈姆雷特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昆丁置身的美国南方社会曾经光辉无限,康普生家族也曾一度显赫。然而,随着北方经济入侵,南方经济基础瓦解,人性道德价值逐渐沦丧,整个社会一片凋零;康普生家族中,父亲悲观遁世,母亲冷漠自私,妹妹叛逆堕落,弟弟班吉愚痴弱智、杰生残忍尖刻。对于昆丁而言,无论社会还是家族,都处于失序状态。正如萨特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惊人的革命时代,而福克纳运用他出众的艺术来描写一个年老垂死的世界,描写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喘息和窒息。”[5]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南方传统社会的“遗少”,昆丁对已逝的辉煌眷恋有加,梦想重振家族昔日荣耀,恢复旧有社会秩序,甚至不惜耗尽生命来找寻、守护自己心中光辉的南方神话幻影。但是,旧有南方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土崩瓦解,南方神话业已成为历史。康普生家族成员也大都颓废不堪,以不同方式摈弃了南方传统。整个康普生家族成员也并未向昆丁提出任何恢复传统秩序的任务和要求,可以说是昆丁自己主动承担了这一“无中生有”的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重任,且深陷其中,对之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积极性和亢奋状态。当然,昆丁的这一对旧社会的眷恋情绪也有其时代背景。“南方一直在其世界观中保留着某种疯疯颠颠的非现实成分,因而它比美国其它部分都更坚定地相信,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那些应该存在,或据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事物”①转引自徐立京的论文《走不出的时间——从昆丁的表谈起》(《外国文学评论》,1995.02：64.)一文的观点引述。参见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的专著《美国文学思想背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54。。昆丁也是一位具有人文气息的知识青年,他的人文气息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的抗争激情,只不过这一激情因其价值导向的“趋旧性”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扭曲与痛苦。于主动之中却见被革命者的落魄,这对于昆丁的个体而言,一如哈姆雷特,也是个悖论。

“悲剧(往往)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类刚刚摆脱一种旧的文明形式,却还未能发现新的、令人满意的形式。”[6]对比可见,哈姆雷特与昆丁都置身在纷乱的社会及家庭背景中,都在处理家族个人恩怨的同时,相应承担了重新恢复秩序的重任。但不同的是,二者所承担维护拯救秩序的心态是不同的：哈姆雷特主动不足,被动有余,在承担这一恢复秩序的任务时,多了些因无奈而产生的焦虑;而昆丁面对社会与家族纷乱时,视恢复社会秩序、重振家族荣耀为己任,终其一生都在积极为之奋斗,殚精竭虑地要实现恢复社会家族原有秩序的梦想。此外,哈姆雷特与昆丁在交错的社会力量斗争中呈现出相悖的价值取向。虽然同时处于各自置身的转折社会时期,但二者在新旧社会交替或者社会力量的抗衡斗争中趋向的社会阶层及其呈现的价值取向却是相悖的：哈姆雷特是受到了一定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教育的时代青年与知识分子形象,趋向的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力量。在家庭骤变为父报仇的过程中,带着新兴人文主义烙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诉求结束了生命。昆丁则是南北战争后北方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旧南方传统遗弃的精神孤儿,眷恋着南方传统与神话,带着新旧社会转型造成的精神扭曲与矛盾,生命在无奈中耗尽。

二、积极与消极——哈姆雷特与昆丁的延宕特质比较

哈姆雷特和昆丁延宕特质是构建两部作品悲剧意义的重要元素。与“社会秩序观”相对应,二者在恢复社会秩序中所表现出的“延宕”现象起因和精神“基调”以及价值意义也呈现出很多相似和对立之处。

哈姆雷特接受过人文主义思想教育[7]120。更具体的说,他“‘是一个被毁掉了的高贵的心胸’,一个幻灭了的人文主义者”[8]。关于哈姆雷特延宕现象的人文主义解读,国外文学或者哲学大家多有评述。比如：歌德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曾如此评论哈姆莱特：“一件重大任务被加在一个不能执行它的人的身上了。一种美丽的、纯洁的、高尚的品质,但是缺乏构成英雄的胆识。他辗转反侧,在苦思冥想中失掉了行动。”[9]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其他戏剧家的讲演和注释》一书中表述：“莎士比亚将这一角色放在必须当机立断、马上行动的环境里。哈姆莱特勇敢,对于死无所谓;但是他由于敏感而动摇,因为多思而拖延,在努力下决心的过程中失掉了行动的能力。”[10]俄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则认为：“哈姆莱特天生纯粹是(人文主义者特有的,引者注)内在的、冥想的、主观的、生来富于感情和思想的;而可怕的事变要求他的,却不是感情和思想,而是行动;召唤他从空想的世界中走出来,到现实世界中去,到和他的精神气质完全不同的行动的世界中去。”[11]这些评论者在论述哈姆雷特的延宕特质时,都强调了人文主义特质的影响因素。当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他重整秩序的重任时,善于人文价值思索的哈姆雷特在此过程中除了表现出带有复仇色彩的重整秩序的革命性之外,还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软弱性以及“延宕”的一面。他的延宕是在抗争乱世、积极追求生命价值过程中的延宕,是在面对残酷而又无法逃避的现实及自身重担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性以及矛盾心理指导下的个体行为。当然,延宕也有宗教层面的价值内涵。“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复仇,因为他知道复仇将支付背叛基督、背叛上帝、堕入罪孽深渊的惨痛代价,尽管复仇可以使他赢得自尊,实现人文主义者在现实中寻找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想。同样,他也不能放弃复仇,因为他知道放弃复仇将以认同弑父弑君、认同专横残暴、背弃人文主义者建立现世乐园的理想为代价”[7]120。可见,尽管复仇符合他人文主义观念中的革命性一面,但得不到基督教义的价值认可。在人文主义者特有的革命性、软弱性以及复仇的基督教合理性的多项矛盾抉择中,哈姆雷特陷入了困境。一个“简单”的复仇过程,哈姆雷特却执行得如此复杂。这种故意的“复杂化”却也恰恰说明他的“延宕”是带有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在面对残酷社会现实时关于人性和个体价值宗教诉求的主动行动过程。由此不难得出,延宕的初始动机,除了陷入两难境地的无奈之外,更多的具有主动寻求价值归宿的潜在“积极”意义。莎士比亚在剧中独具匠心地措置了哈姆雷特的延宕场景,充分阐发了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绪以及特定的“加尔文宗教思想”特质。

昆丁是南北战争后在剧烈社会变迁和文化震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旧式南方传统教育的知识青年,沉湎于南方神话,目睹家庭的悲惨现状,他没有选择顺应历史潮流,在新的环境中寻找价值支点,而是“固执地”地选择了旧南方传统的固守。但事与愿违,转折动荡的失序社会及家族使昆丁的心理遭到了极度的压抑与扭曲。昆丁的心中装满了恢复旧秩序的梦想,以至于当固有传统价值观念坍塌和被“架空”之后,软弱的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甚至找不到任何可以“填补”的材料,在矛盾中慌不择路,最终陷入逃避主义的不归之路。“昆丁所接受的正是牺牲品的心理和宿命论的心理。为了逃避现代社会的威胁,他不去感觉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却不断下陷的身体,而是被动接受这样的选择,以此来逃避自我界定的责任,为自己的软弱无能开脱。”[12]昆丁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被动“延宕”着。他的延宕是在无法应对的“失范”环境的痛苦抗争中逐渐延展开来的。他与死亡的距离,就是他在社会转折、新旧思想激荡中不断挣扎的过程;一次次失望后的希望,延续着他的延宕,一次次希望后的失望又拉近了他与死亡的距离。可以看出,昆丁在传统的坚守中步步退缩直至再也没有喘息的空间时走向死亡的“消极性”延宕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方面,昆丁对南方神话传统深深眷恋,竭尽全力在“延宕”中继续着自己无法舍弃的传统梦想。另一方面,昆丁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他缺乏直面失败的勇气,“延宕”是他在新旧社会的夹缝中所能寻找到的“自我安慰”与“自我逃避”的狭窄空间。

哈姆雷特与昆丁的“延宕”都是转型社会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激荡赋予他们的特定品质。二者延宕动机不同,体现的价值意义也各不相同：一个是有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时代青年与强大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的出于宗教、死亡、生命价值以及复仇意义等多重思索的延宕。在这种延宕中,哈姆雷特所寻求的生命价值、死亡归宿等深层次意义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另一个则是持有旧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青年在面临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工业及其思潮的冲击下痛苦挣扎,不愿放弃又不得不放弃的“焦虑”与“延宕”。在延宕中,昆丁病态地沉迷于虚幻的历史与传奇,在不可逆转的现实与自己不愿放弃的梦想之间的抗争中寻求不到生命价值定位转而诉诸死亡的悲剧意义得到了深刻升华。一个是诠释生命价值,积极找寻正义、铲除罪恶、重整乾坤的令人悲痛之余深受震撼的“积极”延宕;一个是沉迷虚幻过去、畏惧现实、逃避残酷的令人窒息的“消极”延宕。同是时代大转折的社会环境塑造的两个具有一定软弱性的典型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面对生活社会带来的突然变故和转折时,由于各自的价值取向相反,为“延宕”也着上了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色彩。

三、动力与阻力——哈姆雷特与昆丁的俄狄浦斯情结价值取向比较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对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贡献,源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意为儿子生来对母亲有着某种爱恋,而对父亲则有着忌妒心甚至仇恨[13]。俄狄浦斯情结在哈姆雷特与昆丁各自的悲剧构建中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隐形线索,潜意识地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

较为经典的关于哈姆雷特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者是弗洛伊德,他认为《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来自同一根源：

“哈姆雷特在完成指定由他完成的复仇任务时的犹豫不决,既不在于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的性格,也不在于他发达的智力麻痹了他行动的力量,而在于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14]。

继弗洛伊德之后,其弟子恩斯特·琼斯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哈姆雷特的弑父恋母情结把他束缚得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他对叔父的复仇行动的犹疑延宕乃是对自我本能的认识和态度的表征。”①转引自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其中,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追随弗洛伊德的思路,于1910年发表《俄底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奥秘的一种解释》,1923年又发表《对〈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研究》,最终在1949年出版《俄底浦斯与哈姆雷特》一书,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可以看到,在阻碍哈姆雷特复仇行动并制造其延宕的心理结构中,“俄狄浦斯情结”是潜在的要素之一。一方面,哈姆雷特的复仇意识与行动是义不容辞的,对父亲被谋杀,他首要的念头是极大愤慨,立誓为父报仇;但另一方面,正如琼斯所指出,哈姆雷特内心中还有一种压抑复仇、阻碍他去行动的深层意识。这一来自生命本能潜意识层面的骚动,正是恋母情结从中作祟。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于是变得复杂起来。哈姆雷特仇恨克劳狄斯,但正如李克教授所言：“这种仇恨并不单纯,它还伴随着‘一个犯罪者对他的成功的同道者的妒恨’。……克劳狄斯所做的(杀死老国王并娶了王后)正是哈姆雷特无意识中向往的,是克劳狄斯帮助哈姆雷特实现了除父这一罪恶愿望”[15]。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复仇夹杂着两种对立矛盾的情绪,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中,他的行动迟缓了,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妨把哈姆雷特的复仇看作是一个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哈姆雷特复杂的复仇动机系统中,有原始的血亲复仇、宗教信仰、俄狄浦斯情结这三条主要“引擎”,但各自作用力的方向不同。血亲复仇推进他弑叔复仇的进程,宗教信仰丰富了他的复仇意义,唯有俄狄浦斯情结束缚和弱化了他的行动意义。

在《喧哗与骚动》中,我们“能见出其中(与弗洛伊德理论,引者注)鲜明的内在同构关系”[16],昆丁与其妹妹凯蒂的感情已经超出兄妹之情。“福克纳在昆丁的感情层面上,让我们看到了他把兄妹想象成夫妻。”[17]在昆丁的悲剧世界里,妹妹的失贞与堕落是一条关键的导火索。从小说中昆丁的紊乱思维轨迹中也可以看出,昆丁对妹妹失贞堕落的忧虑除了顾虑家族荣誉之外,也有为妹妹自身而悲伤的影子。他沉迷的不仅仅是以女性贞操为内容之一的南方传统以及家族荣誉,也一直迷恋着妹妹凯蒂本身。妹妹失贞后,昆丁的精神思绪几乎到了错乱崩溃的境地,对妹妹的爱恋甚至达到了“强迫”的症状,他不停地质问凯蒂“你恨他,对不对,对不对”。此外,昆丁潜意识里非常愿意把达尔顿玷污妹妹凯蒂这一事件移植到自己身上。他不停地对父亲说道：“我犯了乱伦罪,我说父亲那是我干的,不是达尔顿·艾密司干的”[18]。此外,昆丁面对致使妹妹失贞的达尔顿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痛恨有加,誓言报复。但当达尔顿把装上子弹的枪交给昆丁时,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非但没有接过手枪,反而无力地看着达尔顿转身骑马走了。在昆丁的悲剧结构中,俄狄浦斯情结与基督教价值诉求、社会的失序等文化元素一样,对昆丁的悲剧进程起到了加剧的作用。当昆丁在延宕中正酝酿着基督教意义价值的死亡以求解脱时,妹妹失贞所激发的俄狄浦斯情结又加入了进来,与昆丁原有的烦乱不堪的思绪纠结在了一起。使得他在关于死亡意义的思索中,又增加了一层砝码,一并加速了昆丁最终死亡悲剧的到来。可以看出,俄狄浦斯情结之于昆丁像一条涌动的暗流,一直在潜意识中支配着他的思想与行为;又像一台引擎,不断地给昆丁以动力,让早该熄灭的生命一次次“回光返照”,触动着他早该崩溃的精神底线。

我们从二者各自悲剧世界的动力体系结构来看,俄狄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与昆丁的个体悲剧的作用是对立的。哈姆雷特随着复仇进程的推进,他的仇恨掺杂了诸多对其叔父的嫉妒情感,这一情结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延缓了他血亲复仇的欲望。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一定程度上分解了哈姆雷特的仇恨,束缚了他行动的能力,他的行动因此变得犹豫延宕起来。与之相反,昆丁的俄狄浦斯情结却加剧了他的仇恨,推进了他的悲剧进程。妹妹凯蒂的堕落不仅损毁了家族的荣誉,同时也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因对妹妹贞操的失去而带来的“醋意”。俄狄浦斯情结始终都是昆丁极端行为的动力之一,像一支无形的指挥棒,左右着他整个人生的方向,促使他最终带着绝望与希望的矛盾走向死亡。

四、颂歌与挽歌——哈姆雷特与昆丁悲剧的宗教色彩比较

《哈姆雷特》与《喧嚣与骚动》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基督教世界中,悲剧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哈姆雷特和昆丁对于死亡和来世都有着深刻的宗教认知,选择死亡时都进行了谨慎的宗教思索。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的死亡都是基于信仰的死亡。虽同是如此,但宗教在与不同价值取向为代表的生命个体结合时却产生了完全对立或者相反的文化意蕴。

哈剧以其《圣经》引证和语录的数量之多而著称,当代英国批评家阿兰辛菲尔德称之为“悲剧观念的基督教化”[19]。在剧情中,莎士比亚把“血亲复仇”的故事原型安放在了他所身处的时代,其悲剧意义阐发也较多诉诸于宗教神学。比如,哈姆雷特一直深陷基于宗教思考的矛盾焦虑之中：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我们摆脱这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1]

对死亡的价值定位给哈姆雷特的延宕提供了“滋养之地”：当古老的异教复仇意识与现代基督教的宽恕说教之间的矛盾占据心理而无法决断时,哈姆雷特便选择了延宕。他不愿意杀掉正在祈祷中的国王,因为此刻他正承受着天恩。不仅如此,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哈姆雷特始终都对自己的生与死以及生前死后作了缜密的宗教价值定位。从基督教意义上说,人必须要在上帝的压迫下经受普遍的精神痛苦,然后自然地死去,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而哈姆雷特复仇过程中任何行动的后果都会造成死亡,不是杀死叔父克劳狄斯,就是在延宕中陷入绝境而自杀。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哈姆雷特陷入了困境。他渴望的不是简单地杀死叔父克劳狄斯,更重要的是证明他有罪。同时,对待自己的死亡问题,不仅是简单地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自杀——这是违背基督教义的,他一直在思索如何找到进入天堂的路径。面对复仇与死亡,哈姆雷特的心理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性状态：面对残酷的局势,哈姆雷特之于复仇重任的担当略显犹豫,但关于复仇以及复仇所带来的后果——死亡的宗教价值层面的思考却异常积极且非常充分。相比之下,宗教价值的思考虽延缓了哈姆雷特的复仇节奏,但在他的悲剧中却起到了积极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生发作用。

福克纳被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克林斯·布鲁克称为“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之一”[20],“他的艺术同基督教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极为浓厚”[21]。与哈剧一样,《喧哗与骚动》也大量征引了《圣经》典故,故事主人公昆丁生活在基督教环境中,身上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基督教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死亡观在他的思想里刻下了鲜明的印迹,禁欲、审判与救赎等极具清教价值意义的字汇在他的思想中来回盘旋。昆丁敬佩耶稣使人复活、拯救世界的超人力量和矢志不移的顽强毅力,也是这一点内化了他重振家族昔日荣耀的决心。“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22]的诫语燃起了昆丁在死亡中获得永恒的希望。但他既无法像耶稣拯救世人那样振兴家族,又不愿看到自己所钟爱的家族衰亡,只有在焦虑中选择死亡,以通过“对现实的逃避与否定,印证基督世界所提倡的对‘通过肉体的毁灭而实现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23]。既然对生的“宗教意义”实现已无法达到,他就以“死亡”来诉求宗教价值。于是,在精心选择了自杀的时间(1910年6月2日,是死亡星期四(Death Thursday))和地点后,昆丁安然地走向了自杀死亡的不归之路,以求在天堂中实现现实中无法企及的理想。他憧憬“这个世界之外真的有一个地狱就好了：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那时我们两人都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扎人的恐怖之中,到那时只有你和我置身在扎人的恐怖之中四周都是纯洁的火焰”[24]。宗教赋予昆丁之死的逃避与遁世色彩可见一斑。福克纳把《圣经》——基督文化作为昆丁思维活动的底色,为他痛苦的“延宕”式死亡披上了浓重的宗教外衣。

通过哈姆雷特与昆丁死亡悲剧的宗教蕴含对比来看,《哈姆雷特》中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和宗教情结的延宕过程赋予了哈姆雷特最终的死亡悲剧以相应的色彩。在延宕中,哈姆雷特脑海里充满了“死亡还是生存”的意义衡量,并对死亡进行了“人性”和“神性”的双重思索。最终通过特有的充满“人性”光辉的死亡价值思索来阐发出关于死亡的“神性”价值意义。福克纳也没有让昆丁简单地死掉,也为昆丁之死措置了宗教框架。昆丁在面对死亡时,进行了谨慎的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宗教思考。通过这些宗教思考,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昆丁当时的焦虑、绝望而又万般纠结无奈的心境,作为一个没落南方世界里的落魄青年的形象至此才立体丰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得知,面对死亡,昆丁虽然同哈姆雷特一样也进行了宗教意义的思索,只不过这一宗教思索多了些“遁世”的色彩。与哈姆雷特相反,昆丁是通过“来世”神性的价值思索来阐发其“今世”人性的价值意义。此外,前者在复仇过程中的“延宕致死”缘于其想在宗教中为复仇找到源泉与意义,在宗教中为自己的生命与死亡找到真正的价值,是一种积极的宗教价值诉求。而昆丁的死亡悲剧则是缘于其企图在昔日南方荣耀与残酷现实落差带来的痛苦心理矛盾中从宗教中找到精神寄托或者是解脱,希望在基督世界里继续自己的梦想,找到现实中找寻不到的永恒,是一种消极的宗教逃避。现实之于二者都是残酷的,但一个是从基督中找寻自己行为的价值,一个则是在基督中减轻自己行为的痛苦;一个是希望从基督教中找到重新打开和进入这个世界的钥匙,一个是希望从基督教中找到逃脱这个残酷现实世界的出路。

五、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接

从以上分析归类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哈姆雷特与昆丁虽然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中,但作为“人”——作为相似宗教环境社会环境下的“人”——二者在面对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时,却跨越时空演绎出了相反相承的两种生命基调和价值取向。他们的精神以及行为就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赛,在接力棒传送的那一刻,一个人的终点却是另一个人的起点。一个是善于人文思索的勇者,一个是个耽于人文主义自慰的弱者;一个是追求新社会秩序的殉道者,一个是沉迷旧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二者的悲剧结构于此呈现出了有趣的对接。

通过二者的对位比较研究,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两位作家不朽作品的精神内涵又有了一个“新”的审视。虽然所参与比较的各个意义层面都不乏新意,但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新旧社会力量激荡的时代所赋予人性的丰富意蕴又增添了新的价值。两位作家的伟大之处便在于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人性的本质,并将之精确表现出来。在当代世界,那种激荡的新旧社会力量早已不复存在,但这一“激荡”之于人的心性的考验及其所激发的人文精神却作为一笔财富存留下来,且反复启发着后人的当下思考。当下后工业化社会之于人性的异化使得“工业文明对人的精神性各方面加以剥离”[25]。发达工业文明赋予人类的自由带来的不是幸福、欢乐,而是不安、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很多的现当代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状,创作出了大量的极具当下“气息”的优秀小说作品,让置身于当代社会的读者在迷身于媒介世界带来的所谓“审美震惊”之余,在新的意域中重新唤起了业已委顿、式微的传统文化反抗意识。比如当代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菲利普·罗斯的以“美国三部曲”为代表的后期小说, E.L.多克特罗创作的《拉格泰姆时代》、《上帝之城》等等都表现出了当代社会人生存的困境以及痛苦的反抗。解读这种生存困境也成为了时下文学批评的焦点。而哈姆雷特和昆丁的悲剧与我们当代社会人的困境以及当代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生存焦虑也不乏本质的共通性。莎士比亚和福克纳这两部代表作的比较分析无疑为我们解读这些当代小说以及生活在当代社会下的人的生存现状带来很多启示。“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26]比较文学不仅是跨文化、跨国别的浅层次的写实性影响研究,更应该是跨越时间、空间、文化、国别区域、民族的综合研究,是寻找古今中外跨越时空的精神层面的可对话空间。跨越了时空的哈姆雷特与昆丁之间有着微妙的“精神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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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Connec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Comparison of Tragedy Structure of Ham let w ith That of Quentin

CU IHua
(School of Fo reign Studies,China University of M ining&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William Faulkner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w ritings belong to different ages,so do the characters Ham let and Quentin in their wo rks.Ham let and The Sound and the Fury.But as humanistic young intellectuals,living against similar turbulent social background and in Christian environment,w hile facing grim reality,they both demonstrate opposite and comp lementary life tun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aspects of order,delay idiosyncrasy,Oedipus comp lex and the view of death.These cultural elements endow the tragedies of the two wo rksw ith kind of contraposition structure.

Ham let;Quentin;the view of o rder;Christianity;Oedipus comp lex;death concep t

I106.4

A

1009-105X(2011)02-0124-06

2011-04-14

崔化(1978-),男,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