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一、分类控制模式的内容与评述

改革开放以后,研究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强还是削弱了执政党体系对社会的控制?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催生市民社会的产生,从而会给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带来转机?然而,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佩里(Elizabeth Perry)所言,第三代学者所使用的这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是源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1],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欧洲色彩。根据欧洲经验的不同分析类型特征,可以导出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总体制度等若干类型,但这些解释类型在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或是带有较强的理论移植色彩,或是因无法涵盖实际情况的丰富性而陷入一种乱贴标签、盲人摸象的局面。①笔者曾经将2004年以前有关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的观点区分为增强国家派、削弱国家派、平衡派以及冲突派四种类型,并对其学术观点的分歧进行了探索性的总结。参见刘鹏:《三十年来海外学者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国家性及其争论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9(5)。

为了避免因研究者选择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康晓光、韩恒通过对一些典型的非政府组织的特征进行实证调研,强调中国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