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星火燎原》是认识20世纪中国的一部恢宏巨著，它由参与了20世纪中国的最伟大事件的人的亲身经历写成，它的以血肉组成的不寻常的文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人学还原，这种史诗的双重性，构成了《星火燎原》这部巨著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渊源、中国人民的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提供了最重要也最真实的依据。

《星火燎原》文本所提供的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信息量之巨，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一部书都难以代替和胜任的。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在这部书中得到的教益是直接的。社会学家、心理学者从这部书中得到的资源是丰富的。而文学家从中得到的精神是无穷的。这些天来，我沉浸于历史文本的阅读中，感受着由20世纪而来的穿越时间的无穷的力量。这力量当然由重温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而来，如刘伯承的《我们在太行山上》，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它们给与我们的力量是艰苦岁月中的信仰的赤诚，是人在最穷困最危难的时刻仍能想国家之所想，急民族之所急的胸怀的宽广。而还有一种力量，是我以前的阅读范畴不及或者于阅读中忽略了的力量，这力量分散在这样一些阅读中，我愿拿来与大家分享。

第2卷中，《“千家饭”》的作者吴先恩，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中他写1931年红军战士保卫麦收战役，前线战士缺粮，部队派他去后方借粮，老百姓一碗一碗的节省出来的饭，倒在桶里给前方战士吃，其中他写到了一个细节，村里的一个女孩子端了一碗面条，这碗面原是给女孩子生病的妈妈吃的，但是妈妈嘱她捎过来给战士们带上。这个细节没有一点文学的渲染，就是朴实而原始的记录，但是却有着感人的力量。还有《女电话兵》，作者彭珍时任红江县妇女游击队长，她记述了1934年7月川陕根据地的一支女电话兵队伍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张富智的女兵，去查线时被俘，受尽酷刑，但她与同伴说：“我们都是共青团员，就是死了，也不能背叛党。”最后她们智胜了敌人，还带回了四名投诚的壮丁。但是这句话，即使穿越76年到今天，仍然掷地有声。同是第2卷，冯增敏的《红色娘子军》写了1930年16岁的作者本人“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人并肩作战”的经历，当时120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娘子军连”的连长，在文中写到了海南女性背起真枪、长发剪短、扔了耳环的“改装”过程，有的人说“这以后还怎么见男人啊”，有的人则说“这回可真像男人了”。这些记录如此鲜活生动不可复制地再现了作为女性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真切而动人。第5卷中，赵仲池一篇《一位女战士》，写1937年9月与女战士李林相识到1940年4月李林牺牲的故事。李林厦门人，生在爪哇，抛弃了北平的大学生活，来到抗日高潮所在太原，接受“牺盟会”训练，平日行军，别人都累得不行，她仍能带动大家唱歌，以提高斗志，只要有她的地方，就有生气。一次掩护战友突围的战役，大家都回来了，却独独她一个人没有回来，后来才知李林受伤为不当俘虏而在敌人走近她时用最后一粒子弹开枪自杀，时年24岁。文中的她定格在骑上战马，挥动手枪，大喊着“同志们，跟我来”的那一年，那一年是1940年，那一天是4月26日。第10卷，郭宝俊的《女向导》写了1948年辽沈战役攻锦州城，军械科为前方运送炮弹，深夜找老乡带路，村子里只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一个只会哭叫的娃娃，一个病卧不起的老奶奶，这个30岁的妇女自告奋勇，为15辆大车带路。在黑寂寂的原野上，有时一个勇敢的女性就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输赢，这是人心所向啊。江云鹏《红军妈妈》写打过长江去的部队在赣东北红色政权所在地的弋阳县境的李庄，部队住在一白发老妈妈家，大妈用火烘烤战士湿衣，用针挑作者130里行军脚上磨出的血泡，还将以前当红军牺牲的儿子的布鞋送给战士，身为战士的作者就是穿了这双青布帮、白布衣、鞋底红丝线纳着“红军万岁”的鞋踏着红军走过的路打到了天涯海角，打出了穷人的江山的。6篇文字，篇幅都不长，却字字珠玑。6篇文字，写得都是战争中的女性，有战士，有群众，但是都是那么打动人心。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国女性的付出与贡献是书不尽的，历史往往记述大的事件，但是大的事件却往往由诸多小的细节结构而成。较之战略与战术的军事运用，历史学家们往往注重前者，但是文学家却往往着重后者。后者，是人心所向，是一场战役、一次战斗的最终取胜的保证。可贵的是，《星火燎原》为我们呈现了它。呈现了我们的共和国诞生的基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可能正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星火燎原”四个字的最深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