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成

近代中国政法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励行宪政。它发轫于晚清君宪，随清廷覆亡而步入共和立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主观上秉持进化史观，客观上亦因晚清作为后来政权的共同革命对象，长时间的舆论宣传，使得绝大多数学者对资政院在未研究之前即有“伪立宪”定性，研究多是为此定性作注脚，以论代史，其不足以成为真正学术研究自不待言。〔1〕《枣强县志》在“于邦华”小传中说:“诸议员公推他入资政院，但他认为清廷立宪只是一句空话，便以患病为由推却。”(《枣强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页882。)实际上于邦华从头至尾参加了第一次常年会，发言达199次。近代以来，每个时期都有当政者自己认定的主旋律，学者亦据此裁剪史实来编撰历史，故与主旋律不搭调的资政院就渐渐被人遗忘，少有研究者真正潜心于此。顾敦鍒、张朋园等学者的研究是少数例外，〔2〕参见顾敦鍒:《中国议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其中研究最深入者当推姚光祖。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直接以资政院为研究对象写作了20多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但未能见到成系统的原始会议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以下简称《速记录》)，〔3〕在第一次常年会召开前半年，资政院奏请开设速记学堂，以培养人才。资政院在秘书厅内设有专门的速记科，并规定要编制《速记录》，“以速记法记载议事……议员之演说得于编制速记录以前订正文字，但不得更改其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