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明

穆斯林兄弟会(后文简称为“穆兄会”)是埃及政治伊斯兰的突出代表，并在现当代埃及政坛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它长期致力于以宗教理念重构埃及的政治与社会，但其谋求参政并在基层拓展力量的努力却被埃及当局视为威胁并屡遭镇压和打击。在与现实政治的碰撞中，“穆兄会”做出了重要妥协，成为埃及政坛的改良派，在夹缝中求生图存。2011年埃及政治变局为“穆兄会”带来了新的机遇，它有望在未来埃及政坛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与政治理念

自1928年哈桑·阿里－巴纳(Hassan al－Banna)在开罗创立“穆兄会”以来，“穆兄会”一直寻求走一条将伊斯兰意识形态与埃及草根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宗教复兴之路。以基层宗教福利为支撑、以政治参与为目标是“穆兄会”政治运动的重要特色。一方面，针对埃及公共设施缺乏的情况，“穆兄会”通过开设平民医院、失业培训学校、贫民救济窗口等满足草根阶层的基本需求，赢得了基层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穆兄会”以议会斗争方式寻求政治参与，试图用伊斯兰宗教改造埃及政治制度。由此，“穆兄会”逐步发展成为当今埃及政坛中一支最古老和最完善的政治伊斯兰力量:目前拥有30万会员，支持者人数达数百万，在国外还拥有众多分支，影响力远及约旦、巴勒斯坦、也门、沙特阿拉伯等国。

“穆兄会”在长期受埃及政府打压的情况下，通过不断自我修正，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理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遵循“安拉是我们的目标、信使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律”(Allah is our objective，The Prophet is our leader，Qur’an is our law)这一信条的前提下，将具体奋斗目标从创建新哈里发王国修正为建设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的宪政国家;①“Egyptian Elections:Youth Activists Lose，Muslim Brotherhood Wins”，March 21，2011，http://theconservativetreehouse．wordpress．com/2011/03/21/egypt－approves－constitutional－amendmentsyouth－activists－lose/(上网时间:2011年4月18日);Chris Harnisch and Quinn Mecham，“Democratic Ideology in Islamist Opposition，The Muslim Brotherhood’s Civil State”，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5，No．2，March 2009，p．190．二是视伊斯兰教为解决埃及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提出宗教不能局限于个人信仰，而应作为重构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精神武器;三是尊崇圣战，认为“为真主而战”是穆斯林最神圣的责任。但对于“圣战”的解释，“穆兄会”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观点迥然不同。温和派认为，最崇高的圣战是在面对暴行时仍然说出正义;当发生侵略战争和武力攻击时，穆斯林应当做的并非是以暴制暴，而是用言辞宣扬正义，劝解侵略者停止杀戮、远离邪恶;圣战对穆斯林而言，不仅要解放被殖民者占领的伊斯兰领土，也包含实现对穆斯林个体的解放，即穆斯林应当努力将自己从自我贬低和宿命主义中解放出来。①Hasan al－Banna，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1907－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6．而激进派代表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则提出，整个世界处在忽视真主意志的活动中，人类已经自我偏离，寻求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取代真主主权观念，但无论是东方的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都不能拯救人类，只有伊斯兰才是解决人类所有疾患的方法;伊斯兰需要圣战战士去捍卫信仰保护伊斯兰社团(Umma);圣战远非自我保护，而是要夺回被人类篡夺的只属于真主的主权。②William E．Shepard，“Sayyid Qutb's Doctrine of Jahiliyy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35，No．4，Nov．2003，pp．521－545．

以上述宗教理念为基础，“穆兄会”演绎出一整套政治理论，并使之成为其参与埃及政治的准则。这套政治理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强调人民主权同伊斯兰教法并不矛盾，因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合法性源于民众的承认。民众有权创建和选择不同的政权体制与模式。当局应当倡导尊重宪政、独立司法、媒体自由、政党独立和保护民权;③“Representatives of Muslim Brotherhood Respond to the Government’s Report”，Liwa al－Islam，October 1989，p．28．二是在政权更迭问题上，认为当局应当接受多元政党制度，权力交接应当通过自由选举实现，不得排斥任何个人或组织。④Al－Sadiq Abduh，“President Mubarak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after Six Years”，Liwa al－Islam，September 1987，p．28．

“穆兄会”积极参政被埃及当局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受到打压。1948年、1952年和1954年“穆兄会”先后三次被列为非法组织并遭大规模清洗，其组织被破坏殆尽。⑤参见Christina P．Harri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E-gypt:The Role of Muslim Brotherhood，Hague and London: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62，pp．219－230．在1974年萨达特总统开放党禁后，埃及形成了以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NDP)为主导、其他政党为陪衬的政党制度，⑥Tamir Moustafa，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Power Law，Politic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gypt，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99－101．但“穆兄会”仍被列为非法组织，其活动受到当局限制。尽管如此，“穆兄会”还是坚信融入体制内是最终改变体制的最佳方法，坚持走议会斗争之路。同时，为适应形势变化，“穆兄会”在策略上也做了相应调整。

首先，通过外部挖潜扩大支持基础。除维持草根阶层的支持外，“穆兄会”寻求在知识青年、专业人士中扩大影响。从1980年代末开始，“穆兄会”先后成功地控制了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律师等职业团体，并在学生组织和大学教授俱乐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先后在开罗大学、扎加扎格(Zagazig)大学、阿斯亚特(Asyut)大学的教员俱乐部竞选中获得多数票。通过这些努力，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成为“穆兄会”新的阶级基础。此外，“穆兄会”还积极推动妇女参政。尽管“穆兄会”对妇女抱有宗教偏见，但在政治斗争中不惜大打“妇女牌”，公开表示宗教对妇女的规范并不适用于公共场合，在竞选公职方面妇女同男子拥有平等竞争的权利。⑦Mona El－Ghobashy，“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s”，in Laleh Khalili ed．，Politics of the Modern Arab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80．

其次，奉行非暴力政策，远离恐怖暴力活动。创建之初，“穆兄会”存在过三级建制的秘密军事组织，⑧Christina P．Harri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Egypt:The Role of Muslim Brotherhood，Stanford:Hoover Institute，1964，pp．191－192．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穆兄会”开始放弃以恐怖暴力对抗当局的斗争形式。一方面，“穆兄会”从宗教上否认恐怖暗杀的正当性。其领袖玛姆恩·阿里－胡达比(Mamun al－Hudaybi)在埃及信息部长萨法瓦特·阿里－沙里夫(Safwat al－Sharif)和内务部长哈桑·阿里－阿里菲(Hasan al－Alfi)先后遭到刺杀后发表声明，宣称“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并厌恶恐怖和暗杀，在暴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不变的，暴力是非伊斯兰的，违背伊斯兰教法和人权”。⑨Mamun al－Hudaybi，“Muslim Brotherhood Condemns the Assassination of Dr．AlaMuhyi al－Din”，Liwa al－Islam，September 1990，p．41．另一方面，“穆兄会”反对恐怖主义和以暴抗暴。其领袖哈米德·哈桑尼(Ahmed Hasanein)表示:“穆斯林兄弟会从未发布使用恐怖主义的指令，即使在1954年和1965年政府镇压兄弟会最严酷的时候也是如此。恐怖不是兄弟会的本质，否则面对当局镇压，兄弟会会采取报复行动。”①Salah Abd al－Maqsud，“Ten Charges against the Muslim Brotherhood”，Liwa al－Isam，February 1989，p．14．“穆兄会”奉行非暴力策略实际上使埃及避免了被极端宗教势力控制的情形出现。此外，“穆兄会”强调解决恐怖暴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政治改革。“穆兄会”医生联合会秘书长伊萨姆·阿里－阿拉杨(Isam al－Aryan)曾指出:“针对本国政客和外国游客的恐怖袭击行动在现有体制内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只会适得其反，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穆斯林兄弟会支持政府实行新的司法制度来解决问题。”②Isam al－Aryan，“How Can We Stop the Series of Violence?”Al－Dawa，May 1993，p．21．

第三，承认现有政权体制，谋求在体制内进行变革。在萨达特开放党禁后，“穆兄会”尽管仍被列为非法组织，但一直积极寻求参政。“穆兄会”第三任总领袖尤玛·提米萨尼(Uma Tilmissany)表示，“穆兄会”寻求在不危及安全和不挑战法律的前提下开展活动，通过当局认为合法的方式行事，这符合真主安拉的旨意。③Umar al－Tilmissany，Memories Not Memoirs，1985，p．22，转引自Mona El－Ghobashy，“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s”，in Laleh Khalili ed．，Politics of the Modern Arab World，p．170．其领袖穆斯塔法·马绍尔(Mustafa Mashour)也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必须从选举经验中获得教益，因为选举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和技巧。我们必须唤醒民众的信心，让他们通过选举改变埃及。”④David L．Hohnston，“Hassan al－Hudaybi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Ca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Eschew the Islamic State?”Comparative Islamic Studies，2007，Vol．39，No．56，pp．47－48．1984年“穆兄会”首次同新瓦法党共同参加议会选举，其独立人士获得59个联合席位中的8个。1987年“穆兄会”联合工党和自由党参选，并在三党所获得的60席中占据37席。2005年“穆兄会”成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并取得胜利，获得88个席位，约占议会席位总数的20%。

总体来看，“穆兄会”温和改良式的发展道路并不很成功。一方面，它导致了“穆兄会”组织的分裂。如曾是“穆兄会”成员的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最终因不满“穆兄会”的参政方式而转投“基地”组织并成为“基地”的二号人物，而“穆兄会”中部分改革派则另立门户成立中心党(Center Party)。⑤CarrieR．Wickham，“TheMuslimBrotherhoodAfter Mubarak”，The IkhwanWeb，15 March 2011，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222．(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基地”等激进组织也强烈谴责“穆兄会”与现政权合作的做法是对真主的亵渎(blasphemy)，并抨击“穆兄会”民主参与之路不仅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在行为上也是难以宽恕的，完全背离了库特布强调的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的圣战思想。另一方面，“穆兄会”参选议会并未给埃及带来政治民主化。事实上，无论是萨达特还是穆巴拉克，都曾在执政期间借助《紧急状态法》、《政党审查法》等法律大肆镇压其他政党，以确保民族民主党在人民议会中的地位。历次埃及议会选举也都是以大肆逮捕反对派开场，以民族民主党毫无悬念胜出结束，实行数年的政党选举形同虚设，“穆兄会”等党派成为“陪太子读书”的玩偶，根本无法发挥替代和制衡作用(参见表1)。

二、“穆兄会”与2011年埃及变局

在“穆兄会”以在体制内渐进变革谋求改变埃及政治体制的同时，埃及国内对抗穆巴拉克的运动也在风起云涌。埃及“改革运动”(Th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Kifaya，又称“够了”联盟)、“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等自由派组织积极谋求体制外革命，并以街头政治的对抗方式挑战当局，质疑穆巴拉克统治的合法性。“改革运动”是埃及街头政治的领军组织，它通过静坐示威表达其不愿忍受穆巴拉克的专权暴政和政权世袭的政治诉求;⑥Issandr El Amrani，“Kifay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mpossible”，March 1，2006，http://www．leftturn．org/kifaya－and－politicsimpossible．(上网时间:2011年4月10日)通过揭露政治残暴和经济腐败动摇穆巴拉克当局的合法性。该组织领袖称，埃及民众同当局的对话应当在街头进行，“改革运动”应通过示威为埃及民众争取到两项权利:示威抗议和批评穆巴拉克家族的权利。⑦Betsy Hiel，“Egyptian Reformers Taking It to Streets”，June 19，2005，http://www．pittsburghlive．com/x/pittsburghtrib/s_345537．html．(上网时间:2011年4月10日)埃及“改革运动”催生了青年改革组织(Youth for Change)、学生改革组织(Students for Change)、反腐败组织“我们在监督你”(We See You)等民权组织，并在2011年埃及政治变局中起到了先导作用。

继2010年11月操纵议会选举后，穆巴拉克在2010年12月传位其子掀起了埃及民众的反对浪潮。各种反对力量在2011年1月汇聚成跨党派联合阵线，在极短时间内将穆巴拉克赶下台。在这场影响埃及政治版图的风暴中，“穆兄会”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其一，“穆兄会”中的改革派成员积极参与创建同盟，对反现政权阵线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穆兄会”改革派人士阿布·福托(Abd al－Mun'em Abu Futuh)劝诫“穆兄会”领袖与世俗民众接触，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并建议“穆兄会”调整宗教理念，以吸纳更多人士。改革派人士穆斯塔法·纳格(Mustafa Naggar)还担任了埃及改革阵线的主要发言人。①CarrieR．Wickham，“TheMuslimBrotherhoodAfter Mubarak”，The Ikhwan Web，March 15，2011，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222．(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穆兄会”在这场运动中则采取了先观望后参与的谨慎立场，先是拒绝参加2011年1月25日“愤怒自由日”的示威，而后当发觉穆巴拉克当局不堪冲击摇摇欲坠时，便全力参与其中。“穆兄会”主席穆罕默德·巴蒂尔(Mohamed Badie)称:“我们没有推动运动，但我们同运动在一起;我们不希望领导运动，但希望是运动的一部分。”②“MB Chairman Confirms Group Will Take Part in Day of Rage March Despite Threats”，The Ikhwan Web，23 January 2011，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7905．(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其二，“穆兄会”支持巴拉迪领导的埃及改变联合会，支持巴拉迪的“宪政改革七点请愿书”百万签名运动。由于“穆兄会”的参加，巴拉迪的签名运动迅速展开，埃及改变联合会的声誉得到快速提升。③七点请愿书的内容包括:结束国家的紧急状态;保障司法监督选举过程;允许埃及和国际组织监督选举;媒体对所有候选人平等开放;赋予海外埃及人的投票权;保障总统竞选不受人为限制;按照身份证投票。参见“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ange”，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ment．org/2010/09/22/national－assocation－forchange．(上网时间:2011月5月1日)其三，“穆兄会”作为宗教势力的典型代表参与这场运动具有象征意义，反对派最终形成了涵盖左中右三大势力的联合阵线。

表1 1984－2010年埃及议会选举结果(议会席位数量)

然而，“穆兄会”在此次埃及政治变局中的总体表现与其实力地位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改良派本性是“穆兄会”在这场运动中立场前后矛盾的根源。“穆兄会”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派，长期以来力图通过体制内渐进改革实现其政治诉求。“穆兄会”同埃及当局的关系是典型的既斗争又妥协的关系。因此，在政治风暴初期，“穆兄会”表现出了政治软弱、患得患失的特点。而随着形势趋于明朗，“穆兄会”才谨慎地投下自己的政治赌注，同反对派站在一起。“改革运动”的领袖协调人阿卜杜拉·奎德尔(Abdel Qandil)曾讥讽“穆兄会”是“无所作为的恐龙”，并批评“穆兄会”最终与变革同盟合作是机会主义，“只是为了在革命后赢得议会席位”。①Alec Hamilton，“Threat or Promise:The Rol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February 3，2011，http://www．wnyc．org/articles/itsfree－country/2011/feb/03/what－muslim－brotherhood/．(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

其次，一贯的谨慎和实用主义让“穆兄会”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政治洞察力，错失了在运动中占得先机的机会。阿卜杜勒曼尼姆·默罕默德(Abdelmoneim Mahmoud)认为，“穆兄会”未能在此次埃及政治风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其生存本能(survival instinct)的制约，“穆兄会”既担心其他组织与其竞争，又担心一旦“革命”失败，自己作为参与者将招致当局更严厉的镇压和清洗。②Carrie R．Wickham，“The Muslim Brotherhood After Mubarak:What the Brotherhood Is and How It Will Shape the Futur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348/carrie－rosefsky－wickham/the－muslim－brotherhood－aftermubarak．(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这种顾虑使“穆兄会”面对变局却裹足不前。在相当程度上，埃及当局对反对派的铁腕镇压造成了穆斯林兄弟会“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胆怯性格，减弱了它对时局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第三，“穆兄会”决策体制僵化导致其难以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中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决定。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拥有雄厚阶层基础的“穆兄会”在组织结构上逐渐形成了以总领袖(General Guide)领衔的13人领袖局(Guidance Bureau)为核心、以100人组成的舒拉委员会(Shura Council)的立法部门为依托的领导核心。③Mona El－Ghobashy，“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s”，in Laleh Khalili ed．，Politics of the Modern Arab World，p．170．这种垂直权力结构自从创立后基本保持不变。“穆兄会”的政令是自上而下发布的，下属不可以挑战上级的权威性。这就导致了“穆兄会”在时局动荡时应变能力差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在此次埃及政治变局中“穆兄会”内部改革派多次呼吁参与但收效甚微的原因。

三、“穆兄会”与后变局时代的埃及政治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进入军方托管权力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埃及政治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埃及迎来的民主是军方管制之下的民主。军方成为过渡期内的规则制定者，负责规划埃及宪政改革的内容和进程，各政党要在军方监督和认可下寻求自己的位置。作为旧政权的一部分，埃及军方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在清算腐败和推动宪政改革等问题上裹足不前，而且也没有废除饱受诟病的《紧急状态法》和政党审查制度。目前已经完成的宪法修正案仅仅专注于总统任期等表面问题，并未涉及限制总统权限等敏感问题。其二，街头政治同议会选举并存。这是过渡期内埃及政治的最重要特征。街头政治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审判穆巴拉克家族等重大事件都是在街头政治的推动下得以实现。同时，埃及各主要政治力量则积极行动，开始“火线”建党，以期在议会斗争中分取杯羹。其三，埃及政治民主进程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声称最终将移交权力的埃及军方能否如期交出手中的权力存在变数。对拥有深刻军人摄政传统的埃及来讲，能否有效切断军方攫取行政权力的通道，设计出文官约束武将的权力约束机制是宪政改革的重点。又如，民众的变革热情在摧毁旧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管理不当，这种热情将在后穆巴拉克时代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这在法国、伊朗等国家的革命中得以验证。再如，宪政改革是埃及民主进程的关键步骤，但目前仍未启动，这成为埃及民主重建道路上的最大隐患。此外，随着埃及政治重建的展开，街头政治作为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将愈发表现出破坏性一面。

总体来看，埃及过渡期的政治形势对“穆兄会”机遇大于挑战。这是因为:第一，“穆兄会”强大的基层组织和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是其他政党和组织无法相比的。在民族民主党被强行解散后，目前“穆兄会”成为埃及最大的政治组织，在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医生、工程师、律师等职业团体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在议会斗争方面，“穆兄会”曾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占席20%的佳绩。与此相对照，埃及其他近40个政党普遍存在规模小、群众基础薄弱、组织结构不完善(多以党魁为核心)等缺陷。这些分散的政党难以对“穆兄会”构成实质性挑战。为了备战议会选举，2011年4月“穆兄会”正式成立了由穆罕默德·莫斯(Mohamed Morsy)领衔的自由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莫斯曾以独立身份当选议员，以拥有丰富议会经验著称。这种安排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谋求在议会选举中获取更大胜绩。目前，“穆兄会”已将议会选举中获取席位的目标从此前的30%调整到50%。①Kristen Chick，“Wil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Soon Control Egypt's Parliament?”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 1，2011．

第二，“穆兄会”与当权派合作的改良主义特性使其更容易在过渡期内发挥作用。过渡期内，一些政党组织仍致力于利用示威游行推动变革，如呼吁审判穆巴拉克及腐败官员，反对军方通过的《禁止示威法》(Protest Law)，甚至提出军事委员会主席默罕默德·坦塔维将军(General Mohammed Hussein Tantawi)下台等。与这些政党的革命性相比，“穆兄会”表现出一种温和改良性质的合作姿态，不仅在修宪等问题上配合军政府——其成员萨比哈·萨利赫(Subhi Saleh)因此进入了八人组成的宪法修正委员会，这是所有政党组织中唯一入选委员会的人选，而且还公开赞赏军政府在维持国家稳定上发挥的作用，呼吁民众响应军队号召，团结互助，认真工作。②“MB Leader Praises Role of the Army in Protecting the Revolution”，The Ikhwan Web，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528．(上网时间:2011年4月29日)为表达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穆兄会”甚至在亚历山大广场打出“投票赞同宪法修正案同样是宗教义务”的口号。显然，“穆兄会”这种合作的立场更容易被当权的军方所接受。

第三，时间因素对“穆兄会”更有利。埃及政治变局摧生了不少新建政党，它们迫切要求参政，但最终能否参加议会竞选则有个“时间”问题。握有政党审查权的军方掌握着这些新建党能否参选的“命运”，那些对军方颇有微词甚或反感的激进组织恐难如期获得政党“牌照”。此外，建立政党基础和完善组织结构也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新建党短期内还难以形成能与“穆兄会”相抗衡的实力。而“穆兄会”同军方保持着良好关系，并拥有广泛的组织基础。时间对其也是个有利因素，正如侯赛因·巴德拉维(Hossam Badrawi)所说:“在代表新纪元的新政党缺失和传统政党虚弱的情况下，选举对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完善的政党有利，新的议会选举可能产生十分另类的结果。”③Matt Bradley，“Political Parties Rise from Egypt's Revolu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4，2011．

可以预计，相对于以街头政治见长的自由派组织而言，以自由正义党为平台的穆斯林兄弟会不难在即将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赢得佳绩。埃及极有可能出现自由派推动“革命”，“穆兄会”收获成果的局面。但从长远看，2011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只是埃及各大政治力量角力的首演，在未来埃及政坛中，自由派同“穆兄会”之间以及军方同“穆兄会”之间的争斗将不断深化、更趋激烈，一些因素可能会制约“穆兄会”在埃及政治中发挥重大作用。④Robert S．Leiken and Steven Brooke，“The Moderate Muslim Brotherhood”，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7，Vol．86，No．2，p．117．

首要因素是其政治信誉问题:深厚的宗教背景和改良主义特性使人们对“穆兄会”的政治理念心存怀疑。伯纳德·里维斯(Bernard Lewis)曾评价“穆兄会”参政是“一人、一票、一时”(one man，one vote，one time)，即“穆兄会”政治上保持低调和走议会之路只是为了赢得选票，一旦当政就将撕去其“温和改良”的伪装，彻底暴露其权力贪欲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本质。类似情况在历史上已多次发生，德国纳粹党、伊拉克复兴党、甚至埃及纳赛尔都是典型案例。⑤Robert S．Leiken and Steven Brooke，“The Moderate Muslim Brotherhood”，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7，Vol．86，No．2，p．117．

另一个因素是其内部矛盾甚至分裂问题。长期以来，“穆兄会”的权力始终集中在传统派领衔的领导局和舒拉立法委员会手中，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和令行禁止的对外宣传日益受到改革派和基层成员诟病，他们要求打破权力垄断，实现决策民主化，允许对外发表不同声音。“穆兄会”内传统派与改革派矛盾日渐激化。2011年4月，“穆兄会”数百名基层成员公开集会商讨决策民主化问题。①Noha El－Hennawy，“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Selects Hawkish Leaders”，http://www．almasryalyoum．com/en/node/418600．(上网时间:2011年5月7日)而改革派代表哈米德·阿里－达福拉维(Hamed al－Dafrawy)则走得更远，他在2011年3月宣布脱离“穆兄会”，成立了“和平与发展联盟”(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Society)，理由是对传统派不再抱有幻想，②“Member Breaks off from Muslim Brotherhood”，Official Wire，March 24，2011，http://www．officialwire．com/main．php?action=posted_news＆rid=290503．(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这是“穆兄会”出现的最严重分裂。能否解决好内部矛盾无疑关系到“穆兄会”未来在埃及政坛中的地位。

再一个是埃及军方对“穆兄会”参政的容纳程度问题。2011年3月埃及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最高委员会成员默罕默德·莫卡特阿里－麦拉(Mohammed Mokhtar al－Mella)表示，军事最高委员会决不会纵容极端宗教势力统治埃及，不会让埃及成为霍梅尼统治的另一个伊朗。③“Army:Egypt Not to Be Ruled by Another Khomeini”，Alarabiya Net，April 5，2011，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04/05/144241．html．(上网时间:2011年5月1日)军方的表态明显是在告诫“穆兄会”不要自以为是，选举只能在军方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展开，否则军方将出手干预。军方容忍度成为埃及选举的重要指标和不可突破的天花板。变局后的埃及远未自由民主到自由选择领袖的程度，军方是埃及政治的最后决策者。④“Egypt to Remain a Military Dictatorship”，April 6，2011，http://ivarfjeld．wordpress．com/2011/04/06/egypt－to－remain－a－military－dictatorship/．((上网时间:2011年5月20日)

此外，美国在埃及政治中扮演着微妙角色。美国不希望伊斯兰政党执政，更不希望埃及成为激进的宗教国家。这被穆斯林世界称为“美国否决”(A-merican Veto)。⑤Steven Brooke and Shadi Hamid，“The Muslim Brotherhood’s Role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CTC Sentinel，February 2011，Vol．4，No．2，p．1．在埃及变局前，美国一直保持着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接触，以期将“穆兄会”培养成温和的政治党派。未来，如果“穆兄会”在埃及政坛中“坐大”且逐步走向激进，不排除美国通过支持世俗政党甚至军方打压“穆兄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