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醉天，韩长凯

中国水泥史话（5）
——大连和山东水泥工业肇始

周醉天1，韩长凯2

澳门青州英坭厂、启新洋灰公司、广东士敏土厂、湖北大冶水泥厂，共同开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第一个时期。然而，澳门英坭厂产量有限，广东士敏土厂举步维艰，山东致敬水泥公司未成气候，伴随着启新洋灰公司获得湖北大冶水泥厂的管理权，在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广大地区，形成了启新一家独大的局面。可是，日本小野田借助大连占领了东北市场，又利用青岛的工厂，在中国腹地与启新展开了殊死的较量。这种形势下，中国水泥工业还将诞生哪些企业？他们又将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 刘鸿生、朱葆三与华商水泥公司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是亚洲最大的商埠之一。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培养了大批的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先以贸易起家，后投身实业，转而成为实业家。城市的迅速扩大使得水泥需求激增，于是就有一位实业家决定投资水泥工业，此人就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刘鸿生。

刘鸿生（见图1），1888年出生，浙江定海人，13岁来到上海进入圣约翰中学，17岁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后因拒绝当牧师而被学校开除。1909年进入开平矿务局当了一名水泥推销员，1911年由于业绩突出被晋升为开平矿务局上海销售公司经理。1912年开平和滦州两矿合并，刘鸿生就任开滦矿务局上海销售公司经理。那么，刘鸿生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到的呢？

当时的开平矿务局实际已被张翼和美国前总统胡佛盗卖给了英国公司，刘鸿生其实已经是英国公司的高管，月薪肯定不菲。刘鸿生在负责上海的销售业务赚取薪金的同时，又和上海的一家买卖煤炭的公司——义泰兴煤号合作销售开平煤炭，从中又赚取到一份佣金，又是年薪又是提成的，几年下来，刘鸿生就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但这个东方小伙子真正发财的机会却是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怎么会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他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当时的开滦矿务局是由英国公司控制的，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召回了开滦矿务局的英籍职员，同时还征调了开滦的运煤船只，这些船只和英籍职员都回国参加世界大战去了，于是开滦的煤炭就在秦皇岛码头大量积压了。刘鸿生看准机会，与矿务局提出由他来承担从秦皇岛码头到上海的船运煤炭的业务。当时开滦煤在秦皇岛的交货价格为每吨6两银子，到上海的运费为每吨3～4两银子，而开滦煤在上海的卖价为每吨14两银子，每运输一吨煤炭就能赚4～5两银子。时逢上海乃至全国，都处在一个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尤其在上海，基础建设迅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水泥需求量激增。刘鸿生租用船只开始了煤炭运输和买卖的业务。仅仅大约三年的时间，他就靠煤炭运输买卖赚取了百万两银子，成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你看，人家发财是这样发的，不但是自己动脑筋，还要关注世界风云变化，得关心国家大事，甚至国际大事。

有钱了就可以实施实业救国了。刘鸿生投资火柴厂大获成功，成为上海的“火柴大王”。投资实业的成功，使他一发不可收拾，又接连投资了华丰搪瓷公司、中华（纺织品）工业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品厂、华东煤矿公司，还开办了大华保险公司和中国企业银行的金融企业，加上老本行中华码头公司，他因此又获得一个美名——“企业大王”。在刘鸿生投资的诸多实业中，就有我们要讲到的华商水泥公司。

既然是企业家，就会有企业家投资的独到眼光，水泥本身的优势和上海高楼大厦数量的迅速增加，是一般企业家都能看到的市场优势，但刘鸿生同时看到了自己产业链的薄弱一环，那就是煤灰的处理。刘鸿生卖煤起家，卖煤就有煤灰（煤屑），煤灰是很难卖出去的，搞不好还要影响煤炭的销售，还会造成一定的损耗。由于水泥生产需要大量的煤，而煤屑可以用来煅烧水泥熟料，这样既可以解决煤屑的出路，又可以降低水泥的生产成本，是个一举两得的买卖。加之长江中下游水泥市场广阔，无论外国水泥还是当时的水泥老大“启新”的产品，都需要长途运输，运输成本很高，所以，就地取材，投资水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基于这些考虑，刘鸿生决意投资兴办水泥企业，并因此成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1920年9月19日，刘鸿生等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创设上海华龙水泥有限公司，并决定聘刘宝余为经理，马礼泰为工程师，开始勘察地址、选择厂址、预定设备等项工作。9月23日的第二次发起人会议，将公司名称改为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简称华商公司），并开始办理公司注册等手续。

1921年1月，华商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选举朱葆三为董事长，韩芸根为总经理。在1922年8月23日的第十次董事会上，韩芸根辞职，刘鸿生当选总经理。公司实收资本127万银元，每百元一股，合股12700股。刘鸿生出资66.33万元，占股份的52.2%；其弟刘吉生出资10万元，占7.9%；其他股东出资50.67万元，占39.9%。由此不难看出，刘氏兄弟占有公司股份将近四分之三，是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华商是刘氏家族控股的企业无疑，但刘氏企业为什么要让朱葆三当董事长呢？朱葆三何许人也？

要说刘鸿生是上海滩的“企业大王”，是个大款大腕的话，那么朱葆三的腕比他还大，他是上海滩百万富翁老大之中的老大。

图2 朱葆三

朱葆三（见图2），浙江定海人，生于1848年3月11日，逝于1926年9月2日。朱葆三年仅13岁时遭遇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无奈将年仅14岁的朱葆三送去上海协记五金店学徒。朱葆三对大上海的五光十色充满了好奇，小小年纪就知道了没有文化是立不住脚的，苦于没钱交学费，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坚持自学。他不但自学语文、珠算、记账等与商业有关的知识，还向店里会说几句英语的店员学习英语。不断的学习和勤奋的工作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也使得他在17岁的年纪就被破格提拨为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经理病故，他又被老板聘为经理。在掌管“协记”期间，由于朱葆三的智慧和勤劳，他得到了较多的红利和酬金，赚取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老板去世，“协记”关门歇业，朱葆三用积蓄在上海新开河地区开设了专营大五金的“慎裕五金店”，一个小小的学徒，把自己培养成老板了。

朱葆三的发迹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叶澄衷，一个是袁树勋。在清末上海著名企业家叶澄衷的教导和建议下，朱葆三将“慎裕”从偏僻的新开河地区搬到了繁华的闹市四马路（今上海福州路13号），提升了档次，业务迅速攀升；而结交袁树勋，则使他赚取到了金融利润。朱葆三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顾晴川推荐给了时任苏松太道（即苏州松江太仓地区的行政衙署，原来上海是个小地方，行政隶属于苏松太道）的袁树勋，做了道台衙门的会计。朱葆三则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利用当时苏松太道经手的庚子赔款在道台衙门停留时，将这笔巨额赔款经由朱葆三之手进行放贷。放贷是高息，但交给道台衙门仅是官定的利息，这利息的差额就由袁树勋、顾晴川和朱葆三瓜分。这使得朱葆三在大发其财的同时，还确立了自己作为金融领袖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利用自身的资产和关系，出任商会领袖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使他在上海滩手眼通天、呼风唤雨。于是当时许多商人投资实业，都要找朱葆三参股，由他做领袖，以求得企业的顺利发展。这就是刘鸿生的华商水泥要请朱葆三做董事长的原因。

华商公司选址上海华龙镇，购地151亩，以浙江长兴县陈湾山的石灰石和江苏青浦县佘山的粘土为原材料，向德国伯力鸠斯公司订购了中国第一条湿法回转窑生产线。该生产线日产水泥1200桶，包括两台ϕ 2.3m/2.8m×54m湿法回转窑、ϕ2m×11m的生料磨和水泥磨各一台。1922年，设备陆续到达，1923年8月设备安装完毕，当年水泥产量即达到189635桶，1924年达到362623桶。产品商标为“象牌”，五彩颜色。1923年10月取得产品合格证，并很快占领上海市场，中国的水泥市场由此形成“马”（启新）、“龙”（日本小野田）、“象”（华商）三分天下的格局。

2 姚锡舟与中国水泥公司

还是上海，还是上海的企业家，这一次跻身中国水泥工业的是吴麟书、屠述三、陈光甫和姚锡舟。

吴麟书，上海的“纺织大王”，拥有多家纱厂，并担任中国劝工银行董事长，也是一位金融巨头；屠述三，江苏句容县龙潭镇的一个矿主，拥有石灰窑和煤矿；陈光甫，江苏镇江人，银行家。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姚锡舟。

南京的中山陵被当今世人所熟知，其设计者是吕彦直，其建造者就是姚锡舟。

姚锡舟，1875年出生于上海南姚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失学。12岁就外出打工，曾在网球场当球童，在街上贩卖过水果。小姚锡舟虽识字不多，但天资聪颖，由于在网球场天天接触外国人，聪慧和勤奋使得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常英语。18岁时在修马路的施工队里当民工，由于勤奋而升为工头，又由于好学，得到了上海营造业的前辈杨斯盛的指点，使他既懂营造技术又善于经营，并有所积累。1900年，25岁的姚锡舟即在上海闸北开设了自己的姚新记营造厂，由此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1905年他承包建造了上海电话大厦，大厦如期竣工，他一举成为中国营造钢筋水泥大楼的先驱，一时声名鹊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征集陵墓的设计方案，9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在中外40多个方案中荣获首奖，被选定为中山陵设计方案。11月，中山陵建设工程招标，姚锡舟的姚新记营造厂中标。工程在战乱中时断时续地进行，前后拖延了三年，1929年，在主体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建筑设计师吕彦直因劳累过度而病逝，孙中山葬事委员会决定为吕彦直立碑纪念。说句题外话，1949年南京解放后接管并且担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山陵管理处处长的高艺林，于1955年因劳累过度而病逝。30年后，笔者（作者之一周醉天）有幸成为革命烈士高艺林的孙女婿，在此向各位为中国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而献身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而一生精明过人的姚锡舟，也因中山陵工程而心甘情愿地亏损14万两白银，孙中山葬事委员会将姚锡舟的名字刻入“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碑文，载入史册。

就是这样的一个姚锡舟，由于其从事营造专业即今天的建筑施工，他深知水泥是现代工程所必须的建筑材料，所以水泥的应用和市场一定是非常大的。几乎在刘鸿生等人创建华商水泥的同时，姚锡舟和吴麟书、屠述三等人也创建了中国华东地区的另一个水泥企业——中国水泥公司。

姚锡舟将中国水泥公司地址选择在江苏省句容县的龙潭镇，之所以建在这里，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三面环山，石山中的岩石，石灰岩含量很高，又有粘土、煤矿，可就地开采原材料和燃料；二，水陆交通方便，宁沪铁路从厂前穿过，距离长江的水路运输也不远；三，毗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产品销售市场广阔。

1921年5月召开第一次建厂筹备会议，推举姚锡舟为筹备主任，8月召开首届董事会，公推吴麟书为董事长，姚锡舟为总经理，选用“泰山”作为商标。1921年9月3日，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选用德国产ϕ2.25m×46m湿法回转窑生产线，1923年4月工厂正式开工投产，日产水泥500桶。

3“启新”与“华商”两强联手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上世纪10年代，中国的水泥市场基本上是被启新洋灰公司独家垄断的，澳门青州英坭厂和广东士敏土厂因产量有限只在两广及港澳地区销售，广大的华东、华中、华北市场则都是“启新”的天下。然而，1923年，“华商水泥”和“中国水泥”的建立，打破了“启新”垄断市场的神话。“华商水泥”依仗着上海的资金和人脉，一举占领了上海市场，而“中国水泥”也依靠姚新记营造厂自己使用而获得口碑。1923年，启新公司在南方销售量为52万桶，而到了1924年锐减为30万桶，其余20余万桶的市场份额被华商水泥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给瓜分了。

“启新”已经是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变故了。第一次是湖北的大冶水泥厂，由于张之洞和程祖福筹备工作不够细致，资金预算偏差太多，致使大冶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生产受到制约，产量低而成本高，不能对“启新”构成威胁，所以“启新”并不急于出手，坐等时机。等到大冶资金危机无法解决时，“启新”一举搞定，以代为偿债的方式取得经营权后，终于把“大冶”给兼并了。

这一次不同，刘鸿生、朱葆三、姚锡舟等等都是大腕，资金充足，设备先进，筹划周密，一经决策，立即着手，一举中的。尤其是“华商水泥”一出现便立刻占领上海市场，对“启新水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启新”也不可能再像对付湖北大冶那样取得人家的经营权最后再兼并了人家。怎么办呢？“启新”不愧是水泥老大，立刻设想了一个“联合经营”的方式解决两家之间的市场销售纷争。

1924年7月，由启新洋灰公司倡议的，华商水泥公司响应的，关于水泥市场划分的联合经营的谈判开始了。谈判中，由于“启新”坚持不让“华商公司象牌水泥北运”，华商公司则不能同意启新的意见，双方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联合经营的谈判遂告中止。

谈判对手不能成为合作伙伴，自然就成为竞争对手。“启新”老大岂容“华商”小弟占领本属于启新的市场？于是，“启新”开始与“华商”在上海进行竞争。怎么竞争？当时“启新”不仅实力最强，同时还拥有一个优势，就是掌握着湖北大冶水泥厂的经营权，也就是说，湖北大冶水泥厂基本是在启新的控制之下，基本等于“启新”的下属企业。于是，“启新”就近将湖北大冶水泥厂生产的“塔牌”水泥，投放上海市场，并且低价倾销。而这种靠低价格进行的激烈竞争，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启新”与“华商”都在竞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一时期，对中国野心勃勃的日本鬼子也开始向华北和华东地区进行进一步的经济侵略，日本在控制我国东北地区以后，陆续开始建设水泥企业，大连的小野田水泥就是其中之一，而此时，日本本土和小野田都出现产能过剩情况，意欲削价倾销，第一目标自然也是大上海。

企业尚在亏损，与老大竞争，又损失惨重，现在小日本又在觊觎市场，华商公司终于申明大义，向“启新”妥协了，应华商“力避竞争，以免两伤”和“共制外货，绝其销路”的要求，“启新”与“华商”的联合经营谈判重新启动了。1925年5月，双方经过谈判终于达成谅解，同年6月30日，双方签署了联合经营的协议，协议明确：联合经营的区域为苏州、松江、太仓、常州和镇江，以及浙江全省、福建全省、广东全省和香港。销售预计70万桶，启新占45%，华商占55%；超过部分二公司均分；如果销售额不足60万桶，则允许华商占60%，启新占40%；销售价格不得低于每桶2两8钱（含税价），如果遇到为了抵制其他品牌或者投标而需要特价的时候，不受协议限制。华商承诺在联营期限内不在协议区域之外销售象牌水泥。协议还规定了违约罚则，协议期限为5年，自1925年7月1日生效。

“启新”与“华商”联营协议签署之后，立刻显现了它的优越性，两个月之内，两方联手涨价两次，均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狡猾的日本人见“启新”和“华商”水泥涨价，便乘虚而入，进入华东华南市场，“启新”“华商”见状，立刻启动联营机制，为了抵制日本水泥而降价销售，取得不俗战绩，保护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启新”与“华商”的联营机制，创造了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一种先进模式，为促进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保护民族工业、抵制日货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也给“启新”与“华商”带来了不菲的销售业绩。

4 “启新”、“华商”与“中国”水泥，三强逐鹿

在“启新”与“华商”联营机制建立以前的1924年至1925年间，正是中国水泥厂开工生产的初期，由于“启新”与“华商”的竞争，水泥价格一路走低，给刚刚诞生的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销售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水泥所处的地理位置，由于江浙军阀战争接连不断，交通要道时常受阻，外面原料物资进不来，厂内的水泥出不去，生产处于困境之中，亏损严重。

1927年8月24日，北洋军阀孙传芳对国民革命军发动龙潭战役，栖霞山、龙潭被孙军占据，中国水泥厂不幸成为孙传芳的指挥所。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军展开激战，致使水泥厂主要机器设备、厂房、办公楼被炮火所毁，30日，孙军败退时，厂房被付之一炬，战后经过一年的抢修才得以恢复生产。

面对如此惨烈的市场竞争，姚锡舟的“中国水泥”该何去何从呢？日产500桶，产量低，成本高，无法与“启新”与“华商”竞争，要么停产关张，要么扩大生产决一死战。姚锡舟毕竟是敢于赔钱承建中山陵的大企业家，魄力非凡。中国水泥公司董事会决定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提高竞争力，赶超“启新”与“华商”。于是，中国水泥公司以全部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贷款100万两银子。1926年夏天，中国水泥公司兼并了正在建设的无锡水泥厂，把尚未安装的两条德国生产线运抵中国水泥在龙潭的工厂，安装投产。这是两条德国造ϕ 2.85m×60m的湿法回转窑生产线，建成投产后，水泥产量达到日产510t。这样的产量，足以对“启新”、“华商”的销售造成威胁。

有鉴于此，“华商水泥”提议将“启新”与“华商”的联营机制扩大到“启新”、“华商”和“中国”的三方联营，“启新”虽为老大，也顾虑“中国水泥”冲击马牌水泥的北方市场，于是同意。1928年8月，三厂代表开始谈判，9月24日，三方签署正式联营协议，定于1929年1月1日开始执行。但是恰好在这个时期，马牌水泥脱销，“中国水泥”见有机可乘，就开始对联营协议发难，拒不执行。

已经尝到联营甜头的“启新”和“华商”，面对“中国水泥”的出尔反尔，决定教训教训这个水泥业的小兄弟，于是“启新”与“华商”的袋装水泥大幅度降价，并且派出大量业务人员专门寻找“中国水泥”的大客户，有针对性地压价倾销。1929年春节到来之际，“中国水泥”面临年关的资金压力，“启新”与“华商”趁机进一步降价，对“中国水泥”的销售回款给予了沉重打击。

但是“中国水泥”依然顽强应战，拒不“投降”。不“投降”怎么办？继续“打击”。双方于这一年的夏天，展开了殊死决战，“马牌”水泥、“象牌”水泥同时大幅度降价，“中国水泥”的“泰山牌”水泥也不甘示弱，降价迎战，水泥价格一路狂跌，“战争”惨烈，惨烈到什么地步呢？各品牌的水泥价格都降到了原价的30%，这种竞争场面在今天是很难看到的。

可以想象，这样竞争的结果当然消费者高兴，收到实惠了啊，但是水泥厂赔钱巨大，这样的决战肯定会见出分晓的。果然，到年底，“中国水泥”终于坚持不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向“启新”与“华商”屈服了。1930年，“启新”“华商”“中国”三家水泥企业回到谈判桌上，经过艰苦谈判，1931年7月1日，三家水泥企业终于在天津签署了联营协议。为什么在天津签署协议？因为“启新”虽然工厂在唐山，其实就是一家天津企业，因为行政隶属、资金来源以及董事股东都来源于天津。

联营协议规定：河北、山东、山西、绥远、陕西、甘肃和东三省、大连、威海为启新公司的销售区域，各公司6个月的销售额比例应为“启新”185万桶，“中国”75 万桶，“华商”50 万桶。各公司按此比例销售，销售价格按照三方议定的价格，不得私自减价销售。联营事务三公司各派委员一人，组成联营管理委员会，并在上海设立联合营业所，以全体一致同意的决议管理，委员会及联合营业所的经费，由三公司按销售比例摊派，联营成立后，任何一公司非经其他公司同意，不得扩充或添加机器。如遇国内外其他公司竞争销售，则不论为和为战，三公司当共同一致进行，如有损失，应按额分担。

这个时候，这三个公司的水泥产量已经占到全国水泥产量的84%以上，三公司的联营销售，基本垄断了全国市场，控制了销售价格，从而也使各公司获利颇丰。然而三公司的联营期限仅为一年，到1932年7月，联营期届满，三方竞争又起，价格的竞争必然带来各方的利润损失。又损失了一年后，1933年4月，“启新”提出重启联营谈判，5月三公司第三次坐回到谈判桌前开始谈判，但是利益使然，始终不能达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就意味着价格竞争的继续，损失继续。直到1935年，三公司才又开始第四次联营谈判。

为什么第三次谈判不能达成协议呢？因为此时的姚锡舟又决定增加设备扩大生产了，而一旦联营协议签署，这个协议是限制各公司增加设备扩大生产的，所以，虽然三公司没有联营的情况下，价格竞争导致各方损失惨重，但是“中国水泥”依然拒不签署三方联营协议。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这个历史事件，给“中国水泥”带来了发展机遇。1928年以后，南京成为中国合法政府所在地，成为中国首都，同时也成为泰山牌水泥的销售腹地。南京各种建筑相继建设，泰山牌水泥占领了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同时“中国水泥”也就有一定能力争夺启新北方市场，按照启新的话说：“泰山牌仍蓄意捣乱，分运津汉，侵我专区，虽来货不多，而市场则因之混乱矣。”启新降价迎战，虽然有效地占据市场，使泰山牌仅销三千余桶，但是利润损失巨大。于是“启新”也将湖北大冶的“塔牌”水泥运抵南京，降价销售，在南京与“泰山牌”竞争。

南京市场的大好，使姚锡舟咬着牙又从德国买了一条ϕ3m×46m的湿法回转窑生产线，1935年该生产线建成投产，使“中国水泥”日产量达到715t，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民族水泥企业的第二大厂。

于是，应“启新”的要求，1935年开始的第四次联营谈判到了1936年，“启新”、“华商”、“中国”终于达成了第二个三公司的联营协议。

“启新”、“华商”、“中国”三个中国最大的水泥企业的竞争与联合，形成了一个三强逐鹿的历史场景，加上广东西村士敏土厂的兴建以及其与广东士敏土厂的合并，山西太原的西北洋灰厂（1935年4月建成投产，拥有一条日本产ϕ2.3m×38.1m的干法回转窑生产线，日产水泥80t，产品商标为“狮头牌”）、重庆的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9月建成投产，拥有一条丹麦产ϕ2.3/2.7m×82.4m的湿法回转窑生产线，年产水泥4.5万吨，产品商标为“川牌”），共同开创了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时期。如果说“澳门青州”、“启新”和广东士敏土厂、湖北大冶水泥厂的时期是中国水泥工业的初创时期的话，那么三强逐鹿这个时期应该算是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时期，并且，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联营，市场经济现象既惨烈又生动。

那么，下一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下一个时期，是中国水泥工业的艰难时期，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国水泥工业命运如何？中国水泥人是怎样在战争中维护工厂、维持生产、支援抗日的？请看下集《中国水泥史话（6）——袁克桓、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

参考书目：

[1]王燕谋.中国水泥发展史[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

[2]程莉.周学熙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

[5]刘振权.中国水泥厂志[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86.

[6]陈克宽,陈克俭.“洋灰陈”传略[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History of China Cement(Ⅴ)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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