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龙，武占云，周 锐，谭迎辉

（1.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上海 200433；2.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433；3.复旦大学 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空间以及事物的移动成本如何使得经济活动在一定的地域单元集聚，一直以来是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Myrdal（1957）和 Hirschman（1958）就发现由集聚力量引起的因果循环可使得发达的地区吸引更多的经济活动，从而形成空间单元经济增长的不平等，最终可形成发达的“中心”与相对不发达的“边缘”［1－2］.具体到区域层面，可表现为城市规模结构、城市等级结构及城市职能结构的空间分异.20世纪90年代，空间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机制上对Myrdal－Hirschman的“中心－边缘”理论进行了新的解释，并重拾 Marshall（1890）的外部性思想［3］，通过互为相反的集聚力（向心力）和非集聚力（离心力）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形成机制，这两种力量又分别对应着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4］.这种由规模经济产生的外部性本质上指的是空间外部性①，即强调空间结构的形成取决于空间分布个体的互动关系［4－5］，例如企业或产业在空间接近的过程中产生的空间效应.

中国目前正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对城市集聚的空间外部性效应的区域分异格局及其动力来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一种测量空间外部性的强度和广度的方法，并以中国地级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