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

走出“冰冷”与“暧昧”

留白

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题为《冰冷的知识和暧昧的自我》（载《天涯》2006年第6期），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冰冷”和“暧昧”加以揭橥和反省。事隔几年，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是在努力走出这种“冰冷”和“暧昧”的，尽管每一次都那么心力交瘁。

我是个表面温和的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世故圆滑，表现之一就是，喜欢采用多个角度看问题想问题，特别是对亲朋好友，并无所谓严格的“立场”。但这也不过是表面，骨子里，我是个子路般容易冲动的人，认死理，不善迂回，不愿受气，有时候竟会不计后果与利害地发起雷霆之怒，虎啸龙吟，事后想想，这是我的“孩子气”加“书生气”双管齐下所使然，怨不得谁。

半个月前，我打电话给菜场门口卖米的叶师傅，请他送一袋二十斤装的大米过来。和叶师傅认识也很偶然，一次从菜场出来，经过他的“摊位”（其实是路边随意摆放几袋米的一个所在），问他米价如何，没想到他说可以送货上门，从此就和他打上了交道。每次我拨通他的电话，刚说一声“叶老板”，他马上知道是我——大概没有人称他“老板”吧——连忙说：“老师，米又吃完了？我这就送来。”

这一次，送完米、付过账之后，我们又多聊了几句。他说前几天本来想找我帮忙的，因为他的“摊位”被“黑猫”（对“城管”的敬称）盯上了，他们把几袋米装上卡车不说，还要把他抓去，幸亏有几个好心的业主帮他求情，才没有被抓走，本来要罚款两百元，后来大家又帮他说话，被罚去五十元。

我说你怎么会想到找我？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次你帮老太太打抱不平的事，我们都知道。她们说去找那个老师，他会说话。

我笑了，说：那你怎么不打我电话？他说：怕你忙，没敢打搅你。你不知道，那次我都哭了。

我的心一震。这位叶师傅，苏北人，黑脸膛，络腮胡子，年纪约摸五十出头，却过早地谢顶了。他孩子在上海上大学，他就跟过来在这里贩米，算是“陪读”。本来他在菜场有个正式的摊位，可是每年租金两万多，吃不消，只好转让给别人，自己就在菜场旁边小区的铁栅栏门口“打游击”，一晃不少年头了。当这个靠自己的汗水在城市的旮旯中讨生活的汉子说他“哭了”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心里也仿佛要流泪了。我想象着叶师傅的遭遇，感同身受，不知如何安慰他。

叶师傅说的那件事倒是实情，但事后的影响我并不知晓。

那是2007年5月间，我所栖身的大学也成“百年老店”，大张旗鼓地搞起“百年校庆”。一天，我经过所住小区门口，看见一个外来民工模样的老太站在门口哭嚎，之所以说她是哭嚎，盖因声甚凄厉。我这人爱管闲事，忍不住上前问她：“怎么了？”

没想到，这一问不要紧，这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太便如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扯住我的胳膊说：“行行好吧，你一定要救我。”我吓了一跳，茫然四顾，以为中了谁设下的“局”，要不行人来去匆匆，几个门卫怎么站在那里对我似笑非笑呢。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且看“后事如何”吧。

从这老太的哭哭啼啼、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了解了事情的大概：原来老太是安徽来沪的民工，在这一带靠捡废旧物品为生，老伴儿有病在床，三个孩子也不成器，全靠她一人操劳度日。事后想想，这些话也可能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足以引起我的同情了，我催着她说下文。

她说：“俺在路上捡破烂，一不留神，就被门卫把三轮车给抢走了，现在找也找不见，求求你了先生，你帮俺把车子要回来吧，那是三百块钱买的，全家人靠它活命啊。”我回头看看那两三个门卫，他们尴尬地别过头去。门卫虽然穿着所谓“制服”，但他们也属于老百姓，有的并不是那么飞扬跋扈的。我每天走这里出入，觉得他们也还温和可亲。于是我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各位师傅，你们就把她的车子还给她吧，你看她哭得多可怜……”

我还没说完，一个师傅就说了：“车子不在我们这里，你去找警察吧。”

我说：“怎么扯上警察了？”

他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这几天校庆，警察查得紧，这车子在大路上摆着影响市容。”

我说：“她说是你们拿的，到哪里去找警察？”

他们见我不信，便指点我去小区居委会走一趟，管这个小区的“片警”在那当班。

我是个直性子，二话没说，就带着那老太去找居委会。路上听她进一步哭诉，迎面走来的人不住地向我们投来诧异的目光。这目光竟让我有些兴奋。

到了居委会，说明了情况，我请求坐在办公桌后的一个四十出头的警察，归还老太的车子。居委会一位阿姨问：“你和她什么关系？”竟有些质问的口气。

我说：“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就是看她在那哭得可怜，就带她过来了。”

那阿姨不说话了。警察却说：“她的车子被没收了！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说：“为什么啊？”他说：“现在百年校庆，她那辆破车子放那儿是不允许的！”

我一听就火了，说：“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对百年校庆都没你这么起劲——百年校庆算什么啊？百年校庆也不能不让人家吃饭哪？！”

那老太见我发火，吓坏了，说你别和他吵啊，越吵我的车子就越要不回来啦，说着竟然给警察跪下了，拉着他的衣袖作揖叩头，死乞活求。警察嫌恶地别转身，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这种嘴脸最是可憎，不论是谁，只要手里有点小权力，可以给别人设置点“路障”，一律会摆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臭面孔。

我一边拉老太起来，一边对警察说：“我只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是，你就不应该这样。”顿了一顿，又说：“她现在都给你跪下了！你就忍心看着一个老人给你下跪？她也是老百姓啊！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如果是你的亲人你会这样吗？她在这里捡破烂，等于免费打扫卫生，你不付她工资倒也算了，还要抢了她谋生的工具，这算什么为人民服务？再说了，捡破烂也是她的正当权利，宪法没有规定人不能捡破烂，你把车子没收了，等于掐住了她的脖子，她就可以在大学的正门口静坐、抗议，那就不是影响市容的问题了，到时候恐怕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说来惭愧，年轻时我练过演讲和辩论，一通大道理也算得上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最后的结果是，警察让步了（这个警察还不算太差），他打了个电话给大门口的门卫，然后让我们去拿车子。我呢，索性好事做到底，陪着老太一直到她拿到她那被锁在一间废旧仓库里的三轮车。老太对我千恩万谢，还要拿钱给我买烟。我说谢谢，我不抽烟，这事本来就是他们不对，以后再碰到这事，你不要怕，你越是软弱，就越是受欺，别忘了你有你的权利！

老太最后说的话我一直记着，她说：俺哪敢跟他们作对啊，就是敢，俺也不会说啊……

我想，叶师傅之所以想到我，可能跟老太以及大门口那些收购旧电器的民工大嫂的传播有关，而她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会说话”。

这么一个结论让我无语凝噎。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件明摆着的事，决定其性质和走向的难道仅仅是“会说”与否吗？孔子说过很多有道理的话，但有一句话我最反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不知道，这句话被多少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愚民政策”的保护伞和尚方剑。我们的宣传，学校的教育，为什么不告诉民众，你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只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承担服从管理的义务？一个时时处处处于被“管”状态的人，最后不就成了“沉默的羔羊”？可是，恰恰是这些“沉默的羔羊”，经常被剥夺尊严、人格，甚至生存的权利。为什么老太这样的老百姓永远处在“不知情”的状态？为什么他们“不会说”、“不会想”、“不会争”？当受到强权的干预甚至侵犯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只会“求”，甚至磕头作揖地“乞求”和“哀求”？

我所以能“说”，首先是我能“想”，我所以能“想”，是因为我“知情”（明理），尽管也只是部分的“知情”。对那些失去言说能力的人，谁来替他们“说”呢？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吧，在我文债累累、恨不得一天四十八小时的现在？

我坦白，因为就在昨晚，我又一次和警察和城管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从超市买东西出来，就听到一阵广播喇叭的叫嚣，只见一辆警车和两辆卡车停在路口，紧接着传来一阵十分具有威慑力的吆喝和求饶的声音，于是，许多过路的行人赶上去围观。那正好是一些外地小贩晚间摆摊做生意的地方，不用说，这又是一起“猫捉老鼠”的事件。

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去，只见七八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正在拉扯那个卖炒面的妇女的车子，妇女惊惶失措，又是讨饶，又是道歉，求他们放过这一次，下次再不敢了。围观的人有二三十人，没有人说话。我先是想息事宁人，就说，算了吧，人家老老实实做点小生意，警告一下就算了。可是没效果，他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七手八脚地上来搬东西：一桶鸡蛋被搬走了，一锅生面被搬走了，又要来搬锅灶。那妇女哭了起来，护住自己的车子，说，你们别搬了，我有病啊，指望挣点钱看病，下次我不敢了……可那些“黑猫”不依不饶，还是搬东西，拉扯之间，有的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

不知是不是条件反射，总之多年来，我经常会陷入这种“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处境中，这一次，我还是没能学聪明，又扮演了一次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我知道那被城管所管的妇女“不会说”，于是只好“替她说”——“你们态度好一点行不行？”人一着急，嗓门自然就大了：“干嘛要抢人家东西？她又没违法！”

一个城管停下来，冲我说：“谁说没违法，她违章了，当然要处罚！”

“她又不偷不抢，违什么章了！谁定的章？”我嗓门更大，潜意识里，我希望周边的人能够加入我的抗议。

另一个城管看我说话挺硬，十分滑稽地对我做了手势，说：“你证件呢？”这大概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估计对那些小贩很管用。

我马上反问：“你的证件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证件？”

那家伙又指了指自己的帽子制服，意思是我还用出示证件吗？

我火了，语言也就不够斯文，竟指着他说：“你吓唬谁啊？你以为戴大盖帽、穿制服就了不起了？我没证件，你怎么样？有本事你把我抓走？”趁他一愣神，我又加了一句：“量你也不敢！”

这样一来，几个城管围了上来，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对你们的做法看不惯。他们就说，大学的老师怎么了，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多了。这时，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说这么一句傻话：“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是不对的！否则，我就打110了！”

想不到这一说，把他们逗乐了，他们指着一个警察——由于天黑我起初没注意——说，这个就是110的！警察挺挺胸，说：“我在这儿，是我叫他们搬的，怎么说吧？”

我就冲他说：“谁给你们的权利？”

警察说：“政府！有意见你去找政府提！”

我最讨厌这副狐假虎威的嘴脸，我说：“政府怎么啦？政府也有犯错的时候。政府叫你们这么做就更不对，别忘了她也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养活了你们！”

警察说：“听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没领导管似的，你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几个也附和，好像在暗示我要告诉我们领导什么的。

“对！”我说，“你们有人管，我就没人管，怎么着？政府是老百姓养的，你说谁最大，当然是老百姓最大！”这时，我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就借题发挥，说：“你们说，这地上搞这么脏怎么办？我看你们怎么把这儿打扫干净啊！”我这个人火起来说话就不讲章法，怎么过瘾怎么说。他们被我这样的腔调噎得一愣一愣，看热闹的人也都笑了。

这样的争吵相持了大约有十几分钟，我慷慨陈词，寸土不让，要不是妻子把我劝走，城管警察无心恋战，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往前走，心里堵着一股气，不知如何抒发。因为这一次，毕竟孤掌难鸣，我虽然“说”了，可没有真正帮上忙。围观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但除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就是“敢怒不敢言”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总之，没有人为我声援几句，使我的越来越像吵架的陈词成了“街头政治”的演讲。估计在我走后不久，城管的小卡车就会满载而归。那个可怜的卖炒面的妇女，不知将怎样度过这个万家灯火的夜晚……

我想起警察城管说过的一个词——“取缔”。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取缔”意为“明令取消或禁止”。当他们使用一个权力话语的时候，似乎自己也在分享着某种权力，他们为此而自以为是，耀武扬威。殊不知，有多少不合理的制度和章程都是“明令”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却一点都不人道。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有人因为生在农村就要“低人一等”？为什么那些所谓“进城务工人员”要受到如此的歧视、盘剥和欺压？难道他们愿意过这种流寇一般的生活吗？和那些为盗、为娼、为贪、为腐者相比，这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劳动者不是更令人尊敬吗？

说穿了，他们其实就是远道而来的故乡的亲人，他们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看望我们这些被现代生活和繁华城市绑架了的“人质”！

今天早上起来，昨晚的事依然萦绕在脑海，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坐在电脑前，写下这篇文字。我承认，在写的过程中，我曾经流过泪。也许，我的“自我”仍旧是“暧昧”的，我只是在勉力抵抗那种“冰冷”。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我愿意一直抵抗下去，直到彻底走出“冰冷”和“暧昧”。仅此而已。

留白，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会评》、《书与火》、《古诗今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