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

要真正把基础性制度落在实处，关键就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改变“要煤不要命”的思维，改变“人命可以买”的理念。

频发的矿难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人们的同情心。对遇难矿工的哀悼与叹息，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甚至有麻木之感。这次平禹矿难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前几天智利大营救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善良地认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平禹矿难的结局却依然让人们无法乐观。根治矿难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难题。

应当说，我们在根治矿难方面，不是没有下工夫，不是没有想办法。但诡异的是，新出台的政策总是被时隔不久的新一起矿难证明无效或者效果不佳。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民营中小煤矿管理不善，因此推进煤矿整顿，某些煤矿大省甚至强力推进煤矿兼并。但近几年大型或特大型矿难，恰恰是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矿工生命太便宜，因此我们提高了遇难矿工的补偿标准，有的地方甚至赔付到60万。但矿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利用智障制造矿难发财”等荒唐现象。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问责不到位，因此我们推出了一把手问责制，推出“领导下井”的措施。越来越多的领导因为矿难受到免职；而已有煤矿副总工程师下井带班，同样发生矿难，并且在事故中遇难。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技术不先进，因此我们加强了安全设施设备的更新，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技术装备都被强制要求安装。可是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挽救更多的矿工生命。

我们甚至认为，矿难是因为主管部门级别不够高，难以统筹协调，因此我们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提高到正部级。可是正部级的国家安监局还是疲于应付矿难，充当救火员的角色。

还会有更多的理由解释矿难，比如中国目前还处于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阶段；比如从国际经验上说，日本也曾经历了采煤高死亡率的阶段。但不断发生的矿难却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以此为解释，只会带来一个结果：用新矿难中矿工的鲜血来证伪这些原因。

分析目前所有的矿难，可以找到若干个“如果”。在平禹矿难中，如果在22小时之前发现瓦斯浓度过高时就采取措施；如果在进行瓦斯突出处理的时候，尽快撤离矿工，那么最后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发生？

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如果”要发生，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基础性制度作支撑。例如，最基础的就是瓦斯预警制度和紧急撤离制度。矿工在井下最先感知瓦斯浓度，瓦斯监测员时刻监测瓦斯，两者对现实情况最为熟悉。所谓的基础性制度就是，两者之一在感知瓦斯浓度过高时，都有权作出紧急撤离的决策，而不是等待来自地面领导的指令。但是，就是这样最基础的制度，在很多煤矿中都不存在。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瓦斯监测员有权下达撤离命令，不需要层层申报。但是，瓦斯监测员的撤离权限早就被矿方收回了，更不要说矿工的自主撤离权。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治理矿难，领导下井不一定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重要的是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在平时毫不起眼，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关键作用。

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并不难，不存在资金或者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否愿意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却反映了一些领导人的发展理念。相当多的矿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赶产量、赶进度而忽视了安全生产。要使这些基础性制度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从追求物的增长转变为促进人的发展，真正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某种意义上，矿难是“不科学发展”的样本，甚至是“反科学发展”的样本。要真正把基础性制度落在实处，关键就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改变“要煤不要命”的思维，改变“人命是可以买”的理念。

为此，整个社会需要形成“要平安的煤产品，而不要带血的煤产品”的基本理念，由此倒逼企业转变发展导向，真正把“安全第一，生产第二”落在实处，才能使基础性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