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珍，杨思慧，胡东平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框架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中隐喻的英译策略
——以《狂人日记》和《药》为例

汪 珍，杨思慧，胡东平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鲁迅小说中隐喻颇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是翻译的难点。基于框架理论，结合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杨戴译本和莱尔译本中的隐喻翻译实例，从框架相同和相异两个角度探讨译者的隐喻英译策略。认为翻译框架相同的内容时可采用对等转换策略，对于框架相异的内容可采用移植和增补策略。

框架理论；隐喻英译；翻译策略；对等转换；移植；增补

一、框架理论、隐喻翻译及其研究的演进

Fillmore首次引入框架概念时，把它定义为能与场景的原型实例建立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1985年，他又提出框架“只是特定统一框架，或经验有机的系统化”，1992年他把框架看成“认知结构”，是一种“与某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情景相关的知识和观念”，是“某个物体或事件的典型(stereotype)”[1]。由此可见，框架开始被认为是语言概念，而后从认知上得到了重新阐释[2]。Lee则把框架看成是多维的，其中包括社会框架[3]；Taylor认为框架是“连接一个语言形式所涉及的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4]话语语言学家们则提出了社会文化框架观：即不同框架间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差异[5]。这一变异特征在概念和情境框架中都有表现，如在具体确定一个概念或者情景原型时，不同地区、民族、时代、文化和群体等方面的特点都会造成框架上的差别。当前框架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对认知语义学中一个主要分支——框架语义学研究相对较少。

隐喻翻译及其研究方面，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隐喻翻译的 7种方法。国内学者蒋跃、柯平、丁树德、毛荣贵、刘重德、魏平和徐珺等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隐喻翻译。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不同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一类为隐喻翻译与文本类型结合研究，而结合理论、译本与隐喻翻译于一体的尚属新鲜元素。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不同视角下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第二类文本结合型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有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然而这些限定只是停留在模糊的、宏观的说明上，具体如何限定，条件和状况非常复杂，它们都没能够给予系统化[6]。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为隐喻翻译系统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从框架理论来看，翻译可以看作是源语篇章(source text)向目的语篇章(target text)的映射，是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活动或关系[7]。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二领域隐喻模式建构了翻译中的基本框架；相异性则易造成框架错位，映射到语言表层，便会产生表达或者理解失误，造成交际受阻理解失误[8]。因此，框架理论对于翻译策略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有利于更好地达成翻译和谐的目标。

传统翻译理论对隐喻的翻译研究多以修辞为取向，把隐喻的翻译视为修辞层面的语际转换。认知语言学从译者思维层面入手，为隐喻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开始探索认知角度的隐喻翻译，为笔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于国内文本类型的隐喻翻译研究，则多集中于《围城》、《红楼梦》、《诗经》和部分诗歌，对鲁迅作品的译作研究很少，而且在少有的研究中也多忽视了鲁迅作品中隐喻的英译研究。即使一些学者对其作品的译作进行研究时，也仅仅专注于其隐喻内涵的探析，针对其翻译的难点——小说中隐喻的翻译研究更为鲜见。

为了帮助国外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的作品，笔者从框架相同和相异两个角度出发，包括动物隐喻、情感隐喻、身体隐喻三个层面，探索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药》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莱尔译本中对文化框架相同的文本所采取的隐喻翻译策略——对等转换；从颜色隐喻、“笑”的隐喻角度，探索《狂人日记》和《药》的三种译本中框架相异时的隐喻翻译策略——移植和增补。

二、框架相同时隐喻翻译的对等转换

根据框架理论，认知框架是记忆中适于表达客观现实的知识构架，是框架内各构成成分相互起协调作用的网络。语言信息的传递与意义的激发主要依赖于认知框架，而语言表达式则是激活认知框架的触发器或认知框架的支撑点[9]。因此，翻译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需要找到能够激活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的语言表达式。

费尔默将这种认知框架分为两类：先天框架和习得框架。一般说来，先天框架基本是相同或类似的。基于类似的语义框架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交际需要突显框架内的某一语义成分(Croft&Cruse)，因而可以采用对等转换，以此激活相同的框架概念。笔者从《狂人日记》和《药》中选取一定数量的例句，从动物隐喻、情感隐喻、身体隐喻三个角度浅析译作的翻译策略。

例1）原文：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狂人日记》p24）

杨译：When I weat into the study，they locked me in as if cooping up a chicken or a duck.

莱译：After he got me into the study，Old Fifth Chen bolted the door from the outside— just the way you would pen up a chicken or a duck!

例2）原文：狮子式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狂人日记》p34）

杨译：The fierceness of a lion，the timidity of a rabbit，the craftiness of a fox…

莱译：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

例3）原文：“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狂人日记》P36）

杨译：Hyenas are related to wolves， wolves belong to the caninespecies.The other day the Zhaos’dog eyed me several times.

莱译：The hai-yi-na is kin to the wolf.The wolf’s a relative of the dog， and just a few days ago the Zhao family dog gave me a funny look.

例4）原文：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药》p86）

杨译：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so he gave him a couple of slaps.

莱译：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that kinda stuff.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 right across the mouth!

从字面意思来看，鸡鸭、狮子、兔子、狐狸、狼、狗等动物在人类思维中拥有同样的基本概念域，在读者的视域中激活的是同样的语义框架，因而译者均采取了对等转换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喻体形象，直观明了。而从句子结构上看，例2）中杨译采用与原文对应的“的”字式名词短语结构，莱译用的是“as…as”的省略结构，并进行了词性转换：由名词转为形容词并列句式。这实际上反映了英语的句式特点：动词式结构居多，因而莱尔在其原有的英文思维模式中按英文句式的框架选择了归化翻译。但两位译者均把句子的“焦点”进行了位移，因而给予了比原文更多的凸显，这符合鲁迅先生的创作意图。而例3）中，鲁迅先生的“老虎”暗指刽子手们的残酷无情，莱译中进行了替换，译成“说那种话在伤口上撒盐”，丧失了“老虎”的隐喻义，造成源概念和目标语概念的映射错位，因而偏离了翻译忠实的方向。而此例中杨译对动物隐喻采用的对等转换，可丰富目的语的隐喻概念，是合适的翻译策略。但如果是文化框架相异的动物隐喻，如“龙”、“猫头鹰”等则另当别论。同一种动物在不同语言中隐含的文化特征，单凭对等转换时不能全面涵盖的，需进行补充说明，如“狗”的深层次概念中英是有着区别的。中国有“走狗”、“狼心狗肺”、“人模狗样”、“狗仗人势”等贬义词，映射的目的域有帮凶之意，而西方的“狗”多为忠诚，人类的好伙伴之意。如何求同存异，达成翻译和谐，在框架相异部分将详细探讨。

例5）原文：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狂人日记》p46）

杨译：They would never be willing to change their stand，and their plans were all laid: they had labelled me a madman.

莱译：but they’re already setting me up for their next cannibalistic feast by labeling me a “madman”.

例6）原文：“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药》p88)

杨译：“Sorry for Red-eye—— crazy! He must have been crazy!”

莱译：“Ah-yi was pitiful-crazy talk! That’s just plain crazy talk!”

例5）中“疯子的名目”及例6）中“发了疯了”，两位译者的翻译选词均是一致的，都采用了“madman”和“crazy”。这源于疯狂、疯癫在文学作品中常被作为社会文化隐喻的载体使用，构成了中西同样的情感隐喻框架。如尼采认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疯狂(Wahnsinn)为新思想开辟道路，打破古老习惯和迷信的成规”[10]；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事物本身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属性、标志和隐喻，以致最终丧失了自身的形式。”[11]由此可见“疯癫”惊异地表现为一种对规范的逾越，对现存文化秩序的抗争。在鲁迅的作品中，“疯狂”暗喻着一种受难和挣脱，喻示着社会中真正的“清醒者”。 这种出于集体的意愿对“疯狂”行为所潜在的危险性的消解，恰恰预示着启蒙者的孤军奋战及其必然的悲剧性结局。因此，在意识到历史就是吃人、自己正在被吃的“狂人”身上，在志在解放民众、民众却用他的血作为医治病痛之“药”的夏瑜身上，在要吹熄“长明灯”的疯子身上，在一切追求改革与进步的不被人理解的革命人士的身上，在鲁迅的身上，都烙有“疯狂”的印记，他们忍受着冷漠与不被理解的斥责，依然期望革命的前行。思想革命启蒙者的这种生存困境，正喻示着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悲剧性命运的思考。鲁迅作品中诸如此类“疯狂”的情感隐喻因可激活相同或类似的框架语义，并连接成一个格式塔整体，为读者的深层理解及译者的翻译提供了可能。

例7）原文：“这几天是退一步想:”（《狂人日记》）

杨译：These few days I have been thinking again:

莱译： During the past few days I’ve taken a step back in my thinking.

在中国，早已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说法，因而激活的是作出让步的概念。基于身体隐喻的共同框架，西方读者读到“take a step back”，也是能够理解这一基本含义的，因而此处莱译的直译较杨译更为传神达意，且丰富了不同语言的隐喻概念。

例8）原文：“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药》p88）

杨译：“Red-eye is a good boxer.Those slaps must have hurt!”

莱译：“When it comes to using a club or a fist，Elder Brother Ah-yi is a trained expert.I’ll bet the Xia lad really knew he’d been hit.”

此例中“好拳棒”是通指，隐射“义哥”功夫厉害，并非专指他很会使用棍棒和拳术，杨译为对等转换形象，译出了隐喻义，而莱译因为理解有误，译成“当使用棍棒拳头时，他是训练有素的专家”，虽然字面意思对等，但隐喻映射域范围有所偏差。

例9）原文：“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药》p88）

杨译：“The rotter was not afraid of being beaten.He even said how sorry he was.”

莱译：“Getting’hit didn’t faze that punk one little bit.His only come-back was to say，‘pitiful，pitiful.’”

“贱骨头”是中国人特有的骂人的隐喻，指不自重或不知好歹的人。关于“骨”有很多与人的品性相关的成语，如铮铮铁骨、奴颜媚骨、脱胎换骨、仙风道骨、柔情侠骨等等。此例中“贱骨头”是驼背对牺牲的革命者夏瑜的侮辱和不解，也是作者的一种反讽和隐喻。杨译中的“rotter”无赖，莱译中的“punk”年少无知，笔者认为都未能有效地传达作者的隐喻义，不如直接对等转换译为“contemptible character”。因为“骨头”除了可译为“bone”，还可对应译为人物或品性“character”，如此更能隐示民众的愚昧无知和革命的悲剧性结局。

例10）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药》P86）

杨译：Red-eye knew he had only an old mother at home，but had neverimagined he was so poor.He couldn’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 angry；

莱译：Redeye knew right from the start there was no one in the kid’s family except his old mother，but he never imagined hi could be that poor-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 copper out of him.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right?

此例中“红眼睛”指的是刽子手阿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指整体，也可说是转喻[12]，直接转换为“Redeye”。这种身体隐喻或转喻在鲁迅作品中常用到，如“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红鼻子老拱”等人物杨译和莱译中均翻译成：Greybeard、hunchback、Red-nosed Gong，译者都采用了对等转换，形意具备。而此中的第二处身体隐喻“气破肚皮”，两位译者均采取了意译，进行了转换，从而导致原文意蕴的损失。

“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但映射不是任意的，它根植于人体、人的日常经验及知识。”这一点正是 Lakoff等人把概念隐喻理论置于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原因[13]。人与人之间在经验、社会文化地位和民族文化属性方面的距离越是接近，他们在认知框架体系方面的差异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认知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人对同一表述的接收与理解程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同一个表述在不同人的记忆中激活了并不完全相同的框架[9]。这种框架方面的差异在翻译这种跨语言交际中则表现为不同的译者和读者对于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这是译者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时需关注之处。

三、框架相异时隐喻翻译的移植、增补

不同语言间框架的相似性使隐喻翻译具有了可译性，也为翻译的概念映射提供了基础。但是异和同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通常不同语言间的“异”更为突出，因而翻译在矛盾中常入困境。作为译者，需找到两者的相似点，寻求 “和谐的翻译”。因此，翻译过程是译者将原文空间与译者空间进行创造性整合的过程。而不同框架激活不同情景，如果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的经验及固有知识结构不一致，即框架相异，则所激活的情景就会不一致或大相径庭。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拥有丰富多彩的隐喻；二者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如生态环境、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等差异）使它们拥有的框架可能各不相同，给隐喻翻译造成了许多障碍，从而导致了译本中常有源语信息隐含或丢失的现象。作为译者，在文化框架相异时，如何更好地传递原文信息，做到翻译的“信、达、雅”，更具有挑战性，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下面拟从颜色隐喻、笑的隐喻两个角度对隐喻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1)颜色隐喻。颜色隐喻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民族文化认知体验，其颜色框架语义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异同。各民族对于基本视觉域的色彩区分是对等的，但是对于颜色中隐喻的情感和文化背景是迥异的[14]，因而翻译时我们不能仅仅采取对等转换策略，还需考虑作者、译者和读者隐喻思维的异同，而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下文中笔者选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中的红色、青色为例进行浅析。

例11）原文：“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狂人日记》p40）

杨译：“and you can see it written all over the books，in fresh red ink.”

莱译: “And it’s written in all the books，too，written in bright red blood!”

例12）原文：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药》P74）

杨译：while in the other he held a roll or steamed bread，from which crimson drops were dripping to the ground.

莱译：In the other hand he holds a bright red mantou，its color drip-drip-dripping to the ground.

例11）中“通红崭新”应该指“吃人”的血淋淋的事实，并非是红墨水写就，而是用鲜血写成，因而杨译似乎有误导。在英语中“红色/red”是建立在“血液”(blood)的颜色基础上的，有危险、恐惧之意，如Jane Eyre里的red house(恐怖之屋)，red alert(紧急警报)等。而中文的“红色”有喜庆、富贵、幸福之意。汉英语言中对“红色”隐喻的理解经常容易错位，如广为人知的《红楼梦》Hawkes译本就采用归化策略，将“红”转换为英语中的“green”和“gold”而备受争议。此处两位译者都一致选择“red”，是符合原作中“暴力、血腥”之意的。可以说是将英文的“red”概念域进行了移植，正好吻合。且莱译同时采用了增补策略：补充了隐喻的“blood”一词，更符合鲁迅原作的概念域。而例12）中杨译为“crimson”，意为深红色，带有“血腥”之意，也是可以的。但后文“一点一点的往下滴”，杨译不如莱译传神。而莱译的“那红的”译为“its color”也未能凸显红色的血滴。笔者以为增补译为：“the red blood”更为适宜。

例13）原文：“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狂人日记》p24）

杨译： Then all those long-toothed people with livid faces began to hoot with laughter.

莱译：That’s when that ghastly crew of people，with their green faces and protruding fangs，began to roar with laughter.

例14）原文：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狂人日记》p22）

杨译：and the look in their eyes was just like that in Mr.Zhao’s while their faces too were ghastly pale.

莱译：The expressions in their eyes were just like the Venerable Old Zhao’s， and their faces were iron gray.

青色，汉语中对应的基本层次范畴应是“深蓝、靛蓝”色。例13）中杨译为“livid”，意思是接近的，而莱译试图在框架相异时寻求相应的喻体形象进行翻译，翻释成“green”，源于西方万圣节的“鬼”都是涂成绿色的面孔。但“青色”在中国喻示着冷酷无情，恐怖，而“绿色”在中西文化中都象征生命、青春和希望。如英语中“in the green wood”指青春妙龄时期，“keep memory green”指记忆犹新，中国的“绿色的田野”象征着收获的希望，“绿叶成荫”指女子已生儿育女[15]。另外，汉语的绿色还可指生气的时候，如“气的脸都绿了”，而英语中绿色可象征幼稚和嫉妒，却没有原文中映射的“恐怖，冷酷”之意。因而例13）的青色莱译不甚恰当。例14）中莱译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直接对应译为“iron gray”，凸显了“iron”基本概念域的冷酷、冰冷之感，与鲁迅小说中人物意象吻合，较杨译的“ghastly pale”从认知框架视角来看是略胜一筹。

颜色隐喻内涵丰富，属于社会隐喻，大部分时候只能通过语义转换部分再现其含义，无法完全移植，此时就需要我们同时实施增补策略，以弥补文化差异，尽量使读者靠近原作。策略的选择同时会反映译者的文化取向。因此，译者有必要对两种文化的底蕴都有所了解，才能缩小隐喻翻译的差距。

(2)“笑”的隐喻。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笑声颇多，有“大笑”、“冷笑”、“哄笑”、“抿着嘴笑”、“笑嘻嘻”、“呜呜咽咽的笑”等(表1)，但大多让人毛骨悚然，心生恐惧。由于此类词语较多，无法一一分析，文章中笔者只选取了几例进行比较，以初略了解译作者的翻译策略。

例11）原文：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狂人日记》p22)

杨译：The fiercest among them grinned at me;whereupon I shivered from head to foot.

莱译：The meanest looking one of all spread his lips out wide and actually smiled at me! A shiver ran from the top of my head clear down to the tips of my toes.

此例中的“笑”让“我”“从头直冷到脚跟”，可见莱译中的“smile”(微笑、喜悦)是绝不合原作之意，从情感隐喻上形成了“热”的错觉，刚好与作者的“冷”意相对。杨译的“grin”有龇牙咧嘴之意，刚好吻合此人的形象。此处的形象移植较对等翻译更为贴切。

例12）原文：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狂人日记》p26）

杨译：I realize all the poison in their speech，all the daggers in their laughter.

莱译：Those words were poison! That laughter，a knife!

中国早有“笑里藏刀”之说，喻指对人外表和气，实则阴险毒辣。“他”指的是前文那伙青面獠牙的人和佃户，因此该译为复数，莱译此处“a knife”有些不妥。而英语中也有“The bait hides the hook”一说，与此句隐喻义是接近的，笔者以为翻译时不如移植此句，从认知框架角度看更易让国外读者接受。

例13）原文：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狂人日记》p28)

杨译：All these words written in the book，all the words spoken by our tenant，eye me quizzically with an enigmatic smile.

莱译：The words written in the history book， the things the tenant farmer said — all of it began to stare at me with hideous eyes， began to snarl and growl at me from behind bared teeth!

此例杨译“eye”没有莱译中“stare”传神，且莱译中增补了“began to snarl and growl at me from behind bared teeth”，以此帮助读者理解下文的“他们想要吃我了”。但不知何故莱尔却把最重要的“笑”字漏译了，笔者认为此处的笑是不能省译的。

例14）原文：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狂人日记》p32）

杨译：I couldn’t help it，I nearly split my sides，I was so amused.I knew that this laughter voiced courage and integrity.

莱译： I couldn’t hold it in any longer and let out a good loud laugh.Now that really felt good.I knew in my heart of hearts that my laughter was packed with courage and righteousness.

相对于前文中让人压抑、恐惧的笑，“狂人”的笑反而让人有解脱之感。相对于其他阴冷虚伪、充溢着吃人心思的假笑，读者感觉这才是真正爽朗的笑声，确是充满了义勇和正气。杨译的用词更形象，如“split my sides”、“amused”，更吻合国外读者的文化框架意识，因而更有利于表现鲁迅先生作品中丰富的笑声。

尽管杨译和戴译在表现方式上有所区别，但相同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对“笑”的翻译都加入了较多的情感词进行增补，更好地凸显了不同的笑的隐含义。两者相比较，莱尔的译本中“笑”声较为单调，且出现部分省译，对比原作可说形成了一定的信息缺失，使读者无法完整地理解原作者要提供的信息。笔者以为，中英文的“笑”并不对等，因而不能完全对等转换，翻译时需使用移植或增补策略。在中文“笑”是通过附加别的形容词或短语而获得其他的情感意义，而英文中对应的“笑”有很多种，本身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如：jeer(嘲笑)、risible(可笑的)、joke(笑话)、mock(嘲笑)、sneer(嗤笑)、grin(咧嘴一笑)等，译者完全可根据具体情况移植选用。如文中的“哄笑”不如移植英文中“guffaw”(哄笑，一般指不高尚的)、“冷笑”译为“sneer”等更为合意。

表1 《狂人日记》“笑”的英译对比

由此可见，造成译文不同的原因就在于译者翻译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固有思维及文化框架的影响，因而对文本的理解了产生差异，甚或导致误译。对于相同的语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在大脑中会激活不同的语义框架，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语义框架的差别给隐喻翻译提出了难题，利用移植和增补这一策略有助于读者建立类似的框架语义概念，从而有助于理解原作意图。

通过概念域映射的移植把负载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移植到目的语，就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形式。因此，概念域映射的移植不仅是处理蕴涵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移植进原语文化还可以丰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16]，并起到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同民族有着共同的生理基础和相似的认知方式，从理论上来讲，运用概念域映射的移植方法翻译负载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也是可行的[17]。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保持小说主题隐喻意象的连贯其本质是维持小说的隐喻连贯[18]。小说的作者所创造的文本空间可以说是一个体现某种文化价值的微型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小说的创作者通过某种主题意象建构了一个基本的概念隐喻系统。用来传达作者文化观念和意识的具体隐喻意象，应该与这个概念隐喻系统的结构保持一致。为了有效地实现作者的意图，译者必须和作者一样，尽力维持这一个隐喻系统结构，即保持具体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的一致性[19]。

图1 隐喻翻译策略示意图

因此，译者需理解原文，了解原作的背景和作者的意图，形成与原作契合的隐喻框架，然后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框架预测读者可能产生的歧义，从而根据语境，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进行弥补。译者在框架相同时，可采用对等转换策略[20]。而在框架相异时，应在不破坏源语含义的情况下，根据目标语表达习惯和结构的需要，大胆地移植或增补一些目标语中常见的喻体形象，以增加译文的生动性，同时也可以使处于不同框架下的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对同一个隐喻激活相似的概念，从而获得相同的理解(图1)。

四、结语

笔者以鲁迅作品《狂人日记》、《药》中的隐喻为例，对框架语义理论下的文学作品隐喻翻译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正确认识了译者在翻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翻译策略选择的理论依据。鉴于鲁迅作品的丰富性，今后需不断拓展相关研究，如如何利用心理空间理论深层阐释翻译过程，用框架理论探析鲁迅作品中的转喻，鲁迅作品中隐转喻的关系等，值得从认知和文化的范畴继续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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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T-based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Luxun’s metaphor——take English versions of A Madman′s Diary and Medicine as example

WANG Zhen，YANG Si-hui，HU Dong-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Lu Xun's novels are full of metaphors and contain rich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but the metaphors are also th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is limited now.Based on the Frame Theory and combinded with the example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Lu Xun´s A Madman′s Diary and Medicine, this paper aims to activate the TL readers´ cognitive frame properly, and researches on the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en frames are similar or different.The paper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equivalent shift when the frames are similar，and the strategies of transplant and supplement when the frames are different.

Frame Theory; metaphor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quivalent shift;transplant; supplement

H315.9

A

1009-2013(2010)01-0087-08

2009-09-25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湘教通2008263)

汪 珍(1979—)，女，湖南衡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