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传忠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中新社原驻美记者麦子最近写了篇文章，披露了音乐大师马思聪未能回国的详情。

周恩来总理曾把“马思聪50多岁了还逃亡国外”视为“深感遗憾”之事，表示“我很难过”。马思聪在1985年获得平反之后，也公开表达了他回国的愿望，他当面对麦子说：“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事和学生，看看我的亲戚朋友。”他甚至浪漫地想“到喜马拉雅山顶拉琴”。

但是，直到1987年5月20日去世，马思聪终于未能回国，成为他和我们大家的共同遗憾。为什么未能成行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件事，即一部作品的发表，使他难以成行，给他制造了更加巨大的心理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马思聪平反不久，大陆某作家发表了传记文学作品《思乡曲——马思聪传》，作者既没有亲身采访传主，也没有对马客居海外的生活深入了解，便想当然地写出了“马思聪住在老人公寓，门可罗雀，晚景凄凉……”之类的内容。这些字句深深刺痛了马思聪的自尊心，他用红笔把这些字句画上圈圈，并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把我写成这样，我还有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吗？”

这样的后果可能传记的作者始料未及。他或许是一片好心，巴望着马思聪早早脱离海外的“困境”，回到祖国的怀抱。实际情况是：马先生在费城住的是豪华公寓，他耗时四年多写成的《晚霞》在台湾演出颇受欢迎，世界各地他的知音和崇拜者都在关注着他……说“晚景凄凉”是有违事实的。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一段时间里，一提起西方世界，就是穷困、潦倒，就是水深火热，虽然已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人仍未从这些认识的阴影里走出，有些人早已形成的逻辑：你既然“爱国”，那一定是因为外国不好，你在那里生活得不好，否则，你在外面心想事成，一切顺利，又怎么会惦念祖国，甚至还想回来呢？

殊不知，这里再一次反映出某些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知。记得文革中，一些背叛了自己剥削的反动的阶级或家庭的革命者，几乎统统被打成“叛徒”、“特务”，至少也是“走资派”。什么原因呢？——“你放着高官厚实禄不要，优裕快乐不享，偏偏往延安往解放区往革命队伍跑，专吃那个苦，为什么？没有见不得人的动机，可能吗？”

这些人忘了，真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又怎么会把物质享受看得那么重呢？马先生当年不顾生命危险从文革的罗网中脱逃，为的是追求真理；今天，国家变了，决心把自己一片赤诚之心仍旧交回自己的祖国母亲，不也正是真理在支持着他吗？如果连自己的处境，祖国也不了解；如果把我回国只视作在外混不下去，那他是的确没有这个脸面的。

如今，传记文学的大潮正在涌动，传记回忆录、纪实报告、包括档案与史料整理，都在与日俱增，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就更应该看重作品的质量，把好作品的质量关。实事求是是纪传文学的生命。任何的杜撰、虚构，包括“想当然”，都是绝对有害的。纪传文学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真人真事不允许“想当然”地虚构。不论是对人物，还是对事件，一切“无知”都应设法弥补，比“无知”更可怕的“偏见”则更应纠正、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