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恩全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原名《周口师专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自1997年创办“韩愈研究”栏目以来,已经走过了10余年的历程。10多年来,《学报》与韩愈研究会、韩愈研究会成员以及全国的韩愈研究者一道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我们有必要加以总结,发扬优势,摒弃不足,使“韩愈研究”专栏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特色栏目,继续带动《学报》的整体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全国的韩愈研究者。

一

首先,本文从CN KI数据库中以“韩愈”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出每年发表的韩愈研究论文总数量(简称“总量”),和《学报》“韩愈研究”专栏发表的论文数量作出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1997-2008年全国发表的韩愈研究论文与《学报》的比较

从1997年至2008年,学界公开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韩愈研究论文共有783篇,平均每年发表65.25篇,而1997年之前,学界每年发表论文数(亦以CN KI数据库检索)如表2所示。

表2 1979-1996年全国发表的韩愈研究论文

从1979到1996年,公开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论文是369篇,平均每年20.5篇,可见数量上韩愈研究从1997年开始大幅度提升。李乔在《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一文中曾经指出,韩愈“研究会的成立无疑对韩愈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使得此后几年韩愈研究论文数量持续增长”[1]10。隶属于唐代文学研究会的韩愈研究会1992年成立,是经过几年发展后才促使韩愈研究论文数量上有了大幅度提高的,而正是在1996年汕头全国韩愈学术研讨会上,《学报》提出设立“韩愈研究”专栏,1997年,韩愈研究论文突然间增加了60%,可见不仅韩愈研究会的成立对韩愈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报》对韩愈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1997年到2008年,有关韩愈研究共发表论文783篇,其中,《学报》发表了135篇,占总数的17%,而发表论文数占20%以上的年份就有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3年,只有2008年所占比例为9.8%。李乔《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一文说:尤其是《学报》发表的韩愈研究论文“远远超出其他期刊,占了所有相关论文的11.1%”,李乔是把1991年到1996年的韩愈研究论文统计在内的。如果说“《学报》、《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中州学刊》等期刊……是韩愈研究的核心期刊”的话,《学报》就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正如李乔所说,《学报》是“韩愈研究的重要阵地,为推动韩愈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1]10-11。

二

《学报》作为韩愈研究的重要阵地,所取得的成绩与韩愈研究会及海内外韩愈研究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1997年到2008年,《学报》“韩愈研究”专栏共发表论文135篇,其中发表2篇以上的专家学者,如表3所示。

表3 1997-2008年《学报》“韩愈研究”重要作者

这19位专家学者共撰写了75篇论文,占“韩愈研究”专栏刊发论文总量的55.6%,可以说这19位专家学者就是《学报》“韩愈研究”专栏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张清华和刘真伦,共发表23篇论文,占总数的17%,如果再加上卞孝萱、吴振华、杨友庭、何锡光,这些发表5篇以上论文的学者,他们共发表45篇论文,占总数的33.3%。可以说,这6位先生就是《学报》“韩愈研究”专栏的核心力量,而张清华和刘真伦就是这支队伍的学术带头人。

在这些单位中,要么有一位高产学者,如河南省社科院的张清华、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真伦、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厦门大学的杨友庭、华南师范大学的陈新璋、西南师范大学的何锡光、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振华、惠州学院的杨子怡;要么有雄厚的群体力量,如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要么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如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学报》所刊发韩愈研究论文,以作者所属单位统计,发表4篇以上的单位,如表4所示。

表4 《学报》刊发韩愈研究论文作者单位

三

《学报》“韩愈研究”专栏有一些突出的特点:一是和韩愈研究会联系密切,及时发布和总结韩愈研究学术信息;二是地方色彩突出;三是在韩集版本,韩愈家世、生平,韩愈诗歌、散文等研究成果传播方面有较为突出的成绩。

《学报》和韩愈研究会联系密切,总是及时地反映学会的学术活动。1996年12月,汕头全国韩愈学术研讨会召开,《学报》在1997年第1期就发布了卞孝萱的开幕词和阎琦的闭幕词。1997年4月,孟州市为了纪念1992年孟县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5周年,成立了“中国孟州韩愈研究中心”,《学报》在1997年第2期就发布了通告。2005年8月,广东阳山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韩愈离任阳山1200周年纪念会召开,《学报》于2005年第6期刊发了卞孝萱的开幕词和张清华的闭幕词。2006年10月15日到18日,韩愈研究会承办的孟州“韩愈文化论坛”召开,《学报》于2006年第6期就发布了通告。并且每次韩愈研究会召开,都会展示出一批最新的学术成果(如1996年是70余篇论文,2004年是近50篇论文,2005年是50多篇),也会有一些成果发表在《学报》“韩愈研究”专栏,如2004年孟州韩愈研究会召开之后,《学报》2005年第1、3期就有4篇提交会议的论文发表,2005年阳山韩愈研究会召开后,《学报》也发表了4篇提交会议的论文。不仅是论文,《学报》还及时发表一些最新的重要著作评论。如1996年7月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报》1997年第1期马上发表了王锦厚、曾绍仪的论文《〈韩愈全集校注〉的学术特点》;2003年11月,张清华《韩愈大传》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学报》2004年就发表了任晖的《读张清华先生〈韩愈大传〉》;2004年6月,韩愈研究的重要著作,刘真伦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报》发表了胡阿祥的《文献学研究中的学术史意识——评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和毕宝魁的《韩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评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2000年前后,总结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展望未来,成为一种潮流。《学报》“韩愈研究”专栏先后发表了5篇论文,陈新璋《唐代的韩愈研究》、赵永健《韩愈研究论著索引》、张忠纲《新时期大陆韩愈研究述评》、郝润华《九十年代日本韩愈研究概说》、兵界勇《台湾地区50年韩愈研究概况》等文章,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所以,《学报》是了解韩愈研究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

《学报》“韩愈研究”专栏的“地方”色彩,是由韩愈研究会的主办方所决定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唐代文学研究会韩愈研究会与地方政府联办的,如1996年韩愈研究会是与汕头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2004年阳山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与广东阳山县政府联合主办,2006年韩愈文化论坛是与河南孟州市政府主办。所以每次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一批“韩愈与孟州、阳山、潮州”的成果出现,也标志着韩愈研究的深入。2000年7月,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荒佃庄乡韩营村发现了《韩氏家谱》,韩愈是河北昌黎人的说法迅即见诸报端,董宝瑞的《昌黎〈韩氏家谱〉辨析》和尚振明、尚彩凤的《对昌黎〈韩氏家谱〉的考察和朝阳是韩愈郡望的确认》对之都进行了辨析。董宝瑞文认为昌黎《韩氏家谱》可能始修于明朝崇祯末年,“并不像某些新闻记者所匆忙报道的那样,为证明'韩愈确系昌黎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但确实为考察和研究韩愈后代的情况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2]21。尚文则力证昌黎《韩氏家谱》“'无稽'的东西不少,拼凑的东西也不少”[3]23。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注释《师说》时也说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张清华《韩愈先祖占籍迁徙流变与韩愈里籍考》进行了辨误。而韩愈与潮州、阳山,《学报》共发表了13篇论文,尤以韩愈与潮州为重,共有10篇文章。其中陈新璋《韩愈在阳山心态分析与文学评价》、刘真伦《五〈原〉的创作与道统的确立——兼论韩愈阳山之贬与文风之变》、吴在庆《韩愈在潮州的思想与心态考论》、杨子怡《戚戚怨嗟与安土忘怀——韩愈苏轼岭表处穷及其人格意识比较谈》最为出色。陈文认为:“韩愈贬谪阳山之后,在反思半生历程中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对仕途坎坷有初步的心理准备,对被贬原因的思索,呈现一种隐秘心态;面对阳山现实,他委屈、恐惧,但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对于未来,他有归隐之言,是官场集体潜意识的表现。他在阳山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对阳山景观的描写令人称绝,对人物传叙事诗和排律创作进行尝试,韩愈在阳山的文学实践是他最高层次心理需求的表现。”[4]4刘真伦认为贬谪阳山使韩愈对社会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冷静的思考,儒学传承统绪的理论也由此趋于成熟,“由愤激趋于平和,是贬谪阳山之后韩愈文风转变的突出特征”,“由平实趋于怪奇,是贬阳之后韩愈文风转变的又一特征”[5]4-5。吴文以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为中心,分析了韩愈贬潮州后,思想心态的一次变化,“如他已认识到他上《论佛骨表》时未兔太狂妄戆愚,不识礼度,承认有罪;在潮州时,他确实惧死于潮州而不能生还,渴望早些被赦回朝;但即使如此,韩愈仍然具有为民兴利除弊,责躬护民,崇尚儒学,以德礼教化人民,反刘一佛释的思想”[6]1。杨文则以非常精美的语言比较了苏轼和韩愈:“韩愈苏轼岭表处穷殊异:愈贬潮州,披述艰辛,戚戚怨嗟。卵巢之忧,丘首之叹,时见于诗,韩愈执于情者也。执于情,故入而不出,往不知返。晨趋丹陛,唯知有君;夕贬南荒,心存魏阙。故孤臣危泣,哀感君父,图异日之鹏举也。韩愈执于儒者矣。苏轼居惠,安土忘怀,随缘自适,深于哀乐而不滞,催于忧患能自遣,入而能出,往而知返,尊儒而不执于儒者矣。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其苏轼之谓欤?然轼终不改尊儒之初衷焉。愈求哀君父,有所待焉;轼潇散度日,以观变焉。故愈之与轼,处穷虽异,归儒则一矣。”[7]4对韩愈研究的深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江西宜春没有成为韩愈研究会的一员,韩愈研究仍然薄弱。2009年潮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基本确定下届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江西宜春召开,我们期待韩愈与宜春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学报》在韩集版本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刘真伦是典型代表。“韩愈研究”专栏发表了7篇韩集版本研究论文,除常思春先生《谈韩愈集传本及校理》、岳珍《〈王子思诗话〉辑考》外,其他5篇都是刘真伦的论文。《南宋闽本〈昌黎先生集〉考述》从保存在北京图书馆清翁同书残卷《昌黎先生集》的刻工、避讳、编次及文字特点考订此书残卷为南宋孝宗间闽刻本,“刊刻年代在方崧卿《韩集举正》之后,朱熹《考异》之前”,“此本文字曾被朱熹大量采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8]6。《韩集五百家注引书考》一、二、三、四对魏仲举五百家注征引的唐宋典籍(84家魏本卷首“诸儒名氏”,89家魏本卷首“诸儒名氏”未载者)进行了考察,和《南宋闽本〈昌黎先生集〉考述》一样都代表了韩集版本研究的高水平。

韩愈家世生平研究,《学报》也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卞孝萱《韩愈生母之谜》、曾楚楠《柳枝绛桃辨》和张清华《韩会与郑夫人考》《韩愈家世考:韩湘考》是代表作。卞文一发表就引起了学界重视,文章从韩愈对韩会的称呼判定韩愈与韩会不是一母所生,通过对韩愈生母两种猜测的辨析得出韩愈是庶出的结论,显示出卞先生高超的见识。曾文对韩愈两首诗(《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镇州初归》:“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本身的辨析,指出韩愈有柳枝绛桃两个侍妾是因这两首诗而附会出的错误认识,解决了韩愈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张清华是韩愈家世研究用力颇多、成果喜人的学者,《韩会与郑夫人考》《韩愈家世考:韩湘考》是韩愈家世考系列论文中的两篇,考察了韩会与郑夫人、韩湘的生平事迹,对韩愈家世的认识无疑是一种深化。

韩愈思想研究,“韩愈研究”专栏发表了12篇文章,以刘真伦《韩愈“尊君诛民”评议》《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天人关系理论的现代诠释》、卞孝萱《韩愈的经济观》和李菁《从〈原道〉到〈论变盐法事宜状〉——试析韩愈“四民并重,各得其所”的社会经济思想》为代表。刘真伦的文章指出韩愈“尊君诛民”说除了等级制的成分需要批判外,也包含了一些正面因素。指出韩愈的“尊君”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值得注意:“其一,对君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思考;其二,强化中央集权;其三,用社会职责规范君权;其四,为君权设定限界。”接着指出前人对“诛”字“责罚”意义的误解,反而“体现了韩愈对'民焉而不事其事'的社会蠢虫的高度警觉,体现了韩愈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危机洞察力。这样看来,韩愈的'诛民'思想,即便是在今天也还不失其借鉴意义”[9]4-8。刘真伦的韩愈思想研究独到而深入,此文是韩愈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可谓眼界开阔,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卞孝萱的文章从韩愈《钱重物轻状》《论变盐法事宜状》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归纳出“韩愈处处替人民特别是贫民的利益考虑,这是韩愈思想的精华”[10]15。李文指出“四民并重,各得其所”是韩愈的一贯思想,实际上也证明了刘真伦的看法。

韩愈散文、诗歌研究向来是韩愈研究的重点内容,当然也是《学报》“韩愈研究”专栏的突出内容,韩愈散文研究共发表了21篇论文,韩愈诗歌研究共发表了23篇论文。韩愈散文研究代表作是王基伦《韩愈散文分期意义之探讨》、熊礼汇《从选本看南宋古文家接受韩文的期待视野》和陈冠明《论韩愈碑志文对前朝成就的扬弃》,王基伦的文章对学界较少研究的韩愈散文分期做出了尝试,并概括了各个时期的变化。认为韩愈散文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韩愈出生至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被贬阳山之前;第二期是德宗贞元二十年至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作《进学解》之前;第三期是宪宗元和八年三月,至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散文早期的特色有三:一是求仕上书相关作品甚多;二是多数作品具有平正古朴的语言风格;三是建立起'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并终身不改。中期的特色有三:一是书牍、赠序、墓志铭大量增加;二是不再多作阐扬文艺理论的工作,代之而起的是大胆的实践与创新,明显追求诗文的雄奇变怪;三是韩愈与佛老之徒有所接触,受到佛学教义的影响,开始提出强烈的反佛老主张。晚期的特色也有三:一是延续前期有许多墓志铭之外,奏议、哀祭类作品大量增多;二是笔调更趋成熟,在文体、主题上都能因事制宜,大放异彩;三是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立言趋于谨慎,语气平和许多。”[11]6-14带有其一贯的娓娓道来的论述风格,根基扎实,论述细致,可读性也很强。熊礼汇的文章选题独特,视野广阔,又有深度,从南宋古文家选本中概括出他们的期待视野:古文结构艺术,从而得出其意义:“一是由新期待视野所带来的古文鉴赏方法论,一是存在于评点中的古文文学质素论。”陈文把韩愈碑志文放在碑志文的发展历程中考察,认为“蔡邕是碑志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是第二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李邕是第三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的碑志文,主体是用骈俪文构成。无论体制,还是内容,都是一次变革和飞跃。三人的碑志文,对韩愈的碑志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使韩愈成为碑志文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韩愈的碑志文“突破文体的规范,给碑志文赋予了文学价值和审关价值”,是创新。而“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奇崛险怪;在内容实质上,表现出谄谀不实”[12]5,是韩愈碑志文在继承前人上的不足。比一般仅仅停留在韩愈碑志文是否“谀墓”、碑志文的艺术成就的文章,层次上就拔高了许多。

韩愈诗歌研究的特点,在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如王睿《论韩愈的园林诗》、王红丽《论韩愈酬赠诗的艺术创新》,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吴振华《论韩诗中的山水及其文化意蕴》《韩诗自然意象分类统计研究》,成绩尤为突出。《韩诗自然意象分类统计研究》一文,发现“韩愈的诗歌创作总体上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处于一种基本相同的趋势中,即创作的时间意象多重视春秋,气候多注重'风云雨雪',时间段上多重视早晚。这是因为创作物感说的规律在起作用,诗人创作必定因物兴感,不平则鸣,遭遇坎坷则抒忧娱悲,春秋两季前者阴雨霏霏,后者悲风怒号,再加上日暮途穷、夜深人静之时,特别宜于创造一种抒写失意文人的哀怨悲愁气氛。这也看出,韩诗作为'舒忧娱悲'的产品,决非他所谓的'余事'和'以文为戏',而是有意刻镂铸象的心灵硕果。韩诗的创造性就是在整体的趋向一致中表现出意象的独造性”[13]13。从小问题入手得出了独到的结论。《论韩诗中的山水及其文化意蕴》一文则分析了韩诗中山水的四个特征:雄奇险恶之美,平易自然之美,心态的形象记录,深层的生命精神。概括出韩诗中山水在唐诗发展中的变化。

总的来说,10余年来,《学报》“韩愈研究”专栏在韩愈研究会和全国韩愈研究者的支持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际上,《学报》“韩愈研究”专栏也体现了韩愈研究整体上的深化趋势:一方面是韩愈研究与地方结合越来越紧密,一方面是扎实的文献功力与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的结合。所以,展望未来,我们希望韩愈与袁州的研究取得突破,也希望韩愈与孟州、潮州、阳山能有新的发现;我们更期望像刘真伦、张清华、吴在庆、陈新璋、吴振华等先生那样的既具深厚文献功夫,又具当代视野的研究。

[1]李乔.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6):9-12.

[2]董宝瑞.昌黎《韩氏家谱》辨析[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1(4):16-21.

[3]尚振明,尚彩凤.对昌黎《韩氏家谱》的考察和朝阳是韩愈郡望的确认[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1(4):22-24.

[4]陈新璋.韩愈在阳山心态分析及文学评价[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6):4-8.

[5]刘真伦.五《原》的创作与道统的确立[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1):1-6.

[6]吴在庆.韩愈在潮州的思想与心态考论[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3):1-5.

[7]杨子怡.戚戚怨嗟与安土忘怀[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1(3):4-9.

[8]刘真伦.南宋闽本《昌黎先生集》考述[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1(6):6-9.

[9]刘真伦.韩愈“尊君诛民”平议[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8(3):4-8.

[10]卞孝萱.韩愈的经济观[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998 (4):15-17.

[11]王基伦.韩愈散文分期意义之探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3):6-14.

[12]陈冠明.论韩愈碑志文对前朝成就的扬弃[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3):5-8.

[13]吴振华.韩诗自然意象分类统计研究[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3):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