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

我在家乡姆湖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教作文的严老师是一位秀才。记得他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重阳节登高记》,大家不理解,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入手。班上有八位同学,仅写出三篇作文,五人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我也是其中之一。随后,严老师还用一条一尺长、二寸见方的木板,打手心三板。顿时,我的手心发红,热辣辣地痛。从此,我就怕严老师,也怕作文。

读高小,转学到离家十余里的私立舜耕小学。这是一所富贵子弟小学,学校设施好,教学质量也高。我从农村小学转读,成绩相差很大,作文老是吃“丙”。后来,父亲从城里带回一本《模范作文》,我写不出作文就从书里抄。有一次,上作文课时,张老师对大家说:“我班出了一位‘大作家……”大家面面相觑,这位大作家是谁?接着,张老师朗读了我的“作文”,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原来我抄的竟是大家熟悉的鲁迅的大作。这时,鄙视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我低着头,十分尴尬,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几乎丧失了自尊和自信。

直到1949年家乡解放前夕,我转学到周巷第一小学读书,有幸遇到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黄老师,他与我同一寝室睡觉,同一饭桌吃饭,除上课以外,他经常给我们讲《水浒》、《白毛女》的故事,由此激发了我阅读的兴趣。后来,升入师范,又遇上了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朱老师,也经常指导我们读书读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他还天天给我们讲重大时事,我们的见闻广了,生活丰富了,自然就有很多东西可写。有一次,朱老师为全校师生作了“日内瓦会议”的专题报告,我为周恩来总理捍卫祖国的尊严,用铁的事实驳得美国杜勒斯哑口无言的精神所感动。在作文课上,我心血来潮地写了一首《歌颂周恩来》的诗,其实也不过是顺口溜,然而却得了个“甲”等。朱老师不仅在班上朗读,还表扬了我,课后,又张贴在优秀作文栏里。朱老师的话语,像高山涓涓的流水滋润我的心田,医治了我长期沉积的自卑的创伤,我对作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写作文越来越自信,也就写得越来越好。

弹指一挥间,五十余年过去。回想起我成长的过程,惟有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才把我引上了成功的道路。老师是多么的重要,牵系着我的成就,我的事业,我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