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西安 710062)

由“增长-进步本位”的物本价值观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历史性变迁及其实质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西安 710062)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实践,禀赋着多方面的深刻的价值变革意义。就历史与时代性主题而言,则集中体现为以发展为核心的合理的社会公共价值理念型的自主性探索与认定;发展价值观通过对发展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发展的目的、意义的哲学理念。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本位”的发展价值观的实质及其主要弊端的反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其最有效的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一新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的发展活动实现“价值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它表明,发展的终极目的并不只是增加国民财富,更重要的是促进国民幸福,经济增长只是其中的重要手段。这种价值观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在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转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人民幸福,而突出“民生”本位,注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则更是新的发展价值观的突出要义。

改革开放;发展价值观;民生本位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作为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一代中国人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智慧,围绕如何促进和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主题,自主地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全面复兴之路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对一种新质的生存、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探寻和重构的过程,同时更是中华民族新精神文化形态及其合理的坐标方位的生成过程。

社会精神文化与价值观紧密相连,价值观构成精神文化的精髓。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不仅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精神前提。在中国社会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程中,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变迁,而就其主导特质来看,则是由传统的“经济增长本位”的发展价值观向“民生幸福本位”的发展价值观念的转变。

一、以“发展”为核心的新的社会价值理念型的探索和认定:改革开放实践与社会价值变迁的实质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以对价值观以及社会价值观实质问题的合理性认识联系起来。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问题,中国学者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但就研究成果形成和结果形态而言,大多数学者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归纳式”的,其表达语式多是“从……到……”的套路。这种研究的优长是明显的,但其缺点是平面式、描述式的,没法准确地抓住实质性地引领和支配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内在脉动。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社会变迁,首先是“社会型”的变迁。所谓社会转型,就客观社会发展方面而言,就是指我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和过渡。所谓传统型社会,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主要是指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所谓现代型社会,主要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社会。当然,现代型社会中也包含着“自由个性”的萌芽和因素,但作为第三种形态,它主要是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就主体的合目的性追求方面而言,乃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②参见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③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具体地说,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是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形态看,是从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从政治形态看,是从各种以奇里斯玛式(Charismatic)的权威控制为特征的集权专制型社会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制型社会转变。用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现代化理论来概括,就是现代性具有三个标志性特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凡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就是现代型社会;不具备这三个特征的,是非现代型社会,也就是传统社会及其变种。比如建立在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家国同构、依靠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对社会进行超强控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传统社会的变种。由此不难明白,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契机和希望所在。

从价值观念变迁的视角来审视,所谓社会转型究其实质,就是社会价值理念型的转变,是新的价值理念型的发现和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价值创造活动。

当社会生产力提出指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价值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蕴:其一,社会转型的价值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实践活动的人。其二,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提示社会转型的价值本质。其三,寻求社会转型的价值意义域,首先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社会发展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这种同时发生的变迁,显然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展开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转型,首先是经济上的变革,其次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多样化、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思维方式多样化是转型社会的最基本概括。与此相适应,社会价值观念也处在嬗变和演进中,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的变迁。

那么,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客观地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作为一个历史性事实,是明显的,学者的认识也大体趋于一致。但是,在价值“理念型”的探索和认定问题上,长期以来充满了摇摆和彷徨。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一直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必须以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轴心,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并逐步内化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和目标;二是必须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蕴涵的新的价值体系进行及时的、理性的建构和阐释,并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

显然,上述两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发展”价值观的反思和探索。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是以“发展”为主题的,发展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所以,思考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只能以“发展价值观”为主线索。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实践中几次大的思想交锋和观念冲突,也都是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发展为了谁?”等而展开的。

历经30多年风雨历程和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在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上的最终成果表现,我们认为就是“民生本位的发展价值观”认定和确立。

二、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本位”的发展价值观的实质、主要弊端的实践性反思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所谓发展价值观,是关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属性的根本观点,是人类对于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理想的系统表达。发展价值观通过对发展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发展的目的、意义的发展理念。它主要研究的不是发展的方针、政策等问题,而是回答依靠谁而发展、为谁而发展,也就是发展的基础、目的和根本动力等问题。不同的发展价值观决定着发展观的不同性质,构成各种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发展价值观构成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而浓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体国家”①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文明秩序的重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复兴和民族命运的大事。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实际所奉行的是一种传统的旧发展观。传统的“经济增长本位”的发展价值观,采取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思考方式,误把发展的某些手段和阶段性标准当作发展的终极价值,反映的是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发展中经常表现的一叶障目的短视本性。这种发展价值观把自己淹没在各种经济的、生物的和文化的事实之中,忘记了发展的深层意义,在实践中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普遍提出了关于发展的“深层研究”问题,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发展观。著名经济学家、实业家、“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指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为此,就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杰出的人性研究。只有新的人道主义能实现这个接近奇迹的事,以及完成人类精神的复兴……。这种新人道主义必须鼓励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造新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的空虚……。”②〔意〕奥雷利奥·佩西:《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汪帼君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7页。发展问题是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历史演进中发展观的飞跃。学者们一致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观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样板和参照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条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具体讲:一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单要素突进战略,即只注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为大跃进的“左”倾思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邓小平理论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第三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个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2l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它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价值目标,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从价值论角度来看,“物”毕竟不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传统发展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它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并不关心。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系统内部以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和谐发展,而且把发展的核心和目的归结到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社会的发展活动实现“价值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比较而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是追求发展价值的多元化及异质价值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它突出强调发展的人文向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发展的根本价值标准,强调发展应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协调共同发展,指出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同一指向性——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检验发展的标准,从根本上规定了发展的方向,从而保证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基于此,可以认为,科学发展观用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防止了发展中出现的“价值迷失”,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它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从纵向上看,它是人类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

在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与协调性的视野中,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之间只有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结构,才能实现发展的价值跃迁,保持发展本身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这种关系结构主要应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与和谐共生的。在这里,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发展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即发展的“真”、“善”、“美”之间的内在和谐与统一。具体地说,就是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能支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本价值维度同一),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不违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发展本身就是“环境友好”的;反之,人文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应成为发展的价值根基,并与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成正相关的关系。其次,这三个价值维度之间应形成相互规范、相互制约的关系,即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譬如,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尺度,当发展的其他价值维度的实现不是促进反而阻碍人的普遍的身心健康、智力进步、能力提高和社会权利实现时,即出现“发展异化”时,就应当调整发展的主导方向,重构发展价值观。而生态价值维度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它也同样应当参与到这样一个规约体系之中。当然,我们强调发展的人文价值维度规约发展的其他价值维度,或生态价值维度规约发展的其他价值维度,并不是轻视甚至否定发展的其他价值维度特别是经济价值维度。没有经济价值维度而一味强调人文价值或生态价值的发展往往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我们固然反对“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但“无经济价值取向”同样也是不现实和不可取的,这样的发展因缺乏激励因素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也是缺乏活力的。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跃迁,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的要求和体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在发展领域的反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而人的“全面本质”包括人的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等等,“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然、社会、精神属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决定了真正反映人的全面本质的发展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也应该是全面而且协调的。发展只有同时注重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人文价值等,才能满足人的价值多元化需求并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所以,发展价值取向也只能是全面而协调的。这就是说,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性要求发展的诸多价值取向之间要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保持发展价值取向体系的整体和谐。

三、“民生-幸福”指数的本位性关怀:发展价值观演进中的人本化价值取向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其重大意义

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新发展观的基本价值理念。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内涵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①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2004年4月5日。。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人民为本。这一论断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它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厚土壤中,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和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历来把发展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人的自由解放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

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物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物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进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民本经济。历史的经验也说明,只有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做到“集民智、察民情、顺民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使最广大人民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和动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原有的发展价值理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必须进行变革。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以物为本”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的转变。适应新阶段的新发展价值观,要从侧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变为侧重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物质财富是为满足人类需求服务的,不能为物质财富而生产物质财富。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发展,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体制改革,都是满足人类各种需求和实现人自身发展的主要手段,都是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途径。早期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只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将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典型的“以物为本”。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以物为本”、“重物轻人”的现象。长期以来,不少地方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忽视人文、资源、环境等指标。不能否认,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的重要指标,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就会导致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发展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形式之一就是发展指标的制定,因此,发展价值观的转变也必然体现在发展指标及其体系的变革方面。与发展价值观演变进程相一致的是,发展指标的变革同样经历了几个相应的阶段:从独尊经济指标阶段,到强调综合指标阶段,再进入关注人文指标阶段。

在综合发展观中,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心目标。然而,人的发展又是分层次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人的发展指标体现出来。强调人的发展指标,可分为几个不断上升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关心人的生存条件层面(衣食住行、预期寿命等);第二层次是关心人的发展条件层面(职业素养、流动机会等);第三个层次是关心人的心理感受层面(满意程度、幸福感受等)。

在人的发展方面,如果说强调综合发展的指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初级层面的话,那么,倡导“以人为本”的目标则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高级层面,换言之,在“以人为中心”阶段,发展理念向更高的层面上升。“以人为本”具体化在发展指标方面则表现为对“人文指数”的关注,这种人文指数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变成具体的发展指标。而生活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指数”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了发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中对心理感受给予了高度重视。可以说,作为发展研究一个重要领域的发展指标,在60年代以前涉及的几乎都是客观层面的内容。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综合发展观的影响,生活质量研究也逐步向更广泛、深入的领域扩展,主观层面的内容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其中以测量个体维度主观层面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指标研究,在当时美国兴起的“社会指标运动”中出现了。此后,“主观幸福感”等较具代表性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在生活质量研究和测量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现实情况的研究分析表明,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而心理学科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阈:即当GDP在一定的界阈和水准内,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GDP发展的追求。换言之,GDP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作为解释人们幸福感受的物质基础,可是,在突破一定界线之后,它对幸福程度的解释力似乎就变得很弱。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后发优势”:站在一个崭新历史高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进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道路,当社会发展进程迈上一定台阶之后,追求幸福感及其最大化,是由人的需求上升规律所决定的。人本化生活的最重要目标应该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财富。因此,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本原则,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目的。所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在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国家,尽管谋求经济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但是,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仅只是一种手段。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诸多其他因素,如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对于人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的高低、财产的多少等经济因素。因此,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政策意义就表现在:幸福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个人生活样态的“晴雨表”,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风向标”,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

因此,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GDP的预期目标,而且也确定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最终的目的是促进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民众普遍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应当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在日益提高。但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不少国民反而感到不幸福或者生活满意度不高,这是怎样的逻辑?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发达国家,也都出现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关系越来越散淡的趋势。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那政府政策还有没有必要专门以GDP的增长为核心诉求?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提问,但却已经促进了事实上的改变——在英国,政府2002年公布“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等人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在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情况下,考量“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幸福感,无疑是一大进步。发展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增加国民财富,而是促进国民幸福。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其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人民幸福,在发展中注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许可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不仅标识着个人生活的价值期许,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这个意义上,一国国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升降,更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数据变动。

民众现实情绪的喷发,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嬗变,都要求经济发展回归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上。中国政府在最近两年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将来若干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和谐社会”的指导思路,体现出一种洞察潮流的敏锐。

然而,幸福感毕竟是个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人人都追求幸福,可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幸福都是不一样的,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千姿百态:有的是财产富足、有的是事业有成、有的是爱情圆满、有的是儿女成器……没有一种幸福观可以一统众生。由于人们对什么是幸福,怎样才算幸福的主观看法和心理感受千差万别,幸福感本身是很难测度和量化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通用的统计“幸福感”的科学方法,我国也还处于探讨阶段,编制“幸福指数”应当充分考虑主观指标的复杂性,恰当反映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

尽管人们对幸福的感受难以形成共识,但对不幸福尤其是明显不幸福往往有着高度认同。放眼现实,我们发现有一些生活状态是明显不幸福的,为大家所公认,比如,吃不饱穿不暖、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生活环境污染严重、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及夫妻感情不和、人际关系紧张等等。这些不幸福多为社会性的,也有个人性的。社会性的不幸福都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或经济社会发展欠协调、或公共政策有偏差、或社会保障不到位、或法律制度不健全。还应当指出的是,人是社会中的人,他(她)的幸福感,总是放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来体认的,必然会进行人际比较,因此身受其害的社会不公正(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容易让人产生不幸福的感觉。这些问题都是政府可以改善的,因此,消除社会性的不幸福当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至于个人性的不幸福,更多的要靠自身来调适和消解。

对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的推崇和强调与民生时代的发展价值追求是内在相关、一脉相承的。中国经过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百姓的预期必然不断提高。同时国家财力也日益雄厚,从10年前财政收入8600多亿元到2010年预计可增长到约5万亿元,可能且应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黄金发展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种种民生问题,如贫富差距、阶层矛盾、劳资关系、教育医疗住房等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民生时代的新发展价值追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述。报告不仅体现出了对民生的高度关注,而且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善民生的理念与完整的政策取向,并描绘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景,其中有许多提法具有新意。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民生问题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方案是前所未有的,如此旗帜鲜明地突出公平、平等、共享理念,并将改善民生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指向也是前所未有的。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5页。社会的发展“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7年版,第1 5、1 5页。这一新的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的命题第一次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立论依据和根本理念,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的新的发展价值理念。它表明,新的发展价值观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如果说,传统发展观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为目的,那么新的发展观则把人和人的需要作为其基本目的。这里所说的人的需要既包括基本的物质需要,也包括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按照佩鲁的说法:“既然历史已经以制度性暴力造成的血腥暴行为代价把那些比较拙劣的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③⑤ 参见〔法〕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5页。。

不仅如此,这种新的“发展价值观”表明,所谓发展,就其深层涵义来讲,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包含事实基础的价值。正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回避那些实证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词。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是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④参见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涵义》,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因此,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集合,如经济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利用资源水平的提高等,但无论这些价值要求如何,离开了人这一价值原点就毫无意义。离开了人这一价值原点,离开了人这一绝对价值的统摄,人们就必然会把发展的各种现象、发展的具体阶段、甚至发展的具体手段当作发展本身,“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其他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⑤参见〔法〕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5页。

实际上,早在2004年5月11日,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报告,把中国的发展观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以应对“华盛顿共识”即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在分析和比较了两种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后,他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认为发展经济只需要资本主义的理念和资本自由流动,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使用于所有国家。……‘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精髓是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能够保障国家独立的增长模式。”概言之,“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发展价值观的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帮助少数人,后者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⑥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党的十七大报告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民生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承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并在客观认识现存民生问题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了社会公平、正义、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全面改善民生、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指向,从而正式宣告了全面改善民生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报告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国家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强调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另一方面,报告提出了全面改善民生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我国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这些阐述揭示了新时代的民生改善将不再是一部分人也不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要惠及全体国民,要让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较大改善。报告对民生的深切关注与高度重视,集中地体现在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事关民生的六个方面所提出的具体而明确的政策取向上(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全面改善民生、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不仅是人民生活持续提高的社会,而且是人民生活普遍得到全面改善的社会。

总之,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审视,还是从社会、国防等领域衡量,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方略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对亿万老百姓来说,最让他们欣喜的莫过于报告中的“民生”内容。报告首次把“保障与改善民生”内容,作为专篇单列出来大篇幅进行论述,充分表明中央对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所重视的程度。报告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治安和社会管理等六大民生任务作出具体部署,不仅提出诸如坚持教育和医疗的公益性质、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等原则,而且制定出相关政策来保障落实。报告提出的全民“五有”目标,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百姓绘就一幅安居乐业、共享太平的图景,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庄重承诺,让亿万人民看到了生活更加富裕的美好前景。我们党不但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更加注重“全民共享”,通过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民生、幸福本位的指数关怀,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本化新发展价值理论和发展价值实践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能够落实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有效方式。它把自古代以来哲学家们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思辨变成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际操作化并可以具体测量的方法体系,这一转变可视之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新的人本价值观的诞生:这一新的人本价值观是权利本位观念主导型的价值观,是社会公正理想引领型的价值观,是全民共创、共享的普惠型价值观,是以发展求生存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宋媛)

Historical Changesand Essence of“Development Values”of Chinese Society

YUAN Zu-she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i’an,710062,China)

The refo rm p racti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bearsmany aspects of significant value transfo rmations.From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 and epochal theme,they are rep resented by the initiative exp lo ration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rational public value pattern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s the focus;and the development values p rovide human being w ith a philosophical ideal that can fully exp ress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development.The reflection of the essence and the chief draw backsof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values,namely“economic grow th as the ultimate goal”,has effectively given rise to the“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This new angle p rovides a new turning point fo r realizing“value reconstruction”by mea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It suggests that the ultimate goalof development is notmerely oriented for increase in national wealth;rather,the p rimary importance of it lies in p romoting national happiness,and the economic grow th isonly a crucialmeans toward it.It also imp lies that the value o rientation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the“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focus”to the“comp 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human being”.

refo rm;development values;human as development center

B018

A

1002-0209(2010)05-0095-09

2010-04-01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211工程科研立项资助课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教社科司〔2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