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芹

（银川第十四中学，宁夏 银川 750021）

虽有学者认为宋代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①然而不同阶段政治形势的变化及皇帝权力欲的大小，仍造成皇权与相权的强弱不均。靖康之变，旧有制度一度被打破，南渡之后，宋高宗不得已任用崇尚洛学的赵鼎等人，以应对时势的变化。但不久他即利用洛学与新学的矛盾，斥退为相的赵鼎及洛学一党，任用秦桧为相。

一

南宋绍兴年间②，依据士人学术源流判断政治立场的风气，由学术领域进一步向政治领域延伸，并成为宋高宗限制相权、巩固其皇权的工具。

（一）无论是洛学还是新学人士，都以学术渊源作为划定党派立场的主要依据。

《宋史》曰：“如圭师于安国（指胡安国），居正师于杨时，敦复师于程颐，表臣交于陈瓘，其师友渊源有自来矣。故其议论谠直，刚严鲠峭，不惑异说，不畏强御，大略相似。”③范如圭与胡安国、王居正与杨时、晏敦复与程颐、吴表臣与陈瓘之间，存在密切的师友关系。在仕宦生涯中，无论是范如圭还是胡安国等人，都表现出“议论谠直、刚严鲠峭、不惑异说、不畏强御”的一面，这使时人将其政治立场和道德品格的相似，归因于他们之间的师友渊源。

不仅如此，此期士人还普遍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判断，即非此即彼，我为正统彼为“专门”、“曲学”的判断模式。《宋史·范如圭传》曰：“秦桧立建和议，……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④秦桧品格不用多论，值得注意的是，范如圭从学术源流出发，指斥其师承新学、“曲学倍师”，进而发展到对其政治立场、道德品格的评判，最终推导出秦桧“忘仇辱国”的政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