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小岩

2009年11月16日是母亲黄杰的百岁诞辰，在父亲徐向前1990年辞世之后的第17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亲爱的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两年多，但是她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许多往事异常清晰地铭刻在记忆中。

黄埔从戎

190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的。当时，母亲的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在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她坚决不去齐家，为了不被封建礼教所吞噬，她决定出逃。在192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母亲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母亲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母亲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

母亲回忆说：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我写到：“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这是我对革命的粗浅认识，仅仅写了大约一百零八个字。揭榜那天，我鼓起勇气去看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生是大学生，她的语文试卷写了好几篇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复试那天，我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地看着我，拿出试卷。我看到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写着四个大字“孺子可教”。可见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只是考文化水平，还是以政治态度为先。

年青时的黄杰

这样，母亲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了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等著名的革命家。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它诞生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时代，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在中国从来没有的。那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20世纪80年代，母亲得到了这张合影，非常高兴，一直珍藏着。

风雨年代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进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人生有许多选择，但紧要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旁观者，但是母亲毫不退缩，勇敢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正当共产党人遭到迫害、镇压和屠杀的时候，母亲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母亲一直记得那一天：1928年初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家乡，由支部书记彭之任带领她宣誓，面对党旗，母亲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在沙市，母亲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当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也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将母亲派到松滋开展工作。母亲到松滋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又决定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母亲任县委书记。当时她只有18岁，是中共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十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三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四十三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只好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作者和母亲在一起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9年4月，母亲辗转到达上海，由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母亲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在上海没有掩护身份是不行的，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母亲在夜校学习了英语，并考取了电话接线生。

1930年5月，江苏省委需要妇女干部，将母亲要去。同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母亲协助他。1930年9月，母亲被调到了中央军委做秘密交通工作。

从中共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1930年春，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 。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是军委委员，欧阳钦是秘书长。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常常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母亲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一次，母亲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机警地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还有一次，母亲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后来母亲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来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地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母亲给刘伯承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母亲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他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里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母亲看了看周围不像有情况的样子，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也没发现异常，但是仍然不敢贸然闯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母亲感觉很委屈，刚要辩解，正好这时候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母亲立刻迎了上去，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去哪里呀。”“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母亲赶紧追问一句，更加着急。刘伯承开始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调说：“莫要急嘛！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母亲调到江苏省妇委，在我党著名女革命家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妇女工作是工人运动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母亲与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母亲又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在盲动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母亲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他们挥舞着警棍驱赶群众，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队伍一下就乱了，母亲为了保护群众不幸被巡捕抓捕。做秘密工作的人，对被捕、坐牢早有思想准备。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为了对付敌人，母亲和陈一福共同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她们是表姐妹，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从容应对，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法院最终以所谓“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由于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于是减半执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的铁窗生活，母亲团结狱中的难友，与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到1935年底出狱。

母亲出狱后，上海党的机关已经遭到几次严重的破坏，找党非常困难。为了找到党组织，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1936年4月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由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独立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母亲又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她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慰劳会中做党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慰劳抗日爱国将士。1938年2月，母亲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任女生队队长，学员们都是来参加抗日的热血女青年，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员。1938年7月，母亲到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及施巴七县工作委员会任常委。1939年5月，母亲到重庆办事处合川战时重庆第一保育院任工场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工作，既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要与国民党的特务作巧妙的周旋。

1940年春，母亲来到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使母亲感到无比的兴奋，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1942年，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联任组织部部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