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紫薇花对紫微郎

眭达明

白居易曾写有《紫薇花》一诗：“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

仲夏之夜，皓月清清；繁星闪烁，薰风习习；栖鸟归林，庭院深深。白居易遭贬谪后，于元和十五年（820年）被召回长安，次年委以中书舍人重任。有一天夜晚，白居易在中书省值夜班，闲暇无事，面对院内盛开的紫薇花（在唐代，紫薇被认为是珍贵花木，遍植于皇宫），不禁诗兴大发，于是运笔挥毫，写成此诗。

此诗首句以“文书静”来点明中书省的安静，次句“刻漏长”则是值班时寂寞难耐的感受。最后两句本是写黄昏独坐，却偏说有伴。伴是何人？原来是“紫薇花对紫微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中书省曾改名为紫微省，中书令改名为紫微令，中书舍人改名为紫微舍人，紫薇与紫微同音，所以白居易以紫微郎自称。在诗人心目中，平日看惯了的紫薇花今日似乎特别多情，立在那里仿佛专为他做伴似的。诗中“对”字写得十分传神，诗人与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真是“相看两不厌”。这种感受更显出了他的寂寞无聊。本诗遣词造句自然而有情趣。

据说自白居易以紫微郎自称之后，“紫微”便成了中书舍人的代名词。晚唐诗人杜牧当过中书舍人，因而人称“紫微舍人”：“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唯应杜紫微”，“杜紫微”即指杜牧。南宋诗人吕本中也当过中书舍人，他的诗话著作就取名为《紫微诗话》。南宋另一位诗人王十朋甚至写了一首《紫薇》诗：“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自惭终日对，不是紫微郎。”热衷功名、期盼成为中书舍人却又未能如愿的失落感溢于言表。不过，就是做了秘书，也有大小之别。北宋陶弼曾任阳朔县主簿，是个县政府小秘书，他写紫薇则是“人言清禁紫微郎，草诏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况别，也随红日上东廊”。此诗不仅切合他的主簿身份，而且对大小秘书之间地位悬殊的境况含蓄地表示了不满。可见人们对紫薇花是多么喜爱，对“紫微郎”是如何仰慕。

白居易不仅是中唐伟大诗人，而且是唐宪宗元和初期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时任集贤校理的白居易写作的大量诗文流传到宫中，唐宪宗看到后，很是喜爱，便传召他进入翰林学士院，担任翰林学士。次年五月又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翰林学士和左拾遗（俗称谏官），虽然一是差遣，一是实职（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虽然地位很高，却是临时性兼职，本身没有编制和级别，只要工作需要，低品级官员可以担任，高级官员也可兼任），但都是皇帝身边的官员，白居易一身兼此二职，虽属一实一虚，但也可见皇帝对他的才学能力是多么看重。此后直至元和六年（811年），白居易一直在翰林学士院工作。

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像白居易这种具有积极用世思想和建功立业抱负的文人，又处于皇帝政治秘书和朝廷谏官那样的特殊岗位，其心境自然不会平静。一方面他感到机遇难得，异常荣幸，很希望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能够得到实现，要用平生所学知识报答皇帝的厚恩，而报答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地向皇帝上奏章，陈述自己对国事的见解，协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宦官专权、藩镇跋扈、贿赂成风、吏治腐败的严峻现实，于是在草拟皇帝诏书、参预国家机密的同时，他不怕得罪权贵近倖，连续上书论事，直言极谏，写了许多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奏章，而皇帝也确实听取了他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旧唐书·白居易传》）。《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就是这期间写出来的。这些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味的诗作，反映出诗人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这些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诗人带来了极高声誉。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白居易的谏章和讽喻诗，不仅触忤了权倖，而且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不快。有一次，白居易在议事时一时心急，说了一句“陛下错了”，唐宪宗当即脸色严肃地中止了谈话，之后又将翰林学士院长官、承旨学士李绛单独叫到身边，告诉他说：“白居易这个小臣出言不逊，必须让他退出翰林学士院。”经李绛好心相劝，唐宪宗虽然暂时消了气，但对白居易的成见一直未能消除。自此以后，白居易就逐渐被疏远和冷落了，他的仕途由此出现了很大危机。

元和六年（811年），白居易母亲去世，他居家守制。三年后服满返京，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元和十年（815年），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主持朝政的宰相武元衡力主讨伐，引起了河北、山东等地割据称雄的强藩的恐慌，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先发制人，派遣刺客潜入京城，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另一位主战派大臣裴度，妄图以此干扰和动摇朝廷对藩镇割据势力用兵的决心。面对中唐政治史上这一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激于义愤的白居易认为是唐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于是不顾已为东宫官的身份，迅速做出反应，第一个站出来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白居易这种公忠体国、急朝廷所急的耿耿忠心，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和赞赏，反而被权贵们斥为越职奏事，并捏造所谓“有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有伤名教”到底是什么罪名呢？所谓“名教”，就是以“忠”与“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在古代可是天大的事情，谁一旦犯了有悖于封建礼法的“不忠不孝”之罪，即被视为大罪。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越职”上书后，一个与他有私仇的小人诬陷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堕井而死的，他却写了《赏花》和《新井》二诗。”因而“有伤名教”。执政者正恼火白居易的上书言事，看到这种恶毒的诽谤和构陷后，自然幸灾乐祸，于是当即上奏皇帝，将白居易贬为江表刺史。不久，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哪里还能当刺史呢？朝廷便又将他贬为江州司马。连续被贬，对白居易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白居易在江州的处境是极其苦闷悲愁的，这从他的《琵琶行》一诗就能真切感受到。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天，白居易在九江湓浦口与友人话别，忽听邻船有琵琶声，便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伎。她原是长安人，曾是个色艺俱佳的艺人，后来流落江湖，嫁为商人妇。白居易了解她的身世后，深为同情，于是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此诗前面叙述歌伎的生平状况和悲惨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成为典故。但真正让白居易动情落泪的不是琵琶声，而是听了琵琶女的自述之后所产生的强烈共鸣，因为琵琶女高超的技巧和凄凉的遭遇之间的巨大反差，和诗人自己满怀报国之心却屡遭贬谪的身世基本相同。几年后，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召还，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第二年转任中书舍人。

按理说，贬谪多年的白居易能够重新回朝担任中书舍人，应该说是时来运转，值得高兴和鼓舞的一件事，但品味《紫薇花》一诗，我们却感觉不到诗人的兴奋心情，相反，一种深深的孤独和巨大的寂寞紧紧笼罩着他，想排解也排解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自从遭受那一连串打击之后，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避祸远嫌，他不仅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白云期·黄石岩下作》），而且决心“灭除残梦想，换尽旧心肠”（《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为此，他强令自己“面上减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读道德经》）；“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这种消极思想支配下，他不仅诗文创作趋向消极和闲适，写了大量“闲适诗”和“感伤诗”，而且“自是宦情衰落”（《旧唐书·白居易传》），逐渐疏远政治，不再以“兼济天下”为首要原则，基本上失去了十多年前的政治热情和进取精神，再也没有青年时代那种锐气了。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既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也是他的意志变得消沉的重要开端。这就是诗人在中书省值夜班时颇感寂寞和孤独，觉得时间特别漫长的深层原因。

长庆二年（822年），因为有感于唐穆宗的昏聩荒淫，“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为了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白居易主动要求外任，自中书舍人改任杭州刺史，彻底结束了他的秘书生涯。

白居易逃避现实，洁身自好，当然不可取。如果套用目前的流行说法，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具体说来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不讲政治就意味着丧失了原则，迷失了方向，就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放任自流。那么，白居易的表现就更不值得恭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像白居易这种学究气很重的学者型官员，在古代专制的官场环境里，既不熟悉政治运行规则，又缺乏把自己的观念转变为领导决策的政治技能，他这样做实属无奈，所以，我们只能体谅他的苦衷和理解他的做法。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