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旺生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北京 100125）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动荡时期。由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大混战，最后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权3 个集团三足鼎立，世称之为“三国”时期。北方经历了将近30 年的漫长战争，对当时的经济产生很大的破坏，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减少，自然也会对养猪业产生较大的冲击。进入南北朝时期后，生活在北方的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大举入侵中原地区，给当时的黄河流域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从事游牧的民族主要饲养草食动物，无法提供猪所需要的饲料，自然不会饲养猪。因此，又一次影响当时养猪事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由于军事的需要，政府很重视农业生产，对于养殖业也是十分重视，地方官员也注意督促百姓在种植粮食作物之时，还要饲养家畜，养殖对象主要是猪。如当时地方官员杜畿即十分重视家畜。《三国志·魏书·杜畿》记载说：“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繇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这里说的是作为地方官员的杜畿，在任职过程中，督促老百姓饲养牛和马这些大家畜的同时，没有忘记号召百姓饲养像猪和鸡等畜禽。又《周书·苏绰》记曰：“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这里记载的是如何为政之道，在当地方官时要时时刻刻督促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注意农时。而在教民生产的时候，提醒百姓既在农民从事大田耕作之余，莫忘记了一些诸如多种经营方面的事情，如养猪和养鸡。以便做到老有所养、灾有所备，民生不致多艰。

图1 南北朝陶猪

当时的文献还首次记载了在猪的养殖过程中，不需要人来直接管理。在此以前，没有文献可以证实农家散养的猪可以在主人认可的时间不需人直接干预而回到主人的家中。在汉代，有关猪的放牧的记载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是要由人来管理的。因此，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出现了一些达官贵人在年幼时候放牧猪的记载。说明到了南北朝时期，养猪的人家，已经可以让猪自由外出觅食，猪可以自行回家。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曰：“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从这一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是：当时养猪已经十分普遍，从“邻人有亡豕”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几乎家家都有养猪的习惯；其二是，当时对猪的管理比较自如，偶尔出现猪丢失，也会在日后自由回到主人的家中。至少说明，到了三国时期，猪已经被驯化成为地地道道的家畜，即不需要主人时时地照看，可以自己回到主人的家中。

图2 北齐正卧陶猪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关于养猪的记载很少，原因是养猪已经成为像普通农家非常普遍的平常事情，史书无需详细记载，习以为常。中原地区有关猪的记载，多是一些关于猪的异象，才出现于文献之上。如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朱浮传》记曰：“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这则记述中说的有人自以为功高天下，殊不知就如辽东白豕一样普通。而“辽东白豕”是作者试图说明该人功劳并不大，普通得如辽东白豕。辽东白豕的故事说的是，当时辽东有人家养的猪的头是白色的，以为是得到了什么宝贝，于是就捉摸着准备献给上级以求得赏赐，但是在敬献的路上发现，该处到处都是白豕，惭愧而回家。农家养猪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什么异象，是无需史书专门记载的。

倒是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养猪情况记载较多，单独说明。这意味着当时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养猪是常事，而一些少数民族也和中原地区一样，饲养猪等家畜。《三国志·魏书》卷30：“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这里记载的是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氐部落，饲养的家畜有猪、牛和马等。

图3 东晋玉猪

《魏书·宕昌羌》：“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宕昌羌为西汉时西羌的一个分支，生活在今天甘肃龙江上游。其家畜除了牦牛、羊外，还饲养了猪。此外，《周书·宕昌》和《北史·宕昌》分别有关于宕昌的有关养猪的记载，《周书·宕昌》卷49 曰：“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各立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征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北史·宕昌》卷96 记曰：“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上述三文关于宕昌羌的记载内容几乎一字不差，说明文献上存在抄袭行为，另外也可能证明当时生活方式，包括养猪的行为长时间没有改变，故史载依样重复。

又《魏书·乌洛侯》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好猎射。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这是北魏时期，游牧于今天嫩江一带的少数民族乌洛侯，这些少数民族除了游牧外，还兼有粗放的农业。他们养猪还不像中原地区定居民族固定饲养，而是带有游牧的性质，他们冬天居住在洞穴，夏天迁移放牧，从“多豕”与有“谷麦”中可以看到，所养猪的数量不比定居的汉民族少。从中也可以看到，养猪与有谷麦等作物的关系密切。

图4 北魏陶猪（河南洛阳出土）

《魏书·库莫奚》卷100 记曰：“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民不洁净，而善射猎，好为寇钞。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库莫奚分布于内蒙古老哈河流域一带，营游牧生活，与契丹同源，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

《三国志·魏书·东夷·韩》卷30：“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这里说的是东夷韩境内之西海中的一个大岛上，生活着另外一群人，好养牛和猪。

《三国志·魏书·东夷·挹娄》卷30 记曰：“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土气寒，剧于夫余。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其人不絜，作溷在中央，人围其表居。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

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即使是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人从事养猪，即他们并非纯粹的游牧经济，而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而在中原的农耕民族，养猪则更加普遍，已经习以为常。

根据上面分析的中原地区人民几乎家家都有养猪的结论，和诸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养猪习惯的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人口数量来推测当时的养猪的情况。据《中国人口通史》一文统计指出，在三国末年时，今天中国版图内的人口大约为2754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为550 万，剩下的非少数民族人口为1729 万人，三国外的人口约475 万人。以非少数民族约5 口之家至少2 头猪计算，应该饲养有880 万头猪；而少数民族地区也并非完全不养猪，有些地区正好相反，历史记载的是“好养猪”，那么按两家平均1 头计，应该有50 万头猪。因此，在三国末年全国的养猪数量应该有900 万头左右。

关于北魏时期的养猪技术，一个重要了解窗口是中国第1 个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问世，这本由贾思勰大约撰于公元530 年左右的农书在第5 卷中专门谈家畜饲养，养猪的方法和措施占其重要部分，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较系统地谈如何养猪的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内容。关于选择育肥猪的标准是“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喙长则牙多；一厢三牙以上则不烦畜，为难肥故。有柔毛者，爓治难净也。

关于仔猪的饲养管理，提出：“牝者，子母不同圈。子母同圈，喜相聚不食，则死伤。牡者同圈则无嫌。牡性游荡，若非家生，则喜浪失”。

关于猪舍的问题，提出：“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处不厌秽。泥污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猪舍要求稍小，限制猪的活动，从而也可以达到在减小运动消耗能量的目的，快速育肥。

关于猪的饲料，提出：“糟糠之属，当日别与。糟糠经夏辄败，不中停故。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即由于饲料紧缺，一些可以贮存的先放置起来，让猪多吃一些水生草类。

对于初生仔猪的饲养管理，要求“初产者，宜煮谷饲之”。即给予精饲料。其子三日便掐尾，三日掐尾，则不畏风。凡犍猪死者，皆尾风所致耳。即给予精饲料。小猪出生3 d 后即要掐断尾巴，防止尾巴影响日后阉割时发生破伤风病。犍不截尾，则前大后小。大约2 月左右，就要阉割，即“六十日后犍。”理由是：“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

关于生于冬天的小猪，其曰：“初生十一、十二月生子豚，一宿，蒸之。蒸法：索笼盛豚，着甑中，微火蒸之，汗出便罢。不蒸则脑冻不合，不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脑少，寒盛则不能自暖，故须暖气助之。”即对冬天出生的小猪要用小火蒸的方式取暖，并促进其体温调节功能健全。

如何供食给乳猪，方法是：“供食豚，乳下者佳，简取别饲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难足——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即取体格壮的小猪，这类小猪一般会因为力量强，抢得奶量足的乳房下面吃奶。为了快速育肥，可以通过用车轮间隔开母猪与小猪，车轮的间隙小，小猪可以通过吃到粟豆等优质蛋白质饲料，而母猪则吃不到。

《齐民要术》中所记述的关于猪的饲养与管理，很多依然在今天还在使用。当然，这些技术并非仅仅产生于这个时代，应该是是以前技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