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怎样的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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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建”被舆论界热炒得沸沸扬扬，而“文化产业化”则成了“文化重建”的最好招牌。人们要把文化做成一个市场，一切“文化”都要纳入其中加以精密计算，做成可以到处买卖的产品，从网上标价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大拍卖佛庙家底少林寺秘籍，到通过发掘曹操墓鼓动地方旅游GDP增长，再到投巨资五十亿建夜郎国……可悲的是，这种打着“文化重建”的合法旗号得以展开的所谓文化建设，恰恰是对文化的破坏。

“文化建设”反而变成了“文化破坏”的原因何在？我想，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观并以此作为把握各种人文叙事的基调和依据是其主因。无论曾经流行的现代化史观还是革命史观，都认同历史的必然性。既然彰显的都是普遍必然性，那么一切都应该为必然性服务，人文的所有东西也就由此变成了各项发展指标的附属物和盛世点缀。

与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快速发展相比，我们的文化建设即便说取得了疑似的进展，也是鹅行鸭步，显得那么苍白和没文化。无论是《大国崛起》还是《中国不高兴》所凸现的都是极端推崇现代化的思路和暴力逻辑。在这套逻辑里，所谓“文化”或“人文”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甚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还有什么重建？

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大国崛起论式的粗放历史观，任何所谓重建都是急功近利的举措，因为在成本计算的框架里，任何慢性的靠气质温润养成的文化行为都会遭到嘲笑。

“文化重建”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问题，更与如何选择文化密切关联，绝不是搞读经、唱京剧、复兴“国学”那么简单。至少有两件事值得大家关心：一是重新说自己，重建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叙事；另一方面要去说别人，要面对世界，破除现代化的迷障，用中国的思想去解释世界各种事情，用中国的语言、观念重构西方的故事。这样的话，也许会有些特别有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