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樊 纲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西方经济学的某些中国渊源，但必须承认，发展到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学，其根本的组成部分仍是舶来品。当近代有识之士跨出国门、崇尚西学之际，西方的经济学往往不在学习之列；当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的时候，在其开出的清单中也难见经济学的影子；马克思的《资本论》译介到中国所引起的反响应该说是空前巨大了，但它主要还不是作为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而出现的。当时的中国，更需要思想上的启蒙、文化上的革命，经济学，从功利的意义上讲，还派不上用场。

建国后的和平发展年代，经济学这门经世致用之学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了。我们也的确开始有了经济学，但那是“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樊纲语），“西方”的经济学，却只有挨批的命运。我们的那些曾经由“西天取经”归来的经济学者，回国后被告知取回的不是真经而是潘多拉之盒时，愕然直至于无奈，最后大都加入到批判的大军中去（余者默默，但也不敢再碰这潘多拉之盒了）。尽管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除了批判，也有经济学的争论和经济学的探索，也有自觉地对苏联版本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如孙冶方），但在那样的年代，在政治标准高于一切（自然包括学术标准）的年代，经济学很难说有真正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量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与技术，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再次打开国门，我们不但发现了自身经济的落后，也深切感受到我们的经济学偏离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有多远。因而这个时期引进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是本着谦虚学习的态度，尽管仍不乏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对于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经济学，搬到中国，自有其不适应的地方，批评是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批判毕竟不同于以前。以前学习西方经济学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批判，现在相反，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学习。

于是，一种悄悄的变化开始出现，那就是在中国，西方经济学逐步代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主流。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命运在中国发生转机的开始，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迈出的至为关键的一步。因为我们只有首先认同了西方经济学，将它视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部分，才可能去学习它、运用它进而发展它；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开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更合适一些）这一主流而另起炉灶。

至此我们拉开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序幕。而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学术思想历程正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这个大舞台上逐步展开的。

一、学习与批判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樊纲一直读的是经济学。这十年经济学的学习，也正是中国真正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经济学的阶段。十年磨一剑，在1988年他从美国学成归来之时，一部酝酿已久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以下简称《比较与综合》）完成。这部书试图总结出经济学发展至今的最重要成就（尽管还不是全部），搞清楚经济学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以一个没有本土经济学的初学者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成就，着重想解决的还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可不可以学习？

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对策分析。在樊纲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学者在最近一两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那些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个体的作法，才是真正不必给予过多强调的。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比较与综合》从基础理论层面全面考察了现代三大经济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著作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导致了经济理论研究角度的二重性，从而导致片面的科学性，以及“新综合”的可能性。

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同一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两种活动，因此在现实中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但在理论上，由于理论的抽象性特点，经济学的研究却可以或可能分别从两个方面展开，或者说着重从二者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考察，而将另一个方面作为既定的前提（理论研究角度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经济活动，即着重研究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的问题。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选择了理论研究的不同角度，强调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同方面，因而产生了所谓“片面的科学性”，即是说，它们各自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侧面，但都还不是全部。因而，需要综合。樊纲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开放性特征，这种综合是完全可行的。

进行“马克思主义新综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不仅对于樊纲，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经济学界（甚至国外同行）而言，都是一项未竞的事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还有很多人批判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的理论体系时，要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在一起，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功力，更需要的是理论勇气。

时隔几年（1995年）《“苏联范式”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文的发表，再次体现出樊纲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为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而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和气概。这篇《批判》将矛头直接指向阻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所谓“苏联范式”。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的主流范式，应该说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即苏联范式）。有人将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实际上，这一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所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很大出入的。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经济学中的苏联范式仍然存在。我们现在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这个“苏联范式”。现在到了批判和抛弃苏联范式的时候了。

如果说《比较与综合》还主要是总结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从而为了更好地、更理直气壮地运用现代经济学奠定基础，那么，这篇《批判》则是面对理论界的研究现状，鲜明地指出由“苏联范式”经济学所带来的人们在现实与理论间的困惑，指出要抛弃这一旧的范式，代之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果。这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种“范式”的宣战，而是对束缚我们改革实践的教条的宣战。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理论界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击碎了人们脑海中存留多年的老框框，促使人们开始用全新的心情和目光来打量西方经济学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二、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学习西方经济学是为了将它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从《比较与综合》到《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樊纲实现了从学习西方经济学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跨越。

尽管上述两本著作是在同一年（1990年）出版的，但却标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樊纲视《大纲》为自己的代表作。这部洋洋40余万言的大著是第一次全面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尝试。“工欲善其志，必先利其器”。《比较与综合》基本属于“利其器”的阶段。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全面理解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找出其中的精髓，才能做到真正的运用。通过《比较与综合》，樊纲总结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制度是重要的、所有制是重要的，这一认识成了《大纲》的逻辑起点。《大纲》正是以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结构为出发点，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展开了系统分析。

在《大纲》之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权威分析当属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这一著作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证研究（以及经验实证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并没有做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运行的全面分析。这表现在：他主要分析了企业行为和计划者行为，而未对公有制经济中个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在分析企业行为时，他主要分析了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方面的问题，而几乎未对企业（以及其他各经济行为主体）的特殊行为目标（利益目标）以及追求这种目标的行为特征作任何说明；而缺乏对特殊目标的分析，显然不能充分地解释经济行为，也不能全面地说明经济现象。另外，《短缺经济学》中“短缺”这个核心概念更多地是（不是完全地）作为分析前提存在的，而不是首先作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加以论证的；“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这两方面的关系在他的书中是经常混淆的；并且，作为全书理论基石的预算软约束概念的定义也是存在缺陷的。而以上这些问题，正是《大纲》所力图进一步加以分析和论证的。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以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现实出发点，那么，《大纲》则是对改革后的公有制经济实践的理论考察。由于这是运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全面探讨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第一部著作，《大纲》的问世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极大关注，一些国外大学还将《大纲》作为经济学系学生的参考书。正如樊纲在《大纲》的结束语中所写道的，“理论是不会结束的”，《大纲》只是完成了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用于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次尝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还需要更多这样的著作出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纲》的成功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解。不过，樊纲也进一步指出，要做到科学地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现实还应注意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理论研究中时常出现）。

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很多分支，比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这些分支关注的只是同一经济现实的不同侧面（即学科的片面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学科分支的不同研究对象，就容易在讨论问题时把属于不同理论领域或分析框架中的问题“扯”在一起，从而纠缠不清，不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比如在讨论宏观问题时，有人就把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如体制改革）、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如企业债务，或经济结构问题），增长理论的问题（如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如地区差距）也都“扯”了进来。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是不相关的，也不是说把它们“扯”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没有特殊的意义（许多重要的结论往往可以从不同理论的“结合部”中产生的），而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先把每一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搞清楚，没有对复杂经济的抽象把握，我们的理论就很难前进。比较典型的如关于“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问题的争论。

目前流行一种提法，即“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稳定”，或“通过结构调整克服市场疲软”，这种提法事实上混淆了不同问题在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也只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见效。而我们经常遇到的是要在一两年内把通货膨胀压下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尽快扭转通货紧缩，如何克服外来事件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必须在短期内见效的问题，等不得改革、调整的漫长过程。“宏观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短期问题。所以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对的；但说“通过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抑制过热或避免通货紧缩），其实是不对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学科分支的存在就要把一些相关的问题完全割裂开、只能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分别讨论。就拿“宏观稳定与体制改革”来说，它们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宏观稳定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减少波动以取得动态效率（任何“过热”或“过冷”都是动态无效率的），这样能起到对改革“去除干扰”的作用，使改革能在正常状态下进行。比如过热的经济会使企业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缺乏改革的压力；而“过冷”的经济则会因新增就业数量减少而使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总是难以解决，使改革无法以应有的速度进行。所以说，宏观政策调整，去除了宏观过热或过冷这个因素，可以更好地改革。换言之，追求宏观稳定实际上是追求“改革的动态效率”。强调宏观稳定不是不要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革。

以上强调了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应该注意经济学内部学科分工的特点；而下面的分析则要表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工同样影响到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

樊纲认为，尽管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道德、价值与伦理观念，但经济学本身并不奢谈道德。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由别人给定的、由别的学科给定的，或就是由社会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是把人们（个人或社会）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平等观”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任何一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等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告诉人们，在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相互约束的个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妥协才能实现某种“均衡”（“市场均衡”的真谛在于利益的平衡），达到冲突双方或冲突各方的利益最大化，等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事实上已把不同的社会标准、道德价值观念等作为不同的外生变量带入经济学分析，指出它们的差异如何会带来经济行为的差异和经济后果的不同；但是，经济学分析并不依赖于道德观念的改变，经济学本身也不以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为目的，而只是在现在人们一般具有或接受的道德下研究人们的选择方式和行为方式。

经济学之推崇市场经济，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多么“高尚”，恰恰是因为它并不“高尚”——它不要求人们都是谦谦君子，它是一种可以使鸡鸣狗盗之辈皆能相互交易、相互合作（通过交易而合作）而发展经济的制度；因为它所依赖的不是道德的教化、不是人们的善行，相反，它处处假定你不善，你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处处用制度来防范小人、防范欺诈、防范恶行，以此来保证人们可以较为放心地交易、竞争并合作下去。而我们的传统体制与之不同。传统体制假定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合作”，要求人们都得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能运作。从而，传统的制度框架更象“君子协定”，然而，正是这样的“君子协定”往往让那些事实上的“小人”钻了空子。所以，现在有人将社会上的道德沦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甚至归咎于是因某些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所致，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当前所谓“道德沦丧”，实际正是过去那种“高级”的、建立在君子行为前提假定下的制度必然难以为继的一种体现罢了。

上述的分析不过是想说明，由于学科界限与职业分工，经济学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主要还是要做好份内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去干伦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传教士以及各种思想工作者的工作。

三、过渡时期的思考

公有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990年《大纲》完成阶段，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还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以后，这种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体制格局发生变化了，非国有经济开始崛起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市场化进程也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更多地是以市场机制为分析的前提，很少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分析”；而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则为“过程分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大好时机，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关注。樊纲认为，我们身在其中，有着特殊的体验，认真探讨，更有可能大有作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樊纲从《大纲》走向了“过渡经济学”。这实际上是对《大纲》主旨的拓展。既然公有制这个逻辑起点发生变化了，那么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了的现实。

这个时期，对于过渡过程的分析他有几篇主要的论文，如《论改革过程》、《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等。而对于过渡经济学的较系统的研究当属1996年出版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

《分析》一书主要是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樊纲认为：任何改革，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一个外生的、由战略或政策的明智程度所决定的政府行为，而是一国经济中内生的社会过程，它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政府行为或政府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不过是经济中各种利益冲突与平衡结果的一种反映，政府本身不过是经济与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内在的特殊利益主体。《分析》一书主要就这种内生的社会改革过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论证，以达到更好地理解改革过程本身。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而近些年全球化的浪潮更使人们意识到对改革过程的分析必须要纳入“开放”这个变量。樊纲一直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处在一种非常不均衡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的周围早已有了那么多的先发国家，它们的存在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压力。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樊纲就亚洲危机所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主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问题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脆弱性。他强调指出，全球化能快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它不能快速带来良好的制度与市场管理能力（经验、知识等），而这两项对经济的繁荣和赶超同样重要。

亚洲危机显示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正是由于国内改革还没有跟上，过度的开放才会导致失衡、不协调甚至危机。从而，亚洲危机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最首要的教训，不是更谨慎地推行市场开放进程，而是要加速其国内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看，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使得它们在全球性的市场投机面前表现出脆弱性，限制了它们从国际竞争中获取好处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谴责全球化本身无济于事，因为它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你喜欢与否，都得加入进去，否则你将被“边缘化”，永久地处于落后的地位。同样，谴责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不良动机、操纵和阴谋，也于事无补，在当今的社会，要求他人顾及你的利益是不现实的。这仍然是弱肉强食、强权统治的时代，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化竞争，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己也成为平等的竞争者（强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既是对改革的挑战，也为改革提供了机遇。现实中，只要能生存下去，很少有人情愿承受改革带来的痛苦。不景气时，选择机会少了，机会成本小了，改革的可能性反倒更大了，人们会更多地同意进行改革。面对遭受危机的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更能体会到改革的紧迫性。

这样，樊纲在关于全球化浪潮、亚洲危机的探讨中绕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又回到了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樊纲对于全球化、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关注和剖析，实际上仍在坚持着他的过渡时期的思考，那些系列文章是对渐进改革理论的拓展，是对过渡经济理论在开放（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诠释。

四、前方的路

20年的学习和探索并不都是成功的喜悦，但樊纲一直庆幸自己选择了经济学这个职业。问及今后的打算，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实践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理论上也有着新的挑战。这方面的研究若能取得一些进展，不仅可以使他这样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而且还会对改革的实践大有裨益。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可作的事情非常之多，今后他本人主要还是想在宏观经济学与过渡经济学方面多做些工作，特别是过渡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会更长。

面向前方的路一直走下去，这就是樊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