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志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从经济上看,为了防止经济过热,2008年3月5日国家决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仅8个月后 (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决定到2010年底需投入约4万亿元资金拉动内需,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政府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中,教育和卫生一起排在第四位,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资金中有44亿元用于教育,占总额的4.4%。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拉动内需的资金应当如何使用,这不只是一个“什么项目能拉动内需”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如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设计、科学安排、加强管理,保证让全国纳税人的钱真正能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济转型、促进社会公正。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作用,是国家“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重点之一,必须优先发展。

一、中国会不会发生全面性的经济危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 lan Greenspan)认为,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危机将成为一股持续的“腐蚀性”力量,将诱发一系列全球性的经济动荡。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当地球那一边的人们在节衣缩食地过经济寒冬的时候,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也感受到了丝丝寒意。中国会发生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吗?这是一个局势判断问题,一旦总体局势判断有误,具体应对失当,就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从词源上讲,危机 (crisis)是指在某种不安定局势的后果成为定局之前所经历的短暂而危急的时刻。[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严重崩溃现象。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只发生在这种社会经济的构成中;危机是事态发展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的固有矛盾,特别是生产的社会性和个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2]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A lois Schumpeter)的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自身存在一种内在的客观机制,这个机制会使繁荣走向终结,引起萧条和危机,并导致暂时相对稳定的状态和经济发展的消失。经济萧条是经济自身“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而经济危机则是自身“再吸收和清理的非正常过程”。[3](P148)经济萧条和危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积极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出现危机的,可从熊彼德的观点看,经济危机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所有的经济体制中都可能出现。

那么,中国会不会发生全面性经济危机呢?国内各界普遍表现出了一种担心的情绪。在网络上,中国经济危机“已经临近”、“一触即发”、“全面开始”、“如山崩海啸”等用词随处可见,甚至有学者称,中国不是“会不会发生全面性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发生灾难性经济危机”的问题,更有甚者,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是“银行先死”还是“房地产先死”了。通观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存在三个现实的全面性经济危机诱发因素。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国际打压势力。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件幸事,而对一些经济强国如美国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他们是绝对不希望中国超过他们的,谁想在经济上超过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敌人。美国一直不断创新经济打压的手法,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到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都可证明这一点。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总量已接近美国GDP总量的一半。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劲发展,全世界都在兴奋地期待日本GDP超过美国的那个“历史性时刻”!就在日本为本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沾沾自喜的时候,美国大批资金却悄悄地进入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先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式发展,接着再逼迫日元升值 (由1985年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1美元兑79日元),最后用日元再买美元。仅此一役美国就成功地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掠夺一空,日本这十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现在,美国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到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95万亿美元,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前三个季度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大约损失了1000亿美元。[4]美国不断用“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攻击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话,中国经济早就走向全面性危机了。

其次,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不安全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摆脱了闭关自守的经济态势,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5.5倍,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国外市场价格能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变动。输入型通胀已成为我国物价高涨的重要“推手”。当前,国际通胀通过“两油”(石油和粮油)和铁矿石价格向我国传导,我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仅国际原油价格暴涨一项就导致我国石油加工业亏损500多亿元。我国铁矿石一半以上依靠进口,而西方国家已经控制了全球70%的铁矿石资源,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持续上涨：2005年上涨71.5%,2006年上涨19%,2007年上涨9.5%,2008年则上涨了65%以上。铁矿石价格上涨,带动钢材价格上涨,而钢材价格上涨,又提高了一系列相关产品的成本,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传导和扩散。[5]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我国面临出口增长率下降、出国导向型企业倒闭、经济增长趋缓、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增大等多重压力。据统计,2008年前三季度仅广东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企业为7148户,一个月后,该数字已跃升为15661家,翻了一倍。我国出口增长率也由2007年 2月的 51.6%下降至 2008年10月的21.9%(实际出口增长率只有8～9%)。以上多重风险的同时挤压,使中国诱发全面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断增大。

再次,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存在结构性隐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7%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近年来连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结构性困境,表现在：(1)政府投资率太高而居民消费率太低。中国的GDP是在“开发区热”、“基本建设热”、“房地产热”、“出口热”等投资热潮中获得的,而不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投资热潮中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几代人的财富,而出口热潮中贸易顺差不仅使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而且使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虽然中国在总体上是积累性社会而非消费性社会,但从生产和消费的总体结构关系上看,中国经济产能过剩而消费能力不足是当前的大问题。200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37239亿元,占GDP的比重55.6%,而居民消费率仅为35.3%,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率不到世界平均消费水平 (78%～79%)的一半。(2)居民消费差距大于居民收入差距。中国的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消费的问题。从居民收入和消费关系来看,收入增加了,消费却降低了。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消费性支出占9997.5元,消费率为72.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958.4元,现金支出 4533.1元,占比高达91.4%,农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可花了。2008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7885.7亿元,其中城镇零售总额为61799.6亿元,农村仅有16086.1亿元。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约为城市的1/4。[6]在工商链条时代,在出口受阻的背景下,消费链条的断裂将会导致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经济危机的扩大化。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从根本上说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美国所发生的次贷危机,虽然源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但社会贫富不均也是重要诱因。以上结构性隐患已经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由2007年12月的96.9下降到2008年11月的90.2,而信心危机往往是导致经济危机扩大化的重要心理力量。

二、经济危机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

预测经济危机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困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经济危机对教育产生的直接负面影响。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国家看,危机对教育产生的显著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可能导致教育经费预算紧缩。从1960～1980年政府教育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教育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均在8%以上,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政府教育支出的增长率开始下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由1960～1965年间的12.1%下降到1980～1982年间的4.3%,工业市场经济国家由1960～1965年间的10.7%下降到1980～1982年间的1.2%,预算紧缩最为明显 (见表1)。20世纪60～70年代政府对教育支出的不断增长,是源于对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假设的信奉。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失败和石油危机爆发,人们开始对投资于教育的人力资本理由产生怀疑,怀疑的原因都是非常现实的：(1)受过教育的人失业。(2)受过教育的人外流。(3)受过教育人数的增加使用人单位提高了用人条件,雇主常常把学历当成限制申请人的最方便的挡箭牌。(4)出现“毕业文凭病”,为了先在就业市场上谋得一个职位,受教育的过程变成了获得资格的过程,导致教育质量下降。(5)发展教育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不平衡现象。(6)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个人收入可能只有一部分是受教育的结果。[7]由于政府对大量教育经费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设法削减教育预算就成了危机时期的普遍做法。我国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已由2007年11月的121.3下降到2008年11月的84.7,一年内下降了36.6个百分点,经济预警中的财政收入连续两个月表现过冷,工业生产指数也开始趋冷。如果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将来是否会导致政府对教育支出的紧缩,尚不得而知。

表1 1960～1982年间政府教育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

其次,可能导致入学率下滑和质量下降。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居民购买力的下降,恶化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困难家庭的教育支出。一方面,基础教育的入学率可能会下降,因为孩子辍学对贫困家庭来说是有利的。对大一点的孩子来说,辍学可以帮助家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对小一点的孩子来说,辍学可以减少与读书相关的费用。另一方面,基础教育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政府、学校和家长在经济紧缩时期都努力减少教育开支。特别是比较穷的地区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学校运转。经济危机往往对最困难家庭、最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权利造成侵害,这些群体对教育的边际成本十分敏感。但是,经济危机并不一定导致入学率下滑和质量下降。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对入学率影响的启示,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印尼政府对金融危机可能对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充分的预测,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结果原先预计的初中入学率会由1997～1998学年度的72%下降到2001～2002学年度的57%,高中入学率由40%下降到23%的状况并没有出现。[8]所以,经济危机考验的是政府的教育行政理念。

再次,可能导致知识青年失业率的增长。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策略就是裁员。“失业”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就业”意味着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为了工资而受雇于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失业的基本标准是国家劳动力中工人及可能成为工人的人员总数和实际上被全日制雇佣的人员数量之间的差异。[9](P188)失业的产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系统规模的扩大所导致的“教育产品”的过剩,超出了经济体制创造新工作的能力;二是受经济危机影响企业所进行的裁员,或企业倒闭所导致的失业;三是由于专业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工人与岗位的不匹配现象,常被称为结构性失业;四是由于就业观念束缚而导致的“有岗没人去”的现象。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有611万人需要谋求一份工作岗位,到2008年11月底,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10省因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而返乡的农民工达485万人。据测算,我国2008年城镇实际失业率约8%,2009年将超过14%。

三、发展农村教育应是中国经济危机时期的战略重点

据铁道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经济危机时期投资于铁路1元钱,危机过后可得到8元钱的经济回报。这个报告的政策意义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什么项目经济回报高就投资什么项目。在笔者看来,这种思维方式过于重视经济学关注,而缺少了社会学和伦理学关怀。经济危机时期的投资既要解决眼前问题,还要解决长远问题;既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既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社会问题;既要解决物的问题,还要解决人的问题。拉动内需的资金投向本身是一个投资观问题。所以,政府4万亿拉动内需资金的使用必须从战略角度来审视。

首先,投资于农村教育有助于拉动内需增长。在经济危机时期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是比较通行的做法。在1933～1939年间美国利用《全国工业复兴法》加强公共工程建设,其中全美新教育设施的 70%都是由公共工程局帮助建设的。[10](P327)据统计,我国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总体办学条件仍然相当落后 (见表2)。

表2 2007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城乡办学条件差距

全国农村小学危房率达4.13%,约1万余所;全国农村初中危房率为2.90%,约有2000余所。有38.7%的农村小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率不足50%,有43.7%的农村初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不足70%。农村小学建网率比城市少46.59个百分点,农村初中建网率比城市少29.91个百分点。许多农村学校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严重匮乏,国家规定的课程无法开齐,难以达到基本的教学要求。

农村教育是既有利于民生又有利于拉动内需的战略领域,应该“优先发展”,并努力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位。据测算,若要使全国农村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合格标准,至少要投入1.5万亿元人民币。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加固,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二期建设,农村中小学教学仪器与图书资料标准化建设,农村教师经济适用房建设等项目,同安居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一样能拉动土木砖瓦、钢铁、汽车、仪器、图书等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扩大农村教师编制,提高农村教师工资,设置有一定吸引力的农村教师特设岗位,不仅有利于扩大就业,还有利于农村学校配足配齐教师,开足开齐课程,提高教育质量。

其次,投资于农村教育有助于全面促进社会公正。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个人的受教育年限与个人的经济收益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受过教育的人,与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相比,享有更宽广的职业选择范围。既然失业经常与缺乏教育和缺乏劳动技能密切相关,那么,在变革时期或者经济和工业活动衰退时期,教育就提供了一种抵御失业的安全保障。”[11](P12)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发展农村教育就等于在累积农村财富。如果能大面积地提高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等于在大面积地增加农村人口的就业机会和个人收入,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促进社会公平。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在继续保持传统生产和出口优势的同时,要重点提升国内人群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内需拉动。而发展农村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事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在日内瓦发布2009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战胜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时说,“如果应对金融危机就是向世界的穷人转嫁损失而不是解决不公平的话,那将是对富裕国家的悲哀的控诉。”[12]“如果金融体系垮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会有所行动,而如果教育体系垮了,后果就不那么明显,但却同样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了贫困、饥饿和儿童死亡率,对经济发展前景不利。”[13]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以更大的紧迫感采取行动。卡诺埃 (Martin Carnoy)更深刻地指出：“正规学校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经济的发展上。在大多数社会中,一个人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决定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从政治角度看,学校的发展为社会地位的变动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另外,把正规教育作为改善社会地位和平等收入分配的手段,可能还意味着一种与强调经济发展十分不同的教育 (和公共支出)战略”。[14]教育是长周期事业,不可以短期目光看待教育。农村教育落后是农村落后之根,农村落后又是中国消费能力失衡之源。发展农村教育是从根源上拉动内需、治理危机的战略举措。

图1 美国2000年25岁及以上全职雇员的人均年收入

再次,投资于农村教育有助于大量累积人力资本。危机时期是最需要战略眼光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把当前事情做好是不容易的,但能把未来事情也做好就更为不易。教育不仅能拉动内需,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虽然到2007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其他各国,但中国的创新能力和高技术生产能力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正是这些差距才使我们受制于人。2005年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发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认为,通货紧缩条件下市场的最大特征是性能和质量决定价格。日本技术实力雄厚,中国的大部分产品离开了日本技术就寸步难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15]中国为什么会受制于人,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则源于中国人力资本竞争力乏力。据2008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人。在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学历程度越高,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低于城市 (见表3),即使与2002年的城市数据相比,农村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还分别比城市低11.5和7.7个百分点。在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70.8%;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5.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13.6%。[16]

表3 城乡每十万人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量及比例

无论从人力资源存量、流量还是质量上看,农村与城市相比都有一定差距。中国农村教育搞好了,中国的人力资源基础才会稳固,而没有农村教育的快速超前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转变。美国学者伍德森(Sen.Jamie Woodson)认为,教育在国家发展中至关重要。提高教育普及率有助于培养熟练劳动力,而熟练的劳动力将促进经济发展并能催生更高薪水的工作。教育与经济繁荣唇齿相依,只有教育的高标准而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教育和经济共同发展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在经济危机时期,教育的经济引擎必须得到优先保障。[17]在经济危机时期投资农村教育,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选择。

四、投资农村教育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000年的2562.61亿元提高到2007年的8280.21亿元,8年间教育经费总量增加了3.23倍,但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一直在2.87%和3.32%之间徘徊。如果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比例计算,①从2000年到2007年8年间,国家共拖欠教育经费 11116.88亿元(见表4)。

表4 2000～2007年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计算的拖欠经费 单位：亿元

基于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农村教育质量低下、长期历史欠账的事实以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要求,国家在4万亿资金中拿出1/4投入农村教育,还不够补足8年来的教育欠账。既然教育可以在短期内拉动内需,可以从长期上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国家应至少拿出25%的资金用于发展农村教育。具体政策建议是：

1.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旧校舍改造和基本办学条件配备工程。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投入,使大部分学校都成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但是与“让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成为当地最坚固的民用建筑,成为当地发生危险灾害时的避难场所”要求相比,仍有相当数量的学校达不到标准。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教育厅、建设厅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校舍建筑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有1930所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其中普通中学 (包括初中)520所,小学1209所,大部分在农村。[18]而对中西部农村来说,不仅许多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农村学校的食堂、饮水和厕所等基本卫生条件比较差,而且基本的教学设备、实验仪器、图书资料、音体美活动设施、学校信息化条件等也都不齐备。在我们成年人都不愿意待上哪怕一天的年久失修的校舍里,我们怎么能让21世纪的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在那里学习呢?把校舍和宿舍加固到国家规定的抗震标准,配齐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是教育预算的大头,它不仅可以带动就业,还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建议：一是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学校布点既要远离自然灾难多发或易受自然力量危害地段,也要远离高污染工厂等人为不利地区,同时还要考虑农村学龄人口变动因素,避免出现新的空巢学校而造成浪费。二是要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按项目分担财政责任的机制。对于中西部地区,中央要拿大头,可延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西部地区8∶2,中部地区6∶4),对于东部地区,鼓励地方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三是加强资金的监管力度,防止资金被挤占挪用。农村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能力较为薄弱,据审计署对2006年～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有85%的县挤占挪用公用经费和校舍维修改造资金,被挤占挪用金额达1.15亿元。[19]所以,拉动内需资金的有效使用最为关键,为确保百年大计目标,谨防产生新的豆腐渣工程。

2.实施全国性的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06～2008年国家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已使6.03万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农村任教。据抽样调查统计,特岗教师中待遇低于15000元/年的占 21.30%,超过 18960元/年的仅有3.95%。由于工资待遇不到位,严重影响了特岗教师的稳定性。截至到2007年,全国中小学尚有30多万教师不具备合格学历,其中88.3%在农村;全国有37.9万名代课教师,其中81.8%在农村;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年龄偏大,英语、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严重缺乏。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难、拉动内需,我们建议：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计划,每年设置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20万人,中央政府负责基本工资,地方政府负责教师津贴;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一定数量的农村幼儿园、农村普通高中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每年设置农村非义务教育特岗教师7万人,具体经费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为特别困难的地区适当给予补助;三是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教师每人每年提供500元消费券 (限年度消费)。2007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普通中小学教师907.7万人,其中82.7%在县镇和农村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一直不到城市教师的70%,而且近50%的县镇和农村教师没有按时或足额领到津贴。[20]如果按750万农村教师算,每人每年提供500元消费券可拉动37.5亿元的消费,提升农村教师的消费水平。

3.实施青壮年农民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但中国的技能型人才十分匮乏,产品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性能缺乏世界竞争力。目前,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职业教育,从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等多部门投入了大量经费,甚至实施了农村学生读职业高中补助1500元的政策,但是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落后,许多学校难以开展实质性的技能培训,甚至有些培训机构虚报名单套出政府的职业教育经费。为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强农村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二是着眼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合理谋划中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能型人才;三是实施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养计划,针对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低下的实际,通过分发“培训券”和公布培训机构资质的方式,鼓励农民工到有较高培训能力的机构接受培训,提升农民工再就业的能力。

[注 释]

① 据UNESCO《世界教育指标2006》显示,2003年世界教育指标国家(WEICountries)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4.9%,经合组织国家(OECD Countries)平均为5.9%,欧盟统计局国家 (UOECountries)平均为5.7%。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2006).Education Counts：Benchmarking Progress in 19 WEI countries.Montreal：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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