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勉 陈炳枝

2003年以来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是铁矿石需求方的一个巨大的寡头。但在历年的铁矿石谈判中，我国都被迫接受高涨价，几乎失去了最大需求国应有的“话语权”。“话语权”的丧失使得我国钢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利润被压缩甚至亏损。

2010年的铁矿石谈判与往年有所不同，焦点不再在于价格的涨幅是多少，而在于是否应该废除延续近40年的传统年度定价模式，改为季度定价。最终三大矿山结盟“季度定价”，4月13日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首发价，按季度定价，价格比上一年度上涨92%。中国又一次被孤立，中钢协最终妥协，内地所有钢企均与三大矿山签署临时协议，中国又一次痛失“话语权”。从2005年中国钢企参加铁矿石谈判以来，除了2006年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首发价，粉矿、块矿同比增长9.5%，2009年FMG给予中国低于新日铁与力拓达成的首发价外，其他年份中国都是被迫接受高涨价，令中国钢铁业损失惨重，过去6年中国钢铁商和铁矿石消费者损失高达7000亿元。我国作为铁矿石的最大的进口国，为什么会连续多次丧失“话语权”？

一、全球铁矿石市场的贸易结构现状

世界铁矿石供应主要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2008年铁矿石的全球海运贸易量为8.89亿吨，其中巴西淡水河谷占31.4%，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总共占34.7%，印度、南非和加拿大分别出口1亿吨、0.32亿吨、0.26亿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钢铁工业稳步发展，我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主要工业国都是进口国家。自2003年来我国一直维持世界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不降反升，达到6.28亿吨，占世界铁矿石贸易的52%。日本是铁矿石净进口国，近年来进口铁矿稳定在1.1亿吨。欧洲为铁矿石净进口国，2008年进口铁矿石1.25亿吨。韩国2008年进口量为0.5亿吨。这些国家构成了需求量巨大的买方市场。

从上面供需分析看，世界铁矿石贸易基本上呈现出双寡头格局，从卖方看主力是铁矿石“三巨头”：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组成的“两国三家”。而从买方看主力则是“四大阵营”，包括以新日铁为代表的日本阵营、以宝钢或中钢协代表的中国阵营、以浦项制铁为代表的韩国阵营以及以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为代表的欧洲阵营。另外，澳大利亚的FMG、印度、俄罗斯、乌克兰、南非等一些新兴的铁矿供应公司正在成为迅速崛起的第三方力量。

二、国际铁矿石市场垄断价格的形成

（一）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机制

一般来讲，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机制包括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和贸易双方所确定的或参考的基准价格两个方面。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来说，价格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另一种是对于尚未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或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主要卖方每年谈判达成。在大多数的大宗贸易中，比如铝、铜、煤炭、石油等，期货市场是形成这类商品基准价格的中心。

铁矿石仍是一种尚未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或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所以价格形成采用后一种方式。但2010年的铁矿石的定价与往年的谈判内容不同的是，废除延续近40年的传统年度定价模式，改为按季度定价，让交易价格更接近现货价格。季度定价取代传统的定价模式，为日后的期货定价做了准备。

（二）国际铁矿石垄断价格形成的原因

从供给方面来看，国际铁矿石被三巨头控制，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三巨头结成价格联盟统一定价，每年铁矿石的供给量稳定增长。从需求方面看，由于需求各方利益不一致，削弱了铁矿石谈判能力。

由于铁矿石作为要素市场上的垄断卖主，可以通过控制要素供给量来决定要素价格。如果国际铁矿石市场完全竞争，那么买卖双方可以找到市场均衡点。但是，在现实的国际铁矿石谈判中，三家卖方立场一致，加大了卖方的谈判砝码。相比之下，多家买方出于各自的原因，立场很难达到一致，在价格谈判中造成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并且由于需求旺盛，对进口依赖度都很高，又进一步增强了卖方的垄断势力。因此，铁矿石要素卖方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生产，把铁矿石的供给量限制在一定水平，价格相应提升，从而实现超额利润。而买方为了解决国内铁矿石需求的缺口，只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被迫接受大幅度涨价，以期卖方能够增加铁矿石供给量。

三、国际铁矿石博弈中我国痛失定价权的原因

（一）国际原因

一是国际铁矿石需求各方利益不一致，中日两国存在“囚徒困境”。需求方中我国与日本是最大的两个进口国，但在铁矿石的谈判中双方的利益不一致，经常都是日本首先接受三巨头的涨价。所以三大矿山也撇开中国先与日本达成首发价，再以此来逼迫中国就范。日本的目的是想以此来击垮中国的钢铁业，提高日本钢铁市场的占有率。

二是国际铁矿石市场处于卖方垄断，三巨头形成卡特尔价格联盟。三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公司、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对于整个铁矿石行业的控制力非常强，控制了世界铁矿石出口的55%左右，掌控了世界铁矿石70%以上的海运量，占据中国60%的垄断经营。这三家公司在铁矿石行业处于近乎寡头垄断的地位，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市场的价格。中铝收购力拓失败后，力拓转向必和必拓合作。现在“两拓”有兼并合作的意向，如果兼并成功的话，国际铁矿石市场将近乎形成双寡头(“两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垄断市场，这会对我国钢铁行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三是金融资本渗入铁矿石市场、追求眼前利益，绑架中国钢铁。2010年的铁矿石谈判中，我们发现三大矿山公司的股东构成，除淡水河谷由本国养老基金控股外，力拓、必和必拓都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控制。铁矿石谈判不再是单纯的钢铁行业之间的事情，谈判结果更加难以体现买方利益，包括汇丰、摩根大通、花旗等国际金融大佬的利益体现必将贯穿整个谈判的始终。对比三大矿山强大的金融背景，中国的钢铁企业显得势单力薄。拥有更强大力量的中投公司等主权基金没有能在铁矿石谈判中发挥作用。现在三大矿山公司都由金融资本控制，以追求当期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具有资本属性的特征，使得“中国定价”模式的实现更加艰难。

（二）国内原因

一是我国铁矿石过度依赖进口。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从2000年的0.7亿吨到2009年的6.28亿吨，增长了8.9倍，占国际铁矿石贸易的50%以上。对外依存度从2003年的31.6%到2009年的69%，可以说“极度依赖”。同时，进口来源集中度也相当高，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是我国铁矿石进口的主要来源，2009年四国进口量占我国总进口量的87%以上，其中又以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比例最大，分别达到42%、21%和17%。虽然预计随着我国国产量的增加和其他产矿国产量的增加，三国比例会有所下降，但是作为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难以改变。这种过度依赖使我国钢企在谈判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二是我国钢铁企业的集中度低，相关企业缺乏一致行动。当前我国有钢铁企业7000多家，但中小企业比重较大，而年产量在500万吨以上的企业则只有20多家。产业集中度CR20为56.71%。据统计，2007年韩国浦项制铁公司粗钢产量占到本国产量的60.61%，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日本的新日铁和JFE公司、美国的美国钢铁公司、俄罗斯的谢维尔等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本国总量都超过了20%。我国对铁矿石的进口量非常大，而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却非常低，导致我国钢铁公司或进口商在进口铁矿石时不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进口市场无序化，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自律，导致盲目进口和竞相抬价。

三是我国钢铁行业内部因为利益纠纷被各个击破。国内铁矿石进口秩序混乱，多头对外。虽然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在缩减，但目前仍有70家，贸易商42家。进口资质的垄断造成了国内企业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拥有进口资质和没有进口资质的进口商和厂家之间，存在着利益链。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大型钢企代表以及中钢协与三大矿商谈判，签订长期协议，进口后再在国内进行分配。除了由大型钢企自营贸易商进口的铁矿石部分直接进入大型钢企外，其余的铁矿石都以高价卖到了不具有进口资质的中小型钢企。中小钢企采购到的铁矿石的价格相对长协价有了大幅上涨，最高甚至翻番。所以，从力拓等三大矿山取得更多的进口配额，就可能成为某些中国钢企从事“情报”交易的原动力。这也是2009年力拓间谍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时还会使得一些中小钢企“倒戈”与铁矿石商签订采购协议，使得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局面。2009年中钢协与国际铁矿石商的价格谈判正处于胶着中，38家国内中小钢企与巴西淡水河谷签订了总量5000万吨的长协矿合同，抬高了现货价格，使得中方掌握的谈判筹码越来越少。

四、国际铁矿石谈判中增强话语权的对策

（一）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合作，结成价格谈判联盟

过去几年里，日本凭借自身的财力接受铁矿石涨价，企图挤垮中国新兴的钢铁企业。而现在情况是，中国钢铁企业在逐步整合中得到升级和发展，产量从1996年突破1亿吨到2009年的5.6亿吨。而日本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和丰田的召回问题，汽车产量锐减，加重了日本钢铁行业的困境，所以日本钢企希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这个时候正是可以跟日本谈判、结成价格谈判联盟的时机。加强需求各方的合作，摆脱“囚徒困境”，避免我国孤立面对三巨头，有利于在铁矿石谈判中增加砝码。

（二）利用市场份额分化卖方的寡头联盟

我国铁资源迅速增长的需求，对于资源拥有国来说，实际上是其矿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三大矿业公司在巨额利润的推动下，有许多新的铁矿石开采项目正在加速实施。澳大利亚官方资料表明，2006年必和必拓、哈默斯利等五大铁矿的新增生产能力就达7000多万吨，其他国家的矿山开发力度也在加大。不难看出，铁矿石价格在高位徘徊的时间越久，距离全球产能释放、供需关系发生逆转的时间就越近。巴西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单一，铁矿石开采业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寡头企业与所在国都希望有更多的定单，获取更大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有选择的合作与采购，不断分化寡头联盟。如2009年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FMG就倒戈，给予中国更低的铁矿石价格。

（三）积极参与新的铁矿石定价体系，发展铁矿石期货市场

今年国际铁矿石定价由季度定价替代传统定价，传统的基准定价机制基本被打破，铁矿石定价朝着指数化、金融化定价机制演变，“三巨头”背后的金融财团是铁矿石指数化定价的最大受益者。既然铁矿石价格金融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那么中国有关方面应当积极介入。第一，促进铁矿石市场的充分发育。现代铁矿石市场，应当包括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两个市场。第二，随着现货市场的充分发展，将铁矿石期货市场的建立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择机建立铁矿石期货市场。第三，支持中国金融机构参与，进行市场分析预测、实际交易活动等，参与到铁矿石定价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去，以期在未来新的铁矿石期货市场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四）开发国内外铁矿石资源，提高铁矿石资源掌控力

我国铁矿地质品位平均为33%，比世界平均品位低11%，低品位的铁矿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全国应进行一次铁矿石勘探普查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西部资源蕴藏量较为丰富的地区，找出潜藏在各地的大型矿山，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开采，提高自有铁矿石的供应量。同时，中国的优势钢铁企业必须通过资本运作加强自身对国外铁矿石资源的控制权，绕开巴西、澳大利亚矿商到世界其他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国家开采矿石，拓宽铁矿石的进口渠道，打造全球原料供应链，降低中国对国际三大矿石巨头的依赖程度。

（五）提高我国钢铁企业的集中度，规范铁矿石进口企业

提高钢铁企业的集中度主要通过兼并、合并、股权收购等手段扩大单一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和技术实力。在这方面，宝钢收购八一钢铁以及与包钢之间的战略合作为国内钢铁企业做出了榜样，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有必要加大支持力度。对铁矿石进口企业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减少进口企业的数量，规范进口行为，避免相互之间的价格恶性竞争。同时，建立钢铁企业与铁矿石进口企业之间的联盟，稳定铁矿石供应，从而从两方面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