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家民

军事学院衍变中三对主官的『文革』岁月(下)

○ 尹家民

调李聚奎到高等军事学院当院长，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志民政委在高等军事学院 （以下简称 “军事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1967年1月9日，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在全院召开批判李志民的大会，还把总政领导“请”了去。军事学院的武斗随之升级。参加武斗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员，一般在四五十岁，甚至有个谢富治的80岁的老部下还天天打架。1967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宣布对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局面才好一些。

1968年4月，林彪在接见某军副军长徐信时讲了一番奇怪的“理论”。他问徐信：“你到苏联学习，学懂没学懂？”徐信回答说：“没有翻译，是糊涂的。”在场的江青不屑一顾：“你（指林彪）教他们差不多。”林彪说：“幸亏不懂，懂就糟了。”接着，他又说：“高等军事学院让国民党当教员。他们怎能教我们呢？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消灭了他们，解放了他们，又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能甘心吗？照他们那套办，一定要打败仗。”

江青附和道：“叫我们手下的败将教我们，真是奇闻！我要亲自造他们的反！”林彪接着说：“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就骂我们是狭隘经验主义。没有经验，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没有经验，哪有理论？他们经验没有，理论没有，是怎样教的呢？我们打仗靠政治，靠近战，靠夜战。”江青说：“军事学院是高等学府，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林彪、江青的话很快被传到社会上和军事学院，造反派把种种罪名都加到李志民头上，不分昼夜地轮番对他批斗，甚至拳脚交加，进行残酷迫害。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志民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

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因病离职休养后，1966年4月，上面一个电话，将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调来当院长。这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聚奎在1952年就是新成立的后勤学院的第一任院长，1958年3月调至总后勤部当政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的“红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邱会作当了部长后，不顾国情实际，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很看不惯，但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邱会作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办法也很多。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则一个人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独自决定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不同意邱会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时，邱便在会上会下、人前人后讲：“你李聚奎反对我可以，反对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作为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的标准。不久，他们便将李聚奎从军事学院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记述：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看着身心处于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邱会作曾对专案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结论。”为了给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压力，邱会作一伙对他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就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拍着桌子说：“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被撤销，损失难以估量

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所学院撤销的消息很快在单位传开，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有句话叫做“活宝没人要，死宝有人抢”。所谓“活宝”，是指从刘伯承元帅起，精心培育起来的一支优秀的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学院撤销后，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自然也得不到正常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后，张震院长和王平政委联名给军委写信，引起军委的重视，才逐步得以解决。但许多教研人员工作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实在是不小的损失。所谓“死宝”，是指学院大量的物资、装备。学院撤销后，教研人员呕心沥血编写的从井冈山到全国解放历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总结和战例汇编、教材，被付之一炬；单价十几万元的一个个示范沙盘，都被砸烂了，器材也全部失散了。据说销毁时，资料、教材、地图、沙盘等一共拉了80卡车。有的人为了要樟木箱子，把里面的档案、资料一捆捆地扔掉。

1969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三年之久，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4月，无法使李聚奎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有一个总后的单位）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

林彪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想重返北京，查清问题。1972年5月底，李聚奎一家从龙里搬到了重庆，但还被继续管制。1973年3月，才让他回到北京治病。“四人帮”被打倒后，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的冤案终于逐步得到彻底平反。他又回到了过去亲手创办的后勤学院任政委。

李志民的“解放”颇费周折。经总政调查，李志民所有罪名都不存在，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准备给中央写报告，建议“解放”和使用。不料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转来一封写给毛泽东的匿名信，指控李志民有重大历史问题。按照规定，凡是给毛泽东的信件，处理结果是要报告毛泽东的。此时已是1972年三四月，李德生叫总政立即去人到李志民的家乡再作调查，终于弄清所谓历史问题纯属子虚乌有。调查的人回来，已经到了4月底，李德生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第二天，终于安排李志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上了新华社“五一”新闻稿的见报名单，也就意味着“站了出来”。1972年10月，李志民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还有韩先楚、陈再道、王建安）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张震从葛洲坝水利工程工地回到军队后，暂在武汉军区负责军事训练。因为他在军事学院干过10年，就负责起筹办军区的军政干校。1975年8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萧克一上任，想到的就是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老传统

林彪事件后，萧克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住水电部宿舍。1972年春节过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对萧克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

1969年2月，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的同时，开始筹建军政大学。1970年8月，军政大学成立。首任校长、政委分别是黄永胜和张秀川。

从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起被错误批判处理的萧克，掐指一算，离开军队已有13年了。作为一个老兵，他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尤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所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分怀念。

萧克去军政大学时，政委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唐亮是红三军团的，萧克对他不太熟悉。在接触中，萧克感到唐亮办事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

唐亮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对同事很民主，重大问题总是集体研究决定。1956年9月唐亮任南京军区政委时，出席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曾提名他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唐亮深感不安，于9月4日给出席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和副团长贺龙、聂荣臻、黄克诚写信，恳求从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名字。他的理由是：一、本人的历史不长，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恐有负党的期望。二、名额有限，某些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的没有列入，他被列上感到不安。三、本人年龄不算很大，再过几年为时不晚。多锻炼一下有好处。会议主席团经过研究后，采纳了唐亮的要求，他的高尚品质被许多同志所称赞。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情出来以后，政治空气为之紧张。杨勇、李志民、唐亮、苏振华是表态最晚的四位上将。他们不同意把彭德怀说得“比杜勒斯还坏”，郑重其事地给大会写了报告，但没有被印发。“文革”中，这件往事被重新提出来，成为唐亮、李志民等的罪行之一。1964年1月，唐亮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劳累，身患冠心病，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唐亮对当时很多事情百思不解，内心非常苦闷。他对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和发生武斗，对许多老干部被当做“走资派”抓走很反感，由不理解产生了抵触情绪。为此，他受到造反派的训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调唐亮带一个学习组，到军政大学领导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

1972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萧克为军政大学校长，唐亮为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当时，全军训练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在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大帽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毛泽东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萧克下定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他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月，军政大学成立了军事筹备组；10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1973年9月，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第一期师级干部读书班正式开学了。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还开了部分军事课。这是从1966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算算时间，一个国家的高级军事学院，七年后才恢复开军事课，实在荒唐！

江青的批示，矛头直指萧克、唐亮

从1974年初开始，江青集团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军政大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了冲击。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2月8日，王洪文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运动。萧克和唐亮感到王洪文这个批示不大对头，虽然那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个“四人帮”集团，但对企图乱军的行为极为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他们两人商量，决定采取谨慎的办法处理。他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报。并作了三条口头规定：不发言，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如果有人要反映问题，由个人去反映，党委不看也不代转。

1974年2月以后，根据上面的指示，军政大学也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像过去搞运动一样，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集中搞阶级斗争，搞揭批查。当时唐亮和萧克对“批林批孔”运动很有看法：孔夫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要批一个古人呢？难道仅仅是算历史的旧账吗？绝不是。这是借古喻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总理。由于他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抵制态度。他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夫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极现象和林彪联系起来批，也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

然而，一些人很不满意他们的做法，还有人写信告状。1974年3月3日，江青在一封告状信上批示：“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3月5日，江青又在一封匿名信上批道：“军大领导不知是一些什么货色，要发动群众把他们烧一烧。要放火烧荒。”萧克和唐亮收到江青的批示后，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告状信与江青批示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利用这个重要阵地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当然，告状信和批示的矛头是直接对着萧克和唐亮的。当时他们的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江青的批示是直接送来的，没有经过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不符合组织程序，完全有理由不闻不问，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

于是，他们一面向叶剑英报告，一面给江青写信解释推迟传达的理由：告状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军政大学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人利用军大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才是需要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告状信避重就轻，是干扰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的批示，本意是想整军政大学的领导，而他们则利用这个批示动员全校人员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篡党夺权的阴谋，并清查与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样，就把江青等企图搅乱军政大学的矛头指向给扭转了。由于江青在两次大会上的煽动，师级干部读书班的一个学员（原空军某师参谋长）公然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事情发生后，唐亮、萧克非常气愤。萧克说：“这是干扰大方向。我们军政大学不能要这样的学员，应该开除。”当时他就给叶剑英打电话报告，并请示能不能将这名学员开除。叶剑英说：“你是校长，你有权处理。”话中的意思很清楚，支持他们。于是，军大召开大会，开除了这名学员的学籍，理由是他反对周总理。“四人帮”也只能哑口无言。

多事之秋，萧克、唐亮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

1975年秋，叶剑英要萧克多关心一下军队的训练，多到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改进意见。萧克遵嘱办了，同时也有些担心，主要是对江青他们几个人不放心。他深思熟虑几个月后，决心给毛泽东写信，要他提防那几个人插手军队。信还没有发出，接到唐亮的电话，要他回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什么内容，电话中没有谈。等萧克回到北京才知道是“批邓反右”，要他们“转弯子”。一听到这些，萧克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写给毛主席的信，也就不敢再发出了，一把火烧掉了。接着，全国、全军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搞运动，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训练计划也被挤掉。1976年2月，军事系、政治系第二期和后勤系第一期开学，原定三个系学制均为一年，但由于运动的冲击，训练计划大部分没有完成，很多课程走了过场。军政大学党委一班人在对待运动的认识上比较一致，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运动一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哀悼。追悼会那天，萧克跟着周总理的灵车一直到了八宝山。上面通知不让去天安门，他们在军大传达了，却并不严格执行。军大有不少人去天安门，有的还抄回一些反“四人帮”的诗词，他们都知道，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单位清查去天安门的人，虽然他们知道什么人去了，但只要大家不讲，他们也不去追查。一方面是想保护一些同志，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大单位开“声讨会”，并报告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未参加的情况。萧克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唐亮为了保护他，特别交代办公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到会”。报告起草好后，唐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会”。

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学院均隶属中央军委，由三总部分别进行业务指导。军委任命萧克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唐亮为政治学院院长。这样，他们又分赴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1977年12月，王平任总后勤部政委。次年2月，张震任总后勤部部长。两个十几年前的军事学院老搭档，又走到了一起。

1985年12月，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军事学院建制同时撤销。事隔20年后，张震又进入军校系统，任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任政委。1986年1月15日，国防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除了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之外，原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健在的主要负责同志王平、萧克、宋时轮、廖汉生、李聚奎等都来了。令人感动的是，南京军事学院老政委钟期光坐着轮椅也来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