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工人利益、发动工人运动、团结工人向资本家和“帝、官、封”作斗争的重要组织。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发展生产成为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工会更多的只是工厂管理部门搞好生产的助手、配角，因此工人颇有不满。

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

中共中南区第三书记邓子恢是最早感到这一矛盾，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这一矛盾的高级干部。1950年7月，针对国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正当利益的情况，邓子恢在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工会工作者应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在私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应处处为工人利益作打算，绝不能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也不应站在劳资之间。在国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虽然都是为了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邓子恢还将工会与企业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引申到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不仅在企业中工会与厂方可以如此分工，就是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上，也应该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对此观点，刘少奇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都表示赞同。

党内高层的分歧

但是，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表示了不同意见。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并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刊出。这篇文章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原则和理论”。文章强调，在公营企业内部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此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立场的不同。

1951年4月29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就此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报告。由于高岗、邓子恢都是高级干部，且邓子恢的报告已经中央同意转发全国，所以胡乔木此信基本倾向是对双方各有赞弹，以息事宁人。一方面，他认为邓子恢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在《东北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一方面认为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但又“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而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此后，刘少奇表态说，高岗的文章“暂不发表为好”。

批判李立三

面对党内高层关于工会角色、作用的争论，身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很难置身事外。1951年9月28日，李立三负责起草了《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决议》，认为工厂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尊重作为工人群众的代表机关的工会，不应当要求工会“唯命是听”，把工会变成行政机构的职工科或政治部性质的组织。

1951年10月2日，李立三又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报告了工会有关工作和党内的有关思想分歧，希望由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李立三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而且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全总党组。1951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总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由赖若愚取而代之，并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六人组成的中共全总党组干事会。

1951年12月13日至22日，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就集中对李立三进行批判，参加会议的几十人都作了批判发言。这些发言批判李立三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是以生产为中心，而是以分配为中心，光讲工人的工资、福利、劳动保险等问题；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工会脱离党、否定“工会要服从党”这个根本问题的工团主义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三次检讨，次年又被迫写出书面检讨，但都无济于事，在1954年被免除了劳动部长一职。1951年12月底，邓子恢在中南局会议上也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查，并向毛泽东写了检查报告。

探索被阻断

1953年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及全体工会工作者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开展一场反对“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运动，以进一步肃清李立三的“不良影响”。全国工会系统一大批干部受到处分。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也就此问题作了检讨。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工会干部不敢维护工人利益，不敢为工人争取福利，否则就会被扣上“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性”等大帽子。工会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降低，事实上成为邓子恢所批评的“厂方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