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干部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需向组织出具书面报告。（7月26日《新京报》）

“裸官”因身份特殊、作案空间大、追捕难度高，一直被视为腐败防控的难点。此前出台的“裸官”不得担任“一把手”，以及刚出台的“裸官”需主动报告收入和配偶子女移居动向的规定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旨在预防腐败。

有一点必须承认，无论是要求官员交代收入情况，还是主动报告家人移居动向，都是建立在官员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多少有点一厢情愿。毕竟，心存野心、动机不良的“裸官”，坦白自己的收入、汇报子女配偶动向，就是明摆着“暴露目标”，他们才不会如此弱智。

监督“裸官”就该主动出击，不留空子，一旦把主动权交给“裸官”自己，后果不堪设想。无论是真的寄望于“裸官”道德自省，还是有意考验“裸官”的个人品行，坐等“报告”实在是风险重重，甚至有可能在坐等中，给“裸官”留下足够的作案时间，在坐等中让“裸官”自由作案，成功逃脱。

不能坐等，那又该靠什么呢？靠制度，靠观察，靠监督，靠主动……总之，不能靠官员个人自觉。譬如：可以通过调控分工、削减权力，降低“裸官”的作案能力；可以通过金融连锁，立体监督“裸官”的财力状况及流动去向……

总而言之，监督“裸官”要靠主动出击，断不可寄希望于官员的道德自觉，更不能坐等“报告”。如若真的相信“裸官”会自觉“暴露”，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当“裸官”在眼皮底下携款出走时，我们却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