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速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因

2010-09-19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

中国石油企业 2010年9期

□ 文/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

我国加速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因

□ 文/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

5月28-29日，笔者应邀出席在柏林举办的“经济绿色大转型”国际研讨会，并作大会演讲和交流。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通过揭示中国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因、展示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诚意与绩效，有助于增进理解，驳斥歪曲，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国低碳转型不是转与不转的问题，而是如何加速的问题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背景下，可持续增长必须是低碳的，低碳增长是积极增长，而高碳增长则很可能是负面的。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低碳增长，已经开始了绿色大转型的进程，而且呈加速态势。

首先，从战略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能源安全的需要、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客观要求。中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特征是缺油少气富煤炭。中国目前汽车拥有率约为每千人50辆，不是美国的1/15，欧盟和日本的1/10，而石油进口已占石油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煤炭储量相对丰富，但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重金属汞、粉尘和固体废弃物，引发巨大环境代价。因此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迅速而大规模转型，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低碳、零碳发展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对中国来说，不是转型不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转型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低碳转型可以有多快?显然，中国的转型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而不是回到传统的农业社会来实现零碳。当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需要大量的能源密集性资产的积累，如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优势显然优于其他能源品种。如果立即抛弃化石能源而采用成本相对高昂的可再生能源，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必将严重滞后、拉长，人们的生活水平难以迅速达到与发达国家可比的质量水平。而且，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钱从何来?“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经费源于化石能源税。中国如果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显然也需要向大规模的常规汽车征税才能筹集资金。如果只有100万辆存量汽车，每车征收1000元，只有10亿人民币，补贴电动汽车研发与市场化，杯水车薪。如果有1亿辆汽车存量，每车征收仍为1000元，则可征收1000亿人民币，可以大力推进电动汽车的研发和市场化。因此，立即零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低碳进程存在一个悖论：高碳促低碳。但高碳必须有一个上限，低碳必须有一个目标，以加速低碳转型进程。

第三，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的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15%，以及森林碳汇目标，是中国低碳增长转型的行动目标。中国的上述目标难度大，刚性约束强。碳强度目标只针对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没有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从“十一五”20%节能目标的实现情况看，今后难度会不断增大。但是，非常明确的是，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会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分解到各省和主要行业部门，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落实。中国做事言必信、行必果。目前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企业、低碳消费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中国低碳转型的声势，比发达国家还要浩大。中国风能、太阳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第四，中国的低碳增长转型，需要国际协同努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增长，对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形成挑战。可见，中国的低碳转型，仅有中国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全球共同努力。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技术合作似乎比资金更重要，技术可以指明减排的潜力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低碳消费方面的率先垂范，发展中国家必然会效仿，可能做得更好。

低碳转型成效显著，但转型是一个过程

笔者的观点激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同时也有许多听众质疑中国的努力与绩效。有人问到：中国碳强度减排是相对目标，即使中国碳强度下降45%，如果中国经济仍按10%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将增长60%。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解释到，中国在15年间，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幅度高达40%—45%，目标高，难度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目前的工业化已处于中后期阶段，2009年钢铁产量达5.7亿吨，水泥16.5亿吨，均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产能已近饱和甚至过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趋缓，难以达到年增10%的水平。打个比方，例如德国，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经济增长多稳定在2%左右，因为德国经济外延扩张空间有限，生活品质提高的幅度也有限，不可能像发展中经济体或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样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型，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会持续上升。因而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必将大幅下降。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会有所增加，但不可能以10%的速度增加。中国认同2℃目标，也必然会努力与国际社会一起实现这一目标。

在会议期间，笔者还与许多与会者开展了交流。德国柏林市议会议员斯莱德女士要求笔者给中国政府建议，大力补贴太阳光伏发电，支持并拯救德国的光伏产业。她说，德国因金融危机对太阳光伏发电补贴存在较大争议，如果中国也补贴，则对欧洲是一个支持，推动世界光伏行业的发展。笔者告诉她，中国政府有补贴，每瓦补贴20元，每千瓦补2万元。但是，相对于每千瓦火电装机成本6000元，补贴水平不可谓不高。中国政府规定的光伏上网电价，达到火电的5倍甚至更高。但是，更大幅度、更大规模的补贴，还有一个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德国欧洲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对笔者称，目前德国陆上风电上网电价每度9欧分，海上风电上网电价每度14欧分，需要相对低价的煤电和核电的交叉补贴，不然难以维继；太阳光伏上网电价目前为每度电40欧分，可能降到35欧分，而且协议一签就是20年，电力公司只能转嫁给消费者，目前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欧洲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说，这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还有一个输变电问题。德国大规模风电只能在北部的海上，成本高且不说，关键是要将电输送到德国南部用电负荷中心。笔者根据中国长距离输电的经验认为输变电很简单：中国的三峡水电可直流输送1000多公里到上海、广州。但德国的情况似乎不同：居民反对建输变电线路，没有老百姓的许可远距离输电根本不可能。可见在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核电的地位，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的数字上趋于保守而且掺水的原因所在。

高碳必须有一个上限，低碳必须有一个目标，以加速低碳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