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延高

醉眼看李白

□车延高

李白对自己家世和出身很不负责，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作为生于其身后的研究者们，在文献不足，谱牒难求的境况下，当然只能以执著为针，靠想象作线，通过猜测和推断把相关的断点和印痕尽意地联补了。陈寅恪先生算一位高手，他于本世纪初一别常论地提出：李白“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因而“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詹英先生随之唱和，摆出了数则旁证。此论倘得成立，定是一轮冲击波。因为就此之后，李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名人中唯一的“归国华侨”和“混血儿”了。

堂堂“诗仙”居然也“出口转内销”，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种残酷和严峻。于是首先有杨宪益先生提出疑异，然后迭列一大堆的论据把李白定为“氐人”。其后有史学权威郭沫若先生开炮，出语几近于批判：“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文化？”“陈氏不加深思，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有意思的是郭老在对陈寅恪先生作了言词凿凿地否定之后，自己却未就此作出任何结论，这不知是权威的疏忽，还是权威的高明？

比如我吧，就认准了李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孙。我是从生存条件去联想和推断的。李白从25岁（开元十三年）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直到62岁（宝应元年）去世。将近40年间没回过故乡。此间李白如闲云野鹤一般漫游，不打工，不倒买倒卖商品，也不是签约作家，这儿“斗酒十千恣欢谑”；那儿“吴姬压酒劝客尝”，如此高消费，没有富厚的靠山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难以支撑的。

那么靠山是谁？实力何来？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其父李客和坐庄于九江、三峡的兄弟。不错，李白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大富商，以其资产养上几十个闲人绝没问题。但李白不是闲人，而是“仙人”，他云游四方，一倾千觞。自从别家到辞世，再没回去过。再浓的亲情也疏远了，凭李白的傲骨，是绝不肯向家人伸手的。另外，限于当时的交通、邮递和货币流通条件，“五岳归来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家乡这根脐带。

那就要问了，李白到底倚靠什么打发了自己的一生呢？我想就是靠太宗曾侄孙和翰林待诏这两块金字招牌。之所以有此推断，是因为现实遇到的人和事给了我产生联想的土壤：而今确有这样的人，三杯酒下肚，吐出其姑父或姨父的大名，马上让人刮目相看。从此“一片明月照姑苏”，会有很多趋炎附势的新朋好友相邀，“一日三餐有鱼虾”，还有顾问、名誉董事长、兼职公关主任等有职无责的头衔和可观的灰色收入,倘若不赴，不吃、不受还是不给面子。您想想，封建王朝倒了已近百年，尚有遗风残存。那么在皇权至上，“相府丫环七品官”的年代里，自称是皇上“赐金放还”的李白游到哪里，打出太宗曾侄孙和翰林待诏的大旗，再有人从旁边添油加醋地随声附和，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威赫！另外，但凡能和诗仙李白接近的人一般也非等闲之辈，作为出类拔萃的人尖子，大都城府过人，目光长远，深谋远虑。他们知道官场有时就是赌场，政治这东西朝秦暮楚，变幻莫测，“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你今天看他虎落平阳被犬欺，说不定睡了一觉，皇帝想转了，龙颜大悦，能“赐金放还”，也能诏令即刻进京。那时人家就是东山再起别样天。这样想，现在破点财，摊入些许成本养一个闲人，既可以落下乐善好施的美名，又可以在两人之间奠定患难与共的友谊基础。到了他枯木逢春之时，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是有资格说说的。这种普遍性心态蔓延开来，就为落难不落架的李太白营造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的特定生存空间。这是李白的无形资产，是能产金子的金字招牌，是李白受用终身却未进工资档案的“声名禄”，李白生时，它比“诗仙”这顶桂冠有价值得多。作为书法和诗赋均有造诣的李白，既是书法名人，又是名人书法，出手一对条幅，或一篇碑颂，同样的尺幅，笔润可能就要高于别人很多倍，当中自然有隐性价值。

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懂得借用，却从不将此视为真正的财富，他仅只以此作为支撑生活和实现艺术创造的一种可用资本，一俟使命完成，他便委托历史，让有价值的永存，让无价值的毁灭。这既是李白安排的结局，也是李白对后人最清楚的交代。

（摘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