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银梅 六十年代人,中国作协会员 鲁迅文学院十一届高研班学员。曾在《当代》《中国作家》《大家》《花城》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个别篇目被《小说选刊》选载。出版过小说集《我厮守的终结》长篇小说《西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系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银川文学院副院长。

再过十天我就六十岁了,此刻是满大街翻飞着黄叶的季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着怎样给自己过一个别致的六十大寿,但我想来想去并没有想出更好的花招来,像以往的寿辰一样,我和行将就木的母亲两个人摆一只蛋糕点几支蜡烛在一起枯坐上一阵罢了。但是这个特殊日子我并不甘心就那么打发了,而且那种不甘心并不像所有的无奈一样说过就过去了,它缠在我心头上,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不得不重视我的这个六十岁大寿。我六十岁以前除了母亲和一对儿女、我是不给自己过生日的。倒也没有多的想法,只是习惯而已。

但一个人的“年老”从中年以后会加速,那速度快得让人能感觉到它从手心里刷刷流走的动静。我五十五岁这年以急流勇退的姿态办理了退休手续,我在一所中学里搞后勤,可在内心深处总涌动着一股要写作的愿望,年轻的时候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但后来我的这种爱好渐渐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湮没了。我办完退休手续长出一口气,突然感到一阵脱胎换骨的新意,我摩拳擦掌地做了几样写作和旅行的计划,打算把自己这辈子的梦想补一补。可是一眨眼,一样还没来得及实施五年时间就又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他娘的!骂完这句话后我安宁了片刻,但跟着,给自己过六十大寿那股劲就又蹿了上来。

我母亲八十四岁,比我大了整整两轮,我们都是属马的,她年轻的时候是位又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因为家庭有钱,观念也开放,她有幸念过私塾,也没缠过脚。她这辈子断断续续也工作过,但都是做一些粗活儿,我父亲是老工人,他们年纪相同,一直厮守终生。父亲六十四岁时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生活了十年,那时我离异,儿女都结婚另过,我就和母亲同住了,不觉中我们一起又生活了十岁,几年前她忽然小脑萎缩,成了一位半痴呆老人。自从母亲那样之后,我们两人的生命线索仿佛发生了倒置,我成了长者而她成了小孩。

六十岁没来之前我只感受到一种恐老的心态,但六十岁一到,我整个人竟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我忽然疯了似的想过一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掐指一算,可不是嘛,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仔细一想,我从来就没有过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感,但那种感觉好像也不是怕死本身,那是怕什么呢?我安慰着自己,其实上苍给人的东西都一样多,早先没有得到的晚些时候一定会拥有。人总有一天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那好吧,我的时间很有限了,我得抓住最后的时光过一过真正的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想要的、属于我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一时间我并不能很明确地回答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夫妻生活?有儿有女的生活?和父母亲的生活?除了“一个人的生活”其余生活都曾经有过。那么,我渴望着的、自己的生活难道说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可这有什么着急的呢?一个人生活是迟早的事,而且是注定了的事,难道说还会有别的方式可供选择吗?这么一想,“老年公寓”这几个字跳进了我的脑海里,是啊,老年公寓也是一种生活选择,那既是一个人的,也是很多人的。可它显然不是我当下想要的“自己的”生活。我要改变自己,当务之急是先要解决掉母亲这个难题。这么一想我吓了一跳,难道说我是这么一个没有良心的、在母亲的残年之时要将她赶出家门的人吗?不不,我不是,也不应该是。

我到蛋糕房预订了一只不小的两层鲜奶雕花蛋糕和一束鲜花。开票的女孩子抬起像花儿一样的脸问道:您要什么样的鲜花呢?是象征长寿的还是象征和美的、还是爱情的?她问完最后这一句突然伸了一下舌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在她眼里一个六十岁的老女人一定是该下地狱了,哪里还能与爱情搭得上瓜葛呢?可我却微微一笑,使用了一个极其优雅的表情说:就要象征爱情的吧!女孩儿困惑地看了我片刻,点点头说:好吧。

之后我去了一趟工艺大楼,精心挑选了六只颜色造型各不相同、每只还配了小玻璃碗的那种蜡烛灯。还有什么呢?对了,还得去一趟影楼,拍一本我六十岁时的写真集。影楼里的男青年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你一个人吗?我左右扫了一眼回答他:对呀。他以为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又说:不是——我是说你一个人照相?我点点头说:是,一个人照相,行吗?他笑了一下说:当然行了,这是我们的样本,您可以参考参考。他说着推过来几本写真集的样本。

我坐在影楼靠窗的一处橘色沙发上慢慢地翻着那一页页的照片,很显然,服务员拿给我的这些样本是专给老年人预备的,一位女孩儿端过来一杯飘着几片玫瑰花瓣的水放在明净的玻璃茶几上。大厅里回旋着极其动听、音量又恰到好处的轻音乐,照片多是全家福、金婚银婚纪念照什么的。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穿着华丽的婚纱礼服摆着种种造型留下了他们此生最最动人的一瞬间。他们被化了浓妆,现代数码技术将他们的脸、脖子上的皱纹清除一空,可老两口相抚在一起的手却是那样苍老,他们被摄影师指挥着朝对方露着脉脉含情的眼神的那个过程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一边翻看一边感叹着,还有全家福,我看着别人家的全家福突然想到我们目前这个祖孙四代还没有照过全家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现在努力寻找的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都快过了一辈子的天伦之乐。你们还有上门服务这一项?我抬脸问道。是的。服务员点点头。

六十大寿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清早我给母亲换衣服,我现在和她角色置换可真难办,我小的时候她可用母亲的威严叫我顺服,而现在我对付她却毫无办法。母亲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清楚的时候寸步不离开我,糊涂的时候胡搅蛮缠。有的时候我们两人会为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搞得如同一场战斗似的,比如说:洗澡换衣服上厕所吃饭等等!现在她还常使用母权来威胁我,而我到了六十岁还是很敬怕那种东西。因此,我们常常会在最无可奈何的时候背对而泣,哭过之后就像雨过天晴一般,日子就那么周而复始地走着。

我取出两件缎面带花儿的女式唐装来,我的这件素雅暗淡一些,母亲那件艳丽鲜亮一些。母亲揉搓着她的那件,眼睛却死死盯着我这一件。我对她说:今天过大寿呢,穿漂亮衣服!她困惑地看着我,半天又低头看自己的衣服,然后问我:过大寿?我?她指指自己的胸口。嗯。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她又问道:多少岁了?我端详着穿衣镜里穿上素色唐装的老女人,镜子里面、那个更加苍老的人正像一只什么动物似的在我的背后探头探脑。我忽然悲从中来,为了不搅乱今天的好日子,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她:是六十岁大寿。

总算将那件艳丽的唐装替母亲穿上,眼看着就要进入冬季了,我的脑门却沁出点点汗珠。这时有人按响门铃,送蛋糕和一大束象征爱情鲜花的姑娘出现在门口,那情景简直像是一道亮光照彻了我们的房间。

哎呀!多么漂亮的生日蛋糕和美丽鲜花呀!谢谢,谢谢啊!我接过东西一一摆在我们客厅的方桌上。母亲以少有的敏捷步伐来到小桌前,我一边担心她搞破坏一边将客人送出门。十点钟的时候,新一轮年轻人又来了,上门照相的一对男女。不是我那天在影楼里看见的人。男青年一边拿出一张票据一边问我:照一套写真集是吗?女青年在一边摆弄相机的架子。我说:对的。男青年在屋里寻视着光线,又打量着角度,最后将眼光停在我和母亲的身上。就你们二位?谁过大寿啊?哦……我,我……我和母亲抢着说道。年轻人笑了笑说:老人家是合影啊还是单照?我们两人却同声异口地说道:单照。合影。然后我和母亲面面相觑,母亲此刻异常的清醒,她像是认错人了似的盯着我,眼里流露出怨怼的神色。我赶紧补充:单照、当然还有合影,这两种我们都照的。

照相的时候,母亲又犯了糊涂,她一把抓毁了插在蛋糕上的六根小蜡烛,幸亏还没有点燃火苗。我的那六只工艺蜡烛灯还藏着,打算等晚上母亲睡了我为我自己点燃。难道她已察觉到了我要背叛她的私心?可怎么会呢?蓦然间我们都老了,我们是这世上最直接的两个亲人,我们相依为命,她生养我,我送养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另有私心呢?

两个年轻人被我们这两个老年人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终于收拾起家当,苦笑着与我们道别,并说好几天以后将写真集送来。我追到门外对他们说:哦,不用送来,我自己去取。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终于到了晚上。我又着急又兴奋,我频频看着沙发另一头蜷卧着的母亲,她正像一匹所有力气都用完了的牛或者马,微喘着残息,任由命运将她随便带向哪里。我的眼睛开始发花,我频频看着她的时候,她完全会变成我,我看见沙发另一头的我自己时而少女时而耄耋之年,中间那一大段的年龄特征怎么没有了呢?我们都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视机,她哈欠连连却不肯离去,仿佛她已洞察到我真要背着她搞阴谋诡计。我真是着急,我和她只是咫尺之距,稍不留神我俩就会融为一体,回归到她就要将我生出来的那个时节。可时间多么无情,我再也记不得我们融为一体时的温润,自从我们的身体分离到现在,时间像被损耗着的摄像机,无奈地记录着我们的行容举止。我们都经历过了那被人们称颂的花儿一样的时代,可那其中的美好怎么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浑然没有了呢?终于,她支持不住了,脑袋耷拉了下来,嘴巴像倒沫的牛或马那样动着,间或喷出响鼻那样的动静。我轻手轻脚地离开,又轻手轻脚地取出那六个工艺蜡烛,我将它们一一摆在我最喜欢的那只三角形小玻璃茶几上。我一边摆一边觊觎着沙发那头的母亲,一条丝一样亮晶晶的液体从她的口中垂出。我每看她一眼手都会微微抖动一下,我一边默默地安慰着自己一边加快了手里的动作。烛光点燃的时候我关掉了聒噪的电视机,客厅里的漆黑被蜡烛瞬间照彻。我在空中抓了一把,六盏玻璃碗里的烛光气势嚣张,我对着那些火焰双手合十,向自己的心灵发出强烈的诘问:我的六十年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剩余的未知岁月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我被生出来而我又生出了其他人的那种绵绵不绝的过程吗?六束火焰中的一束突然发出噼啪的炸响,我惊魂猛醒,不行!我来日不多,眼看着就要陷入母亲的那种境地了!在这可怕的前进中我需要一点自私的意义,那就是我一定要过一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五年前我刚回到家里时忘乎所以地报了一个旅游团,打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让自己的心情随着退休而高高地放飞一次。我把母亲托付给我的儿子儿媳,又嘱咐女儿每天要上门去看一次,我给他们保证我的旅行不超过十天。但是当我随团刚刚出去了三天,我的手机就快要被他们打爆了。儿子说:妈妈,你在哪里?你赶紧回来吧!姥姥真让人受不了!她绝食,半夜唱歌,将大便纸放在小书台上……还将垃圾袋从五楼的窗口上往下扔……女儿也打电话说:妈妈我真的一天假也请不了,实在是太忙了,嫂子非要将姥姥送我家几天,可我这儿桢桢每天上幼儿园都那样费劲我哪能照料好姥姥啊……

就这样,我损失了多半旅游费止步而返,我退休后的第一个计划夭折了。当然第二个第三个等等的计划到目前也仍然没有实现。可我的六十大寿提醒我,我的确是个来日不多的人了!

我得趁着我头脑还没有萎缩之前将母亲和我自己的几桩大事办好,那就是我们的归宿问题,包括身前身后的。二十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墓地还不花什么钱,我在荒凉的陵园给他们找了一处能够合并骨灰的地方,父亲的骨灰在那里孤单了二十年,母亲至今也还没有要去的迹象,而我担心哪一天我突然走在了她的前面或者……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开始陆续离世了,尽管六十岁去世被现代人称谓“英年早逝”,可现实是不理会人们的矫情的,五十岁出头的时候我们在本市的老同学们聚了一次会,大家调侃说死亡已开始袭击“五十岁”群落了,大家列举了一些已不在人世了的名字,男人女人都有。老年人们壮举般喝了酒,忽而摩拳擦掌,忽而扼腕叹息,后来又都唏嘘不止,纷纷悲叹人生苦短,要做的事都还没来得及做就已风烛残年了!

六支蜡烛着了一半就被我吹灭了,我将它们一支支从小玻璃碗里取出,玻璃碗洗净之后残烛们以一种新姿态重新变硬,我将它们一一包好收了起来。我在这个过程中像策划一个阴谋一样暗暗地下了一番决心,我要找个地方将母亲托付出去,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将自己也安放那里。其实我这样的心思已有好几年之久了,因为总觉得这是个阴谋,因此又极力地回避着,直到两年前我被一辆车撞骨折了之后。

还好,撞我的车没有逃跑,开车的小伙子是个二十多岁的武警小战士,他和他的战友们左一声大娘右一声大娘地叫着我,背着我在医院的楼上楼下跑了个遍,后来骨折的腿打了石膏,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被他们送回了家。腿打了石膏后就不像是自己的腿了,由于疼痛和沉重,我的身体多了一个大累赘,在他们抬着我上我家楼梯时我发愁地哭了起来。几个年轻人不知所措地向我保证说:大娘,您放心,我们是军人,我们会对您负责到底的。他们还说:大娘,您这把年纪的人在马路上行走一定要慢!一定要靠边!一定要多看多注意才行啊!我像个小孩子似的频频点着头,我的生活中有好多年没有人这样叮嘱过我了。令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是打开我家门之后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更加苍老的老年人正惊惶失措地堵在门口看着他们。我在汗泪交加的脸上抹了一把对他们说道:这是我、母亲……

后来几个年轻人和我商量私了这桩车祸,他们都是从很穷的山区好不容易当兵出来的,搞不好前途就毁了。他们的诉说让我同情,我就答应了他们私了。私了的结果是他们几个凑一份钱替我雇个保姆。我挣扎着欠起身,看着无能为力的腿只好点了点头。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年轻人先后给我雇了两个保姆,但一老一小两个保姆都是因为先看见了沙发上打着石膏的我,勉强答应留下来,但又发现里面床铺上躺着一个更加苍老的人之后,就再也不来了。后来我的儿女们轮流上门来照顾我们,他们一边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边抱怨着我为何要把撞伤我的人放跑了,好像我目前的这种困境如果不是被车撞出来的就永远不会来到似的。儿女们轮流来我家的这段时间给我增添了很多的烦心事,那大多都是他们自己的不顺心,经济拮据啦,工作压力大啦,孩子学习不理想了,时间不够用了等等。还有他们随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我阵阵心跳。有一天我就发了火不让他们再来了。我拄着拐棍在屋子里和母亲挣扎了半年,竟然就好了。人一好,一些想法就又死灰复燃了,要过“自己日子”的想头就又强烈了,事情变得更加紧迫、更加当务之急了。

过完六十大寿后,我决定去考察几家养老公寓,我听说其中一家是政府补贴专为够级别的老干部而建的,另一家是社区和某企业联办的,还有一家是私营的。据说这三家养老机构在我们目前这个城市里算是很上乘的几处养老的地方。我算了算,我和母亲的退休金加起来够我们两人在养老公寓享受中上等水平的生活了。

我第一站要去的是地处城郊交界的一栋名称叫“阳光养老乐园”的大楼。我曾经路过时看见过那座豪华的、宛如四星级酒店的高楼大厦。那大楼还是满能引起人的遐想和憧憬的,还有它的名称,都让人觉得一个人的晚年如果能在这里度过一定会非常幸福。

我乘着公交车走了七八站就到了目的地。公交车在我身边扬起一团气体就开走了,我抹了一把被风吹乱的花发朝那座离路边不远的、绚丽的大楼走去。我有些慌乱地被玻璃旋转门旋了进去,大厅的地磁砖像镜子那样晃我的眼睛,自从那次骨折过来以后,我变得有些战战兢兢的了。每每路过有大镜子或大玻璃门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窥窥自己的身形,真是沮丧!我是怎么变成了一个老者的呢?我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大厅里静悄悄的,我忽然觉得走错了地方,无论大酒店还是老年公寓都不应该如此寂静啊?我正东张西望着,总算有一个中年男子朝我走了过来。你好!你是要入住我们的公寓吗?是,哦不,我是先来看看的。我站住回答他。他也停住了,站在我对面说:好啊,欢迎欢迎!我是这儿的经理,你是打算看哪一部分呢?我们的环境设施相当完善,有娱乐室,餐厅,健身房;单人间,双人间,还有三人间;有普通护理,还有高级护理,特殊护理等等……我点点头说:那我都看看吧。他看着我如履薄冰的步态说:没关系的,我们这地板是防滑的,那么多老年人每天都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如果这地真像是冰那样滑怎么得了?他责备起我的无知,可我的心理紧张并没有消除。

电梯将我和这位引路人带上了七楼,还好,幽长的走廊铺着四星级酒店那样软绵绵的地毯,以至对面走来的一位老人由于脚步无声和光线的暗淡使他像个影子似的飘了过去。我回头去望他,他也正回头望我。他的年纪似乎比我长不了多少,可他的眼神怎么像我母亲那样苍老呢?我赶紧转过头跟着经理朝前走去。

七楼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很大的娱乐室,有一台大电视机,有三三两两的牌局,有胡琴拉得不错的老人,有聊天的,有看电视的,也有独自坐着发呆的。看见经理领着一个人站在门口,老人们停了下来,都纷纷朝门口张望着。今天大家都好吧?经理对他们打着招呼。老人们咧开残缺的牙齿点着头,哼哼哈哈起来。一股强烈的“暮气”扑面而来。

一个穿着蓝色大褂、体形臃肿的女人从我和经理的中间挤了进去。经理躲闪了一下微皱着眉头看了看那个肥硕的背影对我说:她是我们公寓收养的义工,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头脑有点……我极为理解地点点头,退到了走廊里。我想看看特殊护理的房间……我对经理说。他不解地看了看我说道:特殊照顾是指那些完全丧失行动的人比如瘫痪呀什么的……八楼有餐厅,先到我们的餐厅去看看吧?

我跟着经理将餐厅、健身房等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然后在我的再一次要求下他带着我来到了十一楼。他让一个服务员打开了一间“特服”房间。房间的光线很不错,但一缕异样的气味儿扑了过来。靠近窗子的大床上躺着一位近似骷髅般的人。我惊慌地看了一眼经理,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只站在门口对我介绍着说:我们这种特殊护理的房间都是面朝阳的,房间与三人间两人间的面积一样大,卫生间洗浴室都是独立的……床上那个“骷髅”开始动了,她的枯树杈般的手臂朝门口这边伸着,继而整个身体都开始挣扎,特别是她那如同一团乱枯根般的脑袋……那张着的、黑洞般的嘴巴像是一个溺水多时的人正在呼救……经理感觉到我的不适,有几分不情愿地说起了这位入住者。没办法!她总是这样,她一看见来人就是这样,她其实什么都不缺……她的儿孙们都是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轮流来看她……她今年九十四岁了……你再来看看其他的房间。经理说着朝走廊退去,我的脚步比表情更加慌乱,我忍不住又扭脸朝床上看去,可女服务员已经在锁门了。

我往回返的时候坐在靠门的一个座位上,是一位年轻人看见我后主动让出来的,他一定看出来我不仅仅是一位老年人,而且还是一位身体极度不佳的人。我带着满脸病容向他道了谢。一路上,“阳光乐园”大厅里那亮得让人担心的地板,枯木老者呼救般的模样,呆板麻木的服务员,缺乏亲近感的男经理,走过去回头看我的像是游魂般的老头儿……总之,这栋过于豪华的“老年公寓”肯定不适合母亲,也不适合于我。

我疲惫地进了家门,端起凉水杯大口喝起来,我从茶几上方的小墙镜子里看见站在我身后的母亲。她咄咄的神情里有着一种质问,我眼睛朝下向侧面睃了一眼问道:你、饿了吗?她一动不动还那样站着,我断定她这会儿是清醒的,我想溜到厨房去,但她突然骂道:没有良心的!我一哆嗦,杯里的水晃出了一些。我默默地嘀咕着:天啊,她是怎么变成神仙的?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两个面对无言,小桌子上的饭菜毫无滋味,我们似乎很久都没有这样正经地坐在饭桌前了。我垂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因为在锅里炖得久,三个菜盘里的菜昏暗陈旧,我俩形同嚼蜡。母亲皱着眉头在几只菜盘子里划来划去,而我的几个牙齿由于不同程度的松动每嚼一口也不由得紧皱眉头,母亲突然叹了一口气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怎么一个熟人也没有了?此刻的母亲异常清醒,她混浊的眼睛朝我的背后望了望,似乎我背后藏着几个她的熟人。我赶紧埋头吃饭,已开始弯曲的脊背阵阵发冷。经母亲这一提示,我忽然意识到我也没有多少“熟人”了,就是那种很贴己、能够说心里话和帮上忙的人。

我最要好的几位朋友由于近年来的自顾不暇而都不大来往了。一个年近七旬曾在政治上栽过跟头从此一蹶不振的人,一个在进入老年后被一个小他二十岁的老婆整得筋疲力尽的人,还有两个保持了三十多年友谊的好姐妹,一个前两年中了风的蔡梅,偶尔我去看看她。另一个张雪琴被儿子接去南方继续给他们发挥余热去了!起初张雪琴倒是常给我打电话来,唠起家常话好像不花长途话费似的。她说钱对她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吃的穿的什么都有,问题是吃穿对她来说也没多大用了,医生劝告她说食物上有好多种都得戒掉。她对我抱怨着说那还用得着医生说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是每天摆上一桌子山珍海味还不是干看着,能吃进去多少呢!还有穿的,一个整天在屋里当老妈子的人有那个要穿戴的心思吗?连自己的退休工资都花不出去!所以打长途电话是个花钱的途径,能有这么个途径也该知足了啊……哈哈!

可是母亲竟然这时想起她的友人了!她八十岁那年最后的两个好友先后离世,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朋友了!

母亲说完那句清醒的话后不久就又变得昏噩不醒了!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她弄回到她的房子后就又坐回到餐桌的旁边,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桌子上的饭菜更加消沉,我苦笑了一下,想:我急不可待想要过一过自己的那种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难道是将母亲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剩下我自己在这昏暗的颜色里枯坐到也被人送往那么个地方的一个过程吗?这个过程要不了多久就会实现,还用得着我来着急吗?

我开始收拾桌子,似乎打消了好些个念头变得平静了一些。我干完这些活儿就去翻台历,这一两年我忘性大的厉害,芝麻大的事我都得记在台历上。我这一翻不要紧就吃了一惊,我竟然忘记了今天和老刘的一个约定。老刘是蔡梅的丈夫,自从她中风老刘就成了她和我的联系的媒介。不管她有什么事老刘都会来找我,尽管这样的次数不多但也成了约定俗成的事。蔡梅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好几年前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中途也将他们接去过,可他俩实在不习惯就回来了,通常节假日他们会打电话回来,但过春节也未必回来一趟。

蔡梅中风后什么事都想让我替她拿主意,她属于心里明白但表达不清楚的那种,台历上是三天前用铅笔写着的今天的日期,下面一行是“两点钟见老刘”五个字。但是见老刘到底是什么事呢?窗外完全黑了下来,晚秋的冷风刷刷地扫着玻璃窗,我披了件外套坐在电话机旁给老刘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人接听了并响起呜呜哇哇的声音。我愣了一下,接着我说:蔡梅,是我,老刘呢?又一阵呜呜哇哇的声音,我叹了口气说:蔡梅,你没事吧?我和老刘约好今天去你家,可是我去办别的事了,你没什么吧?那就好,你保重,改天我去看你。我刚刚挂掉电话几分钟,对方的电话就又打来了,这回是老刘的声音。他说你好。老刘退休前是一位厅局级干部,是场面上历练过来的人,他高大沉稳,言行举止彬彬有礼,基本全白的头发反而显得干净洒脱。我说:……对不起、今天我……他说没关系的,改到明天也可以的……我从他的尾音也听出了他的一丝窘意,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我和张雪琴一起在蔡梅家聚会也是常事,当然都挑老刘不在场的时候,偶尔也会碰到他在,他矜持地和我们打招呼,有分寸地找个借口离开。总之我和张雪琴对他印象不坏,但是眼下的这种情况却把我和他变成了关系密切的人。

挂了电话我在想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约好今天去他家的呢?好像是没有说,其实每一次去见蔡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无非是老刘替她煲了甲鱼乌鸡汤啦,或是做了他拿手的水晶饺啦,或是他们儿子从加拿大寄来什么稀罕东西叫我过去一同分享啦等等。老刘要与我商量的关于蔡梅的事也不过是她是否再做一个针灸“理疗”呢,或是再加一剂量的汤药呢之类不商量也完全可以的事情。

我推开母亲的门看见她靠在床头完全像一块朽木雕成的人,眼部凹陷,嘴巴大张着一动也不动。我屏住呼吸,静静看她的胸部,直到看出她身体的起伏感我才松了口气悄悄退了出来。

第二天我挑了几张我六十大寿和母亲一起拍的“写真集”来到蔡梅家。我一张一张给蔡梅翻看着,她呜里哇啦的,已变了形的面部显出了某种兴奋,她的两臂也难以抬起,我还是看出她动弹的手指在打着手势。老刘提着菜篮开门进来,虽说一身倦怠,但看见我还是发自内心地笑着打了招呼。蔡梅嚷起来,她是在叫他过来看我的照片。老刘夸了我们的照片就忙着往厨房走,我叫住了他,我说我不能留下来吃午饭,我母亲那里离不开人的。一种失望的情绪立刻在三人中间产生。我出门时老刘依旧将我送到门外,我替蔡梅送送你!他每次都这么说,而且在分手时很得体地握握我的手。

又过了段时间,我又焦虑起来,我那种想要过过自己生活的念头又强烈起来。这次缘于我的一次重感冒,我六十岁以前感冒从来都没有如此严重过,浑身滚烫,皮肉疼痛得难以支撑。母亲将粪便糊得到处都是,我有气无力地躺着,玻璃窗上的颜色越来越黑……我醒过来后才发现我躺在医院里,女儿和儿子在门口压低了声说话,他们在商量着打算要做出怎样的牺牲。我感觉到他们是那样的发愁,为了请几天假他们得颇费心机,而且经济上还要受到重大损失……我挣扎着往起爬,吊瓶的架子晃动起来,他们听见我的动静就都跑了过来。女儿看上去那样憔悴,儿子显得那样沧桑,他们才三十几岁,还远远没有到那种急切地想过一过自己生活的境地……他们扶着我坐起来,我微弱地斥责他们,他们抱怨着我的逞强,大家在一种艰辛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病期”。

初冬的一天上午,我仍旧乘着公交车往“阳光乐园”大楼相反方向的一处叫做“田园安详”的私营养老公寓走去。因为是郊外,这里的确是田园风光,只不过现在已经冬天了,田园经历了秋天的辉煌之后就呈现出萧瑟之气了。看门人员将我放了进去,我在宽敞的大院子里东张西望,四下几排平房的玻璃窗上有寥寥的老年人也向我张望,我扬起一只手机械地摇了摇,没有人回应我,一些行将就木的眼睛疑惑地望着我,一下子加重了我的老化。一位企业领导模样的中年妇女迎了过来,空气立刻有了一点温度。她握了握我的手,说:欢迎欢迎!

她将我带进了她的办公室,墙上桌子上有很多类似先进单位的奖状,她跟我介绍着他们的情况,我频频点头,心里的排斥却越来越强烈。后来她要带我参观宿舍食堂娱乐室什么的,我的头却眩晕起来,我真害怕我再次生病。女负责人扶住我喊一个服务员倒杯热水过来,我捧着一杯热水看见两个食堂人员在食堂的门口清洗东西,周围有垂死挣扎的苍蝇飞着。大院子里的几条铁丝上晾着医院那种淡蓝色的床单……负责人对我说:天冷了,再过两年我们这里就盖成楼房了。你要是夏天来就能看到我们这里有多好了!下一步的环境改善已列入工作计划了,社会各界都很支持我们的……

这天夜里我做了整夜的梦,我在大片大片的墓碑丛里找着什么,这个情景持续了很久,差不多半场梦就这一个场景。像是一个无声的老电影,没有台词,没有色彩,只有单调的场景展示着,而且有雾。雾像真的,一阵大一阵小,我的梦境就一会儿清楚一会模糊,我本人也一会儿像是看电影,一会儿又身临其境。后来我感觉走累了,就坐了下来,周边依然是墓碑丛林的环境,这该是一个噩梦了,可我却没有恐惧感,只觉得累,只觉得这样坐下去蛮舒服的。这时候老刘出现了,老刘问我:徐?怎么是你?我的心里愉悦了一下,对他说:找我父亲呢,就是找不到。老刘说:你父亲不是都去世二十年了嘛!我说是啊,就是我母亲让我替她找嘛!老刘说:快走吧,马上要来大风了。他像客气的握手那样拉了我一下,我就醒了。在黑黑的半夜里我寻思着这梦真有意思,只有蔡梅在没生病之前知道我家的情况。后来接着做梦,竟然还是这个场景,我还在那样的地方转悠着,只是老刘再没出现过。

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一下子就将阴郁的梦驱散了,我责怪着自己,谁的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干吗着了魔似的想要过所谓自己的生活,我在祈盼什么?还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不不不,我没有多少欲望了,曾经五花八门的想法从我的脑子里一一淡出,像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气泡灭掉了。剩下的日暮途穷的时光我应该陪着行将就木的母亲一同行将就木,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气泡打碎在自己的脑子里!但那几个气泡不肯碎,它们还想听音乐,还想看电影,还想了了写文章的梦,还想到处去旅旅游,还想在并不腐朽的气氛里喝点咖啡,与老刘那样的老先生一同悠闲文雅地散散步……原来我所谓的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这对于一个辛劳了一辈子开始进入晚年的人来说不算奢侈,一个六十岁的人才刚刚开始进入晚年,一切说来得及就来得及说来不及就来不及,我的焦虑原来是在这么一种时光的临界点上自私地忐忑着!

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我女儿打来的,她说她女儿桢桢生病了她请不了假,只好一切拜托我了。帮女儿带外孙女的时候,我又陷入了我相对年轻的旧时光里。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孩子们的爸爸刚刚离开我们这个家,我的父母亲经常上门来诅咒那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我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当时精力充沛满怀希望,相信旧的生活消失了新的生活一定会到来……可是现在,我想像的生活不但没有到来,时光却残酷地将我推进了晚年……

我极其耐心地给桢桢喂药,讲故事,轻轻哼唱催眠曲……然后再转过身安慰已不省人事的母亲,我被前人后人挤着,被迫停留在身强力壮的中间地带……

这时好像有人敲我家的门,敲门的声音犹犹豫豫的,我弯着腰,怀里托着桢桢,我自己都闻见我草窝一样的花白头发里散发出孩子老人和药物的气味儿。门一打开,老刘推着坐在轮椅车上的蔡梅出现在我的面前。好多年了,他们这样来串我家的门还是第一次,我们四个人的眼睛彼此对望着,瞬间都坦露着求援对方的神情。很快,蔡梅就呜呜哇哇地喊叫开了,看见我她总是很兴奋,我把怀里的桢桢往上抱了抱,立即也满脸堆笑了。轮椅车费了一番劲总算是进到了我家的客厅里,老刘坐在沙发上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星,喘着重重的粗气。我放下桢桢小跑着到纯净水桶处打了两杯水端给他们,老刘就说:你别忙了,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坐一阵吧。我答应着一边回头朝母亲的屋里望望,又朝我屋里的床上望望,我刚在他俩对面坐下就又站起来往我屋里走去,还好,桢桢此刻睡着了,母亲屋里也挺安静的,我重新回到他们的对面,坐在一只像是有着刺的椅子上。老刘咳了一声,眼睛掉进纯净水杯里似的说:……来跟你说一声,蔡梅就要到养老公寓去生活了。我愣了一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老刘的人形一下子退出很远很远,好像是我梦中在墓地里遇见的老刘……我两手揉了揉眼睛,看见蔡梅脸上露着要出远门的欣喜,显然他们两人早就策划好了这件事。真有意思,我考察养老公寓的事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决定这件大事也没有跟我说起。

你们去看过了吗?我问道。老刘说:我们去看过好几家了,最后选定了一家叫“阳光养老乐园”的公寓。我心里一惊,问蔡梅:你愿意去吗?你愿意到那里去生活吗?蔡梅满脸高兴地点着头,我又扭脸看老刘,老刘说:没问题,那个环境真不错,像是星级大酒店,蔡梅先去,过两年我也就去了。我一边搓着自己的衣服角一边听着,没有告诉他们我也去过那里的感受。我突然想,既然那里不得不成为一个归宿的话,内心的感受又算得了什么呢?而且所有人最终都有着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归宿——墓地。如果这么比较,活着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让人安慰的,何况蔡梅看上去是那么高兴,她完全在面对着自己的新生活。接着老刘试探着问我:你、你不想把你母亲也送过去么?我腾地一下脸就红了,我奇怪老刘怎么能看透我的心思呢?老刘笑了一下似在替我解围,他说:其实这没有什么,把母亲送到养老公寓并不是将她撵出家门,而是、而是让她得到更好的照顾嘛!你看看你自己……我朝茶几上方的小墙镜子里窥了一眼,里面坐着一个形如母亲般苍老的人……我捋了捋乱草般的头发,故作镇定地对老刘说:不了,母亲还是由我来照顾吧!老刘苦笑了一下:你以为你自己不是个让人照顾的人吗?我?怎么可能呢?你们没看见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蔡梅开始嚷嚷了,从她的表情看,她不赞同我的说法,她一定是站在老刘一方的,她现在是个完全向现实投降的人。接着老刘起身了,他转动了一下轮椅车的方向说:就是来给你说一声,这周末我就送她过去了,你要能来,就和我一起将她送过去吧。蔡梅用手把着轮子眼睛看着我等我表态,我只能答应她,朝她点了点头。

周四的下午女儿就把桢桢接走了,我腾出手为母亲来了个大清洗,我一边给她洗一边对她叨唠着:……那个阳光乐园、可好了,简直就是五星级大酒店、可高级了,蔡梅明天就要住进去了,我们过两年也会住进去的。你愿意去吗?要是愿意的话我明天就可定一个房间……我哪里都不去!母亲暴叫一声,又将我推进忘恩负义的境地。她这会儿清醒极了,我反而镇定了,想所幸好好和她谈谈这个话题,可她突然就推翻了大木盆,洗澡水泼了一地,从卫生间的门缝向客厅里流去……

第二天上午我在我们事先约好的那个路口等他俩,上次我去“考察”的时候快要冬天了,时隔不久,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冬天了。我穿着一件艳丽的羽绒服,头上围着张雪琴从南方给我和蔡梅寄来的每人一套的羊毛帽子和围脖。她是个酷爱编织的人,羊毛线还是她临走时带去的,给我们俩织了这两套东西后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是她最后的作品了,眼花缭乱不说,主要是手开始发抖,老是脱针,哈哈,这老天爷,到了一定时候连你想干的活都不让你干了!现在,张雪琴的毛围脖和帽子在这个大冷天里显出了作用。上次这路口两边还有着绿莹莹的树叶,可这会儿,到处都光秃秃的了,冷风一吹,秃树枝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这时老刘推着蔡梅在路口的顶端出现了,果然蔡梅的头上脖子上围着和我一样的东西,在这初冬的寒冷中,张雪琴的温暖直接传递到了我们的身上。蔡梅看见我又哇哇地叫了起来,她身上总有着一种明快积极的东西,她没得病之前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懂得顺势而行的人,现在,到了如此地步她依然有着扭转时局或变消极为积极的力量。老刘招手叫住了一辆白色小面包出租车,年轻司机一个人就将蔡梅连同她的轮椅搬进了车里。老刘站在车门口,很有礼貌地请我先上,他一定正盯着我上车时笨重的姿态,他从后面扶了我一把。隔着厚厚的冬衣,我还是感受到了他手上的力度,那与我们之间曾有限的几次礼节式的握手有一些区别。蔡梅看见我上来,一张小孩子似的脸又灿烂如花了。我转过身去拉更加笨重的老刘,他弯着腰,白发动荡着,在我的帮助下很艰难地上来了,然后他气喘吁吁地对司机说:……去“阳光养老乐园”公寓。

相隔了不算长的一段时间,这里已没有人记得我来过,接待过我的那位男经理已换成了一位年轻女子。这让我感到踏实,我推着蔡梅的轮椅车跟在女经理和老刘的身后在那依然光滑如冰的大厅地板上走着。由于老刘和女经理的从容,再加上我有蔡梅和轮椅车的支撑,第一次的恐慌感不再强烈了。女经理笑容可掬地回头看了看我们,身体适度地一转,给我们打了个请上电梯的手势。电梯的镜面墙里出现了富有亲和力的年轻女经理,一架轮椅车和三个形容各异的老年人。而在不算长的一段时间之前,这镜面墙里出现过我和那位没有亲和力的中年男经理。微微一瞬晕眩,电梯门打开了。女经理抢着将蔡梅的轮椅车推着,我们从电梯里出来,脚踩在了柔软的地毯上。

老刘给蔡梅办理了一间特殊护理房,二十来平方米,光线充足,阳面通风,暖气适度,带淋浴的卫生间,床铺洁白干净,窗台上的一只水瓶里插着两枝新鲜的康乃馨。这个情景一下子抹消了我第一次到来的感受。蔡梅自己转着轮子在新屋子里乱转,老刘在卫生间里试着各种水龙头的情况,有顺畅的流水声响起。我站在大玻璃窗前向下面眺望,马路上的一切富有秩序和渺小,仅仅是十一楼,人和地面的距离竟这样遥远……母亲知道我此刻在什么地方吗?我忽然一阵心焦,转过身对他俩说:好了,你们慢慢适应着吧,我得要先走了。谁知老刘和蔡梅像两个玩得正高兴的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两人的脸色立刻变了。蔡梅猛烈地摆了摆手,呜噜了一声。显然是不让我走,老刘接着说:刚来就走,让蔡梅怎么办呢?我一愣:蔡梅该怎么办的责任什么时候又落到我头上了呢?那我该怎么办、我母亲又该怎么办呢?老刘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走过来悄声低语:你帮我把蔡梅安顿好,然后我帮你安顿你母亲。天!我什么时候成了老刘的同伙了呢?蔡梅从老刘的背后探过一张期待的脸,唉!她怎么又变成了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了呢!不行,我母亲这会儿该上厕所了,如果我不在跟前,那情况就不可收拾了!我有些绝情地拎起我的包朝蔡梅瞥了一眼,急匆匆朝外走去。在门口,两个也让我耳目一新的年轻女服务员拿着一些日用品朝这间屋走来。在电梯口,女经理抱着一个卷宗袋从里面走出来,她朝我打了个招呼:走啊?我礼貌地应了一声,走进去按了关门键,电梯悄无声息地下降,镜面墙的一侧是我狠心甩掉什么之后的孤零零的影子。

三天后的傍晚,电话铃响了,我放下了正洗着的锅碗用抹布擦了擦手上的泡沫走到电话机旁边。电话一接通,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徐阿姨,我是张雪琴的儿子,我叫晓雷……

哦,是晓雷啊?我脑海里出现了晓雷七八岁时的模样。但眼下这个声音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徐阿姨、我妈妈住院了、她脑出血、医生说可能……可能……

一瞬间我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对方感到了我的变化,说:阿姨对不起,您别难过……本来不想打扰、可我妈妈没什么朋友了、算是……算是最后的联系吧,阿姨您多保重身体!之后电话就挂上了。我举着电话感到半边身体发麻,母亲突然在她屋里毛骨悚然地喊叫了一声,我站着不动,也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很熟悉她这样的喊叫,自从进入高龄后她就经常发出这样的喊叫,我知道,那样的喊声里没有疼痛,没有饥饿,而是她那谁都无法解决和替代的孤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们之间这辈子的话基本上已经说完了,我们都努力想再找些什么话说说。特别是我,和母亲说话成了我的责任,而且比体力活更困难,其一是她的听力和大脑都不再顺利地接收我的说话信号了,这大大减少了我与她说话的能动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世上也不再发出与她有直接关系的话语信号了,那些贴心贴肺的话不知在哪一时终止了,就算我每天再找出几句来说,也变成了某种敷衍。于是久久的沉默之后,母亲总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她的苦难。而我就不行,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和能量,所以不能无所顾忌地喊叫。一个六十岁能够自立的人的孤独比起八十多岁人的孤独来说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颓然地坐了下来,那让人浑身不适的喊叫一声声撞击着我。张雪琴被从医院推出去、又被推到殡仪馆,最后又被推到墓地……

我又抓起电话想给蔡梅说一声,这才想起蔡梅已不住在家里了,这几天她在“阳光乐园”公寓生活得怎么样呢?老刘和她分开后又会怎么样呢?我这些日子其实是在有意躲避着他们,我满心地希望他们一切都好,但我却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来。我越来越自私了,对别人的那股子热情渐渐地没了,一想到别人可能需要我的帮助,一种吃力的感觉就先占据了我的身体。我最后一些能量除了应付母亲和偶尔对付一下小孙子外还够做什么呢?那时不时还会有的“要过过自己生活的想法”只不过是日子的调剂品,在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从心底里冒出来跳那么几下。

十天以后,老刘焕然一新地站到我的面前。我刚刚给母亲来了个大清洗,我衣襟上溅着大大小小的水渍还没有干,额头上冒着的汗点也没顾上擦,我支棱着两只被肥皂水泡得又红又糙的手站在门口不知说什么好。看见我这样子,老刘从他自己身上摸出一根烟来点上,吸了一口,开始打量我。一种少有的不自在让我的脸红了一下。老刘轻笑了一声,一股淡淡的烟雾从我脸的一侧溜了过去。张雪琴她、她可能不行了……我总算想起了这句话。老刘看着我家去年过年时贴在门上的对联和福字,他抽一口烟,像是很专心地默读对联上的字,嘴里却说:知道了,前天晚上已经走了。什么?走啦?我抬起衣袖抹了一把额上往下滚的汗珠大声问。老刘继续看对联,轻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突然从门口闪开,把老刘让进了屋里。

我一边抱怨着为何没人告诉我一边给老刘端来了一杯茶,老刘说要不是来告诉我这件事,他也不至于来我家一趟。我唉了一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沉默片刻后我小心地问道:蔡梅她、怎么样了呢?那天送蔡梅回来后,尽管我一直惦记着她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还产生了一种伙同老刘把蔡梅抛弃了的负罪感。

她挺好的,我每天下午都过去陪她,我们都感觉轻松多了!老刘吹了吹热茶喝了一口说道。我哦了一声,内心的负罪感一下子减去了大半。老刘接着说:蔡梅让我和你商量,让你把你母亲也送过去,这样你也轻松一些,我们每天可以搭伴去陪陪她们,相互有个照料……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把我母亲抛弃呢!我忽然神经质地对老刘嚷道。老刘吃了一惊,满脸困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想?怎么会用“抛弃”这个词呢?我的一绺花发从耳朵后面滑了下来,我使劲将它们往耳后别着。

你以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吧?老刘又摸出了自己的烟,我刚想把一只工艺打火机给他递过去,他又把烟盒装了回去。我只好坐着没动说:我只是在中学做后勤工作的。他又捧起茶杯并不喝,只是往里看着说:我听蔡梅说过你是个立志要写作的人……我哗地一下又红了脸,嗫嚅着说:现在再提这些,简直成了笑话了!

那笑话什么?挺好的嘛!有过这种想法就不简单。老刘这回直视着我,鼓励地说。然后他又忍不住将烟盒取了出来,我说:你抽吧,没关系。我起身要去给他拿火机,他示意了一下自己的火说:我有。他准备要点烟的时候又稍稍表示了一下歉意,然后从第一口烟雾里皱着眉问我:你觉得我是把蔡梅抛弃啦?我没吭声。他又吸了一口烟往茶几上的小垃圾碟里抖了抖烟灰。我观察着老刘的一举一动,说实话,不管我内心对他产生过怎样的看法,他的确不是个让人讨厌的人。我们两人都沉默着,淡淡的烟雾给寡寂的房间里增加了点新鲜的感觉。母亲突然从屋里走了出来,脚步轻得让人没想到。她站在门口扶着门框死死盯着老刘,老刘赶紧起身弯了下腰说:大娘好啊!我也站起来对母亲说:他是蔡梅的丈夫。但母亲并不理会蔡梅是谁,她只是死死盯着他看,满脸狐疑和不解。我走过去将母亲又扶进卧室,她跟着我往里走,头却朝后扭着一直在看老刘。她躺回床上时发出一声叹息,我转身要走她却一把拽住了我的衣裳,而她的两眼却直直地盯着天花板,我只好将她的手从我的衣角上拉开,她那枯枝般的手指耷拉回她的身上,而我似乎得到了一个警告。我重新回到客厅里,老刘正坐卧不宁,看见我又站起身打算离开的样子,自从进屋他连大衣和围脖都没取掉过。他说着:张雪琴那里我让他儿子替你和蔡梅买了花圈,钱不多,我已经打到他的银行卡上了。我赶紧又转回屋里去拿钱,老刘喊道:我不是说过了吗钱不多你没必要和我们分得那么清呀。我只好站住,说道:那谢谢你啦,他儿子没再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哦,是我不让他对你说的。老刘说着往外走去,因为没了蔡梅的轮椅车,老刘的行走也显得轻盈多了。到了门口他略停了一下说:日子有限,多保重啊!防盗门咯噔一声阖上了,我从猫眼儿里看着他下楼的背影。

这个晚上我又开始想过“自己的日子”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我竟然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小文章,我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变成了一个有“想法”的人了吧。我从柜子的最顶端取出一瓶红酒,还翻出了早就不用了的砖头录音机和几盘录音带,当然我又把六十大寿没用完的六支残烛点上了,小玻璃碗收起来时都被我擦洗一新,残烛却个个没有原形了,但燃起来时,烛光红酒的气氛一下子就有了。我开始摆弄录音机,几只录音带都是很旧的复制带,杂音很大,音质也差,有婴儿牙牙学语的声音出现了,接着是一个女人哼唱小曲的声音,一个无精打采的男人寥寥的插话声,好像是问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女人语焉不详地说了句什么……我按着走带键,又出现了一些鸡犬不宁的声音,一对长者语重心长像是开导谁的声音,还有好几个女人狂笑碰杯的声音,有男孩儿女孩儿骂仗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打碎了的声音,有哭泣的声音,有摔门而去的声音……红酒被我喝下去了半瓶,酒精在我的体内发生了反应,我跟着录音带里的声音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这都是谁的生活呀?是我的吗?听上去是我过去的生活,那时候我一定年轻,过着一种闹躁心烦的生活,但我努力地朝前走着,坚信属于自己的日子会到来,可是、现在……我摇摇晃晃地走到那面小墙镜子前,烛光映照中的我与录音机里发出哼唱声的女人之间相隔了三十多年,一个人的一辈子全都包含在这三十年当中,愿望也好,日子也好,如果在这三十年里实现不了那就到下辈子再说吧……

镜子里的我完全是我苍老的母亲的样子,我背后的残火正用挣扎着的最后火力焚烧着我的影子,录音机里的声音搅缠在一起发出叽里哇啦的怪声……突然一阵瓶子的碎裂声伴着母亲的怒喝声:你疯啦!我一回头,鲜红的酒液正顺着玻璃板往地上流淌,瓶子的碎片张牙舞爪地威胁着正要摔倒的母亲,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想扶住她,但是我们两人都重重地摔了下去……

这次事故造成我的左手腕骨折,母亲的小腿皮肉划伤,流了一点干巴巴的血。我用一只手给她做了笨笨的包扎,我自己匆匆地去医院将左胳膊吊了起来。我吊着一只胳膊回到家收拾着昨晚的残局,录音带果然缠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团,碎成几片的酒瓶依然存在着危险性,红色的液体却已经成了又脏又黏的痕渍……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残兵败将般的我和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节目发呆,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来到卧室接电话。是老刘那低沉又有些喑哑的声音:……徐、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觉得挺孤单的……谁让你把蔡梅给送走了呢!我有些按捺不住地说。对方停了几秒钟又缓缓地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理解事情,我们毕竟都是老年人了。我腾地一下又红了脸,幸亏是在电话里,他看不见我的变化,也看不见我吊着胳膊的狼狈样。我找不到什么话跟他说,可那一阵我又怕他挂掉电话,老刘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么?还好,老刘没有挂电话,他真像是能看透我心思似的忽然笑了一声,我听见他正在用打火机点香烟,那有着温度的烟草气息好像从电话机里冒了出来。我的鼻子猛然一酸,两串泪落了下来,我这才想起,我好久没有哭过了!

我把电话听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腾出手轻轻捂住自己的嘴。没承想老刘又像是看见了我似的问道:你、哭了?我一惊,摇头不是点头也不是,索性抽下电话对着听筒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大约过了两分多钟,我的辛酸被哭了出去,感觉身体舒畅了许多,这时老刘说话了:这就对了,人嘛,也不能一直硬撑着……我把头垂到吊着的胳膊上蹭了蹭眼睛问他:蔡梅她过去后真的很好吗?我鼻音浓浓的。她觉得最起码比在家里多了些内容。老刘从容地说。天!到了蔡梅这份上还构想着生活的内容吗?我暗想。明天抽点空来一趟吧,蔡梅可是每天都盼着你能来看她呢。老刘这样说着。

我看了看自己吊着的胳膊,又扭头朝客厅沙发上的母亲看了看,她又像是一匹用尽了力气的老马那样睡着了。

这个晚上我又梦到了我在墓地转悠,在碑林里走来走去,又像是在看一场老旧的电影,后来,还是坐下来等什么人,我心里清楚是在等谁,但老刘没有出现。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穿戴得很厚,吊着胳膊在那个路口等老刘。但是等了快一个钟头了还不见老刘的身影,我就翻我包里的手机,因为手机长期没动静我都快把它忘了,打开手机我就打蔡梅家的电话,但是没人接听,等了一会儿我又打还是没人接。我想他肯定是在去“公寓”的路上了,我只好关掉手机又在路边上踱着步。又过去了半个小时,我拐了个弯,朝公交车站走去。

蔡梅看见我差点从轮椅车里扑出来,嘴里依旧含糊不清但两眼却泪汪汪的。她抚摸着我吊着的胳膊满面焦急的样子,我就对她说:没什么,就是摔了一跤……小心呀你怎么不小心呢?她呜哇叫着肯定说得是这句话。我俩热闹了一阵就发现这房间里少了老刘。我问:老刘呢?蔡梅也疑惑地看着我,我说他昨天和我约好一起来看你的,可我在路口没等上他以为他先来了呢。蔡梅摊开两手做出没有的样子。很快她就挥了挥手意思是别管他了他多半是下午才来。这时一个穿白衫的女服务员拿着食谱和笔走了进来。蔡梅让我点饭菜,看来这顿午饭我不陪她吃是不行了。饭菜送来时香气扑鼻,又很清淡,这给我下一步的计划增加了信心。可这时蔡梅的手机响了,她的手机平时也是个摆设,这时她紧张地让我接她的电话。我手忙脚乱地摆弄了半天总算接通了,手机里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你好,你是刘语华的家属吗?我一愣,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老刘。我看了一眼正盯着我的蔡梅点点头问道:是的,你是?对方语调平淡地说:哦,是这样的,刘语华今早在家里突发心脏病……我的头轰的一声大了起来,我打断对方嚷道:什么什么?你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蔡梅更加紧张地盯着我,对方接着说:他早上打了120,现在在市医院心脑住院部。不过你放心,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他让你过来替他办理一下有关手续。

他这个信息明显是递给我的,我愣愣地看着一脸焦急的蔡梅,只好对她说了实情。接着我和她商量,干脆给他们远在加拿大的两个儿子打电话吧,让他们回来一个也好呀。可蔡梅使劲摇头摆手,将筷子都碰到了地上,她两手抱着我的那只好手像是一个溺水的人……

后来我俩总算是平静了下来,蔡梅对我表达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手里拿着她给我的一串她家的钥匙。就这样,一个新的担子不由分说就又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突然又变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里蠢蠢欲动,好像这一辈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穿梭在我母亲、蔡梅和老刘三人之间,最后,吊着的胳膊也不得不好了起来。

春节将至,我在“阳光养老乐园”公寓登记办理了一个特护房间,我和蔡梅老刘商量好了,只等着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把母亲送了过来。老刘经过了这次住院把香烟给戒了,他精神状态比以前更好了。他送我从养老公寓大楼出来的时候对我说:以前很多人劝我戒烟都没用,这次我想开了,既然这回没死成,我倒真是珍惜起生命来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一直想过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又暗吃了一惊,抬脸望着他的眼睛,猜测着他自己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却说道:别猜了吧,和你想过的那种一模一样!我刷地一下红了脸,我原先以为自己脸爱红是因为年轻,没想到六十岁了这毛病还没改掉,幸亏电梯里的照明灯比较暗。老刘习惯性地摸摸他常装烟的那个兜儿,又笑着摇了摇头说:人这辈子的要求是那么低,实现起来又变得那么高……

过春节的时候老刘把蔡梅接回了家,蔡梅想让我在他们家吃年夜饭,可我儿子女儿两人又在外面包了一桌饭。近些年他俩总是这样,我知道他们的好意,可我不能安宁,我母亲孤孤单单在家里躺着我就有犯错误的感觉,这导致每一次在外面就餐都不欢而散。为了顾及到每个人的情绪,我们后来商定初三这天蔡梅老两口在我们家一起吃顿年饭。那顿饭是我和老刘一起做的,饭桌上相当丰富,当然也少不了他最拿手的水晶饺,我给儿女们打了电话让他们都来,可他们都有事情不能来,好吧,那就让这顿年饭成为老年人们的欢场吧!我们这四位老年人都穿着过年的新衣裳,文文雅雅地围桌四坐,母亲也表现出少有的乖顺和幸福感。窗外面还持续着鞭炮不肯罢休的响声,我们举着四杯红酒轻轻碰着:一祝母亲长命百岁,二祝蔡梅早日康复,三祝活着的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

突然母亲放下酒杯一挥手说了句:别挡着路让我走!然后她脑袋一耷拉轻轻阖上了眼睛。

二○○八年四月初写

二○○八年八月修改

责任编辑 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