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 部队作家。主要作品有“航天七部曲”《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发射将军》以及《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国863》、《国家大事》、《与智者聊天》、《震中在人心》等。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作品奖等。

兄弟情

一

1959年3月6日,是苏联专家抵达酒泉基地的日子。吃罢午饭,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将军叫上秘书王玉群,驱车赶到酒泉鼎兴机场,恭候苏联专家的到来。

机场出口,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热烈欢迎苏联专家的到来!”风一吹,标语哗啦哗啦地响。

短暂的见面仪式后,苏联专家很快乘坐伏尔加轿车前往基地。当时,基地最好的车就是伏尔加,是北京特意拨给苏联专家享用的。将军上车时,只剩下一辆没有篷顶的吉普了。这么冷的天,坐这种车跑200多公里的土路,肯定不行。机场工作人员说:“李司令,请稍等一等,咱们再去找车。”

秘书王玉群也说:“要不等苏联专家的车返回来以后,咱们再走?”

将军却大声说:“等个尿,等他们的车回来,黄瓜菜都凉了。要那么多讲究干啥?只要轱辘能转,就行了!”说完一转身,看见不远处停着一辆美国中卡,手臂一挥,冲着司机就喊,“快,开过来!”

美国中卡开过来后,王玉群一看,车身破破烂烂,窗户的玻璃都碎了,屁股后面还挂了一个拖斗!心想,这几百里一路颠回去,不颠破皮肉,也得冻僵了骨头,如何是好?将军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手一挥,说:“走,上车!”

中卡快速启动,急速而去。一路坑坑洼洼,滚滚风尘,没跑多远,车便出了毛病。修好车,再走一程,将军和王玉群已被颠得说不出话来了。到了基地门口,已变成了“土人”。将军看着小王狼狈不堪的样子,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那副轻松快活、无拘无束的样子,活像一个放学路上淘气的孩子。

这天的酒泉基地,天空和大地如同两个巨大的冰块,奇冷无比。刚刚兴建起来的大礼堂的门前,上万名官兵组成的秧歌方队,齐刷刷地站了一大片;清一色的军装,迎风飘荡的红旗,红绿相间,煞是扎眼!而大礼堂的上方,“东风”两个大字,闪闪发光,格外醒目。“东风”是酒泉基地的秘密代号。来自于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说的“东风”、“西风”,即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于是“东风”、“西风”便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而“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逻辑。其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两句话源自《红楼梦》,毛泽东顺手拈来,算是“古为今用”。

载着苏联专家的汽车一到路口,中方一声令下,上万名中国官兵组成的秧歌方队立即扭起了中国传统的秧歌舞。刹那间,锣鼓喧天,呼声阵阵,千万条红绸带在官兵们的手中快速飘动,宛若金蛇狂舞,犹如彩霞满天,原本冰冷的“东风”场区顿时变得热气腾腾!苏联专家呆呆地看着轰轰烈烈、别具一格的舞蹈场面,瞬间便被感动了,离大礼堂还有几百米,就嚷嚷着要下车步行,边走边看。

用扭秧歌的方式给远道而来的苏联“老大哥”一个意想不到的见面礼,是基地司令员孙继先和将军的得意之作。等苏联专家看完热闹,将军招呼意犹未尽的苏联专家上车,然后大声宣布说:“各位‘老大哥朋友们,请注意了,咱们现在去招待所。大家洗把脸后,晚上参加晚餐!”

本来该说“晚宴”,但行伍出身、多年带兵打仗的将军一不小心,却把“晚宴”习惯性地说成了“晚餐”。翻译过去后,“老大哥”们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

当晚,欢迎苏联专家的晚宴在夜色中悄然举行。

晚宴安排在基地第一招待所。第一招待所正在修建。因这个招待所是专为苏联专家而建的,所以其设计均出自苏联专家之手。招待所的四周为一圆圈,为的是防止戈壁滩肆虐的狂沙;里面有浴池和舞厅,每个房间还有电话、台灯、写字台以及真皮沙发等。北京有人来看了后说,这个招待所相当于中南海的水平了,甚至有的地方还超过了中南海。而基地的官兵们当时却住在帐篷、地窝子和芦苇棚里;住干打垒、土房子,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晚宴结束,将军把苏联专家送到招待所,这才回到办公室。将军一边抠着脚丫,一边把头靠在椅背,闭着眼睛休息。这时,秘书王玉群走了进来,见将军在睡觉,刚要退出,将军却突然说话了:“开会的人到了吗?”

王玉群说:“马上就到。”

将军说:“以后不要说‘马上就到。‘马上是什么概念?咱们是军人,军人就要有强烈的时间概念,分分秒秒,必须一清二楚,不能稀里糊涂。在战场上,差一分甚至一秒,就会掉脑袋!在发射场也一样,一秒钟,导弹都飞到国外了!记住了,以后不要再说‘马上就到,而要说几点几分到!”

王玉群说:“是,记住了。”

将军说:“叫他们来吧。”

王玉群说:“司令员,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让他们再等等?”

将军说:“还等啥?再等,天就亮了。”

很快,导弹试验部的几个部长很快走进办公室。将军的办公室很小,人多,挤了个满满当当。此刻已是凌晨2点,加之没有暖气,冷,部长们个个都蜷缩着身子。将军拿出一盒烟,像当年打游击时给弟兄们分发子弹一样,撒了一圈,然后自己点燃一支,这才说道:“你们都看见了,苏联专家今天已经来了。六十九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六十九个专家明天就按各自的专长,分到你们每个部里去,开始设备的安装工作。你们要让咱们的技术人员一定抓住这个机会,跟班向苏联专家学习,参加设备的启封、清点、安装、调试、联试,再一起分析图纸,尽快在实践中掌握设备性能和工作原理以及操作使用。另外你们还要跟他们讲,苏联专家为了中国的导弹,远离故乡亲人,大老远跑来援助咱们,是做了很大牺牲的,是很够意思的!当然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导弹,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不管困难再多再难,谁也不准偷懒!谁偷懒,他娘的我就收拾谁!”

“知道了,李司令。”几位部长说。

接着,将军问:“跟苏联专家学习的人员名单列出来了吗?”

“基本列出来了。”一位部长说。

将军说:“什么叫‘基本列出来了?列了就列了,没列就没列。记住了,以后凡是我要的名单,不能‘基本列出来,必须准确列出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说完,将军一边看着名单,一边问这些人的学历、技术专长、工作表现等情况。最后,将军和部长们确定了二十三名技术干部,分成几个小组,以学徒的身份,跟在苏联专家身边学习。

接着,将军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重要批示,要把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所以,你们要尽最大努力,为苏联‘老大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还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让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要知道,请这些‘老大哥到戈壁滩来,国家是花了大价钱的,是交了学费的,而且这学费昂贵得很哪!咱们必须好好学点东西,不能老拄着别人的拐棍走路;拄着别人的拐棍走路,哪有自己的脚走着舒服啊!但是,中国的发射场目前还是一片空白,咱们对导弹这玩意儿一无所知,若不先伺候好‘老大哥,咱们怎么学?咱们的导弹怎么上天?总之你们记住了,伺候好‘老大哥是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准跟我讲价钱!”

部长们点点头,表情兴奋而又凝重。

将军又强调说:“你们回去后,今晚就通知到本人,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尽快掌握发射导弹的有关知识和技术。”

部长们说:“李司令,您放心吧!”

但送走几位部长后,将军还是有些不放心: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这些来自莫斯科的“老大哥”能待得住吗?

二

苏联“老大哥”到基地的第六天,一场“罢饭”风波便发生了。

风波是由一盆肉菜引起的。这天中午,苏联专家在招待所餐厅用餐,一个苏联专家突然叫了起来:“这肉是冷冻肉,有问题,不能吃!”先是两个苏联专家围上去,接着是五六个苏联专家围上去,最后,十几个苏联专家一口不吃,刷刷刷,把各自盆里的菜全倒进了泔水缸!

将军很快赶到招待所,一进餐厅,直奔泔水缸。看着一缸油花花的肉菜,将军心疼得直想骂娘!

当时,像酒泉基地这种绝密单位是中央的特殊供应单位,商业部有个二级批发站,专门给基地运送东北的大米,上海、舟山的鱼以及甘肃、河北的杂粮等。但这些鱼运到基地后,很快变成了鱼干;肉也硬得像块石头,没了一点鲜味;至于蔬菜,就更别提了。为了伺候好“老大哥”,让他们吃到最好的猪肉,喝上最新鲜的牛奶,早在“老大哥”到来之前,将军就派专人到各地组织货源,辛辛苦苦跑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弄了些冻肉和蔬菜回来,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惹“老大哥”生气了!但将军心里很清楚,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非常困难,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国家还从全国人民的嘴里抠出这些东西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再说这些东西本来是留给中国官兵过年过节尝上一口的,“老大哥”一来,全让进他们嘴里了,还要怎么样呢?

苏联专家见将军来了,马上围过来,毫不客气地提开了意见:

“李将军,这些肉存放时间太长了,很不新鲜,我们怀疑已经变质了!”

“我们天天吃这些冻肉,已经吃了一个礼拜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李将军,您给想想办法吧,不是我们讲究,而是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肉,实在是受不了啦!”

苏联专家七嘴八舌,将军很耐心,脸上挂着笑,反复做解释,心里却在想:看来“老大哥”的嘴还挺刁的,不好伺候。这么好的肉,我的战士想尝一口都尝不上,他们却倒进了泔水缸——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但将军不能说出口,为了中国的导弹,憋着一肚子气,还得笑着脸给人家赔不是。

将军很快叫来军需助理员,当着“老大哥”的面,厉声问道:“这肉是怎么回事?”

军需助理员从泔水缸里捡起一块肉,连连叫苦:“司令员,这肉没变质啊!您瞧,好好的,就是存放的时间长了一点,口感不如鲜肉好。”

将军点点头,对军需助理挥挥手,然后对秘书小王说:“马上把翻译官谢家彬叫来!”

翻译官谢家彬是基地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苏联专家组顾问,主要负责苏联专家的日常生活。谢家彬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时间不算短了,来基地后,工作很不顺心。其根本原因,是戈壁滩的条件明明很差,将军却对他下死命令,硬是要他把苏联专家的生活搞得“丰富多彩”,还要“每天花样翻新”!这让他感到非常为难,也很窝火!

谢家彬赶到后,将军对他说:“你是俄语专家,说话方便,你去给‘老毛子做做工作,解释解释,咱们目前的确有困难,请他们多谅解,暂时克服一下。”“老毛子”是当时中国官兵背地里给苏联专家取的绰号,在发射场,不少人都习惯这么叫。

谢家彬去了,很快又回来了,说:“司令员,我口水都说干了,可‘老毛子嘟嘟囔囔的,还是有意见。”

将军说:“你再去,就说我说的,只要他们好好讲课,好好工作,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我保证让他们吃上新鲜猪肉!”

谢家彬看着将军,莫名其妙:“我的司令员同志,什么事都可以答应,这事可不能答应啊!您好好想想,戈壁滩这鬼地方,到哪儿弄新鲜猪肉去?”

将军有些急了:“弄不到也得弄,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就是一只公鸡,也要给我逼出蛋来!就是一头公驴,也要给我下出崽来!”

“让公鸡下蛋,叫公驴生崽,说得轻巧!”谢家彬心里嘀咕着,嘴上却不敢吱声,任务还必须落实。于是谢家彬向苏联专家转告了将军的承诺后,急忙回到办公室,打电话,问情况,查信息。很快,谢家彬就获悉一个重要“情报”:工兵团炊事班偷偷养了一头猪!

谢家彬放下电话,立马赶到工兵团,在一个偏僻的小小猪圈里,果然见到了一头猪——准确地说,是一头小猪!

晚饭后,按惯例,谢家彬陪同“老大哥”散步。不一会儿,谢家彬把苏联专家带到工兵团,炊事班一个小战士正在猪圈旁一勺一勺地从桶里舀出剩汤剩水,很细心地喂着小猪。苏联专家打量着小猪,有些奇怪,竟不知为何物,指着小猪问谢家彬:“这是什么?”

“这就是猪,中国的小猪。”谢家彬说,“瞧见了吧,你们每天餐桌上吃的猪肉,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勺一勺地喂养大的。在中国,一头猪从小到大,至少要养一年,还要吃掉不少粮食。可在这戈壁滩上,没有粮食,只能给它喂点剩菜剩饭、剩汤剩水。我的同志哥,在这个鬼地方,要养活、养大一头猪,不容易啊!你们不是要吃新鲜猪肉吗?我们部队就只有这一头小猪了,明天晚上,我就把这头小猪搬到你们的餐桌上!”

苏联专家一听,有人兴奋,有人难过,有人对着小猪叽里咕噜说了半天,像是聊天,像是道歉,连翻译家谢家彬也没听懂什么意思。

送走苏联专家,谢家彬找到工兵团团长,见面就说:“我今天来,什么也不要。”

团长说:“那你要什么?”

谢家彬说:“我只要一头猪。”

团长说:“什么,你要我的猪?我的妈呀,你要我的命可以,要我的猪可不行!这头猪刚养了几个月,瞧,没有饲料吃,缺乏营养,又小又瘦,多可怜呀!再说了,养一头猪容易吗?告诉你吧,在戈壁滩这鬼地方,养一头猪,比他妈养一个连的兵还难!”

谢家彬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也理解战友们对这头猪的感情,可这不是我想吃这头猪,是苏联‘老大哥要吃这头猪。”

团长说:“所有好吃的,全都让给他们吃了,干吗还要吃这头猪?苏联专家是贵宾,中国军人难道就不是人了?我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把猪养大,为的就是等春节给战士们犒劳一下,你把猪弄走了,全团战士过年吃沙子、喝西北风呀?”

谢家彬又讲了一堆道理,团长死心眼,一根筋,怎么说也不松口。谢家彬只好报告了将军。将军一个电话,把团长叫到办公室,说:“把团里最新编制情况给我汇报一下。”

团长是个老实人,一五一十,如数家珍,把全团干部战士的编制情况如实做了汇报。

将军看他一眼,说:“你这个编制是不是漏掉一个?”

团长想了想,说:“没有,一个没漏!”

将军说:“没有?那你偷偷养的那头小猪就不是你的咯?”

“哎哟,我的娘呀!”团长一听,知道上当了,忙说,“司令员,您就别逗我了。不瞒您说,我们是、是养了一头猪。不过,这头猪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实在太、太小了点!”

将军说:“小?要你一头小猪都舍不得,要你一头大猪呢?”

团长说:“李司令,不是我舍不得这头猪,是这头猪舍不得我们啊。您想啊司令员,在戈壁滩这鬼地方,战士们常年吃不到油水,一把野菜一把青草的,好不容易养了一头猪,眼巴巴瞅着就要过年了,全团战士都想尝尝这新鲜猪肉是啥味。要是这到嘴的肉都让别人叼走了,你说我这个当团长的,岂不比猪还笨吗?您说是不是李司令?”

其实,将军看着团长难受,心里比团长还难受,但他还是说:“我的同志哥哥,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也得设身处地为苏联‘老大哥想想啊。他们舍弃亲人,来到这鬼地方,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咱们搞导弹吗?若是不把他们伺候好了,咱中国的导弹啥时能搞出来啊?如果咱们连一头小猪都舍不得,他们知道后会怎么想?总之,为了咱们的导弹,咱们即便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得愿意。我的小兄弟,懂吗?这是政治!”

团长是军事干部,还是一根筋,说:“猪是大伙养的,要杀,我一人也不能做主啊,怎么也得开个党委会研究研究!”

将军说:“一头小猪,开什么狗屁党委会!这样吧,马上杀了,给苏联‘老大哥送去一半,你们自己留一半,让战士们尝尝新鲜猪肉是啥味,不就得了?”

团长一听可以留下一半,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说:“李司令,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是不吃一根猪毛,也心满意足了。”

团长回去后,把将军的话向战士们讲了,战士们居然一致同意,纷纷表示:为了咱中国的导弹,应该把小猪全部送给苏联专家吃,咱们自己就不留了,一根猪大肠也不留了!

于是当天中午,团长一声令下:杀猪!

然而,当炊事班的战士们将小猪按倒在一张床板上,举起屠刀,却怎么也下不了手;而围在小猪身边的上百名战士,看见小猪求救似的望着他们,也不知所措。最后,团长一把夺过屠刀,一狠心,嗖的一声插进小猪的脖子,殷红的鲜血伴着小猪绝望的嗥叫,顿时像水一样喷涌而出。望着躺倒在血泊里的小猪,战士们伤心至极。小猪很快被装进一个筐里,由两个战士抬着走出团部大门。战士们目送着小猪走了好远好远,直到再也望不见小猪,才偷偷抹开了眼泪。

小猪很快摆放在了“老大哥”的餐桌上。 后来“老大哥”对将军说,这是他们到中国后,吃得最鲜、最香的一次猪肉!

三

一个周末的下午,将军乘专机飞临北京。将军此行的目的,是要解决“老大哥”的新鲜猪肉和新鲜蔬菜问题。将军非常清楚,不先解决好“老大哥”餐桌上的问题,就无法开展好发射场的工作问题。所以将军一下飞机,便直奔总参谋长罗瑞卿家。

罗瑞卿这天刚回家,大老远就见门口候着一个人,觉着有些面熟;近了,再看,是风尘仆仆的李福泽。

罗瑞卿吃惊不小,忙问:“李福泽,你不是在西北配合苏联专家搞导弹吗,怎么、怎么突然跑到我家来了?”

将军不说话,跟着罗瑞卿进了门,屁股还没坐下,抓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就灌下一大口,然后嘴一抹,说:“谁说我在配合苏联专家搞导弹了?告诉您吧总参谋长,我是在那儿伺候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老祖宗呢!”

“别发牢骚,有什么问题慢慢说嘛。”罗瑞卿心疼地看着这员爱将,递过一支烟,“怎么,‘老毛子给你出难题了?”

将军这才坐下。可刚坐下,就想放屁。将军当然知道,北京不是戈壁滩,屁,是不可以随便放的;何况在老首长家,进门就放屁,岂不无理!于是将军夹紧屁股,忍着。但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扑通”一声,还是放了个屁。接着“通、通、通”,一连又放了好几个,而且又臭又响!

罗瑞卿是四川人,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从不绕弯,他捂着鼻子,直视将军,问:“我说老伙计,你今天是怎么啦?一进门就臭屁连天,简直就是在打机关枪嘛!怎么,你把我家当戈壁滩了,拉屎撒尿,随随便便?”

将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又接二连三蹦出几个响屁。

罗瑞卿也大笑不止,却不依不饶:“说,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水土不服,闹肚子了?”

将军只好如实招来:“老首长,真对不起了。实话告诉您吧,我和十万官兵在基地喝的全是戈壁滩上的盐碱水啊!”

“盐碱水?”罗瑞卿一愣。

将军说:“这种水刚挖出来,简直就像一团泥,又黏又稠,一喝下去,肚子就胀气,鼓鼓的,还老放屁,没完没了。今天到你家,我这屁呀,还算客气的了,要是在戈壁滩,到了后半夜,十万大军一起放屁,我估计站在你家的阳台上都能听见。他娘的,比战场上放炮还响呢!”说罢,将军禁不住又笑了。可笑着笑着,突然停了下来——他看见,罗瑞卿的眼角有泪水溢出。

许久,罗瑞卿才缓缓说道:“老李,我对不起戈壁滩上的十万将士呀!我真是没想到,为了搞出中国的导弹,你们连一口干净的凉水都喝不上啊!”

将军说:“是啊,我也常常责骂自己,可在该死的戈壁滩上,别无选择,只能喝这种水啊!”

罗瑞卿说:“你今天来,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解决不了,可以向总理报告。”

将军说:“别的没有,就一个问题:‘老大哥死活不吃冻肉!”

罗瑞卿说:“冻肉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吗?我这里想吃还吃不上呢!”

将军说:“‘老大哥说冻肉不新鲜,发了霉,变了质,闹着要吃新鲜肉!您是知道的,我那儿除了沙子就风,上哪儿弄新鲜肉去?本来,我好不容易从内地搞了点鲜货,可一到戈壁滩,风一吹,他娘的,全成了肉干!”

罗瑞卿说:“这可怎么办呢?”

将军说:“您给我一架飞机就成!”

“什么,你、你要一架飞机?!”罗瑞卿吃惊地看着将军的脸,莫名其妙。

将军不慌不忙,点燃“中华”牌,说:“老首长,您听我说,这‘老大哥是我们国家请来的老师,不是我自家的客人,您说要是照顾不好,这导弹能搞出来吗?”

罗瑞卿说:“当然应该照顾好,可你要飞机干什么使呀?”

将军说:“我有了飞机,可以每周从外地把新鲜货运回基地,保证‘老大哥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猪肉、新鲜牛肉,还有新鲜蔬菜。”

罗瑞卿摆摆手,说:“不行,不行!要飞机哪儿行呀?”

将军步步紧逼:“我说老首长啊,您就甭谦虚了,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非你莫属。您想啊,咱们这么大一个新中国,为‘老大哥贡献一架飞机算什么呀?这么芝麻大点事,我总不能去找周总理要吧?总不能去找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吧?再说了,您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是咱们基地十万官兵的家长,我不找您,找谁啊?

罗瑞卿笑了:“你别跟我耍赖好不好,飞机又不是我家的。要不,我给你叠一架,带回家哄孩子。”说着,拿过一张纸,真叠了起来。

“反正,今天我是黏上您了,不给飞机,我就不走了!”将军说着,往椅子上一靠,然后脱掉鞋子、袜子,不慌不忙,抠开了脚丫,完全是一副反客为主的架势。

罗瑞卿见将军软硬不吃,只好劝说道:“我说老李呀,一架飞机又不是一辆马车,哪能说给就给?再说了,就是给,我也得开个会研究研究嘛!”

将军一听有门,腾地站了起来,笑嘻嘻地说:“行,你抓紧研究。我保证,老首长您肯定同意。顺便我也向您透露一个机密。”

罗瑞卿说:“什么机密?”

将军说:“我从基地来的时候,把飞行员也一块儿带来了。”

罗瑞卿说:“什么,你把飞行员都带来了?”

将军说:“是啊,北京的肉联厂,我也联系好了。他们说,猪肉、牛肉,由我挑,还答应到时帮我一块儿弄上飞机呢。明天下午,我就返回戈壁滩!”

罗瑞卿说:“哎我说你这个李福泽呀,你的进步可真不小啊!过去在战场,你胆大过人,现在到了发射场,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哪!”

将军一脸苦笑,说:“没办法,为了‘老大哥,为了导弹,我只能这么干!”

罗瑞卿说:“你这人呀,真拿你没办法,还是当年打仗那个德性!当年打仗时,一天到晚吵吵嚷嚷,找我要弹药;现在搞导弹了,又找我要飞机,谁知以后还找我要什么!”

“到时看情况,需要什么,再说,再说。”将军嘿嘿一笑,出门走了。

第二天,将军果然把一架飞机带回了基地,而且飞机上还装了不少新鲜货,什么猪肉、牛肉、面包什么的,尽是“老大哥”喜欢吃的东西。

此后,这架飞机每周往返一次,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等地,不断往基地运货。虽说专机空运代价昂贵,却保证了“老大哥”的碗里每天都能见到鲜货。只是有的蔬菜再好再鲜,等空运到基地、送到炊事班,再弄到饭桌上,也会失去原有的美味与鲜嫩。后来,将军改变计划,蔬菜专从兰州空运,因为兰州距离基地最近。同时将军还派专人、专车、专程到240公里之外的酒泉拉水,专供“老大哥”饮用。而中国的官兵们,一日三餐,却只能喝胀气放屁的盐碱水!

但没过几天,苏联专家又找到将军,说:“李将军,中国饭菜,味道很好吃。但一日三餐都吃中餐,不习惯,有的专家吃了还胃疼。能不能想法每天让我们吃一顿西餐?”

当时,苏联专家上校军官每月工资是1500卢布,少尉军官每月是1200卢布(一卢布当时换算价为5元人民币)。凡是到基地援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基地每天补助6元伙食费。而基地的领导,每月工资是200元左右,每天的伙食费是1元钱(基层官兵更少,每天只有几毛钱)。因此,有的中方人员得知苏联专家提出要吃西餐的要求后,就在背后抱怨说,这些“老毛子”也太难伺候了,什么中餐西餐的,能塞满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讲究!我们的战士昼夜施工盖房,挖坑刨地,流汗流血,饭都吃不饱,甚至连干净的凉水都喝不上!他们倒好,中餐吃腻了,又要吃西餐了,真是毛病不少!

将军在北京念过中学,在上海念过大学,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吃西餐都不算什么稀奇事。所以对“老大哥”吃西餐的要求不但不感到奇怪,反而非常理解,认为这是“老大哥”在生活上最起码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在于,戈壁滩人迹罕至,连一个中餐馆都没有,上哪儿搞西餐去?而基地的炊事员别说没吃过西餐,连见都没见过西餐,又怎么可能做西餐?

将军便找孙继先司令员商量。

此事孙继先也很头疼。上个星期,他曾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去跑了一趟,希望能选调几个西餐厨师回来,可外出的人转了一大圈,最后空手而归。

于是孙继先对将军说:“几个厨师的事看似鸡毛蒜皮,实则非同小可,事关大局。我看咱们怎么也得想法到北京‘抓几个回来,不然会有麻烦的。”

“谁去抓啊?”将军说

孙继先说:“这事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于是将军又一次飞到了北京。将军这次到北京找的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这天在家看《大参考》,正看得入神,突然听见有人在“咚咚”地敲门。彭真家装有门铃,五十年代家有门铃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这种温柔的门铃声,彭真市长早就听惯了。可这天彭真听到的不是温柔的门铃声,而是“咚咚”的敲门声,像打雷似的。彭真有点奇怪,来者何方神圣,居然如此粗野?开门一看,原来是身着将军服的李福泽!

彭真曾是东北解放区的老领导,与将军是老相识了。所以未等彭真让座,将军已经坐在沙发上了,张口就说:“老首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今天来,想求您办一件事,就一件事!”

彭真问:“什么事,说。”

将军说:“帮我从北京大饭店抓两个西餐厨师,就两个,多一个也不要!”

彭真愣了一下,反问道:“你那儿缺不缺领导干部?我的将军同志。”

将军有点纳闷,问:“什么意思?”

彭真说:“你要缺领导干部,我这儿多的是,可以白送你几个。如果你要西餐厨师,对不起,现在的西餐厨师比部级干部还稀罕呢!老伙计,北京是首都,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每天都有,而且越来越多,我这儿都不够,上哪儿给你抓去?”接着,彭真把北京各大饭店的西餐厨师配备情况简单讲了讲。

将军立即起身告辞。

彭真拿着一个苹果,追到门口:“哎,等等,吃个苹果再走。”

将军头也不回,手一摆,大声应道:“苹果就不吃了,等下回您请我吃烤鸭吧!”

第二天,将军又直飞哈尔滨。一下飞机,便直奔哈尔滨市委书记家。将军来到书记家门口,书记的车刚好驶出大院。将军手一挥,对自己的司机说:“快,追上去,截住它!”车快速追了上去,几分钟后,便横在了书记的车的前面。书记气急败坏,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如此横行霸道,挡住我的去路!下车一看,竟是老战友李福泽!

书记使劲握住将军的手,说:“我说老伙计,这是和平时期,不是战争年代,怎么还像国民党似的,对我实施围追堵截呀?”

将军说:“没办法,不追不堵,眨眼你就跑掉了。”

书记说:“快说,半路堵截,有何急事?”

将军说:“你这儿缺领导干部吗?”

书记摸不着头脑,问:“什么意思?”

将军说:“如果缺领导干部,我可以让北京市长给你配几个,不讲任何条件,白送!”

“让北京市市长给我配领导干部?白送?”书记一脸茫然,不知将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对。但是,有个条件。”将军说。

书记问:“什么条件?”

将军说:“你得给我抓几个厨师。”

“厨师?没问题,四川的,还是山东的?”书记说。

“不。我要外国的——西餐厨师!”将军说。

书记哈哈大笑:“我说老伙计,你这个山东‘土老帽,除了喜欢吃馒头,就是啃大葱,要洋厨师干吗使啊?你是中餐吃腻了,想开开洋荤,换个口味啊?换西餐可以,可别换老婆啊!”

将军一脸严肃,说:“你不要多问,这是军事秘密。我只能对你说,这事对国家很重要,你只管想法给我抓几个就成!”

“明白了。只要国家需要,我一定支持!” 书记爽快答应了。

结果,凭着老战友的面子,将军硬是从哈尔滨“抓”了四名西餐厨师,而后马不停蹄,连夜飞回基地。

安顿好四位“大师”,将军高兴得不得了,来到孙继先司令员办公室,见面就说:“老孙,这下好了,咱们的导弹有救了!”

孙继先忙问:“怎么,抓到了?”

将军说:“抓到了,四个。不过,比当年抓俘虏还他娘的费劲!”说罢,两人大笑不止。

不久,将军“抓厨师”的故事传到了一位军委首长那里,这位军委首长当即派人出面,以每月3000元的高价,从北京和平饭店、前门饭店、北京饭店分别请了三位西餐名厨,还有一位面包师和一位调酒师,紧急调往大西北,专门伺候“老大哥”。

从此,只要苏联专家愿意,便能吃上西餐,而且摆在餐桌上的面包都是由当时最好的精面烤制而成。这些精面烤制的面包别说基地的战士吃不上一口,就是连见也见不着一眼,最多听人在工地上说起过而已。但烤制面包的香味却能传出很远很远。于是每当夕阳西下,战士们饿着肚子从工地下班路经招待所门口,随风飘散在戈壁滩上空的面包的香味便会钻进他们的鼻孔,让他们的肠胃备受考验;有的战士实在经受不住考验时,就会偷偷添添嘴唇,在心里恨恨地想:什么时候要能啃上一块面包就好了!

四

中苏两国在发射场上的导弹合作工作,在神秘而紧张的气氛中默默进行。将军很快发现,“老大哥”工作非常辛苦,业余生活却相当枯燥,甚至说非常无聊。每天晚饭后,“老大哥”唯一的休息方式,便是散步,甚至不少时间连散步都不行。因为戈壁滩上气候恶劣,一出门,不是风,就是雪;不是沙,便是土。风大时,别说走路散步,连站都站不稳,只能关门闭窗,闷在屋里。

一次,将军去北京开会,路过北京电影公司,心想,要是能在基地放放电影,岂不可以减少点“老大哥”的孤独与寂寞,增添点生活情趣?于是将军跑到北京电影公司,给人家好说歹说,最后北京电影公司同意一次发给基地十部电影,还签了一份协议。

影片发回基地后,在基地招待所的小礼堂播放,一周两次,“老大哥”称之为看“小电影”。影片是将军亲自挑选的,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片子,很符合“老大哥”的口味。影片放映时,“老大哥”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看着电影,一边还叽叽哇哇地议论着战争与和平、男人与女人、拿破仑与丘吉尔、希特勒与斯大林。能在戈壁滩看电影,自然算得上是一种高贵的精神享受,将军也陪着“老大哥”“享受”过一次;但到了第二次,电影刚一开始,将军心里就憋得慌,不到10分钟,便悄悄溜回办公室,急忙打开导弹发射流程图,开始钻研起来。

基地的战士很快就知道了苏联专家看“小电影”的秘密。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原本平静的心便有点不平静了。开始,谁都不敢打主意,后来,几个胆大的哨兵乘晚上站岗之机,爬在小礼堂的窗户上偷偷地看。可黑色的窗帘把窗户遮了个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贴着窗户听。“听电影”虽不如看电影,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哨兵们一边听,一边想,尤其听见有女人“咯咯”的欢笑声,就满脸涨得通红,愉悦得不行,下岗回到地窖,躺在被窝里,还说说笑笑议论纷纷。有的说电影里的女人说话像唱歌;有的说电影里的女人脸蛋儿像年画;有的说尖嗓子的那个女人一定是个瘦高个;有的说低嗓门的那个女人肯定是个胖姑娘。然后便开始猜测,开始嬉闹,开始一个晚上的胡思乱想,甚至有的还“跑马”遗精。奇怪的是,第二天干起活来,干劲儿比谁都大!

很快,连长发现了哨兵们“听电影”的秘密,担心哪天被苏联专家发现后节外生枝,引起误会。于是有一天将军到连队检查时,便向将军反映说:“李司令,战士们自到基地后,还没看过一场电影,大家很想看一看,能不能也给他们放一场,就放一场?”

将军说:“既然战士们喜欢看,就放给他们看吧!以后只要来了新片,先给苏联专家放一遍,再给战士们放一遍。反正这片子放一次是放,放他妈十次也是放,不放白不放。”

但基地当时没有电影院,战士们要看,人多,小礼堂装不下,只能在露天操场上放。

这天,太阳还没落山,银幕就挂在了操场上。这是基地第一次公开放电影,也是战士们第一次看电影,个个兴奋得连晚饭都吃不好,胡乱扒拉几口,抹了一把脸,换上干净军装,便早早集合来到操场。战士们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有点急了。往常这个时候,太阳早下山了。可今天,太阳好像故意作对似的,就是迟迟不肯下山。有战士就跑去问班长,班长,怎么还不放啊?班长再跑去问排长,排长,怎么还不开始啊?排长又跑去问连长,连长,到底还要等多久啊?连长正着急呢,反问排长,你问我,我问谁呀!?

这天将军也来了,小马扎一放,坐在了战士们中间。将军一边等,一边和身边一个小战士聊天。

将军说:“过去看过电影吗?”

战士说:“看过电灯,没看过电影。”

将军说:“喜欢看电影吗?”

战士说:“喜欢。”

将军说:“怎么喜欢呢?”

战士想了想说:“比娶媳妇还喜欢。”

身边几个战士就偷偷地笑了。

将军又问另一个小战士:“在这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怎么样?”

战士说:“好。”

将军说:“为什么?”

战士说:“宽敞,透气。”

将军说:“对,要看电影,就得在这大操场上看,这才过瘾呢!宽敞、透气,还凉爽。在屋子里看电影,黑乎乎的,人多地方小,挤得总想尿尿!”

战士们轰的一声,全笑了。

这时,发射团率先唱起了歌,唱的是《解放区的天》。发射团开了头,其他团也不甘示弱,大家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在戈壁滩上唱歌,其实不是唱,是喊,是吼!大家扯着嗓子喊,比着嗓门吼,谁的嗓音喊得大,吼得远,谁就是英雄!于是一时间里,操场上喊声震天,吼声如雷,喊得银幕直摇晃,吼得戈壁直发抖!

电影终于开始了。操场上一下就沉静下来,上万人的队伍,居然听不见一点声响。银幕前,上万名中国军人席地而坐,整整齐齐,黑压压一大片;银幕后,上万名中国军人同样席地而坐,同样整整齐齐,同样黑压压一大片。电影是黑白片,画面有点模糊;声音呲呲啦啦,也不太清楚;时不时的,人影还有点发抖。但战士们目不转睛,看得聚精会神,看得有滋有味。不一会儿,起风了,刮得银幕哗啦啦地响。接着,银幕上的人就被折叠起来,时而露出一个变了形的大脑袋,时而又伸出一张长长的马脸,这一折一叠,银幕上的人很快便分不清谁是谁了,只能靠听声音来判断角色。

后来,风越刮越大,银幕眼看就有被刮走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连长当机立断,下令六个战士冲上去,分别站在两旁,拽住银幕下方的绳子,银幕这才暂时稳定下来。然而只片刻光景,一阵狂风又席卷而来,风中还夹杂着沙土;沙土被风刮起,打在银幕上,沙沙作响。接着银幕开始东倒西歪,剧烈摇晃,忽而前凸,忽而后荡,银幕上的人影儿也忽大忽小,时高时矮,时瘦时胖,个个成了变形金刚。战士们见人影儿如此奇形怪状,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大嘴直乐,风一吹,沙子全跑进了嘴里,眼睛还死死盯着银幕;将军也跟着战士们乐,乐得用手不停地拍打着沙土,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最有意思的是拽着银幕绳子的六个战士。六个战士拽着银幕,银幕也拽着六个战士,相互拉扯,彼此较劲,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粗大的绳子勒进手心,血都渗出来了。可六个战士拽着绳子,就是不撒手,眼睛一直望着银幕,还不忘看电影——尽管只能斜着看,但斜着也要坚持看!

再后来,六个战士力气耗尽,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连长再次下令,把一个班的兵力全部投了上去。于是戈壁滩上一道从未有过的“风景”出现了:银幕前后,是上万名坐着看电影的中国军人;银幕左右,是十二个死死拽住绳子的年轻士兵!狂风刮来刮去,放映就是不停;风中的银幕,基本保持了平整!

这道“风景”被几位散步的苏联专家看见了。苏联专家万万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看电影的,简直太新鲜、太有意思了!于是他们不再散步,偷偷躲在操场边上看——看中国军人看电影的奇特方式;看中国军人看电影的天真表情;看中国军人死死拽住银幕的样子!看着看着,便被感动得不行了。

将军很快发现了操场边上的苏联专家。他猫着腰,离开队伍,来到苏联专家跟前,轻声问专家组组长罗金:“罗金上校,这儿看电影怎么样?”

罗金说:“爽,太爽了!只是风沙大,太冷!”

将军说:“没办法,我们的条件太差了。不过请你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在这儿建起一个电影院!”

“我相信。”罗金指着死死拽着银幕的十二个战士说,“我还相信,有这样的军人,就没有搞不出来的导弹!你们中国军人很坚韧、很乐观,也很幽默。李将军,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看电影的。这简直就是戈壁滩上一道奇妙的‘风景啊!”

将军说:“罗金上校,要说风景,戈壁滩上的风景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一道。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别的风景。”

周末这天,将军带着翻译一大早来到招待所。六十九位苏联专家全部上车后,汽车便来到祁连山脚下。

上百只黄羊和他们的汽车在戈壁滩上的赛跑开始了:汽车在前面跑,黄羊在后面追;落日的余晖像金子般撒落下来,映照在数百只奔、跑、腾、挪的羊蹄上。

汽车又来到戈壁滩最著名的历史古迹——黑水城!

将军说:“据史料记载,公元十世纪左右,中国的西夏王朝就建都于此。他们有文字,还将泥活字演进为木活字。黑水城最终消亡在成吉思汗统领的十万大军的铁蹄之下。郑和下西洋后,丝绸之路日渐凋敝。黑水城从此昏睡了七百年,直至上个世纪初的一天,有一个人来到这里,才惊醒了沉睡中的黑水城。”

罗金问:“这个人是谁?”

将军说:“您的同胞。”

罗金一惊:“俄国人?!”

将军说:“是的,此人叫波塔宁。他把黑水城的秘密公布于世,从而引起西方关注。后来,各国探险家从黑水城掠走各类刻本抄本数千种、古代藏书24000多卷、绘画典藏精品300余幅,以及一大批极其珍贵的稀世文物。最终将黑水城藏宝席卷一空。”

等苏联专家拍完照,将军才大声喊道:“走,我带你们再去看看另一道风景!”

好大一片胡杨林!时值金秋,苍劲的枝桠,灰绿色的叶片,斑斑斓斓,如潮如夕,漫及整个弱水河畔。胡杨千奇百怪的丰满造型,超凡脱俗的独特布局,坚忍不拔的傲然身姿,在万道晚霞的照耀下,在浓浓秋意的渲染中,简直如同一幅风格凝重、神韵游荡的组合油画!

将军用力一指,说:“这就是戈壁滩上有名的胡杨林!”

苏联专家齐声叹道:“哇,胡杨林,真是太美了!”

将军说:“现在咱们看到的,只是胡杨优美的身姿、华丽的外表,而胡杨真正的风骨与魂魄,你们还没看到。”

将军领着苏联专家沿着弱水河岸一路走去,很快来到另一片荒漠之地。这儿的胡杨全是树干,没有一片树叶;枯瘦的树干如同一双双没有皮肉、只有骨头的手臂,高高擎起,直刺长空!

将军说:“这就是戈壁滩上有名的‘怪树林”。

罗金说:“‘怪树林?怪在哪里?”

将军说:“怪就怪在,这树死而不倒,倒而不朽,朽而不腐,虽死犹存。这是大漠胡杨宁死不屈的一种天性。在民间,对胡杨还有一种说法,说胡杨‘生而不死三千年,死而不倒三千年,倒而不朽三千年。”

罗金说:“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绝美的胡杨,实在是太珍贵、太壮美了!”

将军说:“传说当年驻守黑水城的是一位威震四方的黑将军。黑将军在和成吉思汗血战之后,寡不敌众,他的数千将士全部阵亡。此后,天长日久,黑将军和数千将士的尸骨经岁月风化,化作了眼前这片胡杨林,被后人称为‘怪树林!

罗金感叹道:“这传说太感人了,但愿不是传说。”

将军说:“这个神奇的传说在荒原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不过在我看来,这片‘怪树林一点不怪,它的存在,既是一段古人征战搏杀的历史,也是一种宁死不屈、死而不倒的精神象征!”

将军走到一棵高大挺拔的胡杨树干面前,双手抚摸,凝视片刻,然后对罗金说道:“但愿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轮到咱们作古时,咱们也能变成这片不朽的胡杨林,傲立荒原,永远不倒!”

众人望着胡杨,一片静默。唯有风过荒原,发出呼呼声响。

五

三个月后,当戈壁滩的自然风景只能留作心中美好的记忆时,血性十足的“老大哥”便开始渴望男人心中最美的“风景”——女人了。

这天,将军刚从发射场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一个大个子苏联专家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情绪非常激动,满嘴苏联话,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结果,将军一句也没听懂。将军在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没学过俄语,俄语是到戈壁滩之后现炒现卖的。所以简单的俄语还能听,也能说,复杂一点,就不行了。但将军不着急,他先热情地招呼“老大哥”坐下,再倒上一杯热水,然后让他慢慢说。“老大哥”说了足足五分钟,将军终于听明白了:他老婆到北京了,翻译官谢家彬却不给他派飞机去北京见老婆!

当时,中苏合作有规定,凡是来华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超过三个月的,夫人都可以来华探亲,并由中方统一安排住在北京总政西直门招待所。然后基地利用每个周末,把在戈壁滩上工作的苏联专家用专机送往北京,让小两口过一晚上的“性福”生活,再用专机接回基地。

将军安抚、送走这位“老大哥”后,一个电话把翻译官谢家彬叫到办公室,问:“苏联专家闹着要派飞机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家彬说:“昨天,我刚安排一架飞机飞北京,事前我通知了每一个苏联专家,可报上来的名单中没有这位专家。今天他却跑来找我,说他老婆马上就到北京了,要他到机场去接,让我马上给他派一架飞机飞北京。我跟他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没有条件专门为你派一架飞机,我会马上想办法,尽可能让您早点去北京。可我话还没说完,他气呼呼地就走了。没想到‘老毛子也学会打小报告了。”

将军说:“这事你没错。他老婆来了,我们肯定要让他见,但派飞机又不是派毛驴车,哪能说派就派啊!”

谢家彬说:“这些人也实在太难伺候了。这位专家肯定还会来找我闹,怎么办?”

将军突然想起14号。14号是基地二部即“空-空”导弹试验部机场的代号。14号机场刚开通不久,任务很繁重,经常有飞机去全国各地办事。于是将军拿起电话,找到14号的负责人,一问,正好有一架飞机第二天要飞北京。将军放下电话,让谢家彬马上去通知这位苏联专家。

接着,将军又把翻译李在武叫来,让他去给苏联专家多讲一些中国的现实情况和有关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有什么问题一定会想法解决。第二天,将军利用列宁的诞辰日,在基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并让苏联专家选派一位代表上台讲话。这一安排让苏联专家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在荒凉的戈壁,还能纪念自己的伟大领袖列宁!这天,发言的苏联专家一腔赤诚,热泪滚滚,上台表达了对列宁的敬仰之情;虽然讲话时有风沙钻进窗户,让他吞吃了不少沙子,却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但是,随着枯燥的日子越来越长,苏联专家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将军注意到了这一点,忙让谢家彬下去了解情况。第二天,谢家彬来到将军办公室,闷着头,不张嘴。将军问:“怎么,又遇到麻烦了?”

谢家彬说:“这回麻烦大了!”

将军问:“什么麻烦?”

谢家彬憋了半天,这才挤出一句话来:“‘老大哥想女人了!”

“老大哥”的确想女人了。有时想得晚上睡不着觉,他们就爬起来,围着招待所的小院跑步;跑累了,站在遥远的戈壁滩上,望着更遥远的故乡,接着再想。虽然按规定,苏联专家可以到北京会见老婆,但问题是,有的专家没有老婆;有的专家有老婆,却没条件来中国;有的老婆有条件来中国,时间又不可能太长,一个礼拜见一面,和老婆睡一觉,还得从戈壁滩飞到北京,完事后马上再回来。这一去一回,结果比先前还孤独、更苦闷。至于有的专家的夫人来到基地,穿着内衣、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太阳,搞得招待所站岗的战士头都不敢抬,那是后来的事。

中国军人也想女人。但天天都要干苦活、干脏活、干重活,还要拼命向“老大哥”学习非常复杂深奥的导弹发射技术,晚上倒下便呼呼大睡。

这一天,两名苏联专家瞒着谢家彬,直接来到将军办公室,用生硬的汉语说:“李将军,我们今天来找您,想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将军说:“什么事尽管直说。”

苏联专家说:“这儿生活太枯燥,能不能搞个舞会,让大家跳跳舞?”

“跳舞?”将军愣了一下,但很快回答说:“搞舞会,这个主意不错。请回去转告其他专家同志,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搞起来。”

送走苏联专家,将军当即召来谢家彬,谈了舞会一事。谢家彬有点担心,说:“李司令,这些苏联专家是外国人,给他们搞舞会,合适吗?”

将军说:“跳个狗屁舞,有什么稀奇的?告诉你吧,我在上海念大学时就参加过学校的舞会了。后来去延安,听说在窑洞边上毛主席、周总理还跳舞呢!建国后,中南海每个礼拜都有舞会,周恩来、毛主席都是常客。既然战争年代能跳舞,中南海能跳舞,戈壁滩为什么就不能跳舞?再说了,为了咱们的导弹,给‘老大哥搞个舞会,又不是开妓院,怕个尿!”

谢家彬说:“李司令,搞舞会是可以,关键是没舞伴啊。您是知道的,基地十万官兵,全是光棍,因为保密,连一个家属都不准带。用战士们的话来说,天上飞的鸟,地上爬的虫,全是公的,您让我到哪儿找舞伴去啊?”

“对呀,跳舞得有女舞伴啊!不能光棍搂着光棍跳吧,他娘的,这可咋办?”将军恍然大悟,突然难住了。

谢家彬想了想,说:“要不从基地医院里挑几个护士?”

将军说:“不行,医院的护理工作很重,头天晚上一旦跳舞,第二天肯定影响工作。再说,医院女兵本来就少,会跳舞的女兵更是寥寥无几,僧多粥少,到时非打起来不可。”

谢家彬说:“那就找地方政府要。”

将军说:“更不行,发射场是绝密单位,弄些地方娘们儿来,深更半夜、出出进进的,万一混进来个女特务、女间谍什么的,岂不坏事!”

最后,还是将军想了一招:“干脆,从文工团抽调舞伴!”

六

酒泉基地文工团,组建于1958年底,其团员均是从朝鲜战场撤回来的十六军、二十三军和一军三个文工团中挑选出来的骨干。女文工团员多是小兵,有的年仅十二三岁,都是1949年参的军。参军后就跨过鸭绿江,在朝鲜一待就是八年。在朝鲜的坑道里,她们摸爬滚打,风餐露宿,每天迎着枪林弹雨,打快板,唱小调,撒传单,办小报,做动员,喊口号;或者下伙房,劈柴火,烧姜汤;甚至有时还要上战场,抬担架,背伤员!1958年,文工团随最后一支入朝部队回国,不久总政把三个文工团调到北京排练话剧(即后来轰动全国的《三八线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献礼结束后,国防科委从三个团250名团员中,挑选出120名政治合格、业务棒、表现好的团员组成了20基地文工团。被选中的女团员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因为领导告诉她们说,能被选上,是毛主席对她们的信任,是最大的光荣!可她们根本不知道20基地是什么单位,更不知道在哪里,干什么的,就知道两个字:保密!领导只让她们去买个风镜,说可以用来挡挡风。于是她们这才知道要去的那个地方有风;至于风有多大,不知道。可她们跑遍了北京城,到处找风镜,最后也没买到一个。1959年1月,她们连爹妈都来不及见上一面,一声令下,就被一列闷罐火车咣当一声拉到了戈壁滩。到基地后,基地的房子还没盖好,房顶尽是枯草和木棍,她们晚上在屋里睡觉,一睁眼居然能看见月亮和星星;一盆水几个人洗脸,洗完脸再用来洗脚擦桌子;澡堂就一个——战士们用铁锹挖的一个大水池子,按规定时间,统一集体洗澡,一个月最多能洗上一次。每天除了劳动,就是排练节目,排好就下基层演出。所以,当文工团的副政委把陪苏联专家跳舞的决定告诉她们后,她们二话不说,服从!

第一场舞会开始这天,文工团的姑娘们刚吃罢晚饭,便打来半盆凉水,洗了一把“集体脸”,然后换上一身难得一换的干净衣服,早早来到基地招待所小礼堂。这是基地第一次为苏联专家举办舞会,也是沉寂千年的戈壁滩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舞会。姑娘们来得早,“老大哥”来得更早。姑娘们进门一看,哇,仅100平方米的小礼堂早已挤满了牛高马大的“老大哥”;而“老大哥”一见姑娘们光临,像刚刚灌下一杯浓浓的咖啡,眼睛放光。

音乐响起,姑娘们犹如一群鱼儿跃进水池,手臂、双腿、大脑、心情,渐渐舒展开来。姑娘们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对于交谊舞,当然不会陌生。板门店谈判时,还和联合国的军官在狭窄的坑道里跳。回国后,在北京排练话剧期间,她们还常到中南海陪国家领导人跳,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是她们的舞伴。所以现在和苏联专家跳舞,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仅快三步、慢三步,跳得十分流畅;探戈、华尔兹,同样跳得非常专业;还有俄罗斯民间舞蹈,也跳得很像那么回事。

而苏联“老大哥”对于跳舞,更是轻车熟路。他们刚一搂着中国姑娘,便舞兴大发,激情四射。别看这些“老大哥”在发射场上得意洋洋,派头十足,可一旦掉进舞场,见到中国姑娘,立马变得彬彬有礼老老实实。跳舞中他们不但要看中国姑娘的脸色,还要想法讨好中国姑娘,就像在发射场上,中方人员要看苏联专家的脸色,想法讨好“老大哥”一样。

舞池中最突出者,当数小英子。小英子年纪最小,名字中有一个字是“英”,故“老大哥”都叫她“小英子”,久而久之,便省了她的姓,也略了她的名。小英子脸盘长得俊,身段生得美,舞池中绝对鹤立鸡群。舞间休息时,小英子即兴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赢得“老大哥”一片掌声;接着又唱了两首俄罗斯情歌,更是博得满堂喝彩。“老大哥”早就听说,东方出美人,没想到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居然还有如此风情万种、才貌双全的美人!这让沉浸在美色和音乐中的“老大哥”心醉神迷,手忙脚乱,争先恐后,邀请小英子跳舞。小英子把跳舞真的当成政治任务,有请必应,跳了一曲又一曲,跳得红扑扑的脸蛋大汗淋漓,依然翩翩起舞旋转不止。于是,蹦嚓嚓,蹦嚓嚓,优美的舞曲当晚久久萦绕在大漠深处,直至翌日凌晨。

此后,根据“老大哥”的愿望,基地每周举办两次舞会。“老大哥”对此反映很好。可到了第四周,问题便出来了。问题出在舞伴上。由于文工团担任着繁重的演出任务,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还要天天下基层找素材,所以姑娘们不可能每次全部到场,只能谁有空谁去伴舞。于是舞场上僧多粥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舞伴怎么也不够使,这个“老大哥”刚一撒手,另一个“老大哥”又一把搂了过去,不到曲终,决不撒手,好比一颗好不容易含进嘴里的葡萄,没有品足味道,决不吐皮。而那些没有舞伴的“老大哥”,则坐在一旁,睁着一双猎人似的眼睛,一旦发现哪位姑娘终于“释放”,立即迎上去,犹如战士冲向战场。“老大哥”的兴致越跳越高,舞会的时间也就越拖越长,几个小时旋转下来,姑娘们早已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而当时,正值中国大饥饿降临的前夜,基地的粮食已经开始吃紧,每月供应的粮食比原来减少了三斤半,还多是粗粮。跳舞前,尽管姑娘们汤汤水水喝了一肚子,可有数量,没质量,一个月的油水加起来也抵不上“老大哥”一天的营养。所以跳到后来,渐渐不在状态,甚至有的头晕腿软,两眼冒金星!

最让姑娘们不能忍受的,是“老大哥”身上的那股味儿!这股味儿像是来自娘胎,很难说清是香是臭,是腥是酸。每次舞会过半,随着“老大哥”兴奋度越来越高,热能越来越多,从体内散发出来的气味就越来越浓。姑娘们一闻到这味儿,便苦不堪言,兴趣全无。尤其是小英子,第一次和苏联人跳舞,对这股味儿非常敏感!因此小英子就找到副政委,希望把每周两次舞会减少为一次。副政委说,每周两次舞会是苏联专家的意思,是李司令定的,要改,你们找李司令改去,我说了不算。小英子早就听说过李司令的厉害,哪敢找去!可“老大哥”身上的那股味儿她实在忍无可忍,怎么办呢?便开始悄悄琢磨如何对付“老大哥”。于是,中苏之间的暗中较量——中国姑娘柔软妩媚的腰身和苏联“老大哥”长满汗毛的手臂——在中苏两党关系尚未破裂之前,便在戈壁滩的舞场提前开始了。

周末这天,小英子准时步入舞场,脸上照常面带微笑,舞步依然潇洒漂亮。可跳着跳着,小英子突然佯装踏错了步点,一下踩在了“老大哥”的脚上,然后用半生不熟的俄语说了句“对不起”,便想离去。可小英子的体重不过八十来斤,一只小脚踩在牛高马大的“老大哥”的脚上,犹如小孩给大人挠痒痒。所以“老大哥”脸上依然笑容可掬,眼里照常含情脉脉,如同一个老练的猎手,伸手扶着小英子柔软的腰肢,重新跳了起来——不但没有影响跳舞的情绪,反而刺激了好奇的心理,平添了一份玩性。小英子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哥”的身上的气味,继续陪“老大哥”跳舞。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只好佯装崴了脚,才一瘸一拐地退出舞场。可她刚坐下,另一个“老大哥”又赶到面前,请她跳舞。她便指指脚,故做痛苦状,说:“对不起,我不小心崴了脚。”“老大哥”说:“没关系,不能与你共舞,请你唱歌总可以吧。听你唱歌,也是一种享受。”没办法,为了表示对“老大哥”的歉意,弥补自己的“过错”,小英子只好以歌当舞。于是每当音乐响起,小英子便站在舞厅一角,握着话筒,像战士握着钢枪,唱了中国的民歌,再唱俄罗斯的民歌,一首接一首。唱到后来,嗓子都快冒烟了,依然坚持着唱。如同一个上了战场的战士,战斗没有结束,决不停止射击。一个晚上下来,居然一口气唱了十二首!

第二天,小英子的嗓子沙哑得像破锣,火辣辣的疼,话都说不出来了,当即就被送到卫生队,打针、吃药、休息。可几天后,小英子又出现在了周末的舞会上。病后的小英子风摆杨柳,婀娜多姿,宛若从唐诗宋词走出的玉女,比病前反而多了一份妩媚。“老大哥”一见小英子,纷纷上前问候。但因无法忍受“老大哥”身上的气味,小英子还是借口“脚伤”未愈,不跳舞只唱歌。舞会结束后,小英子的嗓子又哑了,而且比先前哑得还厉害。嗓子反复沙哑,是歌唱演员的大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工团副政委立即下令,让小英子卧床休息!可小英子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就躺不住了,决定去文工团炊事班帮厨。

小英子刚到炊事班,就碰见在苏联专家餐厅工作的一个战士,拿着大蒜来找文工团炊事班老班长换土豆。战士说:“老班长,苏联专家只要一闻到蒜味,就哇哇乱叫,一点蒜也不能吃,所以我想用我的大蒜换点您的土豆。”

小英子听到这话,眼睛一亮,转身跑回文工团,向几位姑娘说了苏联专家怕吃大蒜的秘密,然后说:“在跳舞前,要是我们吃上几瓣大蒜,跳舞时苏联专家一闻到蒜味,肯定就不愿和我们跳舞了。”

几个姑娘马上叫好,说:“这个主意不错,至少我们可以少跳一会儿,少闻点臭味!”

又一个周末到了。吃晚饭时,小英子和几个小姑娘跑到炊事班,找到老班长,说:“老班长,给我们点大蒜吧!”

老班长说:“姑娘家,吃大蒜干啥?”

小英子说:“天冷了,我们预防感冒。”

老班长便提出一篮子蒜头,往灶台一放,说:“自己拿吧。不过,不要吃得太多,这戈壁滩的蒜不比内地,味大,特辣,还毒!”

姑娘们拿着大蒜回到饭桌前,先吃上一口菜,再塞进一瓣蒜,刚嚼了一口,一股浓烈的蒜味立即辣得额头冒汗舌尖发颤,半天合不拢嘴。但姑娘们一想到苏联“老大哥”身上的那股味儿,硬是咬着牙一瓣一瓣地往下咽,咽一瓣,吸一口气,再咽一瓣,再吸一口气,直至舌头发麻,嘴唇发木。

之后,姑娘们来到舞场。优美的舞曲刚一响起,“老大哥”便搂着姑娘们跳了起来。由于有些“老大哥”是从东北来的,能说一些汉语,所以他们一边兴奋地跳着,一边用简单生硬的中国话与姑娘们聊天。比如,“你的舞跳得真好!”“你长得太美了!”“你的老家在哪里?”“在戈壁滩习惯吗?”等等。几个吃了大蒜的姑娘只是抿嘴笑笑,却不张嘴。后来,随着热气的升腾,“老大哥”身上的气味开始散发,几个姑娘实在无法忍受时,便开始张嘴说话了,出气也大了。结果,随着姑娘们的小嘴一张一合,一股股浓浓的大蒜味随之飘散出来,直扑“老大哥”的鼻孔;接着,大蒜味随着空气的起伏和音乐的律动,很快弥漫于小小的礼堂。于是舞兴正浓的“老大哥”突然间好像不是身在舞场,而是掉进了一个大蒜加工厂!他们本能地把头扭向一边,身体与姑娘们也拉开了距离,舞步随后开始出现紊乱。“老大哥”明明知道大蒜味出自中国姑娘漂亮的小嘴,却又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就像手里握着个烫手的山芋,捧着不是,扔了也不是。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才匆匆逃出舞场。

舞会从开始到结束,不到半小时。

苏联“老大哥”离开舞场后,热热闹闹的舞场便只剩下了几个满嘴蒜味的中国姑娘。舞场顿时一片寂静。这一结果,完全出乎中国姑娘的预料。吃几瓣大蒜,熏一熏“老大哥”,在几个小姑娘的心里不过是一场儿戏而已,想不到事情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于是一个个“呆”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全傻了!

几分钟后,小英子才吐出一句满是蒜味的话来:“坏了!”

七

事情的确坏了。

苏联“老大哥”离开舞场后,很快来到翻译官谢家彬办公室。他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总的意思是:要求换舞伴,不和原来那些姑娘跳舞了!

谢家彬一听,头都大了。戈壁滩除了文工团和医院能找到几个女的,用战士们的话来说,连天上飞的鸟都是公的,他上哪儿找人换去?除非上天显灵,仙女下凡。于是他几乎哀求道:“尊敬的专家同志们,文工团的姑娘个个挺好的,又年轻,又漂亮,怎么?”

一位“老大哥”这才说道:“这些姑娘跳舞时,吃了大蒜,一说话,一出气,全是蒜味,熏死人啦!我们俄国人,不怕苦,不怕累,就怕中国的大蒜味!这不,把我们全都熏跑了!”

谢家彬终于明白了。心想这帮丫头们怎么会这样呢,简直是胡闹嘛!他气得脸色铁青,又不便发作,只好耐心劝慰道:“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这个情况太突然了,我的确不知道。这样吧,今晚换舞伴已来不及了,下次吧,下次我一定安排好!”

但“老大哥”不同意,要见将军!

基地举办舞会后,将军很少跳舞,他总是叼着烟,在礼堂门口转来转去,不时进屋和“老大哥”说说话、聊聊天。当然偶尔也跳,跳得虽不标准,更谈不上漂亮,却潇洒自如,节奏鲜明,还有七分高雅三分狂野。这让苏联“老大哥”多少感到有点惊讶,没想到以“土包子”著称的中共将领中,居然还有如此人才——既能打仗,又可发射,还会跳舞!

谢家彬带着苏联“老大哥”来到将军办公室。将军听了谢家彬的汇报,知道事情坏了,忙笑呵呵地招呼“老大哥”坐下。“老大哥”不坐,把吃大蒜的事又说了一遍。将军说:“我首先向各位专家赔礼道歉!我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些姑娘还是一些孩子,也请你们多原谅。今晚临时更换舞伴,很仓促。这样好不好,北京刚来了一部新电影,今晚你们先看看电影,下次舞会我一定让你们满意!”

“老大哥”见将军态度诚恳,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还安排看新电影,气也就消了一半,同意回去看电影。

“老大哥”刚一离开,将军桌子一拍,对着通信员就喊:“去,让文工团的副政委马上跑步过来!”

副政委跑步赶到后,将军见面就说:“你小子有种啊,胆子越来越大啦!”

副政委颤颤地问了一句:“我、我胆子怎么大了?”

将军眼一瞪:“你少给我装蒜!我问你,今晚跳舞,是谁批准那些姑娘吃蒜的?”

副政委一头雾水:“吃蒜?吃什么蒜啊?”

旁边的谢家彬忙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副政委直喊冤枉:“李司令,这、这吃蒜的事,我可真的是一点不知道呀!”

将军说:“马上回去,给我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处理不好,我就撤了你!”

副政委回到文工团,冲着值班员就是一声吼:“所有女文工团员,马上紧急集合!”

值班员很快将姑娘们带到练功房。副政委一进屋,啪、啪、啪,将电灯开关全部打开。刹那间,所有灯光齐刷刷地照在了姑娘们的脸上。几个吃了大蒜的姑娘本来就羞愧难当,现在大白于灯光之下,更是无地自容。尤其是小英子,认为都是自己惹的祸,更是悔恨不已。

副政委双手叉腰,怒目圆睁,大声嚷道:“今晚偷吃了大蒜的,全给我站出来!”

姑娘们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一声不吭。

终于,小英子第一个站了出来。

副政委盯着小英子,不相信。

很快,另一个姑娘站了出来。接着,又一个姑娘也站了出来。最后,五六个姑娘全站了出来。

副政委指着第一个姑娘问:“你吃了几瓣?”

姑娘说:“两瓣。”

副政委指着第二个姑娘问:“你吃了几瓣?”

姑娘说:“三瓣。”

副政委又指着第三个姑娘问:“你吃了几瓣?”

姑娘说:“四瓣。”

副政委指着小英子问:“你呢?”

小英子说:“八瓣。”

“八瓣?哎哟我的姑奶奶呀,难怪那些‘老大哥全让你们给熏跑咯!”副政委气得连连叫苦不迭。

小英子见气坏了副政委,一下就哭了。她一边抹着泪,一边把事情的原因和经过老老实实地讲了一遍。讲完后,还一个劲地说:“副政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副政委是个老好人,本想大发一顿脾气,见姑娘们认错的认错,哭鼻子的哭鼻子,心也就软了。他喘了口气,缓缓说道:“我说姑娘们啊,你们什么都不怕,为什么偏偏就怕‘老大哥身上那股味儿呢?为什么偏偏就想出个用大蒜熏‘老大哥的馊主意呢?你们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找死吗?陪‘老大哥跳舞,事关中苏两国的友谊,这事说小了,是方法问题;说大了,可就是政治问题啦!可你们,居然、居然敢用大蒜去熏‘老大哥,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这些‘老大哥是咱们花大价钱请来的,真要把他们熏跑了,谁来教咱们搞导弹?这事要是闹到北京,上面追查下来,别说我顶不住,就是李司令也照样顶不住啊,我的姑奶奶!”

“说得好!”副政委正说着,将军走进了练功房,身后是谢家彬和警卫员。刚才,苏方负责人给将军打来电话,说舞场上的“大蒜事件”是对苏联专家的态度问题,如果中方不作处理,他们就要电告苏联大使馆!将军不是个怕事的人,但他承认这事的确做得不对,他向苏联专家道了歉,表了态,就急忙赶到这里。将军问:“情况搞清楚了吗?怎么回事?”

副政委把几个姑娘吃大蒜的原因如实做了汇报。姑娘们直直地站在那里,吓得粗气都不敢出。小英子更是胆战心惊,本来她只想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苏联专家却认了真,居然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连司令员都惊动了!将军望着姑娘们,却许久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些姑娘们漂亮的舞姿,本该属于轻歌曼舞的城市,属于万众瞩目的舞台,可为了中国的导弹,却让她们来到这与世隔绝的戈壁滩,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还要忍受苏联专家身上那股难以忍受的怪味儿!这真够难为她们、委屈她们了!

将军掏出烟来,慢慢点燃,吸了几口,又急忙灭掉。然后,这才说道:“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让我说什么是好呢?我早就说了,跳舞也是革命工作,也是政治任务,可你们居然耍起了小聪明,玩起了小把戏,偷吃了大蒜!我知道,苏联专家身上那股味儿你们不愿意闻,可谁又愿意呢?我这个当司令的就愿意吗?我就愿意天天看他们的脸色吗?我就愿意花了钱还要求着他们吗?我就愿意像亲爹一样伺候他们吗?我也不愿意啊!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李福泽革命几十年,还从来没伺候过谁呢!可话又说回来,谁让咱们国家不如人家强大呢,谁让咱们的技术不如人家先进呢,谁让咱们自己搞不出导弹呢!再说了,为了帮助咱们搞导弹,这些专家远离祖国,舍弃亲人,牺牲家庭,来到这鸟都不飞的戈壁滩,和咱们同生活,同工作,同吃苦,你们陪他们跳跳舞,闻点不喜欢闻的味儿,又怎么了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战争年代你们都经受住了战场的考验,和平时期怎么就败倒在舞场上了呢?”

片刻,将军继续说道:“姑娘们,咱们十万发射官兵在戈壁滩上像骆驼一样吃苦、受累、挨饿、遭罪,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搞出中国的导弹吗?搞出导弹来干啥?不就为了咱们的国家能强大起来吗?所以姑娘们呀,要学会忍哪!什么叫忍?陈赓大将说了,忍,就是心上一把刀啊!没受委屈要忍,受了委屈要忍,受了冤枉受了屈辱也要忍!要忍气吞声,甚至还要忍辱负重!咱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就是忍着屈辱走过来的吗?不就是从心上这把刀尖上挺过来的吗?现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要听苏联‘老大哥的,连毛主席、周总理都要看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可你们倒好,竟耍起了小性子,敢用大蒜去熏‘老大哥!从现在起,你们记住了,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个人都必须做出牺牲!所以为了咱中国的导弹,我的姑奶奶们,你们就好好陪苏联专家跳舞吧,这事就算我这个当司令的,求你们了!”

姑娘们被将军的话深深打动了。她们抱成一团,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泣不成声地说:“司令员,我们错了,从今以后,我们一定好好陪苏联专家跳舞,再也不吃大蒜了!”

第二天,文工团处理小英子的复员报告送到了将军面前。将军看完报告,点着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几次拿起笔,又几次放下。在他眼里,小英子是个很有艺术天分的小姑娘,如果不离开部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艺术家!但她是个军人,违反了纪律,就必须受到处分!否则,“大蒜事件”一旦被苏联方面上升到政治高度,当成一个政治事件闹到北京,小英子的命运将会更惨!让小英子离开基地,复员回家,既是对苏联专家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小英子最好的保护。所以将军最后还是拿起笔来,在报告上写下“同意”二字。

小英子离开基地那天,将军和文工团的姑娘们都去车站送她。望着小英子,将军什么也不说,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小英子却像一个犯下大错的孩子,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快上车了,才流着眼泪对将军说:“司令员,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一定要想法留住苏联专家!只要他们能留下来帮咱们搞导弹,我就是回老家种一辈子的地,也心甘情愿!”姑娘们拉着小英子的手,全哭了。

小英子走后第二天,基地小礼堂舞会照常举行。当欢快的舞曲悠然响起时,“老大哥”搂着中国姑娘柔美的腰肢步入舞池,蹦嚓嚓、蹦嚓嚓的舞步声继续回响礼堂。一年后,中苏两党撕破脸皮,“老大哥”蹦嚓嚓、蹦嚓嚓的舞步声从此消失在大漠深处。不久,据说基地有人去山东出差,将军特地让他顺便打听一下小英子的消息。此人回来说,小英子回老家后,当地纷纷传说她在部队犯了“生活作风”问题,被部队开除回家了!谣言越传越多,小英子有嘴难辩,无脸面对父老乡亲,便含泪离开了家乡。后来有人说她去了山西,嫁给了一个挖煤工人;有人说她去了西藏,削发为尼,皈依佛门,总之小英子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几十年后,将军赋闲在家,每当有人提起当年的“大蒜事件”时,将军总会沉默良久,说: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是“老大哥”呢!那个年代,为了中国的导弹,别说处分一个小女兵,就是牺牲十万中国军人,也得干啦!

大饥饿

八

1960年,一场大饥饿悄悄降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在挨饿。

一天,将军接到基地后勤部送来的通知,通知说,鉴于全国粮食紧张,根据上级的规定,要从原来每人每月的36斤粮食中,再减8斤!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剩28斤粮了!

将军一看,眼睛都大了。他把通知一扔,抓起电话就打到北京,找到有关部门负责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嘛?本来就不够吃,还要克扣我们的军粮?知道吗,克扣军粮,在古代是要杀头的!”

对方答复说:“这是总后勤部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将军说:“那这样,不要减8斤了,就减7斤,怎么样?”

对方说:“李司令,您这可是斤斤计较啊!”

将军说:“我的同志啊,你要知道,我的战士不是在首都北京,而是在戈壁滩,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饿着肚子干活,我不斤斤计较,能行吗?”后来“文革”中,“斤斤计较”这一条,也被人算作了将军的“罪状”之一。

原有定量被扣掉后,基地的饥饿就更严重了,甚至剩下的28斤粮食也不能完全吃到嘴里。原因在于,一方面,粮食部抽调的粮食从北京运到甘肃兰州,再转运至发射场,沿途会有部分损耗。而这些损耗国家不可能再补上,只能从定量中减除;另一方面,基地还要从这不足28斤的定量中扣除一部分,去支援当地老百姓。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国家对搞导弹是非常重视的,对搞导弹的部门和单位也是非常重视的,不仅酒泉基地视为重中之重,大西北其他几家保密单位也被列为中央的特供单位。然而随着饥饿日益严重,从全国运到基地的食品,开始全是细粮,后来就变成了大部分是粗粮,少部分是细粮;再后来,面粉、大米就见不着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青稞面、高粱面、豆面等;再再后来,每人每天就只剩下几两粮了,一日三餐,餐桌上除了盐水泡土豆,便是土豆煮盐水,炊事班偶尔抬出一锅青稞稀饭,都能照出人影来,战士们一口气能喝下十几碗!而且由于青稞饭又苦又涩,还尽是沙子,所以不能嚼,进嘴就得咽。虽然此时基地还不至于饿死人,官兵们却因饥肠辘辘,腹中空空,干起活来浑身出虚汗,两眼冒金星,风一吹,脚底像没根的草,直打漂!

可即便发射官兵们都饿成这样了,基地党委还特别做出一条规定:为了不影响搞导弹,谁也不准向苏联“老大哥”透露,我们中国军人没有粮吃了!

没有粮食吃,官兵们只有天天喝青稞粥。青稞粥极苦。这种苦,是那种吃到嘴里苦不堪言的苦,咽进肚子说不出来的苦。但再苦,官兵们也得喝。只是一旦喝下去,肚子就发胀,鼓鼓的,走起路来还咣咣响。更为严重的是,一天要跑好几趟厕所,有的一晚上就得跑七八趟厕所,甚至翻译官李在武一个晚上竟“创造”了十二次“短跑”记录!于是排队拉稀的人比发射场干活的人还要多,排队上厕所成了戈壁滩又一道史无前例的“风景”;而同在戈壁滩上的苏联“老大哥”,却始终住在有浴室的高级招待所里,每天吃着中国人为他们准备好的面包、牛肉、牛奶以及他们最喜欢用手撕着吃的烤全鸡和生咸鱼!

面对大饥饿,孙继先司令员及时召开基地常委会。会上,孙继先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期,我今天请大家来,不为别的事,请大家先算一笔账。这笔账就是,我们在戈壁滩上工作,除了享受11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给了我们边疆补贴,这两项加起来,与北京工作的同志相比,等于拿的是双份工资了。比如我的工资,总数都超过毛主席了!我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比呢?所以,我表个态,从下月起,我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要!”孙继先刚说完,栗在山、李福泽、张贻祥、徐明等几位基地领导也当场表态:只拿当地工资,不拿边疆补贴!

接着,孙继先又讲了一个情况:机关有个司务长,最近外出采购食品,路过甘肃境内的一个村庄,感到村里死气沉沉的,进村一看,发现村里已经有人饿死了。还有不少人饿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甚至有的年轻小伙子,也饿得不能出门了!所以,孙继先提议,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

第二天,将军便带着部分官兵,去了这个村。将军进村一看,这个村的确很穷,家家户户,碗里、锅里、缸里,没有一粒粮食,甚至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裤子穿,只能和母亲共穿一条裤子——母亲出门时,姑娘躲在被窝里;姑娘出门时,母亲再躺在床上。由于没粮吃,村里不少人饿得只有啃树皮,吃野菜,咽树叶;有些人出去找粮,粮没找着,反而饿死在路边,亲人想把死人埋了,却连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将军还听说,远处戈壁滩有个劳改农场,关押着上千名的右派知识分子,有时一天就能饿死十几个!

为了帮助发射场附近的老百姓度过饥饿的日子,孙继先和将军号召基地上上下下节粮,并规定:司政后机关每人每月必须节约一斤粮食,基层官兵每人每月必须节约半斤粮食,专门用来救济老人、妇女和儿童。于是,仅1959年一年,基地就拿出10000多公斤粮食、650套棉衣,救济酒泉、金塔、额济纳旗等地的老百姓;与此同时,基地还发起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孙继先和将军等基地领导率先带头,广大官兵积极响应,纷纷捐出粮票和油票。有的捐二斤,有的捐一斤,有的捐半斤;有的官兵实在拿不出粮票、油票,就捐出自己新婚的花被子和红毛衣;甚至一部分因营养不良而患了夜盲症或浮肿病的战士,还从自己的口粮中抠出一两、二两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

由于孙继先司令员一下少拿了一半的工资,有时还要从剩下的这一半工资里再拿出部分钱来捐给灾民,所以每月寄给北京家人的钱也就减了一半,甚至有时就没钱可寄了。孙继先自从受命到戈壁滩搞导弹后,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美国的情报机构找不到他的踪迹,便把他说成是“此人下落不明”。而孙继先的家人,也只知道他在大西北工作,却不知道他在大西北具体什么地方工作,更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工作;而且,他一个人在戈壁滩已经三四年了,家里没有一个亲人来过基地!孙继先平常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只要有一点好吃的,全都省给了秘书、警卫和司机。有时秘书悄悄为他搞上一点吃的,他也不吃,总是让给得了夜盲症的战士。他说战士们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从小习武锻炼,身体底子好,再饿,也比小战士们能扛啊!孙继先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出现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偏高,秘书怕传染他,便有意躲着他。他却不在乎,对秘书说,没关系,我身体好着呢!再说了,我可以利用开会的机会回北京,我北京家里吃的东西有的是,我回家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可秘书后来才知道,孙继先说的全是假话。

有一次,秘书跟孙继先到北京开会,自己悄悄去了一趟孙继先家,进门后才知道,原来孙继先的儿子孙冬生正在上中学,由于吃不饱,缺乏营养,已经连续三次出现浮肿了。而孙继先的妻子和他七十高龄的父亲,也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已经半个多月没出门了。秘书还发现,孙继先家中的餐桌上放着一块黑面包,这块黑面包是孙继先陪同苏联专家坐飞机时,飞机上的乘务员分发给孙继先的(当时只有陪苏联专家乘坐飞机才会发一块黑面包)。但孙继先自己没舍得吃,悄悄带回家中留给了老父亲。面对这块黑面包和孙继先的老父亲,秘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临走时,秘书把自己兜里仅有的5元钱悄悄放在了孙继先父亲的枕头底下,抹着眼泪离开了孙继先家。

九

将军对饥饿的直接感受,是从一块馒头干开始的。

将军虽然身为发射场司令官,却同样吃不饱,同样挨饿。将军不但没有“老大哥”吃面包的口福,相反还得去关照“老大哥”的胃口。为了让“老大哥”满意,将军常常饿着肚子到苏联专家餐厅“视察”,问问“老大哥”面包是否酥软,咖啡是否可口,蔬菜是否新鲜,汤是咸了还是淡了,茶是热了还是凉了?“老大哥”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一边回答着将军的各种提问,却不知将军正饿着肚子在说话。将军后来说,什么叫“饱汉不知饿汉饥”?看见“老大哥”大口大口地啃面包,我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

一日,将军去苏联专家餐厅,见灶间里扔着几块剩下的馒头,拿起一块闻闻,没有异味;捏捏,硬得像石头,便问餐厅师傅:“这些馒头是怎么回事啊?”

师傅说:“是‘老毛子吃剩下的,我没舍得扔。”

将军说:“他们不都吃面包吗,怎么会吃馒头?”

师傅说:“有几个专家说中国的馒头好吃,想尝尝,我就做了一些。但没过几天,他们又嫌不好吃,就扔在这儿了。”

将军说:“这些馒头都是上等的面,扔了太可惜,不能白白糟蹋了。”说着,将军捡起几块馒头,直往口袋里装。

师傅急忙拦住说:“李司令,不行啊,这馒头,是他们啃、啃过的。再说,太干了,像石头!”

将军笑了,说:“我最喜欢啃的,就是干馒头。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回去后,将军让炊事班的战士把馒头切成片,再烤成馒头干,然后装进一个小布袋,放在办公室里。有时晚上加班,饿了,便摸出一块,掰成两半,伴着一杯开水充饥。但将军这个秘密很快就被饿得四处找吃的警卫员和秘书发现了,他们时不时地从小布袋里偷偷摸出一块,几个人再偷偷分着吃。将军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伸手一摸,才发现小布袋已经空了,连个馒头渣也没了。

但在饥饿的日子里,将军照样坚持锻炼身体——打乒乓球。将军喜欢打乒乓球,但到戈壁滩后,没有乒乓球台。有一天,将军指挥几个战士,弄来几块石板,抬来几袋水泥,再架上一些砖头,只半天工夫,便筑起一个乒乓球台,看上去土头土脑,却很实用。

大饥饿开始后,将军常常输球。有时刚打上两盘,便头冒虚汗,腿脚迟缓,击球无力,频频失误。观战时,喊叫声也大不如从前。有一天,将军和机关的一名小战士打比赛。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二者悬殊太大,谁都认为这场球将军赢定了。结果呢,一场本该赢的球,将军却输了,而且输得毫无道理一塌糊涂!将军只好遵守规矩,像狗一样钻乒乓球台。可将军钻下去后,却久久不见钻出来,大伙低头一看,原来将军趴在乒乓球台下,已没有力气再爬出来了。将军送到医院后,医生只说了两个字:饿的!

出院后,将军决定下去走一走。他要看看部队到底饿到了什么程度。

将军最先去的是工兵团。工兵团每吨吃的,全是窝窝头,这种窝窝头是把青稞、骆驼刺和梭梭草磨成粉之后做成的,只能充饥,没有营养,所以工兵团85%以上的官兵都因营养不良而得了夜盲症,有的人还全身浮肿,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凡是得夜盲症的人,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躲在房间里不出门,晚上上厕所,必须让战友扶着去,甚至有的大白天走路也会撞在电线杆上。前不久一个战士到工地干活,就撞在了电线杆上,额头被撞了个大青包,当场晕倒在地。因此,团里的学习、演练、测试、操作等工作进度,比从前缓慢多了;站岗、放哨、值勤、巡逻等工作,也受到影响。将军得知情况后非常心痛,问团长孙培生:“你是怎么搞的,把我的兵弄成这样?”

孙培生说:“李司令,没办法,粮食全吃光了!”

将军说:“没粮吃不能坐在家里等呀,坐着等,能等出粮食来吗?得想办法呀!”

孙培生说:“想什么办法?我头发都想光了,也没想出办法!”

将军说:“可以让部队去河边挖野菜呀!”

孙培生说:“挖野菜?野菜能吃吗?”

将军说:“你这个死脑筋,能不能吃,你不知道,当地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呀!”

第二天午休时分,孙培生团长带着战士们来到弱水河河畔,开始挖野菜。除了当地老乡说的几种野菜不能吃,战士们看到野菜就挖,见了绿的就刨。野菜挖回去后,统一交到炊事班,洗净了,剁碎了,烧上一锅水,再放进锅里熬成汤。没有佐料,只能撒上一把盐,战士们盛上一碗端在手里,照样喝得喷喷香。当然,战士们年轻,很难准确判断所有野菜,所以也出现了误吃野菜而中毒的情况。

此后,野菜成了将士们的“代食品”,但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官兵们饥饿的肚子。官兵们又开始采集甘草叶、骆驼草、芦苇根以及其他一些可吃的野生植物。炊事班将采集回来的骆驼草、芦苇根连同野菜按一定比例,掺到面粉和玉米面里,然后做成馒头、花卷、窝窝头,以增加“代食品”的数量。只是这些骆驼草、芦苇根和野菜做成的“代食品”吃了后,导致严重消化不良!尤其是有一种叫“三合一窝窝头”的“代食品”,里面加了骆驼草磨成的粉,骆驼草本是骆驼吃的,骆驼吃了后拉的屎都像铁疙瘩似的,人吃了自然受不了:一是胀气,二是放屁,三是便秘,四是拉稀。最难受的是便秘,常常一蹲就是半小时,哼哼唧唧,叫苦不迭;拉稀也很不是滋味,每天饭后第一件事就是排队上厕所,拉上几次,肚子便空空如也,饿得不行。可肚子饿得呱呱叫,却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吃了胀肚子,不吃饿子!

后来,为了抵御饥饿,炊事班又发明了一种饥饿疗法,叫“增量法”。所谓“增量法”,用将军的话来说,就是“自欺欺人法”。其具体做法是:蒸饭时,先用一个罐头盒装二两粮,蒸好后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结果外表看似很多,实际上份量一点没增加,给人一种错觉和心理上的安慰,官兵们依然饿得慌。

而这个夏季好像也来得特别早,端午节还没到,便见不到绿色了。不仅绿色的树叶没有了,甚至连泛青的树皮也被人扒去了,到处是光秃秃的。而且,戈壁滩还闹起了千年不遇的臭虫!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屋子里的臭虫越来越多,拽起床铺一抖,便能抖落一层,看一眼都瘆得慌。但一开始战士们不认得臭虫,以为是一般的小虫子,谁也没在乎。没想到饥饿的年代的臭虫比战士们还饥饿,每天拿战士们的血当粮吃!不少战士的身上很快被咬出大片大片的红疙瘩,奇痒难忍,整夜睡不着觉。后来战士们跑去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不知道是臭虫咬的,看了看说,这是过敏,吃点药就好了。医生给的是安眠药,战士们吃了就昏头大睡,臭虫再怎么咬,也没知觉了。于是吃安眠药的战士越来越多,安眠药几天便洛阳纸贵;而战士们身上的疙瘩越来越多,臭虫越长越肥。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臭虫。于是全体出动,围歼臭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修汽车的喷灯烧——只要喷灯对准床铺板的缝,臭虫一烧就死。臭虫烧死后,战士们把臭虫搜集一堆,用簸箕端出去,再在戈壁滩上挖个坑,像埋沙子样埋掉。一年后有人还说,好像还能闻到臭虫的焦糊味!

由于饥饿,将士们雄风大减,几乎失去了一个男儿应有的力气。尤其是随着严冬的降临,虚弱的身体驼着一身笨重的棉袄,别说干活,连走路都很吃力。而就在这时,一个出大力气的重活,却偏偏找上门来。

这天,将军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报告:发射场过冬御寒的煤,只有三天的储存量了!若不及时解决煤的问题,基地十万官兵无法过冬!

在寒冷的冬季,戈壁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燃煤中断!因为燃煤一旦中断,发电厂就会停电;发电厂一旦停电,就会导致发射场大型设备关机、精密仪器停转、水塔报废、火车停运、供暖设备冻裂、深水泵中断!——倘若果真如此,整个发射场都将陷入瘫痪!

将军立即电告北京,请求紧急救援!

北京高层紧急会商。最后决定,为确保基地将士平安过冬,立即从全国抢运燃煤,紧急运往戈壁!

燃煤到达基地这天,将军欣喜万分,立即命令直属警卫团、通信团、工兵团和汽车团组织精兵强将,全力卸煤!

负责卸煤任务的,是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乔平。乔平以为,十几个车皮,带上200人马,两个小时便可完事。谁知到现场一看,不仅作业面狭窄,人手难以施展,工具也不对路子;更伤脑筋的是,运输人员为了防止沿途漏损和人为扒抢偷盗,每一节煤车都用水浇了个透,于是经一路寒霜浸打,整个车皮全被冻结成了一个大冰砣!战士们一镐下去,只能敲个小白点。乔平只得命令通信工程队,以“一级战备”姿态,携带全部装具,火速赶来助战!通信工程队赶到后,迅速挥动钢钎、长铲、大锤、撬杠、电钻、风枪,呼呼啦啦,埋头大干。可没干一会儿,战士们浑身冒汗,身上脸上,全是黑煤渣子,衣服上也结起一层冰碴;有的战士手磨出了血泡,震出了血口子;有的战士由于饥饿,血糖降低,当场昏倒,等灌上两口凉水,醒来后再爬上列车继续卸煤!

卸煤队伍中,最卖力气的,要数小邱。小邱,山东大汉,健壮如牛,一米八五的个,粗腿粗胳膊,大脚大手,大鼻子大眼,每个器官都长得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小邱是通信仓库的保管员,已超期服役五年,家里年年催他退伍,可连队舍不得他走,理由只有一条:力大如牛,干苦力绝对是把好手!比如,推电缆盘,别人四人一组,他一人单干;抬水泥杆子,别人两人抬小头,他一人抬大头;甚至有一次往工地运送器材,汽车途中抛锚,他竟一人把满满一卡车器材卸下来,把卡车推出沙窝子,再把器材装上另一辆车!小邱最能干,也最能吃,一顿能吃十六个馒头,还尽挑大个的。所以大饥饿开始后,小邱总是饿肚子。而小邱老家的人,饿得更厉害,村里不少人饿死了,他最小的妹妹饿死了,他妈妈的眼睛也快饿瞎了!于是本该退伍的小邱要求再留一年,他怕回家会饿死。副参谋长乔平是个菩萨心肠,不仅同意小邱留队,还悄悄给他家寄去30元钱。此后,小邱干活就更卖力气了,常常饿着肚子拼命地表现。乔平眼瞅着他身上的肉一天天往下掉,星期天便安排他去炊事班帮着劈柴火。小邱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硬是把一个个坚硬的棱棱木疙瘩,劈成一块块细细的柴火,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身上的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而他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吃点炊事班剩下的锅巴!有一次,小邱嗓子大出血,被送到医院抢救。经检查,原来是锅巴又干又硬,而他的肚子太饿,咽得太快,锅巴把嗓子给戳破了!医生在他食道口的浅表层处,竟缝了八针!

但不久,小邱还是复员了。小邱复员,与一头小猪崽有关:司政机关食堂的猪圈里,有几头刚刚生下不久的小猪崽,由于缺吃少喝,天寒地冻,很快就活活饿死了一头!食堂司务长心疼得直掉眼泪,把小猪崽挂在树枝上,守了整整一天,直到小猪崽冻僵了,才将小猪崽埋在河边。小邱知道后,觉得实在可惜,饥饿难熬的他便和另两名战士一起,趁着天黑跑到河边,偷偷把小猪崽挖出来,拿回去连夜用一个脸盆煮来吃了。不料第二天就被连队发觉,结果小邱挨了一个处分,被处理回家。据说小邱回到老家后,由于家里颗粒没有,只好被迫外出要饭。但他个头太高,无法引起人们的同情,最后竟活活饿死在了马路边上!

十

随着饥饿的日子越来越严重,基地官兵们除了挖野菜,又开始在一些小动物身上打起了主意。

兔子,是戈壁滩上最常见、也是最弱小的一种动物,所以有的单位最先把目标瞄在了兔子身上。官兵们先是开着车在戈壁滩上追兔子,撞兔子,兔子看到飞奔而来的铁家伙,吓得慌不择路,四处乱逃,结果被活活吓晕,或者被撞死。后来,兔子白天躲藏起来,只有到了夕阳西下的傍晚,才从北山下来,穿过公路去弱水河边喝水。兔子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成群结队,大兵团作战,远远看去,颇有几分壮观。官兵们很快发现了这个秘密,便事先埋伏在公路四周,等兔子穿越公路时,再一网打尽。结果弱小的兔子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宰杀的厄运,成为饥饿的官兵们餐桌上的“救命食品”。

发射中队一中队队长姜学福,还琢磨了一套捕捉兔子的好办法。姜学福的办法是:用细铁丝卷一个圈,做个扣,绑在树上,兔子走来,昏头昏脑,一头钻进去,慌乱中就跑,结果越勒越紧,最后乖乖束手就擒。姜学福除了用这种办法套了不少兔子外,还发明了一套套狐狸的办法。他知道狐狸喜欢闻有香味的东西,便先摸清狐狸行踪的规律,预先在狐狸经过的地方埋下四个套,并将香水洒在地上;狐狸寻着香味找来,一下就被套住了。他用这个办法,两个晚上就套了半麻袋狐狸。

戈壁滩还有一种特有的动物叫沙鸡。沙鸡这东西很怪,样子像鸽子,颜色像鹌鹑,脚爪则像人指,一只半斤左右。沙鸡喜欢结伴飞行,且飞得很低,其高度约与电线杆平行。沙鸡最怕大风,一刮大风,头就犯晕;头一晕,满世界乱飞,一旦撞在电线杆上,便会当场毙命。

一日,一个战士在路边巡逻,饿得头晕目眩,再也走不动了,只有靠在电线杆上。这时,飓风四起,席卷戈壁,战士很快就被飓风刮晕过去。后来,风停了,战士醒了,睁眼一看,身边竟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只沙鸡!战士欣喜若狂,将这些沙鸡捡起来用军装包裹好,然后带回连队,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一周后,戈壁滩上又刮起了飓风,这个战士跑到几根电线杆下,又捡回一堆沙鸡。他把这个秘密报告了班长,班长报告了排长,排长报告了连长,连长报告了团长,秘密很快传遍整个基地。于是每当戈壁滩一刮飓风,饥饿的官兵们便兴奋不已,飓风一过,他们就沿着电线杆一路捡去,常常能捡一麻袋的沙鸡!

可惜,戈壁滩不是天天都有飓风,所以官兵们不能等着捡沙鸡,还得主动打沙鸡。沙鸡身子笨,飞得慢,目标大,只要枪法差不多,一枪一个,少有落空的时候。沙鸡还有一个特点,即有草便做窝,有窝便当家,有家便下蛋,有蛋便孵卵。所以到了春季,战士们还会到戈壁滩寻找沙鸡蛋,有时运气好了,“巡逻”一遍,能捡回半桶沙鸡蛋。

但后来,沙鸡和兔子一样,越来越少了。它们被官兵们的枪声吓跑了,被饥饿的人群吃光了!于是,乌鸦和猫头鹰,也成了盘中餐。

一个周末,是党团员活动日,通信团几个战士跑到河边,看到树上有个乌鸦窝,里面有几只小乌鸦在探头探脑。一个胆大的战士便爬到树上,把整个乌鸦窝端了下来。外出觅食的老乌鸦正好回来,急得飞扑过去,与战士搏斗。一只小小的乌鸦哪是人类的对手,结果,在这场人与动物的搏杀中,乌鸦最终成了牺牲品。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把乌鸦逮回炊事班,杀了就煮。乌鸦还没煮熟,便立下一个规矩:只有患了夜盲症的战士才可以吃肉,其余的人只能喝一小勺汤!

吃猫头鹰的人,则是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一天晚上,秘书李炳耀值班,肚子饿得睡不着,便睁着眼睛画饼充饥。突然,他见窗台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蹲在那里,两只眼睛像两个黑洞,正罩着自己呢。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只猫头鹰!李炳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东西能吃吗?李炳耀没听说过猫头鹰能吃,也没听说过猫头鹰不能吃,便想,只要是活的,肯定能吃。于是他悄悄爬起来,向猫头鹰慢慢靠近。也许猫头鹰和他一样饿花眼了,对他居然视而不见,结果他一伸手,猫头鹰就当了俘虏。李炳耀很快叫来在办公室加班的王玉群、赵贤愚等几位秘书,大伙一看抓了个活的,眼睛都亮了,二话不说,取下枪刺,七手八脚,便杀了猫头鹰。接着有人拔毛、冲洗,有人跑到办公楼前摸回几个已经发芽的土豆,再从床底拽出一个电炉,然后将猫头鹰和土豆放进一个脸盆,这才围着满满一“锅”坐下来,耐心地看着电路丝由黑变红,猫头鹰由红变黄,个个馋得直咽口水。

不一会儿,王玉群突然想起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盐!那年月,盐是戈壁滩很紧俏的商品;加上夜半三更,上哪儿找盐去?李炳耀说:“我听说古乃尔湖的水含盐,咱们去捡几块回来吧,今晚吃了,以后还可以吃。”大伙觉得有道理,便让李炳耀和王玉群一起去捡“盐”。

这晚戈壁滩的夜很黑,却有月光照耀,李炳耀和王玉群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踏着月色,竟一口气便跑到了几里之外的古乃尔湖。古乃尔湖很美,湖水含盐碱多,经过戈壁滩长年累月强烈的紫外线的照射,湖水结晶,变成一块块石头样的固体,表面像是有人撒了一层面粉,白白的,在月光的映照下,看上去和盐差不多。两人顾不上欣赏古乃尔湖的夜色美景,抓起湖边的白色固体,就往自己衣服的口袋里塞。临走前,李炳耀还抓起一块,用舌头舔了舔,说,王玉群,怎么不太咸呢?王玉群说,这又不是纯盐,有点咸味就不错了!两人满头大汗赶回值班室,“锅”里正咕嘟咕嘟开得欢。两人掏出“盐”来,大伙劈里啪啦,一口气就往“锅”里放了七八块“盐”。而后各自抓过早就准备好的碗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满满一脸盆土豆炖猫头鹰,连汤带皮,稀里哗啦,便被吃了个底朝天。可几个人抹抹嘴回到宿舍,不到半小时,便全捂着肚子在厕所“集合”了。李炳耀来回跑了好几趟,后来干脆蹲在厕所不走了,直至天亮,一个干部起来上厕所,见有人蜷缩在厕所角落里,扳过脸一看,原来是司令部秘书李炳耀。

这时,上班的人陆陆续续进了办公楼。将军早就到了,他坐在办公室等秘书送来文件、传真和电报。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几个秘书一个不见人影。将军正纳闷,王玉群晃晃悠悠进来了。

将军一看王玉群脸色蜡黄,忙扶他坐下,问是怎么回事?王玉群有气无力地把吃猫头鹰的经过说了一遍。将军听后大惊,指着王玉群的鼻子说:“你们这些小年轻人啦,古乃尔湖的盐怎么能吃呢,你们是把芒硝当蛋糕了!快,马上送医院!”

十一

“猫头鹰中毒事件”发生后,将军愈加感到了饥饿的严重。于是为了部队的生存,他不得不让各单位组织狩猎队,到场区周围和祁连山打黄羊!

黄羊,是戈壁滩上的珍贵动物之一。大饥饿前,戈壁滩的黄羊胆子很大,从不怕人,即便有人靠近它身边,也从不躲避。黄羊怕人,是大饥饿降临之后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戈壁滩上密集的枪声响起之后的事情。打黄羊最先是河西本地人,这些人中有县上组织的,有专署组织的,也有当地自发的;后来省里也组织了打黄羊的队伍;还有陕西、四川、宁夏、河南等地也来了很多人。这些打黄羊的队伍,不是赤手空拳徒步过来,而是举着刀、扛着枪、开着大卡车过来,常常一来就是十几辆大卡车,甚至几十辆大卡车!开始,他们用的是双筒猎枪,后来嫌不过瘾,就把民兵“备战备荒”的步枪和机关枪也扛来了。而且,打黄羊还打出了“状元”。河西走廊有一个打黄羊的人,一天能打六十只黄羊,事迹上了省报,便成了打黄羊的“状元”。于是此人每天除了打黄羊,就是披着大红花,上台介绍打黄羊的经验。

而基地的发射官兵打黄羊,则是在地方老百姓之后。开始,部队打黄羊只是一种游戏,一种业余爱好;但饥饿开始后,就是为生存了。由于部队打杀黄羊的武器比地方的“土枪土炮”先进,因而更具杀伤力,有时一天之内,数百只黄羊便会躺倒在官兵们的枪口下。

于是每个周末,地方的,部队的,到处都是打黄羊的队伍。一只一只的黄羊被围剿,一群一群的黄羊被追杀,到处都是黄羊的皮,到处都是黄羊的血,到处都是黄羊的泪,甚至就是呼吸一口空气,都能闻到黄羊的血腥味!河西走廊成了黄羊的屠宰场,戈壁滩变成了黄羊的葬身地。

不仅中国官兵喜欢吃黄羊,苏联专家也喜欢吃黄羊,他们除了喜欢吃烤羊排、手抓羊肉外,最喜欢吃的是黄羊的下水,比如羊肠、羊肚、羊心、羊肝什么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侥幸从枪口下逃脱的黄羊开始怕人了,只要一见了人,就拼命地跑,拼命地逃,往祁连山深处跑,往腾格里沙漠藏。所以,黄羊也就一天比一天稀少了。

一个周末,将军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司机,开着一辆嘎斯69吉普车,带着两只自动步枪,在戈壁滩到处寻找黄羊。途中,将军见了骆驼刺、野菜、沙枣叶什么的,也让警卫员顺便捞上一把。当然他们最希望的,还是像以前那样,没走多远就能见到黄羊,而且是一群黄羊!很遗憾,这天从早上太阳升起,跑到下午太阳落山,别说一群黄羊,一只黄羊也没见着。将军只好在一片沙枣地带歇了下来。

此时已近傍晚时分,落日映在地上,戈壁一片绚丽辉煌。将军颠簸了一天,坐在地上,全身酸痛,好像胳膊大腿都不听使唤了。秘书王玉群摸出一块骆驼刺窝窝头送到将军手上,说:“司令员,吃点东西垫垫吧!”

将军摆了摆手,说:“我不饿,你们吃吧。”

王玉群其实知道,将军不是不饿,而是饿了不吃。近半年来将军瘦多了,走起路来,脚底像没了根似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速度也大不如从前。“看!黄羊!”突然,司机轻声叫了起来。

将军偱声望去,一只黄羊果然正朝不远处的小河边走去。将军忙摆摆手,示意大家别出声,然后操起步枪,偷偷匍匐过去,举枪,瞄准。透过准星,将军看见,这是一只少见的气质极为高贵的漂亮的黄羊,它优雅地站在潮湿的河边,并不急于喝水,而是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而后才咬起一棵骆驼刺,细细地啃了起来。黄羊圆润的舌头一伸一缩,吃得很香、很甜。片刻,黄羊缓缓抬起头来,嘴上叼着半截骆驼刺,眯缝着眼睛,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一动不动。然而,就在将军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手指却蓦地僵住了!因为将军从准星里看到,这只漂亮的黄羊原来是一只身怀六甲的母羊!

将军久久地愣在那儿,王玉群爬到将军的身边,问:“司令员,怎么不打了?”

将军没吭声,抓起枪就往回撤,动作很轻,怕被黄羊知道似的。

两人上车后,司机以为要用车追赶黄羊,刚要启动,就听将军喊了一声:“别动!”

司机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王玉群看着将军,更是大惑不解。汽车就那么静静地停在那里,谁也不说话。这时,河边那只黄羊吃饱喝足后,转身慢慢离开。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戈壁深处。将军一直目送着黄羊缓缓离去,直到黄羊再也不见身影,才收回目光,轻声说了一句:“回吧,那可是一只母羊呀!”

多年后,有人和将军聊起在戈壁滩打黄羊的事,将军说,戈壁滩的黄羊是为中国的导弹事业做出了牺牲的,应该在发射场边为黄羊立下一块碑,碑上刻上四个字:黄羊有功!

十二

导弹部队挨饿的消息,很快从戈壁滩传到了中南海。

这天,周恩来刚走进办公室,秘书便将一份刚刚送来的报告递到他的手上。报告是从国防部转来的。报告说,苏联顾问巴道夫建议中国国防部,把酒泉基地的苏联专家从戈壁滩撤回来。其理由是,基地的苏联专家联名给他写信,反映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于是,1960年4月的一天,根据中央的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了一个生活调查组,专程从北京赶到酒泉基地,调查苏联专家和发射官兵们的生活情况。

按惯例,北京方面来人了,基地应该好好款待一番才是。但当时基地实在困难,招待所所长很想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摆在桌上,就是拿不出来。情况反映到将军那里,将军一个电话叫来基地后勤部长张志勇,说:“北京总后勤部的首长检查工作来了,你怎么也得想法弄点能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来!”

张志勇说:“这样吧,我让炊事班给他们做窝窝头的时候,少放点沙枣叶,多掺和点玉米面。”

将军说:“好好好,谢天谢地了,一定想法多搁点玉米面!另外,再想法搞两盒罐头,哪怕先去苏联专家餐厅借两盒也行,到时我再想法还他们!”

调查组了解了苏联专家的生活情况后,又亲自走访了不少基层单位和食堂。每到一个单位,他们看到的不是浮肿病,就是夜盲症;每到一个食堂,看到的不是梭梭草面,就是窝窝头。调查组临走那天,为了用事实说话,证明基地官兵到底饿到了什么程度,还专门找来两台秤,给机关干部称体重。为了称得准确,调查组要求每个人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再称。但这些戈壁滩上的发射官兵们,别看一个个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的大老爷们,要让大白天当着生人的面而且是上级首长的面,一下扒光衣服,却很不好意思,也很不习惯,一个个躲在哪里坏笑,就是不动弹。

这时,将军和秘书来了,知道情况后,说:“怕个尿!戈壁滩上又没女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他妈是公的,连石头都是公的,有什么不敢脱的!”说着,三下五除二,自己先脱光衣服,第一个站到了秤上。

调查组负责过秤的人很快报出一个数来:“96斤!”

将军看看秤,说:“这秤不对吧?怎么少了这么多?”

调查组的人说:“没错。请问李司令刚来戈壁滩的时候多重?”

秘书说:“155斤。”

将军纠正说:“不对,154斤。”

官兵们见将军都脱光了,也就跟着脱了起来,然后光着屁股,排起队伍,一个接一个地站到秤上称体重。

司令部的张参谋是个山东大汉,原来180斤,一称只有120斤;秘书李炳耀长得五大三粗,一称只有94斤;机要处副处长梅根生更可怜,一称只有93斤,不信,再称一次,还是只有93斤!后来,李炳耀和梅根生两人作为那个年代饥饿的典型,还上了总后勤调查组的《调查简报》。

将军看着一个个光着屁股、瘦骨嶙峋的部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将军带过疲惫不堪的队伍,带过伤痕累累的队伍,甚至带过流血不止的队伍,却从未带过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队伍!现在,这支队伍就列队站在他的眼前,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一个不缺斤少两的!作为一个顶头上司,他觉得愧对部属。将军对秘书说:“等量完体重后,把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体重情况,给我做一份对照表出来!”

第二天,机关干部的《体重对照表》摆在了将军的办公桌前。将军用铅笔头指着表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边对照着看,一边连连叹息!仅仅短短半年时间,干部们的体重就平均下降了10斤,最多的甚至下降了30斤!机关干部较之基层,应该说条件要好一些,机关干部尚且如此,基层战士就可想而知了。

将军感到问题严重,拿起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孙继先。孙继先当即表示,明天开党委扩大会,专门研究饥饿问题。

饥饿问题不仅引起基地党委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总后调查组回京不久,即1960年4月的最后一天,中央针对导弹部队的饥饿问题,专门召开会议,每个与会者的面前,只放着一样东西,即《关于酒泉基地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当调查组负责人把在酒泉基地看到的情况如实汇报后,与会者们震惊了!此前,他们知道这支导弹部队很苦,也知道这支导弹部队正在挨饿,却不知道这支导弹部队竟然苦到了这个程度,饿到了如此地步!

会议开到最后,导弹部队是继续坚守还是马上撤退,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一方主张暂时撤退,一方主张继续坚持。前者认为,导弹部队目前处境面临生存的困难,不妨先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把部队暂时先撤回来,保存实力,等下一步视情况变化再做打算;后者认为,中国导弹事业刚刚起步,发射导弹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如果就因饿肚子问题而终止脚步,此事一旦传出去,岂不成了国际笑话!再说了,援助中国搞导弹的苏联“老大哥”好不容易花重金请来,现在突然让他们回去,怎么向他们解释?难道对他们说,中国现在吃不起饭了,你们先回去吧,等我们国家啥时有饭吃了,再请你们来?

会议主持者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很沉重。酒泉基地的情况,他是最清楚的,这支发射队伍是撤是留,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听了各种意见后,周恩来表态说:“我的意见是,即使全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这支导弹部队渡过难关。要知道,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发射部队,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啊!即便空军撤了,海军撤了,导弹部队也不能撤!至于目前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想法解决。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的。”

接着,聂荣臻等人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但会议开了三个小时,酒泉基地是留是撤,也未形成结论。最后意见是:先征求酒泉基地党委的意见,再做决定。

于是,一份密电于当日下午传到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的手上。

孙继先接到密电后,当即召开常委会。这天戈壁滩的风很大,从早上到傍晚,一直呼呼地刮个不停。常委会开始后,风却突然停了。风一停,会场突然安静下来。但会场愈安静,给人的压力愈大。压力最大的当然是孙继先。孙继先在基地主持过无数次常委会,过去任何一次,都没这次挠头棘手!部队如果继续留下,有留下的道理;马上撤走,也有撤走的理由。但是留是退,事关重大,一旦决策有误,必是千古罪人!为慎重起见,孙继先决定一个个地征求意见。将军是主管发射场技术工作的副司令,最有发言权,所以孙继先让将军先表态:“老李,你先谈谈你的意见。”

将军坐在那里,一直低着头,谁也不看,只大口大口地抽烟。将军过去一直抽的是“中华”牌,大饥饿开始后,“中华”牌中断了,只能抽梭梭草卷成的烟。这种烟味很大,特别呛人,一般人抽不了。但这天将军刚吸完一支,马上又接上一支,致使白里泛黄的烟雾弥漫整个会场,让本来就紧张的空气变得更加紧张。部队是留?是撤?他不知已经想了多少遍,所以听到孙继先让他表态,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意见不能撤!道理很简单,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不能没有这支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建起来不容易,走到今天不容易,把苏联‘老大哥请过来更不容易!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撤,不管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撤!再说了,这儿的老百姓几千年都能生存下来,我们在这儿才待了几年,为什么就活不下去呢?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艰难,我们都能翻过雪山,走出草地,创建一个新中国,我就不信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会活活饿死在戈壁滩!”

孙继先说:“老李说得对,我们这支队伍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也是跨过鸭绿江的,在朝鲜战场,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我们都不怕,都能打败它,今天难道我们就闯不过‘饥饿这道关?”孙继先说完,又把脸转向张贻祥副司令,“老张,说说你的意见?”

张贻祥说:“如果现在撤出去,两年的心血就等于白费了。为了建这个靶场,组建导弹部队,国家是下了血本的,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接着,另外五位常委林毅、徐明、张雷平、张志勇、曾凡有也一致表示:不能撤!真要撤了,广大官兵是不会答应的!

孙继先最后请政委栗在山表态:“政委,说说您的意见。”

栗在山说:“走,肯定不是上策;但留下来,问题确实也不少。现在,不光是我们这支队伍在挨饿,全国都在挨饿。眼前我们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部队留下来,不走,我同意。但留下来后怎么办?国家能不能负担得起?我们自己能不能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要好好研究一下。”

孙继先说:“是啊,十万大军都在张嘴等着吃饭,的确是个大问题。如果咱们等着国家来养活咱们,肯定不行。我看啊,自力更生这个老传统,咱们还离不了。”

将军说:“我的想法是,我们马上去北京和别的地方,想法要一点粮食,先支撑一段时间。另外,把今年冬季的训练,暂时放一放,这样可以让官兵们储存一点体力。”

孙继先说:“对,‘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这是我们当年曾经许下的誓言,无论如何,我们也一定要兑现!现在,是走是留?请大家举手表决!”

表决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部队留下不撤!而且,还当场形成了一份会议决议报告。报告大意是:经基地党委反复研究,部队决定留下不走!请国防科委领导放心,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渡过难关,也有决心、有信心把导弹发射上天!我们的誓言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报告末处,是基地全体常委的集体签名。九个常委,九个将军。

报告很快送到北京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看完报告后,非常高兴,心中焦虑一下减去不少。他知道,只要基地的将士们坚持不撤,保住这支导弹部队就大有希望。他激动地拿起电话,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听了汇报的周恩来也很高兴,说:“请你马上给基地的同志发一份电报,你就说,周恩来谢谢他们了!告诉他们别松劲、别泄气,粮食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很快就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接着,周恩来接通了粮食部负责人的电话,说:“你们马上通知甘肃省有关领导,在兰州成立一个二级批发站,物品由第二物资部供应,直接服务的对象,就是酒泉基地的导弹部队!”

一个月后,舟山的带鱼、上海的黄花鱼、青岛的海鱼、四川的大米、东北的大豆、河南的大白菜以及山东的大葱、大枣等第一批食物,顺利送到了戈壁滩,送到了岌岌可危的导弹部队的手上。

救济食物运抵基地后,犹如一场春雨突然降临久旱的戈壁。经基地党委研究决定,这批东西首先用于改善飞行员的生活,让飞行员的待遇跟苏联专家一样,每天保证能吃一次黄豆,每周保证能吃一次油炸花生米。因为当时许多飞行员已经全身浮肿,不能正常飞行了;营级以上科技干部,每人每月享受半斤黄豆,每人每月供应一两油;基层战士的餐桌上,也增加了玉米糊糊粥或者高粱面饼子,偶尔还能吃上一顿大米。

而基地机关食堂最大的变化,是一个月可以吃上一次花生米。遗憾的是,吃花生米时,实行分餐制,每人只有一小勺。而且每次分花生米时,炊事员担心不够分,舀起一勺后,总要晃一晃、抖一抖,每晃一次、抖一下,花生米便会掉下几粒,等剩下的花生米倒进饭碗里,也就只有十来粒了。所以每次分花生米时,偌大一个食堂,战士们的眼睛什么都不看,全都盯着炊事员手中的勺子和勺子里屈指可数的花生米!

一天中午,将军来到食堂,战士们正排队等待分吃花生米。将军见一个小战士端着饭碗从炊事班窗口走出来,边走边抹眼泪,便拦住小战士,问:“怎么了?”

小战士看了看将军,支支吾吾,不敢说话,最后才嘀咕了一句:“炊事班欺负人。”

将军问:“怎么欺负你了?”

小战士说:“他们给我分花生米时,勺子抖了一次,又抖了一次!”

将军一看,小战士的碗里确实没有几粒花生米了。将军安慰了小战士几句,走进炊事班,从炊事班长手上接过勺子,盛上一勺花生米,轻轻抖了抖,然后对炊事班长说:“下次分花生米时,你们手中的勺子一定要抖轻一点,再轻一点。”

天变了

十三

1960年的中国,内外交困,矛盾重重。

就在饥饿如同决堤的洪水在神州大地日夜蔓延之时,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一个秘密任务:在1960年5—6月间,发射第一枚苏制P-2导弹,任务代号:“101。”

P-2导弹是苏联设计研制的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导弹从北京秘密运到酒泉基地后,由于基地没有一个人见过导弹,所以基地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让大家一饱眼福。会上,司令员孙继先指着导弹向大家介绍说:“看见了吧,这就是赫赫有名的P-2导弹!要把这玩意儿发射上天,可不简单哟!你们中不少人原来都是干炮兵的,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火炮,也就能打几十公里,最多100公里。可这枚导弹,从基地首区打到落区,一打就是500多公里!这么远的射程,过去我们谁见过?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首先转变观念,从过去常规武器的使用,转变为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而且,这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地-地导弹!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能参加这样的任务,非常伟大,非常光荣,也非常荣幸!”

接着,将军走到导弹跟前,强调说:“这枚导弹,是咱们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过继来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虽然不是咱们亲生的,但现在已经到了咱们家,就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儿子了!所以呀,从现在起,咱们一定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只能让它在摇篮里生,不能让它在摇篮里死!”

此后,将军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保密问题。

保密问题,在基地创建初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相当严肃的问题。基地所有的《保密条令》和《保密守则》,都是1958年由苏联保密专家为基地制订的。这些《条令》和《守则》非常严格,其主要内容有:

1.必须断绝与直系亲属以外的各种社会关系;

2.工作中相互之间不许打听过问,不许看其他系统或其他人的资料;

3.学习业务技术时,不准随身携带笔记本,必须先到保密室领取保密本,下班时再将学习资料、文件包和保密本全部交回保密室,统一保管,不许把保密本带回宿舍里;

4.不许观看基地的建筑设施和仪器设备,更不许拍照。

此外,出于严格的保密原因,基地首脑机关和基地下属的所有单位,统统不叫名字,而一概以“号”代称。比如,发射场叫2号,发射团叫3号,通讯团叫6号,技术阵地叫7号,测量站叫8号,燃料站叫9号,基地首脑机关叫10号,甚至连埋葬死人的烈士陵园也要保密——叫9号半!不管是谁,只要命运的列车将你抛在了发射基地,等于与世隔绝,美丽的青春与活脱脱的生命从此便由一个个的号码替代。这些枯燥无味的、秘而不宣的号码星罗棋布般撒落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每一个号码——无论是“3”还是“6”,不管是“9”还是“10”——都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驿站,不可言传的秘密。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日子一旦被这些枯燥无味的号码替代,官兵们的人生便愈加枯燥无味,更加冷酷无情!

比如,凡是在基地工作的官兵,绝不许向外透露有关基地的一个字,即便给家人、对象、朋友写信,也必须三年之后。而且写好信后,信封不能擅自封口,必须先把信件送交政治部门,由政治部门检查确认之后,政治部门再统一封口,然后方可寄出。为了密上加密,总参还把当年曾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志愿军传递“万金家书”的20兵团邮局也搬到了戈壁滩,以至于成为全军最早的唯一一个在编的邮局。而且明明是人在酒泉基地,通信地址却一律使用“兰州市27支局××信箱”——写信的人与信封上的地址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差距竟达1000多公里!因此,当时不少官兵的妻子到基地约会丈夫,或者爹妈去基地看望儿子,好不容易千里迢迢辛辛苦苦赶到兰州后,找遍了兰州市的大街小巷,却连丈夫、儿子的影子也见不着。有一位山东大爷,他按照儿子的通信地址到了兰州,然后在兰州火车站附近一个邮局给儿子发去一封电报,说就在某某邮局门口等。结果他在邮局门口等了两天两夜,也没等着儿子。因为即便儿子能从基地赶到兰州,途中至少也得三天。还有一个老兵的妻子,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到基地探亲,出发前她向“兰州”的丈夫发去一份电报,让丈夫在兰州车站接她。可她到了兰州后,搂着孩子在车站苦苦等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也没等着千里之外的丈夫!

基地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复杂,不仅台湾特务机构一直对基地实施严密监视,派遣了大量的特务、间谍潜入内陆,千方百计搜集有关基地的机密情报,而且还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基地的高度警惕,多次派出高空侦察机在基地上空秘密侦查。

而官兵们对基地的种种保密规定,也总是自觉遵守。比如,1959年8月6日,空军要在基地进行一次“地-空”导弹实弹演习。由于用于演习的导弹都是从苏联装好运过来的;加之又是中国首次进行这种实弹演习。基地的官兵都想看,尤其是一些基层部队,天天打报告,找领导。最后,将军开会研究决定,只允许师长和政委观看,其他一律不准。至于战士们,则统统把他们安排到帐篷里学习;还明确规定,发射前必须排除大小便,到时万一有拉屎撒尿的,一律面朝西,不许往东看!为什么呢?因为导弹发射的方向是东边!结果,发射那天,战士们个个严格遵守;个别战士拉屎撒尿时,不仅一直面朝西,还始终埋着头,生怕自己的余光看见了冲天而起的导弹!

还有一次,孙继先司令员领着基地文工团几个姑娘去中南海跳舞。中南海每个周末都要举行舞会,孙继先有时就利用到北京开会之机,带上几个姑娘乘飞机到北京陪中央领导人跳舞。当时舞场里悄悄流行着一句话:男同志和江青跳;女同志和周恩来跳;刘少奇等人跳;毛主席没人敢和他跳。但这天晚上文工团有个姑娘很幸运,和她跳舞的居然是她心中最敬仰的毛主席!姑娘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跳舞,开始有点紧张,毛主席刚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她便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毛主席,您好高啊!毛主席说,高个子不好,还是矮个子好。姑娘说,为啥呀?毛主席说,第一,矮个子做衣服省布料;第二,矮个子最安全,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姑娘听后扑哧一声笑了,觉得毛主席很幽默,也很亲切,紧张的步子一下就欢快起来。接着,毛主席问,小丫头,你们部队是干啥的呀?姑娘刚想张嘴,忽然想起基地的《保密条例》,便回答说,毛主席,这个……这个不能讲。毛主席哈哈大笑,说,好,你连我这个主席都不信任了!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做得好啊!

基地有一位新到的女技术员,有天晚上正在帐篷里搞设计图,突然大风骤起,刮走了帐篷,也刮走了设计图。女技术员担心设计图刮走后被台湾的特务捡到,便跑出去拼命追赶!等战友们找到这位女技术员时,她的大半个身子已经埋进了沙土,停止了呼吸。然而当战友们拔出她的尸体时,惊奇地发现,女技术员双臂紧紧搂着的正是设计图!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基地的泄密事故仍然时有发生。据统计,1959—1960年,按照当时的审查标准,全基地发生的泄密事件大大小小有上百起!甚至还有人因为泄密,而丢了性命!这个因泄密而丢了性命的人,叫梁正智。梁正智原是哈尔滨军工学院的高材生,在校时因成绩优秀,表现出众,曾荣立三等功。毕业后分到酒泉基地第一试验部,很快成为一名技术骨干,还担任了第一试验部的党支部委员。有一次,梁正智在北京学习,母亲突然生病住院。由于家里太穷,无法支付大笔医药费,实在走投无路之际,梁正智便偷了同事一块手表,打算拿去卖了再去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可他刚偷了手表,便引起同事的怀疑;组织一追查,他马上就交代了偷表经过,并退还了手表,还在会上做了检讨。但那个年代,军人偷窃一块手表,好比今天有人抢劫国库。所以事过之后,梁正智越想越怕,怕自己会被关进大牢,怕自己关进大牢后母亲无人赡养。于是便偷偷跑到印度驻华大使馆,用英文写了一张纸条,大意说,自己是名犯人,将被政府逮捕杀头,想到国外去,愿意提供中国导弹的秘密情报。不料,梁正智当场遭到印度驻华大使馆的拒绝。接着,梁正智又跑到天津,打算乘坐一艘开往国外的商船溜之大吉,结果同样没有得逞。梁正智只好返回家中,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妻子,希望求得妻子的帮助。然而梁正智万万没想到,与他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虽不是共产党员,却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坚贞不渝,于是大义灭亲,偷偷报告了组织。结果,梁正智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后来,此案报到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那里,黄克诚看罢大怒,说,这个案子必须从重从严,决不留情!1960年1月15日,酒泉基地检察院、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场宣布:判处梁正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因梁正智抗拒改造,被就地枪决!

当然,在严格执行保密制度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也难免有过头之处。比如,1959年底,基地执行“空-空”导弹射击训练任务时,国家公安部的一位处长正好从北京来基地检查工作,那天下午,基地保卫部部长阎五福、保密检查科科长杜郁陪同这位处长外出,汽车途经机场跑道时,司机不经意间探了一下头——瞥了一眼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没想回到驻地后,公安部处长立即拿出一个小本本,记下了司机的名字,要严格追查此事!阎五福部长当即把此事向将军做了汇报。将军了解这个司机,知道这个司机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同志,还立过几次战功呢,不会有问题。于是说,探一下头怎么啦?不就看了一眼吗?又不是看女人脱裤子,有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正好是司机的脖子被蚊子叮了一口,他忍不住偏了一下头呢!但国家公安部的人还是很快从北京赶到了基地,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调查组,对“探头事件”展开调查。将军见情况不妙,担心司机会锒铛入狱,便一边协助调查,一边暗中叮嘱基地调查组的人说,严守秘密是对的,但不能总是怀疑自己的同志,老是琢磨人;更不能动辄上纲上线,随便整人,而一定要实事求是!结果,调查组内查外调,查了一两个月,差点把司机查出神经病,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此外,基地第四试验部的一位科长,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科长与印度一位女学生谈恋爱,两人谈了一年多,女友一直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两人约会中,在女友的再三追问下,这位科长一不小心说漏了嘴,竟把基地的任务和性质告诉了女友。后来他女友在与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大使的交往中,无意中又把基地的工作性质说漏了嘴。结果造成严重泄密,这位科长被开除军籍,还被军事法院判了七年徒刑!

将军抓的第二件大事,是导弹的安全问题。

自P-2导弹进入发射场那一刻起,将军与导弹几乎形影不离,他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碰了,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宝贝!”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

一天,工作人员从运载车上往下卸导弹设备,一不小心,就把一个新建的起重机厂房砸倒了。厂房正在建设之中,上面没有横梁,只有几跟木头做支撑,所以倒塌时还砸伤了三个人!接下来,在空军和基地共同进行的一次实弹演习中,打出去的第一枚导弹不是飞向靶心,而是飞向了靶心相反的方向——落在了参观演练的人群中!虽然侥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却是一起大事故。而且经苏联专家检查,故障的原因居然是中方一个技术员把控制导弹方向的一个部件给装反了!苏联专家气急败坏,当场指着中方人员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中国人,简直是个大笨蛋!要知道,这不是粗心,而是无知,是犯罪!”骂得在场的中国人个个垂着脑袋,一声不敢吭。将军当时也在现场,受辱的滋味,可想而知。

将军当即安排苏联专家给中方发射技术人员讲课。此前苏联专家也给中方人员讲课,却不定期。这次一周两次,雷打不动,而且专讲发射场的安全、发射程序以及操作常识问题。将军还向中方技术人员强调说:“苏联专家讲课,一定要认真听,认真记笔记。尤其是发射导弹、测试导弹的经验,是拿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学习中,要多看,多问,多动脑子,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要不好意思。人家是老师,咱们是学生,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只要‘老大哥舍得把肚子里的‘货往外倒,咱们苦点、累点、委屈点,没有什么;只要能向‘老大哥学到东西,咱们怎么伺候都行!”

讲课时,基地没有专门的教室,更没有讲台,苏联专家就站在发射场边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讲,中方技术人员则围在土台子前一块空地上听——有的坐在小马扎上;有的坐在砖头上;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而不管是坐在砖头上还是石头上,所有听课人的神情都像教堂的门徒聆听神甫传诵《圣经》一样,聚精会神,极为虔诚。

讲课的苏联专家戴个眼镜,瘦高个,一副很斯文的样子,大家都管他叫“眼镜专家”。“眼镜专家”是苏联专家中的技术尖子,在发射场上很有一套,别看他外表文静斯文,做起事来,却认理不认人,非常较真。

这一天,“眼镜专家”刚开场,就说:“发射场就是战场,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发生,不管你在什么岗位,必须时刻谨慎,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尤其是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以后,更要格外小心!”

“眼镜专家”刚讲到这里,一位坐在砖头上的中国军官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举起右手,问:“请问什么叫‘倒计时?”

“眼镜专家”看了中国军官一眼,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你不知道什么叫‘倒计时?”

“对不起,我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军官说。

“眼镜专家”说:“那好,我就先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倒计时吧。所谓‘倒计时,就是发射导弹的时候,发射时间是倒着计算的,所有发射程序均按‘倒计时运行。比如,还有最后10秒钟就要发射了,计时表的时间显示是:9秒、8秒、7秒,6秒……到了0秒,就下达‘点火发射的口令!”

中方技术人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发射导弹用的是‘倒计时。

接下来,“眼镜专家”又对“3小时准备”该干什么,“2小时准备”该干什么,“30分钟准备”该干什么,“10分钟准备”该干什么,最后“1分钟准备”该干什么等问题,做了耐心的讲解。并强调说:“发射程序执行起来是个非常复杂非常严格的问题,一点也马虎不得,哪怕搬错一个开关,接错一根导线,喊错一个口令,都有导致发射失败的可能!”

将军也常听苏联“老大哥”讲课。每次听“老大哥”讲课,将军和其他技术人员一样,提着一个小马扎,坐在发射场边上,或者食堂的后排,像个懂规矩、有礼貌的小学生。与众不同的是,将军听课从不带本,而是全凭脑子记,至多听到关键处,掏出一个破烟盒,在上面划拉几句;如遇有不理解的问题,将军还会当场举手提问。所以,苏联“老大哥”都很喜欢他这个被称为“发射将军”的“学生”,也很乐意回答他的各种提问。而将军是军内少有的名牌大学生;加上脑子聪明,又很勤奋,很快便掌握了不少导弹方面的知识。如什么“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地-地”导弹等,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将军对此并不满足。将军采取了好几种接触“老大哥”方式。

第一种方式,喝酒。“老大哥”刚到基地时,每个周末,将军都请“老大哥”喝茅台。五十年代,一瓶茅台4块人民币,到了1960年,长到8块。如果是公宴,酒钱公家出;若是私下小聚,将军则自己掏腰包。将军请得最多的是罗金上校,有时也叫上其他几位“老大哥”。每次请“老大哥”,他都事先对翻译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喝酒,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们喝酒时聊天的内容记下来,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后大有用处!而每次喝酒时,常常是“老大哥”没醉,将军已经“糊涂”了;等“老大哥”真的醉了,将军反倒清醒了。每当这时,将军就会拣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问。后来,大饥荒开始了,粮食紧张了,全中国酒厂的产量都直线下降了,8块一瓶的茅台再也买不到了,也买不起了,将军就托人从北京每月捎来几瓶竹叶青。“老大哥”除了喜欢茅台,便是竹叶青。再后来,竹叶青也买不到了,也喝不起了,将军就托人从北京每月捎来几瓶二锅头。北京的二锅头虽远不如茅台芳香四溢,也不像竹叶青香醇有味,却火辣、劲大,很对“老大哥”的胃口,一喝就难忘,再喝便上瘾。再再后来,粮食没有了,二锅头也很难搞到了,但酒不能不喝。不喝,就少了和“老大哥”接触的机会。

一个周末,将军想找罗金喝酒聊天,可酒没有了——只剩最后一瓶二锅头了。将军叫来后勤部长张志勇,说:“去,给我搞点酒来!”

张志勇说:“李司令,水都快没喝的了,哪还有酒呀!”

将军说:“没酒,没酒就不能想点办法了?”

张志勇说:“李司令,什么事都有法子想,就是这酒,只能酿出来,打死也想不出来!”

将军说:“笨蛋,你去燃料库弄半桶酒精回来,不就有酒喝了吗?”

张志勇大惊,忙提醒说:“李司令,再大的酒鬼也只有喝酒的,哪有喝酒精的呀?不行,这酒精我不能让你喝!”

将军哈哈笑道:“你这死脑筋!你弄半桶酒精回来,再兑上半桶凉水,不就变成一桶可以喝的‘酒了吗?”

张志勇只好到燃料库弄来半桶酒精,再让警卫员提来半桶凉水。将军把半桶酒精倒进半桶凉水里,一桶“酒”当即“酿”成。“酿酒”完毕,将军很是得意,说:“这叫‘水酒,自己发明、自己酿造的中国‘水酒”!说着,抓过一个军用漱口缸,舀起半缸“酒”,咕咚一声,自己先灌下两大口。然后,将军让炊事班把剩下的一点黄羊肠子切碎了,再搁点干菜,爆炒一下,便是一盘上等的下酒菜。等翻译把罗金上校请来,将军已是酒菜俱全了。

但喝酒时,将军让罗金喝二锅头,自己则喝自己酿造的“水酒”。“水酒”毕竟不是酒,而是酒精!这种“酒”又烈又辣,怪味刺鼻,一口喝下,舌尖发麻,肠胃还火辣辣地疼。将军却面带笑容,一直陪“老大哥”喝,一杯接着一杯。后来,罗金觉得不对劲,喝了一口将军的“酒”,问:“李将军,您喝的是什么酒啊?”将军只好如实相告。罗金被深深地感动了,要将军也喝二锅头。但将军坚决不从。

罗金说:“李将军,您怎么能喝这样劣质的酒呢,这很不公平,您是立过战功的将军啊!”

将军一抹嘴,笑了,说:“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我能有这样的酒喝,已经很不错了,我很知足了!”

说罢,将军举起酒杯,继续喝,继续聊,边喝边聊,边聊边喝。于是,有关导弹的秘密,聊着聊着便不再是“秘密”了。后来,翻译担心酒精损伤身体,不让将军再喝了,可将军依然坚持继续喝。在回来的路上,将军才对翻译说:“你以为我愿意喝吗?谁愿喝酒精啊?可为了咱中国的导弹,为了学到真东西,不喝,行吗?”十年后,将军患了严重的肝硬化病,医生说,这与当初喝酒精直接有关。

第二种方式,抽烟。将军不仅是“大酒鬼”,还是个“大烟鬼”。将军的衣服常常被烟头烧出不少小洞洞。但将军抽烟,很讲究,除了“中华”牌香烟,别的一概不抽(抽梭梭草卷成的烟,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一条“中华”烟,是6块钱,别人都舍不得买,将军舍得。将军一向只顾革命,不顾家庭,每月的工资,不是喝酒,就是抽烟。除了喝酒、抽烟,便所剩无几了。但将军买来的“中华”烟,不是他一个人抽,而是和苏联“老大哥”一起抽。每次与“老大哥”见面,他就掏出“中华”牌,先敬“老大哥”一支,嘴里还说,来来来,烟酒不分家。接着掏出一个过去从台湾特务身上缴获的打火机,为“老大哥”点燃。而后一边抽,一边聊。虽然一个月下来,五六条“中华”灰飞烟灭,但发射场上不少疑难问题,却像他抽烟一样,被一一解决了。

第三种方式,散步。“老大哥”刚到基地时,最喜欢散步,也只能散步,将军常常作陪。后来将军了解到,“老大哥”最喜欢吃花生米,便想法弄来点花生米,让炊事班油炸一下,再撒点盐,做成五香花生米,装在兜里。每次陪同“老大哥”散步时,走着走着,将军便掏出一包花生米,而后一边和“老大哥”品尝着花生米,一边和“老大哥”聊天。于是散步的气氛比往常轻松了许多,彼此的距离越走越近,一些有关导弹的事,不知不觉便从“老大哥”的嘴里溜了出来。

第四种方式,收徒。罗金上校认为,在世界四大语系中(即中文、英文、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中国的成语最有意思,像“破釜沉舟”、“迎刃而解”、“望风而逃”、“画龙点睛”等,这些成语的前面都有一个动词,背后还有一个典故。所以将军向罗金讨教俄语时,罗金也跟将军学中国成语。后来,其他“老大哥”见了将军,也吵嚷着要听将军讲中国成语。将军便开玩笑说,愿意学中国成语的,我可以收为弟子。不过有一个条件,我给你们讲一个中国成语,你们得给我讲一个技术问题。“老大哥”满口答应。于是工作间隙,一些“老大哥”便围在将军身边,甘当学生,听将军讲成语。结果,“老师”“学生”,各受其益。后来苏联专家撤离基地时,不少人都能说一些中国成语;三十年后,一位苏联专家重返中国,在北京与中方讨论飞船问题时,嘴里还不时蹦出几句中国成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是友好的,有的专家是克格勃!这类“专家”来中国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其他苏联专家,以防止核心机密技术泄密。

十四

1960年3月一个上午,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巴托夫大将乘专机飞临酒泉基地,检查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巴托夫大将在基地待了三天,通过对各系统的检查,对基地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当即向北京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发去一封密电:

各种导弹试验的第一期工程,在5—9月即可完成;“P-2”“地-地”导弹的训练和发射,在8月以前也可完成。酒泉基地已经具备了发射导弹的条件,发射时间可定在下半年。

聂荣臻当即报告了周恩来。随后,中央军委召开专门会议,制订了导弹的大致发射日期,同时也加紧了与苏方的联系。

于是,酒泉发射场十万官兵顶着饥饿,开始昼夜加班!

而最忙碌的,是发射大队。

发射大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队伍。1959年冬,经过长辛店半年的培训,基地拥有了五个专业技术大队:一大队搞“地-地”导弹;二大队搞“空-空”导弹;三大队搞“地-空”导弹;四大队搞“海-空”导弹;五大队搞“测量控制”。由于中国是第一次发射导弹,一大队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射大队。发射大队的大队长叫施存壁,是1958年6月从郑州炮校调到基地的。

施存壁带着发射大队来到基地后,将军让他带着队伍直接到“新西庙”安营扎寨。队长施存壁一听去“新西庙”,以为“新西庙”就是一个新的庙宇,于是心里就偷着乐。施存壁在北京就听说戈壁滩的生活非常艰苦,住宿条件极其恶劣,没想到别的部队住帐篷、住地窝子,司令员却让他们去住“新西庙”——一来基地就享受上了“宝贝疙瘩”的待遇,真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他非常高兴,在去往“新西庙”的路上,竟领着发射大队的军官们唱起了歌。

发射大队立足后,为了学好发射本领,日夜刻苦操练。在与苏联“老大哥”的交往中,更是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唯恐对“老大哥”有丝毫的不恭。

但尽管如此,还是惹出了麻烦!

这天上午,苏联专家和发射大队测试中队进行导弹测试。测试过程中,苏联的“眼镜专家”发现一根导线短路,当即认定是中方人员搞的,并生气地说:“看看,你们中国军人,素质就是差,没文化,连一根导线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好,怎么发射导弹?”

发射大队长施存壁是个革命性、原则性非常强的人,一听“眼镜专家”这话,心里就很不舒服。他承认,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发射场上不少中国军人也没多少文化,但他最反感的,就是苏联专家说“中国军人没文化”。所以一听就急了,顶了一句:“没文化咋啦?没文化也可以学嘛!”

“眼镜专家”见施存壁不服气,更生气,说:“学什么?马上就要发射了,怎么学?”

施存壁一听“马上就要发射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说话,让技术员更换了导线。

下午,导弹测试暂时告一段落,为了给发射场营造气氛,施存壁领着俱乐部几个战士,拎着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刷子,在发射场的四周写口号,刷标语: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恰在这时,“眼镜专家”路过发射场,见墙上、地上、架子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满脸不高兴,指着那些标语口号问施存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施存壁说:“我们在写标语、口号啊!”

“眼镜专家”说:“写标语、口号干什么?”

施存壁说:“鼓干劲,长士气呀!”

“眼镜专家”指着其中一幅标语说:“这写的是什么?”

施存壁有些得意地念道:“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眼镜专家”说:“发射导弹是科学试验,既然是科学试验,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天底下哪有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的道理啊?”

施存壁说:“我们这是高标准,严要求!”

“眼镜专家”说:“什么高标准,严要求?你们中国军人就喜欢搞形式主义,本来没文化,还要装出有文化的样子!”

施存壁一听,就来气了;再想起上午的话,就更来气了。心想刷标语、写口号,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传统了,也是中国革命军队的老传统了,当初不少共产党人刚参加革命时,不就是天天提着糨糊桶、拎着大笤帚,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马路边上,甚至厕所墙上刷标语、写口号吗?这个传统现在带到发射场上,有什么不好?于是气呼呼地说:“没文化咋啦?没文化照样打胜仗,照样打天下!照样打败‘美帝国主义野心狼!我们写的是我们毛主席的话、周总理的话,有啥错?”

“眼镜专家”说:“这是发射场,不是会议室!”

施存壁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想到导弹发射在即,只好忍气吞声,罢了。谁知“眼镜专家”在发射架的背后,又看到了一条用俄文写的标语,一见这条标语,“眼镜专家”非常生气——不,不是非常生气,而简直就是愤怒至极!未等施存壁搞清怎么回事,“眼镜专家”已经跑去找到一部部长吕琳,先把吕琳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后再告到苏联专家组。

苏联专家组立即将情况上报苏联大使馆,同时通报了将军。将军马上找来一部部长吕琳查问情况。原来,发射大队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用俄语写了一幅标语,这位大学生本想表达的意思是:“苏联专家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可他俄语基础差,写标语之前,没有请教专业翻译,自己翻了翻字典,便自以为是地写了这条标语。结果,这位大学生把“辛苦了”,写成“痛苦了”;不仅意思搞反了,而且语法不当。所以苏联专家一看,这条标语的意思就变成了:“苏联专家同志,和你们在一起很痛苦!”或者是:“苏联专家同志,苦难降临到你们头上了!”

情况搞清后,将军哭笑不得。他首先向苏联专家诚恳地道了歉,然后又详细做了解释,并让写标语的大学生写了检查。最后,“标语事件”才未被扩大为政治事件,大学生也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傍晚,将军驱车赶到发射大队。一下车,将军大老远便听见发射场上的标语被风刮得呼呼直响。大队长施存壁拿着一把刷子,正撅着屁股在一个池子边上清洗石灰桶,见将军驾到,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因为施存壁清楚,将军有两点在基地最有名:一是抠脚丫。将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穿一双老头鞋,袜子的后跟上还有两块补丁。只要逮住机会,就抠脚丫;起身离开时,常常是鞋子穿上了,袜子却留下了,等回到宿舍,才发现原来光着脚丫。于是再让警卫员回去找,有时能找着,有时找不着;再一点就是脾气大。将军的脾气在基地远近闻名,一旦骂起人来,谁都怕。但将军只训干部,不骂士兵。施存壁知道自己这回撞到枪口上了,所以赶忙扔掉石灰桶,笑呵呵地迎了上去。

将军指着发射场四周的标语口号问:“这就是你们干的?”

施存壁说:“是,是我们干的。”

将军说:“刷标语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准确。如果‘老大哥不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别弄了。其实刷个标语抹个口号,也没多大意思。‘老大哥说得对,发射场就是发射场,别搞得像个会场似的。他们在发射场摸爬滚打几十年,怎么才能把导弹打上天,心里最有数。如果刷标语、喊口号就能把导弹弄上天,还请他们来干什么?以后呀,不管遇到什么事,该让的要让,该忍的要忍,坚守我们民族的感情是对的,但也要考虑到苏联专家的感受。人家来这里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助咱们搞导弹吗?现在是咱们求别人的时候,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委屈点算个尿,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

施存壁说:“李司令,我以后一定注意!”

将军说:“去吧,找几个人,把这些标语拿掉算了!哦,对了,告诉那位新来的大学生,掌握知识,一定要扎实,来不得半点马虎。在这节骨眼上,不准再出任何差错了!下次再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可要收拾他了!”

本来,施存壁是等着挨将军一顿臭骂的,没想到将军的态度今天竟是如此温和,而且事情会是这么简单,反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他跑过去,叫上几个战士,刷刷刷,三下五除二,就把“苏联专家同志,和你们在一起很痛苦!”的标语,痛痛快快地给清除掉了。回来时,施存壁见将军坐在发射场边上,正咬牙切齿地抠脚丫呢!便走过去,鼓着勇气,多少有点讨好的意思问了一句:“李司令,晚上就在这儿吃饭吧?”

“好啊。”将军说。

施存壁没想到将军答应得如此痛快,简直是受宠若惊。他知道,将军是极少在下面吃饭的,每次下来检查工作,每次都挽留将军吃饭,可每次都被将军谢绝。将军总是说,不行,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我饭量大,吃一顿,顶好几个兵呢!可今天,将军居然答应留下来吃饭,而他正好也有事要找将军,所以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叫来炊事班长,吩咐道:“李司令今晚要在这儿吃饭,快去,把咱们那头黄羊给做了!”

炊事班长叫苦不迭:“大队长,你是不是饿晕头了?哪还有黄羊呀,那头黄羊早就吃光了!”

施存壁一拍脑门,急了:“他娘的,那还有啥呀?”

炊事班长说:“只剩半斤羊肠子了,这还是我偷偷给你留下的。”

施存壁说:“那就羊肠子吧。记住了,李司令是山东人,多放几根大葱!”

晚餐很快做好了,用餐就在发射场边一块大石头上。将军刚盘腿坐下,施存壁就从兜里摸出一瓶二锅头,笑得合不拢嘴。将军说:“你怎么还有酒?”

施存壁说:“这瓶酒呀,在我箱子里藏了半年了,一直没舍得喝。”说着,咕咚咕咚,把酒倒进一个军用漱口缸。

将军喜欢喝酒,却从不在下面喝酒,今天破例了,原因很简单,导弹发射在即,他要摸摸发射大队的底。将军端起漱口缸,灌下一口,夹起一截羊肠子,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施存壁说:“李司令,对不起,黄羊肉吃光了,今天只有请你吃羊肠子了。”

将军说:“羊肠子,这个年头能吃上羊肠子,太有口福了!”

施存壁说:“下次来,我一定想法让你吃黄羊腿!”

将军盯着施存壁的眼睛,说:“你今天请我喝酒,还请我吃羊肠子,有什么事?”

施存壁说:“李司令,你怎么知道我有事?”

将军笑了:“就你那点鬼心眼,还想瞒着我?”

施存壁只得如实招来:“李司令,是这样,发射大队没有发射训练车,只有一辆破嘎斯,几个司机每天轮番抢着跑。嘎斯车在美国和苏联,早就淘汰了,我们却还像爷一样天天侍候着,一不小心,还弄出一堆毛病来。现在马上就要发射了,我这儿却只有一辆训练车。没车怎么训练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给我弄辆训练车,那就太好了!来,李司令,喝酒!”

将军说:“你这个施存壁,我吃你一截羊肠子,你就要我一辆训练车,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

施存壁不说话,只端着酒杯笑。

将军说:“好了,别给我玩小把戏了。这样吧,明天,你带个司机去,把那辆‘老大哥赞助的车弄来,好好训练。不过,我可告诉你,这次要打不好,我就找你算账!”

施存壁高兴地说:“您放心李司令,保证没问题!”说着,夹起一截羊肠子送到将军的碗里,“来,李司令,再来一截羊肠子!”

十五

就在将军吃羊肠子的这个夜晚,一份来自北京高层的密电送到了孙继先司令员的手上。孙继先打开一看,只见上面这样写道:

中苏关系近期出现裂痕,望加紧学习苏方技术,并注意掌握苏联专家在基地的动态……

看罢密电,孙继先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孙继先感到了中苏问题的严重。1960年“五一”节的前一天,孙继先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当晚,中南海紫光阁举行舞会,周恩来邀请孙继先一起跳舞。在中南海跳舞,孙继先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1955年,全军授衔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舞会搞得相当隆重,不光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数十位老帅、老将参加了舞会,而且毛主席也参加了!由于孙继先刚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心情愉快,舞兴甚浓,跳了一曲又一曲。但“五一”节这天晚上毛主席没有来,而且由于饥饿的原因,舞场较之1955年也平淡了许多。孙继先刚刚跳完第二支曲子,毛泽东的秘书就来到他的身边,轻声说了一句:“孙司令,主席请您去一下。”

孙继先急忙扔下舞伴,跟着秘书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这个晚上正看一份有关苏联方面的文件,孙继先刚一落座,毛泽东放下文件就问:“孙继先,我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段时间跟苏联专家,到底学到东西没有?”

孙继先说:“学了一点。”

毛泽东说:“学一点怎么行啊!现在虽然战争结束了,进入和平时期,但我们要搞建设,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没有尖端武器咋行啊!搞尖端武器也是打仗,而且打的是一场硬仗!”

孙继先说:“开始很不适应,现在好多了。我们主要通过办教导队和与苏联专家跟班作业的方式,学习一些东西。”

之后,毛泽东又问了苏联专家在基地的一些工作情况。孙继先如实做了汇报。最后,毛泽东说:“孙继先同志,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既然我们把苏联专家请来了,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尽量多学一点,学一点不够用啊!我也在学嘛,不学就会落后。记住了,光学了东西还不够,关键是你们自己要能独立运用!”

孙继先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在这次简短的会谈中,毛泽东只字未提有关中苏上层的问题。但孙继先从毛泽东谈话的口气中,好像获得了某种暗示:中国的导弹发射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孙继先又从军委有关领导人口中,知道了有关中苏之间的一些内幕。离开北京这天,周恩来还叮嘱他说:“你们基地的苏联专家较多,在生活上要多照顾点他们。他们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又远离故土和亲人,很不容易!不过,也不要忘了,一个人光靠拐杖走路是不行的,也是靠不住的,早晚还得依靠自己!”

直到这个时候,孙继先才真正领会了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意图。

孙继先回到基地后,当即召开党委会,他在会上强调说:“技术人员要加快学习的进度,一定要想方设法从苏联专家那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就是抠,也要抠出来!”

然而,事情的变化,有些出乎预料。

这天,孙继先和技术干部们在食堂听苏联“眼镜专家”讲推进剂加注问题。“眼镜专家”刚讲到关键处,像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而后话题一转,转到了另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

敏感的孙继先却立即意识到什么,休息时,他问“眼镜专家”:“刚才的问题你讲了一半,为什么不往下讲了?”

“眼镜专家”见孙继先一脸严肃,只好回答说:“下边的内容由于保密的原因,不能讲。”

“怎么,老师教学生还要保密?你们俄国也没这样的先例吧?” 孙继先话中有话。

“眼镜专家”说:“孙将军,您别生气,不是我不想讲,而是……”

“而是什么?”孙继先说。

“眼镜专家”说:“孙将军,实话告诉您吧,是上面有人不让讲。”

孙继先说:“为什么?”

“眼镜专家”说:“孙将军,具体情况您就别问了,我也不清楚。尽管我们是朋友,但我们首先是军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点,我想您比我更理解。”

孙继先当即离开了“讲堂”。

当晚,孙继先和将军一起散步。两位司令的心情有些沉重,一边走,一边分析苏联专家的情况。孙继先说:“我认为目前从整体上来看,绝大多数苏联专家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工作很投入,也较稳定。”

将军说:“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下一步我想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想办法从苏联专家那里把一些关键技术和重要经验多学点过来。”

孙继先说:“这样,我俩分头找找有关专家。你先找找罗金,他是组长,又是技术权威,他脑子里的东西能多抠一点,就多抠一点!”

第二天,将军带上翻译,邀请罗金去弱水河畔钓鱼。

戈壁的春天来得晚,已是初夏时节,春天的脚步才刚刚迈出门槛。但戈壁滩春天的脚步一旦迈出,万物复苏的景象便比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强烈,也更为鲜明。将军和罗金来到弱水河畔时,河岸还无一个人影,只有轻轻摇曳的红柳和静静流淌的河水。将军与罗金并肩坐于河畔的东岸,各自手里握着钓竿,默默垂钓。

将军生于海边,与水有情,和鱼有缘,故喜好钓鱼。然而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将军一脑门子心思都在导弹上;而罗金,一门心思却在钓鱼上。

将军和罗金,两人说来很有一点缘分。将军最崇拜的将军,是美国的巴顿。将军喜欢巴顿的简单,喜欢巴顿的透明,喜欢巴顿的率真,甚至喜欢巴顿粗野的骂娘!有一次罗金说,将军像巴顿。将军说,我岂敢和巴顿相提并论,但我确实喜欢巴顿。罗金问为什么?将军说巴顿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最能打仗,打胜仗!而打仗,是军人唯一的职责;能打胜仗,就是最好的军人!罗金说,我也喜欢巴顿,喜欢他少见的人格魅力,还有美国男人的个性。于是,美国的巴顿,拉近了罗金和将军的距离,两人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好兄弟。

有一次,罗金见将军在菜地种菜,便问,李将军,中国军人能扛枪打仗,能搞导弹,怎么还能种地?将军哈哈大笑,说,罗金先生,我们军队90%以上的官兵都是农民子弟,种地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告诉你吧,他们不少人几岁时就开始挑粪种地了!罗金问,那将军您呢,入伍前也种过地吗?将军说,没有,我的父辈都是生意人。我六岁进了学堂,一直到参加革命还是个学生。但我喜欢劳动,喜欢锻炼。说罢,将军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哼起了京剧段子。罗金听得如痴如醉,击掌问道,李将军,这是什么曲子?将军说,京剧,中国的国粹。罗金说,李将军,虽然我听不懂你唱的是什么意思,但这旋律我听起来非常有力,韵味无穷,能不能教我唱一段?将军说,当然可以。于是将军一边整地种菜,一边教罗金唱起了京剧。几十年后,一位苏联专家撰文记下了这段生活,文中这样写道:

六十年代初,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上,天地冷得像冰块一样,发射将军李福泽却只穿一件单衣,挥动着镢头刨地。休息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然后一边抠着脚丫,一边教我们唱京剧。他的京剧唱得很好,嗓音圆润,音域宽厚,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迷上京剧的。京剧不愧是中国的国粹,听一遍,耳目清新;唱两句,通体舒坦。而更多的时候,李将军则给我们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有关战争的故事……

不久前的一天,罗金私下里还悄悄对将军说,李将军,你们要注意,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试验阶段的;一种是成功阶段的。只有“地-空”导弹的资料才是成功阶段的,其他都是试验阶段的。将军急忙问道,那就是说,试验阶段的资料都是没用的?罗金点了点头,说,是的,这些资料几乎都是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废弃的资料,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没什么用处。所以,你们不要把时间花费在这些资料上,一定要注意听我讲课。

将军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孙继先。孙继先马上对工作计划和中方技术人员重新做了安排。之后,将军对罗金更多了几分感激与敬重。

此刻,太阳渐渐升起来了,河岸生机勃勃,水面波光粼粼。但将军的眼睛看着的不是河面的鱼漂,而是坐在岸边的罗金。罗金则旁若无人,眼睛始终盯着河面的鱼漂,十分投入,非常专心。

忽然,罗金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将军一看,原来一条鱼咬住了罗金的鱼饵,罗金使劲往上拽着渔竿;鱼儿在空中挣扎着,企图挣脱诱饵。可为时已晚,罗金已经一把抓住了悬在半空的鱼,兴奋得哇哇乱叫!

时至中午,罗金已钓了好几条鲫鱼,将军却两手空空。翻译架起红柳枝,再往上泼点酒精,点燃火,开始煮鱼。不一会儿,一股浓浓的鱼香味便弥漫在弱水河畔。接着,翻译欢叫着,端上一锅鲜美的鱼汤。将军和罗金一边吃鱼,一边喝酒,煞是开心。后来,两人干脆铺开雨布,并肩躺在河岸边,望着天空,边喝边聊。

罗金说:“这里的天空真美,让我想起我的家乡。”

将军说:“是呀,我也很想我的家乡。可惜,身不由己啊!”

罗金说:“李将军,您的家乡在哪里?”

将军说:“山东,海边。”

罗金说:“海边,那一定很美。”

将军点头道:“是的。小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躺在沙滩上望着天空,就像现在这样。家乡天空那个蓝呀,简直美极啦!到了晚上,我也不回家,就躺在那儿,数着天上的星星。可天上的星星怎么也数不过来,天空太神秘啦!你看,戈壁滩的天空,多蓝啊!这蓝色的天空,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罗金说:“是呀,我在俄罗斯时,也常常喜欢看天空,可俄罗斯的天空没有这儿的蓝。我常想,宇宙浩瀚无边,神秘莫测,人类何时才能破解这些秘密呢?”

将军说:“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吗!”

罗金说:“不过,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个大课题,太难把握了。”

将军说:“是啊,就像导弹,一旦上天后,人就很难控制!”

罗金说:“其实也不难。”

将军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罗金说:“用光学仪器测量就行。”

将军说:“万一光学测量跟不上,怎么办?”

罗金说:“将军,您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导弹计算公式,你们按这个公式去推算,准没错。”说着,罗金坐起来,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开始写了起来。

将军问:“这个公式的准确性怎么样?”

罗金一边写一边说:“按照这个公式推算,保证错不了。导弹飞行时,你们只需测个主动段就行了。”

就在这时,一阵冷风随着河岸刮来,刮得罗金手上的纸哗哗直响。由于公式太长,罗金刚写了一半,便失去耐心,停住笔,抬头看了看天,说:“不好,看样子要变天了!这个公式很复杂,等回去后我再找个时间跟你们讲讲。”说着将手中已经写了一半的公式的纸片揉成一团,一下扔进了河里。

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将军还没反应过来,纸片在水中打了一个旋,转眼就被冲走了,急得将军差点跳下去。将军扭头看了看翻译,翻译正无奈地看着他,意思是说,对不起,太意外了,我也没把这个公式记下来。

将军轻叹一声,收起渔竿,刚刚起身,一声惊雷,横空炸响!接着,滂沱大雨,倾盆而至!

戈壁滩的天,骤然变了!

十六

三天后,苏联巴托夫大将从北京乘专机再次来到酒泉基地。

巴托夫大将此次基地之行,名为看望苏联专家,实为秘密摸底。但孙继先司令员在巴托夫大将即将离开的头天晚上,依然倾尽基地财力,为巴托夫大将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晚宴。

然而,就在晚宴行将结束之际,巴托夫大将却突然站起来,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指着身边的罗金上校,向大家宣布说:“中国朋友们,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你们的朋友罗金上校,明天就要回国了!”

太突然了!孙继先吃惊地望着巴托夫大将,像不认识似的,杯中之酒不经意间竟抖落在了桌上。少顷,孙继先才缓缓说道:“巴托夫将军,发射场的工作刚开始不久,罗金上校怎么突然就要离开呢?”

巴托夫笑了笑,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很需要人才啊!”

孙继先说:“将军,你是知道的,导弹即将发射,我们这里很需要‘老大哥的指导!”

巴托夫说:“孙将军,请原谅,这是莫斯科的决定,我只是履行我的职责。”

而罗金听到这一决定后,同样惊诧不已。他问巴托夫:“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巴托夫说:“上校,不是误会,而是命令!”

罗金一脸疑惑:“命令?谁的命令?”

巴托夫说:“国防部的命令。上校,你什么都不要再问了,回国后就知道了。”

罗金依然据理力争,企图挽回成命:“将军,这里的工作现在很需要我,一些工作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只做了一半,而还有一些工作急需等着我们去做!作为一个发射场的专家,我不能撇下手头的工作不管,更不能中途离开我的岗位!我必须对发射场负责,对中国朋友负责,同时也是对我的良知负责!”

巴托夫根本不听罗金在说什么,严肃地说:“上校同志,我再说一遍,这是命令!我知道你是科学家,但别忘了,你首先是军人,一个苏联军人!”

罗金问:“那什么时候离开?”

巴托夫说:“你今晚准备一下,明天就跟我上飞机!”

“什么?明天?!”罗金惊呆了。

巴托夫说:“什么也别说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罗金放下酒杯,不辞而别。

孙继先望着巴托夫,气愤至极。若以他过去的脾气,这位强渡大渡河的将军早就一脚踢翻了酒席!可一想到导弹,想到发射场上十万官兵,孙继先只能强压心头怒火,继续强装笑脸,陪巴托夫大将喝酒、吃菜,吃菜,喝酒,直到与巴托夫碰完最后一杯,才闷闷不乐地回到办公室。

本来,孙继先以为巴托夫的驾到,会为这次即将发射的导弹加快速度,提升动力,没想到风云突变,巴托夫却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突然袭击!如同战争年代他即将指挥队伍发起攻击,有人却突然要撤走他的战将,断掉他的粮草!

孙继先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过了很久,才渐渐冷静下来,决定先给北京方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再作对策。可就在他刚要拿起电话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罗金上校突然推门而入!

孙继先吃惊地看着罗金,不知发生了什么。

罗金二话不说,走到孙继先跟前,从包里掏出一份有关导弹资料的小册子,匆匆塞在孙继先手中。

职业的本能使孙继先马上反应过来。孙继先马上关上门,又拉下窗帘,说:“罗金上校,请坐,请坐。”

罗金上校这才悄声说道:“孙将军,我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也是我很不情愿的。但没办法,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但临走前,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为你们提供的一些资料,你们只能作为参考,有些是可用的,有些是没用的。这份小册子对你们很有用处,你今晚抓紧看看,天亮前必须还我!”

孙继先非常清楚,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严格的保密制度,是闻名世界的,不仅一般国家无法搞到想要的东西,就是无所不能的美国也常常叫苦不迭无能为力。因此孙继先深知罗金送来的一本导弹资料小册子的份量,更清楚罗金这样做的风险和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他接过导弹资料,紧紧握住罗金的手,什么也不说。

罗金冲孙继先点点头,转身离去。

孙继先感到事情重大而迫切,这本导弹资料小册子该做何处置,一时竟有些拿不定主意。他决定用红色专用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汇报。电话接通后,孙继先向周恩来如实做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说:“这份小册子很重要,马上找人用照相机照下来,不管有用没用的,全部照下来,过后再翻译,再分析。”

放下电话,孙继先心里踏实多了。他立即通知两位照相人员,带上摄影器材,马上赶到保密室。两位摄影人员赶到后,孙继先叮嘱说:“你们要一页一页地照,动作要快,今晚必须全部照下来!”而后站在旁边,亲自督战。

而这个晚上的将军,并未参加为巴托夫大将举行的晚宴,他在忙着给几位部长和翻译布置任务,想抓紧从苏联专家那儿再抠点东西出来。几位部长和翻译刚走,罗金上校突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将军见罗金神情有些反常,忙问:“罗金上校,你不是参加晚宴去了吗,怎么回来啦?”

罗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像欠了将军一大笔债似的。片刻,才缓缓说道:“将军,今晚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将军是否答应?”

将军说:“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罗金说:“今晚我想和将军再喝一次酒。”

“喝酒,好呀!”将军说,“我也正想请你喝酒呢!我马上叫人拿酒来。”

罗金说:“希望你把几个系统的负责人都叫来,我们一起喝。”

“好,人多热闹。”将军立即吩咐秘书王玉群,“你去把吕琳部长他们几个叫来,然后一定想法搞两瓶二锅头,再让炊事班做两个下酒菜。对了,一定要做一个罗金上校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

吕琳部长和几个系统的负责人很快跑步赶到。吕琳是最早参与中苏合作工作者之一,对苏联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了解,在与“老大哥”两年多的合作中,彼此虽然也有过争执有过分歧,但更多的还是友好和愉快。所以吕琳一进门,便从怀里掏出一瓶二锅头,往桌上一放,说:“这瓶酒是一年前我从北京带来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天,我们把它消灭了!”

将军看也没看,张嘴用牙一啃,咬开瓶盖,刷刷刷,把酒倒进杯子。炊事班的战士也很快送来了下酒菜:一盒罐头,一盆萝卜干,还有一碟罗金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

将军问:“还有羊肠子吗?”

战士说:“李司令,对不起,羊肠子早、早就吃完了。”

将军一摆手:“没有算了,就这样凑合吧。来,大家坐下,喝!”

罗金举起酒杯,却迟迟不喝。他站起来,看了看大家,然后才缓缓说道:“将军,对不起,今晚我之所以要和你们一起喝酒,是因为,因为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将军说:“离开我们?去哪儿?”

罗金说:“回莫斯科。”

将军大惊:“回莫斯科?这怎么可能!我们的合作刚刚开始,而且导弹即将发射,你为什么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回莫斯科呢?”

罗金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刚刚才知道。其他,什么也不清楚。”

将军忙问:“啥时走?”

罗金说:“明天!”

“明天?!”将军一下愣了,大伙也全愣了。

罗金说:“是的,明天就走,跟巴托夫大将一块儿走。刚才,我已经向孙司令员道过别了。”

大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说话。将军的心情更复杂。罗金突然离去,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将军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可一想到“老大哥”说走就走,而且这一走很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一种很无奈的沉重。但将军很快打破沉默,他举起酒杯,说:“同志们,今晚这酒,就算是为罗金上校的送行酒了!为了感谢罗金上校一年多来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来,我们敬他一杯!”

罗金手举酒杯,像举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这位苏联火箭学校大名鼎鼎的校长,这一刻不知怎的,竟像一个知错的孩子,流下了热泪。沉默片刻,罗金才缓缓说道:“李将军,各位朋友,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离开发射场了,我首先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非常感谢你们一年多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有幸来到中国,有幸与诸位一起携手搞导弹,这是我生命中很有意义的一段历史,我会连同你们的友谊,永远珍藏在心中。非常遗憾的是,我在这儿的工作还没做完,就不得不离去,这让我深感不安。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见面,也许这是永别,但无论怎样,我坚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心里装着的是全人类!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去我的祖国,我一定带着我的夫人到莫斯科机场迎接你们,然后请你们到我家做客!”罗金说到这里,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将军说:“罗金先生,由于我的祖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基地各方面的条件很有限,尤其在生活上照顾不周,请你一定多多谅解!来,干杯!”将军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罗金也一饮而尽,然后放下酒杯,从兜里掏出一页纸,递到将军手上,轻声说道:“将军,这个,就留给你们了。”

将军问:“这是什么?”

罗金说:“别声张,看看就知道了。”

将军打开一看,满满一页纸上,写着的正是那天钓鱼时他急于想得到的弹道测量计算公式!将军一把握住罗金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罗金说:“光有了这个公式,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这个公式的测算方法和推导过程。”

将军有些着急地问:“那怎么办?”

罗金说:“我今晚请你们来,其实并不是为了喝酒,我想利用最后一个晚上,给你们再上最后一课,讲讲这个公式的测算方法和推导过程。”

“那太好了!”将军警觉地走到窗前,望了望,随手拉过窗帘,然后拿起一块小黑板放在前面,再将一支粉笔恭恭敬敬地递到罗金的手上。

罗金说:“再给我一支香烟。”

吕琳急忙抽出一支,递到罗金手上。

罗金接过香烟,却没点燃,他走到小黑板跟前,快速写下一个弹道公式,然后举着手中的香烟,一边比划着,一边小声说道:“我手中这支香烟,好比就是一枚导弹。导弹在飞行中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运行阶段和落点阶段。由于导弹在每个阶段的飞行状态和飞行速度不一样,每个阶段的数据也就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计算导弹飞行中的弹道数据时,计算方法和推导步骤也各不相同。下面,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

两个多小时,转瞬即逝。罗金一边讲解,一边喝酒,一边和将军等人耐心交谈。中苏两国专家,在交杯换盏中,将一切误会稀释为一腔纯情;而两国军人血脉中的豪迈与真诚,却像从心底长出的翅膀,穿越两国政治地缘的篱栅,而后飞向天国。皆因情真意切,离别愁绪,罗金眼里布满血丝与泪痕,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而将军们,该问了问了,不该问的也问了。道别前,将军把妻子唯一的一个翡翠手镯放在罗金的手中,让他带给远在莫斯科的夫人;而罗金留给将军的,除了满满一页纸的弹道测量计算公式,还有一枚金光闪闪的P-2导弹模型!

而孙继先那边,这个晚上更是争分夺秒,挑灯夜战,直至天色微明,那份导弹资料小册子才全部照完。孙继先拿起电话,再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得知事情顺利结束后,高兴地说:“继先同志,你做得很好。但注意,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基地所有领导都到机场为巴托夫大将和罗金送行。临上飞机前,孙继先握着巴托夫大将的手说:“P-2导弹发射在即,基地现在很需要苏联专家的支持,您回去后请向莫斯科反映一下基地的情况,希望不要再从发射场抽走苏联专家了。”

巴托夫大将握着孙继先的手,语气中透出些许歉意,他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会尽力而为的。但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力不从心,还得听克里姆林宫的。”

将军也紧握着罗金的手说:“祝愿你回国后事业更加顺利,也祝愿你的国家更加强盛!若能争取回来,我非常欢迎你再回到你熟悉的发射场!”

“再回来的机会不会有了,”罗金苦笑了笑,指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说,“不过,将军我要告诉您,我有一个预感,在这片神奇而伟大的土地上,一定会有奇迹发生!只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了!”

将军说:“我相信你的预感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但我非常清楚,在这预感与现实之间,我们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充满坎坷,很不平坦!”

罗金说:“李将军,您的认真和执著,是我见过的中国军人中少有的一个!从您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坚韧与聪慧,我相信我会等着这一天的!”

将军说:“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

“保重!”

“保重!”

专机缓缓启动了。在依依惜别的挥手中,苏联“老大哥”的身影,离戈壁滩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十七

罗金上校的离去,对留在发射场的苏联专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部分专家对中方的态度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致使发射场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

比如,罗金走后的第二天,基地第一试验部有个苏联专家,本来该他上课,他却躺在宿舍睡大觉,中方翻译去叫他,他捂着脑袋说,头疼,不舒服。可翻译前脚刚走,他就下了床,四处散布一些不利于中苏团结的话;第六试验部也有一个苏联专家,中方技术员多次请他写个试验法,他都不愿意,后来写了一点,就不写了,中方人员再三请教,他还是不写;而第三试验部有个苏联专家,给中方技术人员讲课时,也只告诉计算弹道的公式,却不讲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中方人员无论怎么问,他都不做解释。中方人员只好自己推导,再请他判定,他却看都不看一眼就说:“你们是不可能推导出来的,即便推导出来了,也是一堆废纸,没用!”

情况反映到将军那里,将军苦不堪言。此时的将军虽然还不大清楚中苏两国上层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已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两国的“兄弟关系”已然非同往常;倘若一件生活小事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影响到彼此的合作,甚至上升为政治问题。因此,在对待“老大哥”的问题上,将军告诫部属,必须慎之又慎!

这天,将军事先摆好酒和花生米,请上述三位“老大哥”来吃、来喝、来聊。可酒喝了,花生米吃了,天也聊了,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三位“老大哥”光吃不“吐”,将军什么也没捞到。等三位“老大哥”离去后,将军很生气,骂他们是“白眼狼”!骂完后才知道,原来酒和花生米,在“老大哥”那里也有失灵的时候。

而第四试验部有个苏联光学专家,更是可恶。有一天,这位“老大哥”趁中方人员不注意,居然把一台刚从苏联进口的(其实是已被淘汰的)光学仪器的旧标牌取下来,烧了,再换上一个新的标牌。这个举动凑巧被中方技术员发现了,立即向将军做了汇报。将军非常气愤,当即赶到现场,质问这位“老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老大哥”一看将军怒气逼人,有点害怕了,忙说:“对不起,这不是我换的,是我们国内大修时搞的。”

将军说:“不管是谁搞的,这样做都太缺德了!请你记住了,我们中国人不是要饭的!你们的设备,是我们国家花钱买来的!你们给了我们这些旧设备,还要把旧牌子换成新牌子,这不是成心坑害我们吗!”

“老大哥”自知无理,忙将新标牌摘了下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罗金走后,多数苏联专家在发射场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些专家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在离开基地之前,把自己的技术尽可能传授给中方人员。

比如,有一天吕琳部长刚走进机房,一位名叫乌斯的苏联专家就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你一定要转告你的部下,作为发射场的一名操作手,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沉着冷静,二是技术过硬,三是不能粗心,四是不能喝酒。苏联有一次发射时,就是因为计算一个数据时,小数点点错了一位数,结果导弹落在了一个小镇上,炸死了许多人。再有,就是发射时千万不能紧张,苏联第一次发射导弹时,有一个操作手因为太紧张,屎尿都拉在裤子里了。这些经验教训,你们一定要注意吸取。”

接着,乌斯又把吕琳部长领到机房,指着设备特意告诉他说:“这些设备都是你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很不容易!如果你们要动用设备时,一定要经过上级批准,千万不能自作主张,随便挪动。另外,这些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预防老鼠!这是我们在发射场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老鼠这家伙最喜欢咬电缆线,啃塑料或者橡皮之类的东西,还喜欢把粮食搬到机柜下面藏起来。我们的发射场就发生过一起因为老鼠咬了电缆线而导致短路的事故;还有一次,我们发现老鼠居然把高粱运送到导弹里去了!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却是最危险的,你们检查时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引起警惕!”

吕琳部长当即把苏联专家的这些意见向将军做了汇报,将军马上召开技术人员动员大会,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老鼠问题。”

会后,基地立即发动全体官兵,展开灭鼠活动!

还有一个专家叫巴达宁,是苏联专家中最年轻的大尉,罗金的好朋友。罗金走后,巴达宁情绪低落,精神恍惚,讲起课来没精打采,甚至有时讲着讲着,思维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乱蹦乱跳——不是不愿好好讲,而是他失去了讲课的欲望。

有一天,巴达宁大尉和翻译李在武一起去教室上课,走着走着,巴达宁突然对李在武说:“李在武同志,今天的课我想让你来讲。”

李在武非常意外,忙说:“我讲?不行不行,我哪儿能讲!再说我也没准备。”

巴达宁大尉说:“不用准备,就凭你的记忆讲。我就坐在下面,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陪着你。”

李在武还是觉着不妥:“不行啊,大尉同志,你是我们专门请来的专家,而我是个翻译,还没有讲课的资格呢!”

巴达宁大尉停住脚步,一脸严肃,说:“李在武同志,你不要老想着我是专家,你们自己也要成为专家啊!你想想看,假如哪一天我像罗金上校一样,突然被召回国了,你们怎么办?难道这些课以后就不讲了吗?难道你们中国的导弹就不上天了吗?”

巴达宁的话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李在武。这一刻,李在武好像突然领悟到了什么。他什么也不再说,点了点头,便走上了讲台。

这堂课,李在武讲得出奇的好,好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不仅对遥测系统的概念做了准确地表达,而且对其中的一些数据、公式及注意事项等,也讲得清清楚楚。坐在下面的巴达宁大尉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讲课刚一结束,便举着大拇指迎上前去,热情地拥抱了李在武,连声说道:“哈拉绍,哈拉绍!”

当晚,巴达宁大尉又把李在武叫在一起,把一些未来得及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给他作了详细的讲解;还把自己的备课笔记也借给了李在武,并特别叮嘱说:“你可以一边翻译,一边摘录。但一定记住了,别让其他苏联专家看见,千万不要弄丢了!”

此后,一有时间,巴达宁大尉还对李在武进行单兵教练,头天晚上给李在武讲一些新的知识点,第二天就让李在武在课堂上讲。听课的中方人员明显感到,李在武用汉语讲课,比苏联专家用俄语讲课,效果好得多。

而三部有一位叫卡瓦廖夫的专家组组长,对中方技术人员更是掏心掏肺。卡瓦廖夫未来中国之前,对中国这个东方美丽的国度就充满了好奇与幻想;来基地后,对戈壁滩上的每一道风景,每一棵胡杨,每一株红柳、每一个脚印,甚至每一片落叶和每一粒沙尘,似乎都充满着温情与爱恋。尤其与基地的中国官兵,更是结下了真正的兄弟情谊。卡瓦廖夫喜欢文学,爱好摄影,崇拜自然,生性好玩,天生浪漫。但是,他在基地一年多的日子里,把全部精力与才华都用在了发射场上,是来华专家中加班最多、玩得最少的一个。

一天,卡瓦廖夫找到将军,诚恳地说:“李将军,从今天晚上起,我想加班给你们讲课。”

将军早在北京长辛店火箭技术讲习班就听过卡瓦廖夫讲课。在所有苏联专家中,将军感到这位英俊的中校军官和罗金上校一样,授课最认真,解答学员的问题最具体。因此,他立即安排技术员晚上加班听课。

当晚,讲课按时进行。不料卡瓦廖夫刚讲了半个小时,一位小个子苏联少校军官却突然闯了进来,坐在后排“听”卡瓦廖夫讲课。卡瓦廖夫见有人进来,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话锋一转,大谈特谈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以及西伯利亚的自然风情。后来,小个子军官离开了,他再把话题转回到导弹上。第二天,将军在篮球场上遇到卡瓦廖夫,卡瓦廖夫对他说:“昨天晚上那位小个子少校军官,你们要提防一点。”

但不幸的命运,很快落在了卡瓦廖夫自己头上。

一个周末的晚上,基地小礼堂的舞会如期举行。卡瓦廖夫中校先去舞厅转了一圈,然后悄悄退出,回到宿舍,拎着一个小皮箱,来到一间会议室。按事先约定,将军领着中方技术人员早已集合在此。卡瓦廖夫进门后,二话不说,打开小皮箱,从底层取出一捆图纸,缓缓展开,然后指着图纸,一点一点地给中方技术人员讲解。这张图纸中方技术人员从未见过,将军也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大家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一句不落地听着,一字不漏地记着。

而就在这时,苏联小个子少校军官突然冲了进来,指着摊开的图纸,叽里哇啦地对卡瓦廖夫说了一大堆,然后把图纸匆匆一卷,快速塞进了小皮箱。

将军腾地站起来,厉声问道:“你要干什么?”

小个子少校指着卡瓦廖夫中校的胸口,咆哮着说:“你问他,他最清楚!”

将军说:“你是军人,应该明白,在职务上他是你的上级。”

小个子少校说:“上级?哼,李将军,您知道我是干、干什么的吗?”

将军故意说:“你是火箭专家呀!”

小个子少校说:“我有自己特殊的职责。”

将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无可奉告。”小个子少校脖子一昂,提着小皮箱,出了大门。

此后一连几天,将军都没见到卡瓦廖夫,一打听,原来在苏联专家的党小组生活会上,卡瓦廖夫受到了严厉批评,近几天一直闷在屋里写检查呢。将军心里很不好受,立即找到新来的苏联专家组组长,替卡瓦廖夫求情。将军说:“那天晚上卡瓦廖夫加班讲课,是我安排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任!”

组长说:“李将军,卡瓦廖夫也要准备回国了。”

将军一惊:“罗金刚走,怎么卡瓦廖夫也要走?”

组长说:“将军,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上级的决定。”

将军问:“什么时候动身?”

组长说:“明天。明天先到北京,后天返回莫斯科。”

将军说:“卡瓦廖夫中校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他的工作还没结束,双方的合同也没完全履行,怎么中途就走了呢?”

组长面无表情,说:“我个人毫无办法,只能执行莫斯科的决定。不过,卡瓦廖夫走了后,他的工作我们会安排别人接替的。”

将军回到招待所,见到了正来找他的卡瓦廖夫。卡瓦廖夫说:“李将军,我已经正式接到了回国的通知,明天就要启程了,我想利用今天晚上,给中国朋友再讲最后一课。”

将军很感动,却又担心:“你这样做,万一……”

卡瓦廖夫说:“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反正已经决定我走了,不管我怎么做,回国后结果都一样。发射导弹,有很大的风险性,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明知有问题,不讲清楚就走人,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当晚,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卡瓦廖夫为中方技术人员讲课。中方人员都知道卡瓦廖夫明天就要走了,所以听得非常认真;而卡瓦廖夫的最后一课,也讲得格外卖力。时至12点,卡瓦廖夫才合上讲义和教案,动情地说:“尊敬的中国朋友们,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也许,今生今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些中国朋友,不会忘记你们给予我的种种帮助。能在这戈壁滩上与你们共事,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军人的朴实、坚韧以及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可惜你们的导弹刚刚起步,我就不得不离开了,作为一名导弹专家,未能善始善终地参加完这一工作,是我最大的遗憾!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导弹一定能从这儿飞上太空!”卡瓦廖夫说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里早已噙满泪水。

第二天,将军到机场为卡瓦廖夫送行。临别时,卡瓦廖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巧的打火机送到将军手上,说:“李将军,送你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但愿它能帮助你们点燃心中希望的火光!”

将军接过打火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作为军人,我们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不过,你是专家,回国后还可以继续搞导弹。”

卡瓦廖夫摇摇头说:“我有一种预感,回国后,导弹这一行我想是不会再让我干了。”

将军说:“那你怎么办?”

卡瓦廖夫说:“我想搞计算机。”

将军说:“计算机?计算机在发射场很重要吗?”

卡瓦廖夫说:“非常重要。计算机相当于人的大脑,搞导弹必不可少。没有计算机,将来远程导弹的设计和试验,根本无法进行!”

将军紧紧握着卡瓦廖夫的手说:“卡瓦廖夫中校,非常感谢你的提醒,祝你一路顺风!”

“李将军,祝你们导弹早日发射成功!”卡瓦廖夫转身登上专机,挥手道别。

十八

卡瓦廖夫走后的第二天,将军刚进办公室,秘书便将一份来自北京的密电递到他的手上。将军展开一看:

莫斯科来电表示,中国购买的苏制P-2导弹,须经苏联国防部部长批准,才能发射!……

看罢密电,将军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当时,发射场各系统已经准备就绪,而且基地指挥部向全体参试人员刚刚下达了发射P-2导弹的“1号命令”!“1号命令”下达后,不仅中方参试人员情绪倍增,苏联专家也很高兴——尤其是那些在基层的苏联专家,其高兴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亚于中国官兵。因为当时来基地的苏联专家分两类:一类是名副其实的高级专家,他们的军衔一般都是校官以上,无论在繁华的北京还是在荒凉的戈壁滩,各方面所受之待遇都是高规格的;另一类则名不副实,他们其实就是技术员、操作手,多是尉官一类角色。这类“专家”人数不多,薪水低,待遇差,既不住在“专家楼”,也没资格每周乘专机到北京和老婆享受“性福”生活,而是和基地连队的官兵住在一起,睡通铺,吃食堂;加之戈壁滩环境恶劣,再遇上中国天灾人祸,日子过得艰辛而又清苦。他们表面看上去很像“国际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真实心态却如同二战时期出征的俄国士兵,时刻都在渴盼战争快点结束。因此,基地“1号命令”下达后,这类专家和中国官兵一样,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不分昼夜,拼命加班!

而这次首次发射试验,按理说既是对中国发射队伍的一次检验,也是对中苏两国合作的一次考核,对于双方都是一件好事;何况中苏两国政府早有协议在先——协议明确规定,中国掏钱购买的这枚导弹在苏联的帮助下可以择机发射。那么往日情同手足、亲如骨肉的“老大哥”,为何自食其言、突然变故呢?

将军当即向正在北京开会的孙继先打去电话,询问电报背后的真相。原来,中苏上层之间出现矛盾后,苏联军方即国防部,突然改变主意,不打算再让中国发射苏制P-2导弹了,且态度强硬。面对苏联国防部的强硬态度,中方别无选择,只能与苏联国防部反复斡旋。经几番交涉,苏联国防部最后退了一步,原则上同意中国发射这枚导弹。但前提是,这次发射不能使用中国生产的液氧燃料,而必须订购苏联生产的液氧燃料!理由是液氧属于低温燃料,易燃易爆,为确保苏制P-2导弹的安全,必须按国际标准即苏联的标准严加控制!

但令将军不解的是,他与苏联专家打了一年多的交道,苏方从未说过中国生产的燃料不能用,更没任何人提起过要进口苏联生产的燃料,所以基地一直都在积极准备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现在发射在即,“老大哥”为何突然提出要进口他们生产的燃料呢?是因政见的分歧,还是故意刁难?是想趁机赚点外汇,还是真的对此次发射负责?

其实,中国在导弹的起步阶段,就重视导弹的燃料问题。发射导弹,燃料是关键,如同人之血液,没有它,导弹就上不了天。当时世界上使用的燃料有两大类:一类是固体,一类为液体。液体燃料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种,这次发射P-2导弹,采用的就是液体燃料。这种液体燃料又分为氧化剂和燃烧剂两种,发射“点火”时迅速混合,产生巨大推力,不仅研制难度极大,且易燃易爆,还有毒,使用起来十分麻烦。所以全世界除苏联、美国外,统统望而却步。中国刚开始搞导弹时,因为有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知道导弹的燃料的重要性,所以一开始钱学森就说,搞导弹、火箭,燃料很重要,中国科学院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开发中国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导弹、火箭才能越做越大,越射越远。因此中国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同时,顺便也打了个小算盘,或者说叫“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苏联到时能够提供现成的燃料,就用苏联的;万一苏联到时不能提供,就用中国自己研制的。于是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以及其他几个相关研究所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从1958年起就开始了高能火箭燃料的研制;此外,大连化学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也同时在搞高能火箭燃料的研制。化工部落实了生产“液氧”和“偏二甲肼”的定点工厂后,将军还曾经派专人到工厂督办过此事。

但燃料问题毕竟是中国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国虽然生产出了自己的燃料,检验燃料的标准却是中国自己定的,这些燃料到底能不能真正用于发射导弹,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北京的上层官员,还是基地的发射将军,谁都没有绝对把握;加上基地绝大多数官兵又是炮兵出身,只打过大炮,没发射过导弹,自然也就没使用过燃料。倘若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发射,万一失败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又承担得起这个责任?更何况,那是一个一切由“老大哥”说了算的年代,“老大哥”都说了不行,“小弟弟”还敢说不行?说了能行?

于是,中国国防部出于对苏联的信任,同时也为确保中国首次发射成功——当然也有几分迫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苏联的条件,同意订购苏联生产的液氧,并于1960年3月31日与苏联国防部补签了一份订购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1960年5月25日前,苏联的第一批液氧运抵基地;1960年6月5日前,苏联的第二批液氧运抵基地。同时国防科委于1960年5月16日,正式通知基地,P-2导弹的发射,暂不使用中国生产的液氧,改而使用从苏联进口的液氧。

接到上级的正式通知,将军稍稍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首次发射,出于安全保险考虑,使用苏联的液氧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单就发射而言,不管使用中国的还是苏联的燃料,只要把导弹打到天上,就是成功就是胜利!而一直受到西方世界胁迫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成功就是胜利!现在,导弹的燃料问题解决了,他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苏联的液氧;只要苏联的液氧一到,即刻便可发射!

然而,基地从4月初等到5月底,等了足足一个月,也没等到苏联的液氧燃料!

将军拿起电话,询问北京,北京答复说,苏联国防部承诺,5月28日前,液氧燃料可到基地。

基地只好继续等。可等到5月28日,苏联的液氧燃料还是没到。将军再次抓起电话询问北京,燃料到底何时能到?北京答复说,苏联国防部回话,要推迟到7月才能到。

将军是个急脾气,最怕的就是等,尤其这种不靠谱的等;又不得不等,不能不等。可一直等到6月底,苏联的燃料还是没到!

将军觉得情况有些不妙,和孙继先商量后,急忙叫来后勤部长张志勇,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傻乎乎地等下去了,必须主动出击!苏联承诺的日期马上就到了,你立即派一个小分队,先到东北中苏边境的小镇绥芬河去等。一旦苏联的液氧槽车出境,你们就地接收,然后马上运回来!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要不就来不及了。”

张志勇马上挑选出十名精干的技术员,组成一个押运燃料的小分队,接着召开紧急会议,下达紧急任务:“你们十个人的任务,就是马上赶到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等待接收苏联的液氧!苏联的液氧车到了后,迅速办好交接手续,马上赶回。途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必须安全、顺利地把液氧燃料护送回来。记住了,咱们中国的第一枚导弹能不能发射,关键就看你们能不能运回燃料了!”

小分队立即备上干粮,连夜启程,登上北去的列车。小分队的指导员叫韩连根,技术负责人叫周长林。周长林1958年7月毕业于北京石油大学,是第一批秘密分到基地的地方大学生。周长林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都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周长林是学生干部,又是活跃分子,于是一口气写下十几份申请,强烈要求到新疆油田工作,最后却被国防科委选中。那个年代穿军装吃皇粮,几乎是所有中国热血青年最奢侈的梦想;何况周长林是整个石油学院应届毕业生中唯一入选国防部队的人才,所以非常自豪!可周长林穿上军装后却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有一天领导召开秘密会议,说部队是搞导弹的,接着就宣读了《保密条例》。周长林听了后吓得心惊肉跳,担心自己有一天万一泄漏了国家机密怎么办?而和他一起入选的另一位女大学生更是吓得脸色苍白,双腿哆嗦,以至于本来家住北京和平门,当晚都不敢回家。领导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怕。领导问她怕什么?她说怕回家说梦话,向爸爸妈妈泄漏了国家机密!周长林到基地后分配在特种燃料处当助理员,主要工作就是跟着苏联专家筹建燃料库。为了搞出中国自己的燃料,周长林跟随一个专家组在全国跑了很多工厂,反复深入调研燃料问题。而正因为他熟知燃料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所以上车后,一路上满脑子想的全是燃料问题!

小分队赶到绥芬河后,当即投入接收燃料的准备工作。他们每天跑到边境线上,蹲在炎热的绥芬河车站,从早等到晚。饿了,啃上几口干粮;渴了,喝上几口凉水。可他们苦苦等了近一个月,每天出现在满洲里对面贝尔加斯克铁路线上的,全是苏联的大棚车和平板车,就是见不到一辆液氧槽车!

与此同时,在基地等待的发射官兵,与其说是等待,不如说是煎熬了!而以孙继先为首的基地领导班子更是每晚都睡不着觉,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小分队,盼望着苏联的液氧!因为导弹已经安装在了发射架上,检测程序已经做了100次,天天整装待发,夜夜值班放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将军更是望眼欲穿,坐卧不安,简直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将军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等燃料;第二件事,还是等燃料;隔三岔五,还给北京打电话,或向满洲里拍电报。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老大哥”的燃料就是迟迟不到!好比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黑压压一群炮兵早已进入阵地,只等炮弹上膛,便可发起总攻,可炮弹就是迟迟不见运到!将军为此非常窝火,一天骂上好几次:他娘的,这是什么事啊!

这天,将军实在憋不住了,跑到苏联专家顾问组,找到组长契尔科夫,气冲冲地问:“契尔科夫同志,你们的燃料为什么还不到啊?你是知道的,现在导弹已经竖在了发射架上,万一天气出现变化,是很危险的呀!”将军本想说,中苏之间是有合同的,你们应该按合同办事,应该遵守起码的合同规则啊!可话到嘴边,又像口水样咽回去了。

契尔科夫对将军的厉害有过领教。不久前,在中苏间的一次协调会上,一位苏联专家说了一句有损中国军人自尊心的话,将军当场拍了桌子,发了很大的脾气,契尔科夫对此留下很深的影响。所以契尔科夫客气地让将军坐下,而后拍了拍自己胸脯,很有把握地说:“李将军,请你相信,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向是讲信誉的,我们上级已经表示,燃料一定运到!你们就放心地再等等吧!”

契尔科夫拍完胸脯的第三天,将军刚走进办公室,脸色铁青的孙继先便将一封来自北京国防科委的密电递到了他的手上。将军打开一看,惊呆了——

苏联国防部已电告中国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再生产液氧,苏联方面已无法履行合同!

看罢密电,将军勃然大怒,一把撕碎电报,张口就骂:“他娘的,‘老毛子把咱们给耍了!”

孙继先气得嘴唇发抖:“这帮龟孙子,太不讲信誉,太不讲规矩了!”

“都是赫鲁晓夫这兔崽子干的好事,等有朝一日,咱们把导弹打上去了,气死这狗娘养的!”将军在屋里来回乱转。

“他娘的,什么不可抗拒的事故,我看就是政治谋杀,就是一场骗局!还口口声声‘同志加兄弟呢,还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呢,全他娘的放狗屁!”孙继先一拳砸在窗户上,震得房顶嗡嗡作响。

…………

就这样,两个发射将军,面对北方——苏联的方向,妈一声娘一声,高一句低一句,轮番开骂!

骂完了,骂够了,孙继先当即召开基地党委会。会上,众将怒气难消,一边开会,一边还不时骂娘!

会议最后决定:以基地党委的名义,代表全体官兵,上书中央军委,坚决要求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燃料!

报告当日电传聂荣臻。聂荣臻接到报告后,既高兴,又忧虑。近一时期来,聂荣臻的身体一直不好,原因是心情。自1959年庐山会议起,聂荣臻的心情几乎就没好过一天——不是不想好,而是没法好!一方面,庐山风云乍起;另一方面,中国要搞导弹。二者令他伤透脑筋,又无法回避。尤其是接到苏联国防部不能供应液氧的电报后,聂荣臻气得心脏病都犯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也非常气愤,说,苏联想用卡燃料的办法把我们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办不到!我们一定要想法把导弹发射上天!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同意基地的意见,发射P-2导弹,可以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

基地接到通知后,当即向中苏边境苦等燃料的小分队发去一封电报:

不要再等苏联的燃料了,马上赶往吉林102厂装运国产液氧!

小分队接到基地电报后,马不停蹄,连夜赶到吉林102化肥厂。吉林102化肥厂是当年化工部落实生产液氧的定点工厂,该厂从1959年起,在没有任何外来资料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液氧燃料的研制,经无数次试验,最后终于取得成功!该厂接到国防部的紧急密令后,昼夜加班,只用了五天五夜,便生产出了32吨液氧燃料;经厂中心化验室鉴定,32吨液氧质量全部合格!

在当地政府的秘密协助下,小分队护送着32吨液氧,火速踏上归途。为确保安全,吉林铁路公安处派专人负责处理列车行使中的各种问题。从吉林到酒泉基地,全程约4000公里,正常情况下,要走五天五夜。装运液氧的铁路槽车,是1959年中国专门从苏联“老大哥”那儿订购的。这辆铁路槽车外表看起来像新的,其实是一辆早就报废的旧槽车,车厢上连生产日期都没有,只在车厢表层喷了一层亮漆,再挂上一个新标牌而已。因此保温效果差,蒸发量大,途中一天就要损耗液氧1.5吨,五天就要损耗7.5吨!即是说,等液氧运到基地——到基地转注时还得损耗1吨——就只剩下23.5吨了。若真是这样,液氧到基地后三天内就得发射,否则液氧就不够用!于是,为了减少途中液氧的损耗,尽可能给发射留够充足的时间,周长林他们大胆修改了苏联的《槽车勤务指南》中的有关规定,将列车运行中的槽罐压力由常压改为一个大气压。这样,液氧的损耗量可由每天1.5吨下降至0.8吨。

然而,液氧的护送过程危险而又艰辛。液氧是零下183度的低温,车外烈日炎炎,车内却冻结出一层10厘米厚的冰霜,小分队的10个人登车后,像被人塞进了一个冰箱里,即使穿上厚厚的毛皮棉袄,也冻得瑟瑟发抖。由于液氧易燃易爆,专列每到一个站台,四周间隔20米就站着一个铁路警察,不能出现一个旅客。而且,车上车下,不能有一点点明火。专列无论是进站还是出站,常规信号灯一概禁止使用,只能用手电和小旗代替。为确保安全,小分队24小时昼夜值班,每人每天只能靠在凳子上或者躺在地板上,迷糊两个小时。

经五天五夜的连续奔波,载有液氧燃料的专列终于顺利抵达酒泉基地!由于官兵们没见过液氧,加上此前又听说中国的液氧不行,便愈加的好奇,围着液氧车不走,非要把液氧看个究竟。

将军这天特别高兴,便向周长林挥挥手,说:“就把液氧放点出来吧,让大伙开开眼界!”

周长林走过去,把液氧车的阀门轻轻拧了一下,一股液氧便冒了出来,与空气相遇后,嗖地窜起一股白烟,哧溜一声,比风跑得还快。

战士们大失所望,说:“这液氧有什么了不起呀,不就是我们老家烧柴火做饭时冒的烟吗!”

将军安顿好液氧槽车,然后把苏联燃料专家斯捷潘诺夫请到现场,请他亲自指导中方技术人员,对中国生产的液氧做一次取样化验和全样分析。

化验室设在发射场附近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条件虽然简陋,化验手段却基本具备。很快,液氧化验和分析结果出来了。其纯度、比重、黏度、闪点、杂质等各项指标显示: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符合P-2导弹发射的技术要求!

将军拿着化验报告,看了又看,高兴得像个第一次考了100分的孩子。他抓起电话,把喜讯告诉了孙继先。孙继先说:“快,把化验报告送苏联专家组组长契尔科夫看看!”

契尔科夫住在基地苏联专家楼。将军敲响契尔科夫的房门时,契尔科夫正在屋里一边审阅资料,一边喝着从莫斯科空运过来的伏特加。将军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将化验报告递到契尔科夫的手上,说:“契尔科夫同志,我们的液氧化验结果出来了!”

契尔科夫连看都不看一眼,便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

将军犹如当头一棒,沸腾的心凉了半截:“为什么?”

契尔科夫说:“你们生产的燃料不可能合格。”

将军说:“契尔科夫同志,我们刚刚化验过了,没有问题呀!”

契尔科夫说:“液氧燃料的化验,一定要使用国际标准,你们中国现在的化验条件,还不具备国际标准,那怎么行啊!”

将军说:“这可是你们的燃料专家和我们一起化验的呀,怎么会不行呢?”

契尔科夫道:“李将军,这是发射导弹,不是放风筝,搞不好,是要死人的!”

将军一下急了:“真死了人,我们自己负责,与你们无关!”

契尔科夫说:“李将军,你说得对,死了人你们负责,因为死的是你们中国人!但是,导弹出了问题呢,谁负责?你能负得了这个责吗?别忘了,李将军,你们要发射的这枚导弹,是苏联人设计的,它姓苏不姓中,一旦发射出了问题,这个责你们中国负得起吗?”

将军意识到契尔科夫是在存心刁难,以他的脾气,真想“赏”对方一个耳光。但他强压火气,告诫自己:为了中国的导弹,再忍一忍,再忍一忍!

将军转身来到孙继先办公室,说了说情况,孙继先气得直骂娘,抓起电话,叫来吕琳部长,说:“走,他娘的,咱们找他问个明白!”

三人来到契尔科夫住地,孙继先一见契尔科夫就说:“契尔科夫同志,请你跟我走一趟。”

契尔科夫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去哪儿?”

孙继先扬了扬手中的化验单,说:“去化验室,我们一起再做一次检验!”

“这……”契尔科夫见三人都整整齐齐地虎着脸,只得跟着去了化验室。

第二次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结果与第一次一样:燃料合格,可以使用。

孙继先拿起化验报告,一声不吭,递到契尔科夫的手上。

但契尔科夫看了后,仍坚持说:“孙将军,我要郑重地告诉你,给导弹加注燃料,非常关键,只要有一点点问题,都将酿成大祸!我们对燃料的检测,向来有着严格的标准,不像这戈壁滩上的士兵,只要饿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肚子里填。何况这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援助中国的第一枚导弹,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有半点马虎!”

孙继先尽量压住自己的火气,说:“契尔科夫同志,刚才的化验过程和结果,你都亲眼看见了,中国的液氧没有问题。你手上拿着的这份报告,就是事实,就是依据。如果你硬要说不行,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对,契尔科夫同志,请您尊重一下事实。”将军指着身边的苏联燃料专家斯捷潘诺夫说:“这位是你们的燃料专家,我们是在你们的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化验,化验过程他一直亲眼目睹,凭什么说我们的燃料不行?”

契尔科夫说:“据我们的了解,你们吉林化工厂不是一个正规的化工厂,而是一个小小的化肥厂!明白吗?化肥厂!想想看,化肥厂是生产肥料的,怎么能生产发射导弹的燃料呢?何况这个化肥厂也不正规,它生产出来的燃料是有杂质的,这种有杂质的燃料一旦加注到导弹的肚子里,结果是灾难性的!”

孙继先回敬道:“你这是什么逻辑!化肥厂怎么啦?化肥厂就不能生产燃料啦?燃料行不行,关键是看合不合格,与什么工厂无关,只要合格,就能发射!”

契尔科夫说:“如果你们要用这种燃料发射,那我们就不参加,也不负责!”

孙继先一下站了起来,怒斥道:“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负责,用不着你们负责!”

将军也按捺不住了,大声说道:“契尔科夫同志,你别忘了,为了发射这枚导弹,我们请你们来,我们国家是付了昂贵代价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们一个少尉军官一个月的工资,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好几倍!再说了,有关燃料问题,中苏两国政府之间是有协议的,你们应该按协议履行你们的职责!”

契尔科夫说:“那你们找我们政府好了。”

将军桌子一拍,吼了起来:“你在这里,代表的就是你们政府!”

契尔科夫一看两位将军真的动了肝火,马上改变态度,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对不起,请二位将军谅解,上级的指示,我不能违抗。”

孙继先说:“我看你们就是存心在卡我们!”

将军怒气未消,说:“背信弃义,不讲信誉!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谋杀!”

两位将军一甩手,走了,脚步噔噔的。

十九

很显然,中国能不能发射P-2导弹,不是燃料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苏联政府想不想让中国发射的问题。

由于发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北京上层只好与苏方再次交涉;而与此同时,钱学森则让国防部五院负责发动机生产试制的专家,把液氧化学分析资料送给苏联专家施涅金,请他给出一个结论。

施涅金是苏联驻中国国防部五院发动机专家组组长,苏联专家队伍中的技术带头人。此人正直善良、学识渊博,对液氧的鉴定颇具权威性;施涅金先生最后在中方的送审报告上写道:“中国生产的液氧,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可以使用。”

遗憾的是,施涅金写下结论后不几天,苏联国防部便通知他离开了中国。

而此期间,发射场上的官兵们一边等待,一边坚持合练。合练时,他们要求在导弹初级点火时把液氧试验一下,苏联专家也不同意。孙继先便指示周长林他们说:“你们抓紧时间,利用这些液氧做一些研究和试验,否则,液氧就全他妈浪费了。”

周长林立即组织特燃库化验室的八位同志,分成三个小组,加班加点,分别对液氧的含油、机械杂质过滤等,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最后取得几百个试验数据,让中方人员对液氧的使用和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提高了技术水平。

这天,将军实在忍受不了等待的煎熬,走出办公室,想透透胸中的闷气。这些日子来,燃料问题搞得将军焦头烂额,甚至夏季已经来临了,他都没感觉到。将军不知不觉来到特种燃料仓库,几辆闷罐车静静地停在那里,周长林等人蹲在旁边,看样子情绪非常低落。将军走过去,刚想问什么,一股异常的味道突然钻进鼻孔,他立即意识到,这是液氧蒸发后发出的气味。

将军问:“液氧现在情况怎样?”

周长林说:“液氧运回基地后,还剩大约28吨,近日天气渐渐热了,每天蒸发的数量正逐渐加大!”

将军说:“现在每天蒸发多少?”

周长林说:“大约500公斤。”

将军一惊:“500公斤?!现在还剩多少吨?”

周长林说:“大约20吨。如果能尽快发射,现在的液氧还能满足发射的要求;要是继续这样蒸发下去,到时肯定不够用!”

将军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恐慌的感觉。他叮嘱了周长林几句,然后转身离开特种燃料库,直奔孙继先办公室。将军一见孙继先就说:“老孙,发射不能再等啦!”

孙继先说:“不等怎么办?”

将军说:“现在液氧每天挥发得厉害,再这样等下去,我们好不容易弄回来的几十吨液氧就全他妈报废了!

孙继先说:“是呀,我也很着急。可北京还在和苏联交涉,我们自己无权决定。”

将军非常气恼:“交涉个屁!他娘的,完全就是故意刁难!”

孙继先直摇头:“是呀,如果仅仅是燃料的问题,不该这么复杂。我看这燃料的背后,全他娘的是政治!唉,弄不好,我看这几十吨液氧真的要报废了!”

几天后,基地终于接到了国防科委的正式通知,通知说,在中国国防部的再三催促下,苏联国防部终于做出答复: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宜这次发射;若要发射,必须重新订购苏联生产的燃料!

面对这份通知,两位发射将军愤怒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只有关起门来,你一句,我一句,大声骂娘!

骂完娘,将军又匆匆赶到发射大队。

发射大队的官兵们得知燃料的消息后,肚子气得鼓鼓的,当晚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始终没一个人动一下筷子,不少战士还流下了眼泪。他们万万没想到,度日如年,昼夜煎熬,从冬等到春,从春等到夏,最后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面对发射大队的官兵,将军再次忍不住发了脾气,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一个苏联专家在基地一天的生活费,足够中国的一个老百姓吃上半年!可他娘的,咱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们,他们也口口声声说是咱们的‘老大哥,没想到到头来却把咱们狠狠坑了一把!大家想想,如果要重新订购苏联的燃料,就意味着咱们好不容易从吉林护送回来的几十吨国产燃料只能统统报废!他娘的,这不是骑在咱脖子上拉屎吗!”

将军一说完,官兵们更愤怒了,立即纷纷咆哮起来:

——对,这是“老毛子”在耍花招,故意刁难咱们!

——咱们用自己的燃料,不用“老毛子”的燃料!

——中国人有志气,不受“老毛子”的窝囊气!

——去他娘的“老大哥”,离了他们,咱们照样把导弹打上天!

然而,志气归志气,问题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液氧不准使用,苏联的液氧还须重新订购;导弹发射遥遥无期,几十吨国产液氧放在发射场,等于放着一个几百吨TNT当量的炸药包!而且,多放一天,就多一份危险,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孙继先主持的基地党委会上,会议最后被迫决定:将剩下的20吨液氧全部倒进沙海!理由很简单:既然液氧早晚都要蒸发,与其让它慢慢蒸发,不如干脆一下全部倒掉!

倒掉液氧燃料的时间定在下午5点。这是戈壁滩上一个奇特的黄昏,残阳把夏日的天空染得血红血红,千古荒原一片肃穆悲壮;排泄燃料的加注兵早早来到距离发射场10公里外的一片沙丘上,默默地注视着液氧槽车,一动不动;而四周,是数千名赶来为燃料送别的发射官兵,远远站在一旁,像是为出征的战友壮行,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屈辱的泪水,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愤恨的痛苦,甚至不少战士还狠狠地瞪着北方,咬牙切齿,偷偷骂娘!

将军乘坐69嘎斯吉普车悄没声息地来到现场,饱经风霜的脸上胡子拉碴,像冬日长满野草的戈壁,冰冷生硬,没有一丝表情。将军一声不吭,双唇紧咬,像锈住了一般!除了数千名发射将士怦怦的心跳声,是一片可怕的静!

不知过了多久,将军才收回目光,最后看了一眼冒着青烟的液氧槽车和泪流满面的战士,而后手臂一挥,大吼一声:“开始——放!”

霎时间,大地嗡地晃了一下,从液氧槽车里排泄出来的液氧气体,像团团雾霭,片片云朵,白茫茫,凉飕飕,缓缓升腾起来,千古荒原仿佛只剩下一种颜色,很快罩住了半个天空……

就这样,中国人辛辛苦苦研制出来的价值150万元人民币的20吨液氧全部白白倒进了沙海!那一刻,数千名在场的发射将士悲痛至极,哽咽不止,伤心的泪水纷纷滴落在了滚烫的沙土上。

半小时后,液氧像蒸汽一般挥发殆尽,只留下一片淡淡的白烟,在天际久久萦绕;落日渐渐复现,鲜嫩浑圆,彤红如血;戈壁的天空透明如初,千古荒原,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

望着渐渐消失的20吨液氧,将军悲痛万分,心如刀绞,双手抱住脑袋,一下蹲在了地上。片刻,将军突然站起,冲着戈壁滩,疯了似的吼了一句:

“我操你八辈子祖宗!”

二十

1960年7月的一天,将军收到了苏联专家卡瓦廖夫中校的来信。将军后来得知,不少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奉命回国后,几乎都改行做了其他工作,有的还受到了国防部的审查。而且,液氧事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它将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的来临!

果然,1960年8月2日,基地接到了正式通知:苏联政府将全部撤走在华专家!

当将军接过这个通知时,五雷轰顶!当晚,将军把自己关在屋里,抓起石锁,整整举了100次!而后,接着再举!一直举!在导弹即将发射的关键时刻,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基地,他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早在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提出要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苏方首先为中方扣上一顶“对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不友好路线”的帽子;同时还称“苏联政府是根据苏联专家的愿望将其召回的”。紧接着,苏方不等中方做出回复,又第二次照会中国政府: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走1390名全部援华的苏联专家;终止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技术合同——343项专家合同和257项科研合同;归还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时欠下的350亿元债务!7月31日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通过苏达利柯夫照会苏联政府。中方以大量事例,义正辞严地逐条反驳了苏方对中方的无理指责。但苏方不屑一顾,一意孤行,依然坚持实施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7月6日起,撤离援助中国原子能领域的苏联专家;7月29日起,撤离援助中国核工业领域的233名苏联专家;8月1日起,撤离援助国防部五院的苏联专家;8月7日起,撤离援助酒泉基地的苏联专家!

紧接着,8月3日,基地又接到了国防科委的秘密指示:

一切希望都要建立在自己拼命去搞的精神和工作安排上,不要存在任何向外去要的打算,哪怕是微小的一点打算,在目前都不适宜,也达不到任何一点目的。你们提出的再向他们索取遥测弹照片、急供9号尚缺器材等,都不要企望,目前主要向专家学习技术知识。如无器材,主要是先弄清所缺一切东西的名称、性能、任务、构造及元件等问题,以便我们自己研究和自制。此外,除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去鼓励感谢专家外,还应提高警惕,防止个别不怀好意分子对资料、设备的破坏。

看完国防科委的这个指示,将军一个电话,把“地-地”导弹部部长吕琳叫到办公室。

吕琳部长简直不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他说:“怎么说走就走啊?住个旅店蹲个茅坑,还得打个招呼呢!”

将军说:“没办法,弱国无外交。从今天起,我们不能再有任何依靠外来援助的幻想了,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抓住最后机会,想方设法,尽量从苏联专家那里多掏点东西出来!另外,虽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但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友好的,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绝不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小人!在这节骨眼上,不能感情用事,节外生枝,只要顺顺当当地把他们送走,就是胜利!你马上去一趟北京,购买一些礼品,表示一点我们的谢意。”

当天,吕琳部长便乘坐基地专机,专门飞往北京,采购了不少富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其中有的礼品,是特意送给“老大哥”的夫人的,然后再乘专机返回基地,把礼品送到“老大哥”的手上。

而中苏个人之间,也私下相互赠送礼品。比如赵贤愚,最早曾陪同苏联专家搞过发射场的勘测定点工作;苏联专家到基地后,尤其和一位叫耶尔玛科夫的苏联专家交往甚密,感情颇深。耶尔玛科夫是二战时期苏联空军的一位战斗英雄,对赵贤愚等中国官兵十分友好,非常热心于中国的导弹事业。因此,当将军要求翻译们在苏联专家离开基地之前尽快接近苏联专家、争取多掏点东西出来时,赵贤愚马上找到耶尔玛科夫,把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而耶尔玛科夫也将自己最心爱的一架卓尔基相机送给了赵贤愚(此相机后来赵贤愚交了公),还给赵贤愚讲了不少有关发射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发射场的苏联专家接到了回国的正式命令:六十多名苏联专家,将分三批撤离基地!接到命令后的苏联专家,心情同样不是滋味。他们中虽然有的人很不友好,出言不逊,甚至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人并不乐意离开基地。原因很简单,他们刚刚熟悉、适应了中国发射场的工作和戈壁滩的环境,突然离开,缺乏心理准备,感到很别扭。

因此,这部分专家深感内疚,临走前想方设法为基地做了不少具体而又实惠的事情。比如,有的仔细讲解某些关键技术岗位;有的手把手示范某些动作要领;有的悄悄留点实用的资料;有的主动提出某些疑难问题。在基地工程部欢送第一批苏联专家的宴会上,斯捷潘诺夫和布利瓦洛夫斯两位苏联专家还向工程部部长诚恳地表示:“我们来华工作,按合同规定,还不到期,任务也没完成,但上面叫我们返回,我们只得服从,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在基地工作期间,你们在生活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好的照顾,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由于这些专家在一些细节上给予了指点,使基地减少了不少损失,少走了一些弯路,为中国导弹的日后起飞做了铺垫,以至于多年后孙继先将军说起这些专家时,还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说:“那才叫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而在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同样也有真正的“老大哥”。譬如,前文中提到的施涅金先生。施涅金先生得知自己的政府要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时,诚恳地向中方人员表示说:“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我想不通,导弹的仿制工作即将完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撤走呢?我是苏共党员,组织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但心里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的。”说完,竟歉意地流下了热泪。施涅金先生离开中国时,国防部五院送给他的礼物,是一个可以九层转动的象牙雕刻球;而他送给国防部五院的礼物,则是一本自己撰写的关于液体发动机的专著,并签有自己的大名。在机场分别时,施涅金先生还对中国专家说:“将来中苏关系恢复了,我一定还会到中国来看老朋友的!”三十三年后,即1993年,已是九十高龄的施涅金先生果真再次来到中国北京,而且是自费。施涅金先生与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的张均以及许多当年一起工作过的中国专家见了面,彼此进行了诚恳的交谈;当他亲眼看到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航天大国,并听说中国即将发射宇宙载人飞船,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时,非常激动,他说:“我早就知道,中国一定行,一定行!”

1960年8月7日,酒泉基地以党委的名义,代表全体官兵,向苏米洛夫为首的九位苏联专家举行隆重的欢送宴会。宴会上,孙继先首先向九位苏联专家赠送“中苏友谊”纪念章,而后发表临别感言。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走,对身为基地司令官的孙继先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孙继先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按上级的要求,他不光要继续笑脸相伴,伺候好“老大哥”,而且发表临别感言时既要表明中国政府的观点、立场,又不能伤害了苏联专家的感情。至于具体如何拿捏得当,就看他自己了。孙继先是行伍出身,干这种咬文嚼字的活,比当年攻打一个山头还难!他折腾了两个通宵,才完成临别感言。从来不喜欢拿着稿子说话的他,为慎重起见,这天也不得不拿着稿子照本宣科。

孙继先念完,有掌声,有泪水,也有沉默。

接下来,基地九位将军纷纷举起酒杯,与九位苏联“老大哥”一一敬酒。但双方喝酒多,说话少;有的只喝酒,不说话。宴会气氛,三分热烈,七分尴尬。

当晚,基地还为苏联专家举办了最后一次舞会。舞会气氛压抑,情绪低沉,连音乐的调子仿佛都充满了淡淡的忧伤;甚至有的苏联专家在与中国姑娘跳舞时,依依不舍,泪眼汪汪。舞会结束后,不少苏联专家还送给文工团的姑娘们一些小礼物,比如一枚列宁头像的小徽章,或者一副非常精致的扑克牌,等等。

8月24日,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撤离基地。中方组织了庞大的欢送队伍,列队站在基地礼堂两旁,有的舞着红绸,有的举着鲜花,有的敲着锣鼓,有的喊着口号,向苏联专家纷纷致谢,一一道别!

专车到达机场,中苏两国的专家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依依不舍。有一位苏联专家对苏联政府的做法不满,愤愤不平,临上飞机前,还悄悄对孙继先说:“苏联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不是苏联人民的政策。如果有一天赫鲁晓夫下台了,我相信一切都会改变的!”

苏联专家到北京后,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基地文工团正在北京排练节目,基地要文工团的团员们去机场欢送苏联专家,并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这本是一件好事情,可文工团的一位姑娘在机场与一位“老大哥”告别时,“老大哥”突然用一种俄罗斯的礼节方式亲吻了姑娘一下。姑娘曾经和这位“老大哥”在基地多次跳过舞,彼此很有好感,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也许还有爱情。但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突然而至的吻,姑娘顿时惊慌失措,失魂落魄!因为姑娘非常清楚,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位“老大哥”已经不再是亲爱的“老大哥”,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坏家伙”!于是刹那间姑娘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竟然扬起手臂,啪的一声,旗帜鲜明地扇了这个“老大哥”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后抹着委屈的泪水愤然离去!

此事很快惊动了苏联大使馆,直至外交部,苏联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幸而那位亲吻过中国姑娘的“老大哥”一再表示,纯属误会,责任在他;而中方又对姑娘及时做了复员回家的处理,最后才避免了中苏间一场政治事故的发生。

然而,这位姑娘最终还是难逃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姑娘尽管在家已隐居多年,还是被人“挖”了出来,说她当年与“苏修分子”跳过舞,谈过爱,是个里通外国的“大破鞋”!于是,姑娘再次被打入生活的底层,从此孤守一生,不再嫁人。据说,这位姑娘其实一直深爱着那位吻过她的苏联“老大哥”,而那位“老大哥”也始终深爱着这位中国姑娘,只因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两人才不得不把各自的爱深埋心底。在此后中苏两党政治对峙的数十年时间里,姑娘一直偷偷坚持学习俄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不堪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而且,姑娘自从被那位“老大哥”亲吻后,一生中再也没有碰过第二个男人,也没有第二个男人碰过她;唯一碰过她一次的男人,便是那位当年的“老大哥”后来的“苏修分子”!

(全书45万字,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杨新岚